第十一章
“某些审讯，”斯迈利凝视着跳动的火焰说道，木柴正在熊熊地燃烧。“并不是什么审讯，而是受伤心灵之间的交流。”
他谈到了他是如何盘问那位代号为“卡拉”的莫斯科中心间谍头子，斯迈利好不容易才招降了他。但是对我而言，他说的只是那个可怜的弗利文，而据我所知，斯迈利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
那封告发弗利文为苏联间谍的信件在星期一晚上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信是星期五从伦敦西南区以第一类邮件寄到总部的，值班的助理登记员星期一上午在信上注明了“呈HIP阅”，这是一个瞎编的头字语，意思是审讯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自己；不过在某些人看来，那个“H”（Head：处长）应是“R”（Rest：休息），意思是——你就好好在审讯处休息吧。等到总部的绿色邮务车在诺森伯兰大街将少得可怜的邮件卸下时，已是下午五点。按照审讯处的习惯，这么晚才送来的东西，要到明天才会处理。但是我想改变这一切，而且也正好没事可做，于是我立即拆开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附笺被别在信上，每一张附笺都有铅笔写的字。总部发给审讯处的指示老像是在下命令给一个白痴一样。第一张短笺是这么写的，“C·弗利文经查证应是西里尔·亚瑟·弗利文，外交部的译电员。”接下来即是有关弗利文的全面审查资料，以及白色的档案号码，这样大费周章其实是要告诉我，他并没有任何不良的记录。第二张短笺上说，“S·莫德瑞经查证应是谢尔盖·莫德瑞。”下面还是跟着一大串参考资料，但是我没去管它们。在俄国部门工作了五年之后，谢尔盖·莫德瑞这名字对我来说就是谢尔盖，对其他人也是一样；老谢尔盖，是个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负责主持莫斯科中心安置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的一个庞杂情报分部。
如果我曾想过明天再读这封信，那么是谢尔盖这个名字让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也许又是些胡说八道的废话，但我还是按规矩办事。
呈
外交部安全部门主管
西南区唐宁街
敬启者：
这封信旨在通知您，过去四年中，得以持续并定期地经手极机密等级以上文件的外交部译电员C·弗利文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秘书S·莫德瑞暗中来往，而且并未在年度审查报告里交代此事。已有机密资料流入对方手中。莫德瑞先生目前下落不明，事实上他最近已被召回苏联。信中提及的C·弗利文迄今仍住在萨顿市山狸路栗树巷，而莫德瑞至少去过那里一次。目前C·弗利文过着极其孤绝的生活。
A·帕特里 敬上
这封信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洁白的A4纸上没有水印。上面注明了日期，标点符号用得过多，但字母拼写正确，信封摺得有棱有角，不过没有寄信人的地址。这种信是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事做，于是便去福尔摩斯酒吧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逛到总部。我办好手续，走进文书组的阅览室，抽出档案。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的会客时间，我来到伯尔的等候室，先告诉他那位光鲜的私人助理我的名字怎么拼，而他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似地。莫斯科站的勃洛克排在我前面。我们津津有味地讨论着板球，直到有人喊了他的名字才就此打住；而且在谈话过程中，我们也尽量避谈他曾在俄国部门为我工作的事，最近一次他为我调查布莱尔的案子。几分钟后，彼得·吉勒莫手里拿着一叠档案，看上去好像宿醉未醒地走了进来。他最近成了伯尔的秘书长。
“老兄，如果我挤到你前面来，你不会介意吧？我是被紧急召来的。这家伙好像要我睡觉时还得工作似地。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道德腐化了。”我说。
没有任何地方能完全像情报局一样——也许除了莫斯科以外——能让一个人在一夜之间大权旁落，变得无足轻重。在巴利·布莱尔变节后的动荡中，甚至连伯尔的前任者，那位机灵的克利夫，都没能在第五处的滑溜地板上站稳脚跟。上次听到的消息是他正要启程去接任有益健康的盖亚纳站站长一职。只有我们那位怯懦的法律顾问哈利·帕弗里还是一如往常平安度过了这次考验。当我走进伯尔那间明亮的办公套房时，帕弗里正悄悄地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不过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他堆出了笑容来迎接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刚正不阿些，他最近开始留起小胡子。
“奈德！太好了！我们中午一定要一起吃顿饭。”他兴奋地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就溜掉了。
就像他这间办公室一样，伯尔是一个十分摩登的人。他的出身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但是我已经不再过问了。有人说他是广告业出身，也有人说他来自伦敦商业界，还有人说他是律师协会的一员。审讯处收发室三个说话风趣的人说他根本没什么出身：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身穿两件式蓝色高级西装，脚着饰有扣环的黑亮漆皮鞋，浑身散发出刮胡水和权力的味道。他身材高大，动作敏捷，出奇地年轻。你若抓住他那柔软的手，会因害怕捏痛他而立即松开。弗利文的档案正放在他面前的大办公桌上，而我昨晚草草写下的记录就别在档案的封面。
“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在我坐下之前，他用带有英格兰北部口音的英语问道。
“我不知道。此人消息灵通。不管是谁写的，肯定都花了一番功夫。”
“大概是弗利文最好的朋友吧。”伯尔说道，好像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似地。
“他知道莫德瑞最近的动向，对弗利文的门路也很清楚，”我说。“他还知道全面的审查程序。”
“但是他干得并不漂亮，对吧？如果这个人知道内情，这么做就不见得漂亮吧？他最有可能是弗利文的同事，或是他的女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想到伯尔会连珠炮地发出这么一大串问题。在审讯处干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让别人这样催着我。
“我想我必须先知道，你是不是想让我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我为什么要说不呢？”
“这件事超出了审讯处的工作范围。弗利文的管道大有来头，他的部门掌管英国行政中心最精密的通讯传达工作。我认为你会让安全局来接管这件事。”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权责。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那么这纯粹是一个安全调查的问题。”
“情报是我们获知的，信也是我们收到的，该是我们职责内的事。”伯尔反驳道，他的直率语气暗暗地振奋了我的心。“那群该死的家伙。当我们确定弄到的是什么资料之后，再决定如何行动。海德公园对面那些拘泥固执的混蛋只会想着搜集足够的证据去起诉，然后滥发奖章。但是我收集的情报要有实用价值。如果弗利文是坏人，也许我们可以让他继续活动，然后让他转为我用。也许他还能让我们和莫斯科的莫德瑞弟兄拉上关系。谁知道呢？那些负责安全的专家们一定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你大概还是宁愿让俄国部门来处理这件案子吧。”我顽强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他眼中，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因为在他这个年龄，还是会觉得失败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可是他现在好像是要我告诉他，为什么他不能仰仗我。
“并没有规定明令审讯处要进行这种活动，”我解释道。“我们只管接待工作和聆听那些寂寞之人诉说心事。我们没有依据可以进行秘密调查，或是指派间谍。我们也没有得到授权去追查弗利文这样的嫌疑犯。”
“你可以窃听电话，不是吗？”
“如果你能替我弄张许可证，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你可以指派跟监人员，不是吗？他们说这种事你干过好几次了。”
“除非有你亲自批准。”
“如果我批准呢？那审讯处就有权进行调查了。这方面你很擅长。这是一个审查问题，对吧？是到了对弗利文进行审查的时候了，对吧？那就审查他吧。”
“在进行全面审查时，审讯处应该事先向安全局打个招呼才对。”
“你就当已经打过了。”
“不可以，除非我有白纸黑字的公文。”
“噢，你当然可以。你可不是个情报局的小差役。你是伟大的奈德啊。你违反的规章与你遵守的一样多。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你也认识莫德瑞。”
“不太熟。”
“到底有多熟？”
“我和他吃过一顿饭，打过一次回力球。这谈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球？”
“在兰斯顿。”
“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
“当时莫德瑞正式通知我们他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里的联络人。我试图和他在巴利·布莱尔这件事上做笔交易，交换情报。”
“你为什么没有成功？”
“巴利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他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交易。他要他的女人，不要我们。”
“他是怎么玩这场游戏的？”
“他很狡猾。”
“你打败了他吗？”
“是的。”
他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定神审视着我。此时的我像是被一个婴儿打量着。“你能处理这件事，对吧？不会对你造成太大压力吧？你这一生做过不少好事。我知道你也是个慈悲为怀的人，不像这个单位里有些家伙，没心没肺的。”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
他没有回答我。或许还不到回答我的时候吧。他像是在心里琢磨着什么似地。
“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个年头谁还会相信婚姻呢？”他诘问道。那口乡音更加浓重，彷佛他已不受压抑了。“如果你想和你的女朋友一起生活，那我会劝你尽管去做。我们调查过她了，她不是任何人头痛的对象，她既不扔炸弹，也没有暗中同情谁，或是吸毒。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她是一个过得不错的好女孩，你算是幸运的了。你到底想不想接这件案子？”
一时之间，我竟答不上来。伯尔会知道我和莎莉之间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你最好在让别人记上一笔之前主动把事情写下来，所以这件事我已经向人事主管作了交代。不，让我无话可说的是伯尔的平易近人，是他那种迅即洞悉我心的能力让我心悦诚服。
“如果你能为我担待点并提供消息来源，我当然接受。”
“那就这么说定了。随时让我知道进展，但是不要说太多——别哄我，有坏消息就直说。他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说的是我们这位西里尔。我想你该读过罗伯特·穆齐尔的书吧，不是吗？”
“我恐怕没读过。”
他拉开弗利文的档案。我之所以说“拉开”，是因为他的手柔软无力，让人觉得他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份档案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来和这个叫做“铅笔”的怪物好好谈谈。
“除了音乐之外，他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固定的兴趣，没有妻子，没有女友，没有父母，没有金钱上的烦恼，甚至没有变态的性欲。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伯尔抱怨着，接着他翻到档案的另一部分。我心中不禁暗自问道，他哪来的时间读这份档案？我想是凌晨。“一个有你这种经历，并且以处理现代文明问题及其不满为业的人，怎么能不具备罗伯特·穆赛尔的智慧而应付自如呢？等没事的时候，我可要请你回答这个问题。”他舔了一下大拇指，随即翻开另一页。“他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
“我还以为他是独子。”
“我不是在说他的兄弟姊妹，你这个傻瓜。我指的是他的工作。他那个枯燥乏味的译电办公室里有五位职员，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职级相同，上班时间也相同；他们处理一样的文件，脑子里也想着一样肮脏的东西。”他直视着我。他从来不曾这样看我。“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写信的人没说。这实在很奇怪，他们通常是会说的。无聊——这个解释怎么样？无聊和贪婪，这是这个年头他们会这么做的唯一动机。还有报复，这是个千古不变的动机。”他低头阅读档案。“这五人中只有西里尔没有结婚，你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个同性恋，你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同性恋。问题只是你的哪一部分会显现出来。他没有头发，看到了吗？”他一翻而过，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时我偷偷瞄了弗利文的照片一眼。伯尔实在是精力过人。“我想这也还算不上什么罪恶？秃头不会比结婚更有罪。我应该知道的，我结了三次婚，还不是好好的。这不是个一般的告发案件，对吧？所以你才会在这里。写信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认为写这封信的人是莫德瑞，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我在问你，奈德，不要和我绕圈子。我可是满脑子坏主意。也许莫德瑞想在他返回莫斯科的时候留点麻烦让大家解决吧。当莫德瑞开始动脑筋时，可说是一只狡诈的小猴子。我也看过他的资料了。”
什么时候看的？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看的？我又在心中想着。
前前后后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为我举出各种可能性，看看是否找得出原因。最后当我精疲力尽地走进接待室时，我又撞见了彼得·吉勒莫。
“雷纳·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他，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彼得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伯尔？是我的好伙伴啊。多年来雷纳一直是斯迈利的‘王位’继承人。是斯迈利将他从充满劫难的命运中救出的。”
至于莎莉，我那位外遇女友，我该怎么跟你们说呢？她总是来去自如，而我却成为她的俘虏。而莫妮卡则在我的势力范围之内。她服务于情报局，我们之间的关系仍受到同一套规章的限制与连结。但是对莎莉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年公务员，早已不知什么是享乐了。莎莉是一名设计师，有时也是个酷爱戏剧的舞者，她认为生活中的其他部分都是虚无飘渺的。她身材修长，聪明过人，有时我会觉得她让我想起了斯泰芬妮。
“船长，要和你见面吗？”戈斯特在电话那头大声说道。“推翻我们的西里尔吗？先生，这是我的荣幸！”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客室见面。这次我的身分是约克上尉，又是一个正做着例行工作的惹人厌调查官。戈斯特是弗利文那个译电科的科长，这个科有一个大家较熟悉的名字：战车。戈斯特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色狼。脚步蹒跚，满脸傻笑的他，甩着手臂，小嘴就像虫子一样地蠕动着。他在坐下来时，撩起西装的下摆，像是要把屁股露给别人看似地。然后就像歌舞女郎那样将一条肥腿一踢，极富挑逗意味地跷在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是这么称呼弗利文先生的。”他轻快地说道。“他不喝酒，不抽烟，不骂人，是个标准的处男。审查谈话到此结束。”他从一包十支装的香烟里取出一根烟，在大拇指上敲了几下，然后再用他那动个不停的舌头沾湿。“音乐是他仅有的弱点。他喜欢听歌剧，而且会定期去看。我对那种东西向来不感兴趣。我老弄不清楚到底是演员在唱歌，还是歌手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午饭时所喝的啤酒的味道。“老实说，我也不大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对着我尖叫的时候。”他头向后仰，吐出烟圈。他细细地欣赏着它们，彷佛这些烟圈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请问一下，这些年来弗利文与译电科里的其他职员相处得如何？”我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以扮演一名公事公办的审查官。
“挺顺利的，非常、非常合得来。”
“档案管理员、文书人员、秘书——和这些人相处也没有问题吗？”
“一点也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起吗？”
“都坐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我这个科长徒有虚名。真的是徒有虚名。”
“有人跟我说他是个厌恶女人的人。”我试探性地说道。
戈斯特发出了极为刺耳的笑声。“西里尔？一个厌恶女人的人？胡说八道。他只是讨厌女孩子。除了道早安之外，他根本不和她们说话。如果能不参加圣诞节宴会的话他就不会来，免得还必须在檞寄生小枝下亲她们。”他换了个方向重新跷起二郎腿，表示他决定要慎重地说出意见了。“西里尔·亚瑟·弗利文——圣人西里尔——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工作踏实的人物。他的头发全秃，言语也异常乏味，完全是个老派的保守职员。圣人西里尔虽然做事有些过分拘泥，不过在我看来，他在这一行里已经自然地达到晋升的极限了。圣人西里尔已经定型了。圣人西里尔做他该做的事，而且任劳任怨。阿门。”
“政治呢？”
“别在这儿谈这个，拜托。”
“他不会怕工作吗？”
“先生，我说过他会吗？”
“没有，恰恰相反，我从档案里得知，如果有额外的工作要做，西里尔总是会立即卷起袖子开始进行，甚至连午餐时间或晚上都还在忙着等等。现在还是这样吗？他的工作热诚丝毫没有减弱？”
“我们的西里尔愿意随时投入工作，而这一点很讨那些有家室或有外遇的人欢心。他会在清晨工作，在午餐时间干活，在晚上值班，当然除了晚上有歌剧之外。西里尔从来不会斤斤计较。我得承认他最近是有点不大愿意牺牲自己，但这无疑是个暂时的中止。我们的西里尔当然也会闹点小情绪。先生，谁不会这样呢？”
“那你是说他最近有些松懈喽？”
“我指的不是他自己的工作，这方面他永远不会。西里尔一直都是个工作的奴隶。他只是情愿受他那些有更多人性弱点的同事欺负罢了。圣人西里尔现在都是五点三十分一到，便收拾办公桌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回家。比方说，他不再愿意替别人值夜班，然后独自关在办公室里做到九点才锁门，但是过去他都会这么做的。”
“你不能确定他是哪天改变习惯的，是吧？”我尽量装出十分无聊的样子，然后尽责地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
然而奇怪的是，戈斯特竟做到了这一点。他噘起嘴，皱着眉头，秀气的双眉扬起，下巴则抵住发黑的衬衫领子。他在那儿虚张声势，像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他记起来了。“西里尔最后一次替小柏顿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那天。你知道我会写工作记录簿。安全起见。而且我的记忆力相当惊人，只是我不大喜欢炫耀而已。”
我暗自惊讶，不过倒不是因为戈斯特。莫德瑞离开伦敦回到莫斯科后三天，西里尔·弗利文就开始停值晚班。我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战车里有电动打字机吗？译电员可以使用吗？戈斯特能够使用吗？但是我担心他会起疑。
“你提到他喜欢歌剧，”我说。“你能多跟我谈点这方面的事吗？”
“不，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详细情况，而且我们也没有问他。可是，如果当天有歌剧的话，他就算没在公事包里放着晚礼服，也会身穿一套烫好的深色西装来上班。在我看来，他当时的情绪极为高昂，就像是带着某种期待，至于在期待些什么，我就不提了。”
“比方说他有没有固定的座位？一个事先订好的座位？我这么问只是记录所需。就像你说的，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消遣活动。”
“先生，我想我告诉过你，唉，我和歌剧没什么缘分。反正你记住他是歌剧迷就对了，听我的准没错。”
“谢谢，我会的。”我翻开另一页。“你真的想不出他有什么仇敌吗？”我一边说道，同时停下了手中的笔。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味儿也散了。“上尉，我得承认西里尔的确是大伙儿的笑柄，但是他总是把这种嘲笑往好处想。西里尔并不讨人厌啊。”
“比方说，没有人说他坏话吗？”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任何人去说西里尔·亚瑟·弗利文的坏话。身为一名英国公务员，他也许是个阴郁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坏心眼。西里尔和我们一样克尽其职。我们大家关系都很不错。我不会介意你将这点记录下来。”
“我知道他今年去了奥国萨尔斯堡过耶诞节，而且前几年也是这样，对吧？”
“一点儿也没错。西里尔总是在耶诞节期间休假。他是去萨尔斯堡听音乐。就这一点，他不会对战车里的其他人让步。有些年轻人很想抱怨此事，但是我制止了他们。‘西里尔在其他方面补偿了你们，’我告诉他们。‘西里尔是老资格了，他就是爱去萨尔斯堡欣赏音乐，他也会有自己一点小小的兴趣嘛，这件事你们不要去搅和。’”
“他走的时候，有留下休假地址吗？”
戈斯特说他不知道。但是在我请求下，他打了一个电话到人事部门，拿到了地址。过去四年来，弗利文都是住在同一家旅馆。我想到他和莫德瑞也已经交往了四年，而且我也想到了那封信。萨尔斯堡四年，和莫德瑞交往四年，到头来却落得孤绝度日。
“你知道他有什么朋友吗？”
“船长，西里尔这辈子没有一个朋友。”戈斯特打着哈欠说道。“没有朋友和他一起去度假，这是确定的。下次我们一起吃顿饭好吗？听说你们这些人出手挺大方的呢。”
“他度假回来后，谈论过萨尔斯堡之行吗？他得到了什么乐趣——他所听到的音乐如何——诸如此类的事？”我要感谢莎莉，是她让我了解人们本来就该及时享乐。
戈斯特煞有其事地想了想，然后摇摇头，“如果西里尔得到什么乐趣，那也一定是非常、非常隐密的乐趣。”他带着一个最后的傻笑对我说道。
这可不是莎莉所说的那种乐趣。
我在审讯处的办公室里，经由一条可接通维也纳的保密线路，打了一个电话给托比·埃斯特海斯。最近他刚以求取生存的绝佳天赋，坐上了站长的宝座。
“托比，我要你替我调查一下萨尔斯堡的白玫瑰旅馆。查西里尔·弗利文这名字，英国公民。过去四年，每逢耶诞假期他都会住在那里。我想知道他都是什么时候到达，逗留多久，以前他是否曾在那里住过，和谁住在一起，帐是怎么结的，都做了些什么事。音乐会的门票，短程旅行，吃饭，女人，男孩，庆祝活动……各方面的资料我都要。但是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要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假装你是个受理离婚案的侦探，或是有其他身分的人。”
托比果真十分惊骇。“奈德，你听我说。奈德，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我在维也纳，你懂吗？萨尔斯堡，那地方就像是地球的另一边。而现在这座城市就像个蜂窝一样闹哄哄地。奈德，我需要更多人手，你得告诉伯尔。他不了解我们在这里所承受的压力。只要你替我多弄两个人来，要我们干什么都成，没问题。不过很抱歉，现在我没办法。”
他要求期限是一个星期，我只答应给三天。他说他会尽力，我相信他。接着他又说他听到谣传说梅贝尔和我已经分手。我否认了这件事。
从我有记忆开始，跟监人员大多设法在靠近公车路线和机场附近那些已不宜人居的房子里。但蒙帝为自己的总部所选择的地点却非比寻常，是一座爱德华时代的豪华住宅。从贴着瓷砖的大厅，顺着蜿蜒的石砌阶梯拾级而上，通过五层窄小简陋的楼面，就可以看到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天窗。我上楼时，那些房门被反覆地开了又关活像是在上演一出法国闹剧。蒙帝手下的人也都是怪模怪样的，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穿梭在更衣室、咖啡厅和简报室之间，丝毫不理会我这个陌生人。最后我来到阁楼，这里曾是一间画室。室内某处有四位女士正在打乒乓球，发出嘈杂的声音。近处则有两个男人在淋浴，一边唱着布雷克的那首《耶路撒冷》。
我有很久没见到蒙帝了。经过了这么多年，而且他又升任为跟监人员的头儿，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变老，只是多添了几根白发，凹陷面颊的轮廓更加明显了而已。他并不是个健谈的人，有好一会儿，我们俩只是坐着闷头喝茶。
“那你说的是弗利文了，”他终于开口说道。
“是弗利文，”我说。
如同神枪手一样，蒙帝自有一套保持冷静的特殊方法。“弗利文这个人挺有趣的，奈德。他和一般人不大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了，对吧？至少除了那些你听来的谣传之外，事实上我们并非真正了解弗利文的观点中，什么才是正常。邮差、送牛奶的、邻居，都是老套。你会奇怪每个人竟然都会和窗户清洁工，或是和一个找不到接线箱的电话检修人员交谈。不过我们还是照样跟踪了他二天。”
要和蒙帝打交道，你就得耐着性子洗耳恭听。
“当然还有晚上，”他补充道。“如果你连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睡觉，这是可以确定的。他多半是一夜未眠，在房里踱步，这可以在早上由他的窗户和茶杯中推断出来。还有音乐。有个邻居正考虑向他提出抱怨。以前她从未这样做过，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是怎么回事？’她说。‘早餐时间听韩德尔是一回事，但是到了三更半夜还听韩德尔就另当别论了。’她认为他大概是到了更年期。她说像他这种年纪的男人和女人正是进入更年期的阶段。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种事，对吧？”
我咧嘴一笑，然后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她却知道。”蒙帝若有所思地说道。“她家里那个老头离家出走，跑去和综合中学里的一个代课老师同居。她没把握能否把他弄回来，所以差点强奸了我们那个去查线路的英俊小伙子。呃……梅贝尔怎么样了？”他问道。
我心里纳闷他是否也听到了谣言；但是我随即又认为如果他听过，就不会问我了。
“很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习惯带份报纸上火车，是《每日电讯报》，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西里尔并不支持工党——他说他们都很平庸。但是现在他不再买报纸了。他就这么坐着，瞪大眼睛坐着，就是这样。昨天火车在维多利亚车站停下时，我们的人还得用手肘轻轻推他一把，才让他从白日梦中醒过来。昨晚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公事包上敲出了一部歌剧的全部乐曲。南茜说那是威尔第的作品。我想她是真的知道。你还记得保罗·斯考迪诺吗？”
我说记得。蒙帝说话时喜欢转换主题。比方说会突然来一句“梅贝尔怎样”之类的话。
“保罗因为滋扰一家银行而在巴贝多待了七年。奈德，他们是怎么想的？他跟监时从来没出过错。他从不迟到，从不乱花钱，记忆力强，眼力好，鼻子灵。我们干了不少窃盗的活。伦敦银行，地方银行，密德兰银行，那些搞民权运动的小伙子，支持裁军的民众，工党，素行不良的外交官们——都是我们对付的目标，保罗曾埋怨过吗？一次也没有。私底下他倒是在酒吧里向坐他隔壁的人笨拙地吹嘘着。我认为他们是想引起注意吧，这是我的看法。没没无闻了这么多年，现在他想要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西里尔还有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听收音机。他喜爱他那台收音机。注意，据外界所知，他只是收听而已。不过他弄到了一台德制的收音机，有微调功能，还有可以让他好好欣赏音乐会的大喇叭。他没在当地买是因为万一收音机出了问题，店家还把它寄到威斯巴登修理。这一趟下来前后得耗上三个月，而且还要花不少钱。他不开汽车。他不赞成使用小汽车。星期六上午他搭乘公共汽车去购物。除了圣诞节去奥地利旅游之外，他一年到头都待在家里。他没有宠物，也不善交际。至于娱乐嘛，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从来没有访客，也没有人来借宿；除了帐单之外没有什么邮件，任何费用都按时交付；他不投票，也不去教堂，家里没有电视。替他打扫房间的那名清洁女工说他书读得很多，主要都是些大部头的书。她一个星期只去一次，通常是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我们没敢跟她太熟稔。对她来说，只要比一本研究圣经小册子大的书就算是大部头的钜着了。他的电话费不高，而且在建屋互助协会里存了六千英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银行里的存款保持在六百英镑到一千四百英镑之间，圣诞节期间因为要去休假，所以会降至二百英镑左右。”
蒙帝对财产的敏感使我们再次转移了话题，这一次我们谈到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儿子艾德礼安刚得到剑桥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帝大为赞叹。蒙帝的独子则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们让人觉得生命充满了意义。
“莫德瑞。”在这些客套的寒暄又一次结束后，我说。“谢尔盖。”
“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奈德。我们都记得他。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分昼夜地跟踪他。当然除了圣诞节之外，当他去休假时……喂！你和我想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圣诞节我们都放假吧？”
“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主意。”我说。
“没过多久之后我们甚至不用与莫德瑞尔虞我诈，装模作样，你也做不到。噢，他很狡猾，不过有时我还是可以揍他一顿，我真的可以。保罗·斯考迪诺有一次气不过，就趁着莫德瑞在维多利亚和爱伯特博物馆内找寻一个秘密信箱的时候，把他停在馆外的那辆汽车的轮胎放了气，我从来没有报告过这件事，我不忍心这么做。”
“蒙帝，我正在想莫德瑞会不会也是一个歌剧迷，你说呢？”
蒙帝睁圆了眼睛，见他如此惊讶我不禁心中暗喜。
“噢，我的天啊，奈德，”他大声喊道。“哎呀，哎呀，你说得没错。谢尔盖在科芬园剧院预订了联票——他当然也是个歌剧迷，和西里尔一样。我们一定曾尾随他去过那里——噢，不下十几次吧。如果他还有点慈悲心的话，他可以搭计程车去，但是他从来不这么做。他喜欢和我们兜圈子，让我们疲于奔命。”
“如果我们能知道他看的是哪几场歌剧，而且都坐在哪里——如果你能弄到这些资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与弗利文的情况进行比对。”
蒙帝陷入沉思，他的样子有些夸张。他皱起眉头，然后摸着脑袋说，“奈德，你不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太容易了些吗？”他问道。“我都是在一切已符合一个完整的模式后才开始起疑，难道你不是吗？”
“我不会成为你那个模式中的一部分。”前一天晚上，莎莉就曾对我这么说过。“模式是等着让人去破坏的。”
“奈德，他爱唱歌，”玛丽·拉塞尔斯在帮我把白色郁金香插进一只罐子里时说道。“他一直不停地唱着，无论白天黑夜，不过没关系。我看他是在怀念他的假期吧。”
玛丽像夜班护士一样白皙，也一样克尽其职。她的脸上不施粉黛，眼睛清澈明亮，良善的美德显而易见。短发上的一束银丝，犹如早寡的标志一般。
在构成情报界的各行各业中，没有哪一行需要像监听人员那样投入。男人不适合干这种工作，只有女人才能够对别人的命运投下这么热忱的关注。她们被徵调到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淹没在一根根灰色的电缆线和一排排俄式录音机里。她们占领了一座冥府，而且对居住其内那些只闻其声的人物了若指掌，甚至比那些人的密友和亲戚知道得还要多。她们从未见过自己所监听的对象，从来没有和他们会面，也从未和他们接触，或和他们上床。可是她们却知道，自己性格中的所有力量都花在这些秘密情人的身上。她们从窃听器和电话里听到他们逢迎、哭泣、抽烟、吃饭、争论以及做爱发出的声音。她们听到他们做饭、打嗝、打鼾，以及担惊受怕。她们毫无怨言地接纳他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就和她们对电视的品味一样。这些年来她们甚至和他们一起开车，陪着他们上街购物，和他们坐在咖啡厅和宾果游戏场里。她们暗地分享他们的生活。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然后又带上她自己那副，然后就将双拳托着下巴闭上眼睛，以便能听得更真切。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利文的声音，他正独自唱着《图兰多》中的一段。而拉塞尔斯此时则闭着眼睛，心醉神怡地露出微笑。他的声音柔和；虽然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他唱得如何，但是听来的确十分悦耳，显然玛丽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坐直身子。这时歌声已经停止了。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那是他的老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奥尔加和鲍礼士，一个礼拜有五天他们会在早晨六点的节目里和弗利文相会，这是昨天早上录的。”
“你是说他在学俄语？”
“嗯，亲爱的，他是在听俄语。至于他学到了多少，没人知道。每逢上课日的早晨六点整，西里尔就会跟着奥尔加和鲍礼士学俄语。今天课题是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则是关于在关岛购物的种种。”
我听见弗利文在浴缸里嘟哝着，还听见他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喊着“妈妈”。我想起档案上的一句话：埃拉·弗利文，已故，西里尔·亚瑟·弗利文的母亲，参见该条。我一直都不明白文书室为什么坚持要公开间谍嫌犯那些过世亲人的档案。
我听到他与英国电信公司工程部门之间的争吵。他按照规定等了二十分钟才和对方联络上。他的情绪激动，声调急躁，说话时还出其不意地在许多地方特别加强了语气。
“嗯，下次要选择我的电话做故障查线之前，要是你们能像对待一般用户那样亲切地事先通知我，我将‘不胜感激’。免得你们在闯进我的房间时撞见我的清洁工，而且还把电线丢在地毯上，把脚印留在厨房的地板上……”
我听到他打电话到科芬园剧院告知他这个星期五不去拿联票了。这次他的语气显得自怜。他解释说他生病了。接电话的女士提到最近正在闹流行性感冒。
我听到他和肉店老板谈到了我明天的造访。外交部人事处安排我明天上午去他家拜访。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利文。早安。星期六我不能去你那儿了，因为那天我家里有客人。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晚上回家时顺道替我带来四块上好的羊排，我会十分感激。方便吗，斯蒂尔先生？我还要一瓶你预先调好的薄荷卤汁。不，葡萄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请你一并附上帐单好吗？”
从我异常灵敏的耳朵听来，我觉得他像是准备弃船的样子。
“玛丽，再让我听一遍他和电信公司工程人员的通话。”我说。弗利文那通以武断语气向英国电信公司投诉的电话，我一共又听了两遍。听完后，我随意亲了玛丽一下，然后走进晚风中。莎莉曾对我说，“过来坐坐。”但是今晚我可没有心情去向她示爱，和听那些我暗地里厌恶的音乐。
我回到审讯处。情报局的实验室此时已完成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件是以一台玛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某某型号，据推测大概是比利时的产品，机器是全新的，或者说没用过几次，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结论。不过他们确信能认出同一台机器所打出的另一份资料。但是我能弄到这样的资料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仍在继续努力地了解这部新一代机器的性能。
我打了个电话给蒙帝。弗利文对检修人员的抱怨仍然在我耳边回响着。他的停顿，就像是文章中生硬的逗点；他用的那个词是“不胜”——他惯于使用不寻常的措词来达到一种带有辩白意味的强调效果。
“蒙帝，当你的人在西里尔家中费心修理他那部电话时，有没有发现一台打字机？”我问。
“没有，奈德，没有打字机——他们没看到。”
“他们有没有可能忽略了？”
“很有可能，奈德。他们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没有打开书桌抽屉或橱柜，没有拍照，也没和那个清洁工混得太熟，以免她事后担心。我只叫他们，‘尽可能看看，快点出来，注意别弄得一团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想到打电话给伯尔，但是我没打。我那身为专案主管的占有欲在此时占了上风，如果我把弗利文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那个把他托付给我的人，我也会下地狱，永不能翻身。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头，从莫德瑞到戈斯特、鲍礼士到奥尔加，从耶诞节到萨尔斯堡，还有莎莉。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一份记录给伯尔，报告我所发现的一切，并且证实我明天上午会对弗利文“进行第一次侦查”，届时我会和他碰面，展开例行的审核清查。
回家吗？还是到莎莉那儿去？我所谓的家就是圣詹姆斯区里一幢讨厌的小公寓，我那儿是我整理自己，掏空自己的地方，虽然在那样的情境里，这是任何男人都最不想做的事：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以及一幅“欢笑的骑士”复制图相伴独坐，而心中激动的情绪正在渴望自由的梦想与自我囚禁的耽溺中摆荡。莎莉是我的另一种生活，不过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个安于现状，根本无法跳脱的人。
我还是宁愿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所以我替自己从保险箱里取出了一瓶威士忌，然后浏览着莫德瑞的档案。里面没有新资讯，但是我还是想多熟悉他一下。档案上写着：谢尔盖·莫德瑞，莫斯科中心阅历丰富的专业间谍；极富魅力，有点舞蹈家的气质，广结善缘，是个笑容可掬兼有如簧之舌的亚美尼亚人。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干我们这一行的通常不太可能会偏爱任何人，所以我们可能会基于其本身魅力的缘故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通电话响了起来。我想了一下以为是莎莉打来的，因为我曾违反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她。结果是托比，听起来他似乎煞是得意。他经常是如此。不过他没有提到弗利文这个名字，也没有提到萨尔斯堡。我猜他是从他的公寓里打来的，接着我立刻想到他现在正躺在床上，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奈德吗？你说的那个家伙真是个笑话。他替自己订了两个星期的单人房，办好住宿手续，预付两星期的费用，还送旅馆的工作人员耶诞礼物，逗逗小孩，对每个人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就消失不见了，每年都是这样。奈德，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听着，这个家伙太奇怪了。不打外线电话，只吃了一顿饭，喝掉两杯苹果汁，接着就乘计程车到火车站。‘替我留着房间，别租出去，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了，也许要过几天，我也不知道。’十二天之后，他才回来，还是不作任何解释，而且给工作人员更多小费，大家都喜不自胜，还替他取了个‘幽灵’的别称。奈德，你得替我跟伯尔说点好话。你欠我一份情。告诉他托比工作卖力，鞠躬尽瘁。像你这样的大老，伯尔那种年轻人会听你的，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这儿需要一个人，也许两个。告诉他，奈德。你听见没有？再见。”
我瞪着那面我无法看穿的墙；我瞪着莫德瑞的档案，想起了蒙帝那句整件事显得太容易的话。突然间我非常需要莎莉，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如果我能解开弗利文这个谜，我对自由的无止尽追求就可以迈出一大步。但是当我要拿起电话跟她聊聊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他们俩的情况完全符合。”蒙蒂语调平板地说道。他费了番功夫查出弗利文欣赏歌剧的出席情况。“谢尔盖和西里尔每次都在一起。谢尔盖去的时候，西里尔也会去。谢尔盖不去，西里尔也不去。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再也没去过。你明白吗？”
“座位呢？”我问。
“紧捱在一起，亲爱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前排后排？”
“没事了，谢谢你，蒙帝。”我说道。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呢？我整晚都在想着，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儿子，听他拙劣的嘲弄，然后再提醒自己他就是你的儿子？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开诚布公地和你那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谈谈你的缺点，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搂着你的情妇，大喊“我爱你”，并且始终和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你是否曾在再次离开她之前，独自踯躅在伦敦的街道上，就像是一名神秘的过客在异国城市中行走？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黎明时躺在床上瞪大眼睛，从外界各种喧闹中辨认出鹊鸟的感伤鸣叫声，并全神贯注地聆听？
九点半，我来到了弗利文的家。我尽量穿得随便刻板一点，而且我大概也真达到了自己要的乏味效果，因为我向来都不是个讲究穿着的人，尽管莎莉有些怪主意，想要改变我的穿着风格。我和弗利文说好十点钟见面，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制造一点意外。也许事实是我需要他来和我作伴。这时有一辆邮局的车子停在街上。一辆建筑工程车的车顶也升起了天线。这也就是说蒙帝的手下已经各就各位了。
我忘了当时是几月了，不过我记得是在秋天，那时我的私生活和这条砖造房屋整齐排列于两侧的死巷进入了秋季。我看见炽白的太阳悬挂在修剪过的栗树后，而此地即是以栗树得名。直到今天我仍然能闻到那种焚化垃圾的火焰和秋天的气息，催促着我离开伦敦，离开情报局，带着莎莉到世上真正的乡野去隐居。我还记得鸟儿啾唧，飞离了弗利文家前的电话线，前往某个更好的地方去了。隔壁花园的一只猫抬高了后爪，准备去抓一只正稍作停歇的蝴蝶。
我推开了花园的大门，踏上以砾石铺成的整洁小道，走向那座犹如七矮人小屋般的半独立式住宅，它有着制瓶用的深绿色玻璃所构成的窗户，以及覆有茅草顶的门廊。我伸手去按门铃，但是门早就敞开在我面前。这个栅栏式的门是用假云头螺拴钉牢的，当我走进去之后，它就像是被街上的一枚炸弹震开似地立即关上，将我吸进了铺着瓷砖的幽暗前厅。然后，门停止了摇动，而弗利文站在门边，看起来就像是手无寸铁的百夫长正坐困于自己的守地。
他比我想像中更高。他像个角力选手似地挺起厚实的肩膀准备迎接我的进攻，眼睛则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恐惧的敌意。然而即使是在我们首次遭逢的这一瞬间，我并未感觉到他有任何火药味，反而只是领略到他那种因高大身材而彰显出来的悲壮气概。我走进他的屋里，心里明白自己正走进疯狂之中。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在绝望之中我们发觉自己与这个疯子有一种天生类似之处。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是约克上尉吗？是的，呃，欢迎，先生。真的很欢迎你。人事处的确通知过我说你要来。他们通常是不会预先通知的。不过这次他们倒是这么做了。请进。你有职责在身，上尉，我也是一样。”他抬起那双潮湿的大手，去接我的外套，但是又好像抓不牢。所以在他继续说话时，那双手就在我的脖子上方游移，不知是要掐死我还是要拥抱我。“我说，我们都站在同一边，彼此没有什么反感。我本人把你的工作比拟为机场的安全工作，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搜查我，他们也就不会搜查坏人，对吧？在我看来，这件事要这样才合乎逻辑。”
天晓得当他说出这些客套之至的话来时，心里到底保留了多少想法，但是这些话至少让他摆脱了僵持状态。他将手垂下碰到我的外套，帮我把它脱下来，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双手在做这些动作时带有多大的敬意，那就像是在揭露一样令我们两人都兴奋不已的东西。
“弗利文先生，那么你经常搭飞机了？”我问。
他将我的外套挂在一个廉价衣架的挂钩上。我等着他回答，但是他没有说话。我心里想的是他乘飞机去萨尔斯堡旅行，而我纳闷他是否也同样想到了这事，会不会因为我到来所造成的紧张情势而良心不安。他引领我走进客厅。凸窗射进的光线，引领我可以从容地端详着他，继续毫不怠慢地尽起地主之谊。这次他拿起电咖啡壶，里面放着咖啡和水，但是还没有插电源。上尉，你要加牛奶，或方糖，还是都要加呢？你要热的还是冷的牛奶？上尉，来一块我自己烤制的饼干怎么样？
“真的是你自己做的吗？”我随手从罐子里拿出一块饼干，一边问道。
“这没什么，只要是会看食谱的笨蛋都会做。”弗利文说道，他的脸上露出带有优越感的笑容；我随即明白戈斯特为什么会讨厌他了。
“呃，我是会看食谱，但是我就一定做不出来。”我有些惋惜地摇摇头。
“上尉，你的名字是？”
“奈德，”我答道。
“呃，奈德，我想那是因为你已经结了婚的缘故。你的妻子剥夺了你自给自足的机会。这种事我这辈子见得太多了。男人一旦娶了妻子，就变得缺乏独立的能力。我叫西里尔。”
你是在回避我所提出的那个你搭飞机旅行的问题，我这样想着，抗拒着他想闯入我内心领域的意图。
“如果换成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弗利文一边倒牛奶，一边回头对我说，“不过我会很高兴地说我大概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他的话里开始带着一丝教训的口吻，就像他跟电信公司工程人员说话时一样——我会制定一条明确的法令，也就是任何人，不限肤色、性别或是种族，都应该在求学时将烹饪当成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接过一杯咖啡时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自己从黄色的圆锥形罐子里取了一勺糖，而那只罐子就像是一枚飞弹似地被他那潮湿的手掌托着。突然间，他转过整个身子来面对着我。他睁大眼睛，毫无防备地注视着我，显得那么地清白无辜，惹人怜惜。
“奈德，你喜欢什么样的体育活动？”他温柔地问我，头稍倾斜，像是要和我更亲近些。
“一点高尔夫球，西里尔。”我撒了个谎。“那你呢？”
“那你的嗜好呢，奈德？”
“呃，休假时我是挺喜欢画点水彩画的。”我再次借用梅贝尔的兴趣来作挡箭牌。
“奈德，你开车吗？我想你们这些人该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那只是一辆老旧的路宝汽车。”
“奈德，哪一年的车？有多旧？俗话说，旧琴弹好曲啊。”
他的精力不仅止投注于他自己身上，在和他进行这次首度会晤时，我就已经了解这一点；他将精力倾注于任何出现在他身边的事物。那件复制的黄铜马饰品，由于他经常擦拭而闪闪发亮，犹如是军帽上的徽记。壁炉架、木头地板、餐桌桌面也都擦得一尘不染，光洁亮眼。连我现在坐在上面安详地喝着咖啡的这张椅子都擦得非常干净。椅子的扶手裹着亚麻布的套子，结实而又清洁，致使我都不太愿意把手搁在上面以免把它弄脏了。不用他多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工，这一切全是他亲手打理，他在这个自己的王国中无止尽地消耗精力，既是辛勤的仆人也是独裁的君王。
“奈德，那你住在哪儿呢？”
“我吗？噢，呃，老实说是住在伦敦。”
“奈德，是哪个部分呢？哪个区啊？是个不错的地方吧，或者是因为你从事这种工作，所以必须保密呢？”
“呃，照规定我们是不准说的。我恐怕不能告诉你了。”
“你是在伦敦出生的吧？我是在海斯汀出生的。”
“是在郊区。平纳。”
“奈德，你必须保持谨慎。要始终如此，你的谨慎就是你的尊严。别让任何人从你那里夺走它。这是你专业技能的全部，谨慎。记住这一点。会有用的。”
“谢谢，”我说，温顺地笑了笑说道，“我会的。”
他端详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那只狗，丽兹；它在等我的信号时就像他现在一样——眼睛一动也不动，身体则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那我们开始吧？”他说。“想来一声‘开始’吗？你什么时候想正式开始，只要跟我说一声：‘西里尔，红灯亮了。’这样我就明白了。”
我放声大笑，再次摇摇头，像在说他真是个怪人。
“西里尔，这只是例行公事。”我说，“老天，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一定都知道我大概会问些什么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着烟斗，然后把火柴放进他递给我的烟灰缸里。接着我又继续观察这间屋子。靠墙处摆着他亲手做的书架，上面放着一些自修的书籍，每一本都有一个震撼全球的名字：《世界百位名人》，《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这些书旁边则是成箱的唱片，全都是古典音乐。角落里放着一台留声机，机身由上等柚木制成，上面的键钮之多，实在不是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所能驾驭的。
“那好，奈德，如果你喜欢画水彩画，为什么不试着去欣赏音乐呢？”他顺着我眼睛注视的方向看去，而提出了这个建议。“如果你选对的话，将会听到优美音乐，被恰如其分地演奏出来，那是世上最动人的慰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引你入门。”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以缓制急的重要武器。“西里尔，我倒认为自己是个音痴，真的。我也曾经偶尔尝试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有点灰心……”
我这些胡言乱语——这恐怕是源自于我和莎莉那些毫无结果的争辩——已经让他受不了。他跳了起来，一把抓起饼干罐塞到我手里，彷佛只有食物才能挽救我。他的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担心的神情。
“好了，奈德，这是不对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根本没有什么音痴！拿两块，吃吧，厨房里还多的是。”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继续抽烟。”
“奈德，音痴，奈德，那只是一个术语，一种说词，至于我倒想说这是种藉口，是用来掩盖和伪装一种纯粹是暂时而自愿接受的心理抗拒，以防止自己进入某个你的心灵正有意识地在排斥的世界！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阻挡了你的脚步。我来举几个我熟悉的例子……”
我由着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用食指戳着我，另一只手则紧抓着饼干罐贴在胸前。我听着他说话，看着他说话，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出几句惊叹。我掏出黑色的笔记本，拿掉黑色的松紧套，对他发出了准备开始的信号，但是他并未理会我，仍旧说个没完。我想像着玛丽·拉塞尔斯此时正坐在她那个小天地里，面带微笑，心醉神迷地听着她欣赏的人对我说教。而蒙帝手下那群男男女女则坐在外面的侦察车里，打着哈欠咒骂他，等着换班。据我所知，还有伯尔——这些人都被迫得听弗利文大谈他住在色比顿时隔壁那对夫妻的各种轶事。他曾教过他们如何欣赏音乐。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可以告诉我在全面审讯总部（PVHQ）的上司，音乐仍然是你的最爱。”他说完后，我微笑着说道。
你知道，“PV”是指全面审查，“HQ”则是总部。扮成一位权责受限的安全工作人员，我需要引用更高等级的权威来执行工作。我打开摊在膝盖上的笔记本，抹平纸张，然后用那支公家配用的未涂漆铅笔在笔记本的右上方写上弗利文这个名字。
“啊，奈德，如果你谈论的是爱情的话，你可以说音乐就是我的最爱。引用诗人的话来说，音乐就是爱的粮食。不过我倒是宁可说，这得看你怎样替爱下定义。奈德，什么是爱，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替爱下个定义。”
上帝的巧合有时会俗不可耐到不可能发生。“我想我替它下的定义很广，”我带着一丝疑虑说道，手上的铅笔也停了下来。“那你是怎么为它下定义呢？”
他摇摇头，开始使劲地搅拌他的咖啡，五根粗粗的手指紧捏着那根柄上附有使徒像的银匙。
“这也要记下来吗？”
“也许是吧，请说说你的看法。”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谈起爱的时候，就好像将它当成涅盘似地。不是这样的。我正好知道这一点。爱并不脱离生活。它并非超乎生活之外，也不是高高在上。爱就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会从爱得到什么？那将取决于你投注努力和忠心的形式与方法。我们的上帝明明白白地教导过我们——我本人并不是基督徒，而是个理性主义者——爱是奉献，努力工作。爱也是汗珠和泪水，正像那些伟大的音乐为了获得相当的品质而需有所付出。在这原则之下，是的，奈德，我承认音乐是我的最爱，如果你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太明白他的话了。我曾经漫不经心地向莎莉说过类似的话，却被她嗤之以鼻。我也知道对思绪烦扰的他而言，并没有临时的问题这回事，更别说是提出任何非正式的回答——对我而言也是一样，尽管我隐藏思绪的方式要比他来得复杂得多。
“我想我不会把它记下来，”我说。“我只会把它当成深远的背景资料。”我一本正经地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以助日后回忆，这同时也是在向他表示我们的谈话将会做成记录。“我们还是先来做例行工作吧，”我提议道，“不然审查总部就会像以往那样，说我办事拖拖拉拉。西里尔，上次你和我们进行约谈后，你是否就参加了共产党，还是你仍竭力地约束自己？”
“我没有。”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道。
“你是说没有参加，还是你没有克制自己？”
他脸上的笑意更明显了。“我没有参加，奈德，我喜欢你。我很爱惜我所发现的才子，向来都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已经有着太多才子。就才子的存在而言，我认为‘战车’根本就是一片才子的沙漠。”
“你不交朋友或参加和平团体吗？”我有些失望地接着问道。“旅游团体呢？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或是在最近会对未成年的唱诗班男孩产生一种秘密的激情？”
“都没有，谢谢。”弗利文说道，他的笑意更浓了。
“那你有没有负债累累，因而入不敷出呢？你是否曾将某个高雅的红发女郎弄成她所不习惯的模样？或是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辆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要仍和过去一样简朴。我生来就不是物质主义者，也不会任性妄为，就像你或许已经知道的。说实话，我反而是痛恨物质主义，这年头这种情形实在是太泛滥，太过火了。”
“对其他问题你也都持否定的态度吗？”
“完全否定。”
我一直简略地做着笔记，同时暗自核对着一张想像中的清单。
“那你是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的罗。”我作出评论，然后翻过一页，打了两个钩。“那么在你尚未得到所属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你并未擅自开始学习外语。我可以这么记下吗？”我再次停下手中的铅笔。“梵语吗？还是希伯来语？晤鲁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我提醒他。“那俄语呢？”
他非常平静地站在那里凝视着我，但是我装作并未察觉。
“还是非洲土语？”我半开玩笑地问道。“爱沙尼亚语？”
“什么时候连这些也在名单上？”弗利文怒气冲冲地问道。
“是非洲土语吗？”
我等着他回答我。
“语言啊。语言不是一种过错。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成就！你不需要列出所有的名单，有话直说。”
我将头向后仰，陷入回忆之中。“全面审查程序附加条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我背诵出来。“我一直记得这份文件的公布日期。施放焰火的节日。所有部门都要特别传阅的，包括你那个部门在内，所有想要学习外语的人员都必须事先申请到书面同意。由司法程序委员会推荐，内阁通过。”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拒绝就此作出任何回答。把这点记下来。”
我从烟斗中吐出一口烟。
“我说把它记下来！”
“西里尔，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不满的。”
“随他们便吧。”
我又吸了一口烟。“我会照总部告诉我的方式问你，可以吗？‘西里尔和他的朋友鲍礼士与奥尔加在搞什么名堂？’他们这样说，‘问他一下，看看他怎么回答。’”
仍然背对我的他，皱着眉头忿然地在房内走动，像是在要求他的明净世界来见证我的不敬。我等着他大发雷霆，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相反地，他却只是盯着我，表现出一副满肚子委屈的模样。他是在说，我们是朋友啊！而你竟然这样对我。一个人的思绪承受压力时，往往会在转瞬间出现各种想像。于是我看到站在面前的不是弗利文，而是我曾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里审问过的一名打字员：她是如何卷起她那件羊毛上衣的袖子，向我伸出她的手臂，让我看她在前一天晚上自己用香烟烧灼的溃烂伤口。“你不认为你让我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吗？”她说。然而，让她受罪的不是我，而是那名二十五岁的波兰外交官；她为了他而放弃了自己所掌握的一切秘密。
我从嘴里取出烟斗，对他报以温和的一笑。“得了，西里尔。鲍礼士和奥尔加难道不是在你的秘密俄语课程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吗？一起糊壁纸？到塔尼娅姨妈的别墅住？你跟着莫斯科广播电台学习俄语，一周五次，每天六点准时开始。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问他一下鲍礼士和奥尔加，’他们说。‘问他为什么要秘密地学俄语？’所以我就这么问你。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俄语，”他嘟哝地说道，仍然琢磨着我这个问题的含意。“该死的狗探子，这是私事，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追求。他们这是在多管闲事，你也是。”
我哈哈大笑，却也同时感到恼怒。“别这样，西里尔，你我都知道规定。违反规定不是你的作风，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把事情白纸黑字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订的。我和别人一样只是接受别人交代的任务，奉命行事而已。”我说，此时他又是背对着我。他躲到悬凸窗前，凝视着窗外那块他用来作为花园的长方形土地。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
“奥尔加和鲍礼土。”我很有耐心地又重复了一遍。
这使他勃然大怒。“向你报告这些资料的人都是些白痴！我要投诉，控告他们！这是在窥探他人的隐私。这个时代竟然还会发生这种龌龊的事。坦白说，我也要向你兴师问罪。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仍然没有理他。我宁可让他怒火中烧。
“第一点，”他扯着大嗓门说道，而且仍旧望着花园中的那块泥泞不堪的土地。“你在记录吗？第一点，我并没有参加什么规定中所谓的语言课程。到学校或班级里上课才算学习语言，那得和一伙擤着鼻涕、满嘴口臭的打字员坐在一条板凳上，忍受一个态度粗野的教师讥笑。第二点，我确实是在收听广播，这是我恒久的兴趣之一，找寻一些独特而又美妙的节目。把这点记下来，我会签名的。我说完了，可以了吗？你走吧。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谢谢。到此为止。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就是这些了。”
“这就是你怎么碰上鲍礼士和奥尔加的过程喽，”我善意地提醒他，并且又开始写了起来。“我明白了，你转着电台，结果找到了他们。鲍礼士和奥尔加。西里尔，这没什么不对的。你得坚持下去，如果你通过考试的话，也许还能弄到一份语言津贴。虽然那只是一点钱，可是我总是觉得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总比放在别人那里好。”我继续写着，但是速度很慢。我要让他听到铅笔在书写字时发出的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杂音。“有事不报是他们最伤脑筋的事，”我推心置腹地说道，替我们的上司表示歉意。“‘如果他没告诉我们奥尔加和鲍礼士的事，那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没告诉我们呢？’我想你不能怪他们。他们也得照章行事，就和我们一样。”
我又将笔记本翻过一页，舔了一舔笔尖，写下另一个注解。我开始感觉到那种追踪的兴奋感。爱是承诺，他曾经这么说过，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努力，是奉献。但是到底是爱谁呢？我用铅笔画了一条粗线，然后又翻过一页。
“西里尔，我们可以换个话题，谈谈你和铁幕那边的人士接触的情形？”我有气无力地问道。“总部就是忌讳铁幕。我想知道，除了你过去几年所交代的那些人以外，你是否还有任何新的名字可以提出。最后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后面——“我的老天，那已经是八辈子以前的事了。是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他是你参加的那个地方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他以后，你就什么人也记不起来了吗？西里尔，他们现在已经在注意你了，我得承认这点，因为他们抓住了你没有报告学习外语这件事的把柄。”
他对我的失望再次转变成愤怒。他再次使用那些不中听的词汇大肆抨击。但是这次他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你会发现我与铁幕接触的所有资料，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都是一字不漏地全部列出，并且按照规定呈交给我的上司。如果你在与我约谈之前，无法从外交部人事处弄到这份资料的话——我是指，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种没用的人来找我呢……”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我不认为任由他把我贬得一无是处会对审查工作有什么帮助。是的，我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也是高层机构的公仆。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张纸。“现在，你瞧这儿，这就是你说的资料。你在铁幕中的所有朋友都列在上面。整整二十年间，只有五个人。我知道总部已经调查过这些人。呃，只要你提出报告，他们就会被追查的。”我将这份资料放回笔记本。“那么，还有什么名字要加上去吗？加上谁呢？想一想，西里尔，别着急。我们那伙人知道的可多了。有时他们真让我震惊。慢慢来。”
他真的是一点也不着急地想了许久，许久。最后他采取自怜的对策。
“奈德，我不是一名外交官，”他低声抱怨道。“我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出去寻欢作乐，流连在贝尔葛拉维亚、肯辛顿、圣·约翰林那些名流绅士群集的高级地区，佩戴勋章，系上白色领结，和那些大人物打交道，对吧？我只是一名职员。我根本不是那种人。”
“西里尔，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喜欢得到别人的善待，这是我不同的地方。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再度的怒气掩饰了他内心渐渐升高的惊慌。他握紧那巨大的拳头，搂起手肘表达了他的肢体语言。“自从我提出那些名单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这份名单上的人和我都只有点头之交，并没有什么后续的深入交往。”
“这段期间之后，你有没有再结识新朋友呢？”我耐着性子恳切地问道。“西里尔，你过不了他们那关的，连我都过不了，那你又何必要自讨苦吃呢？”
“要是真有什么人，真有什么接触——就算只是有人寄来一张耶诞卡，请你尽管放心，我会主动把他的名字添上去的。到此结束。完毕。请你问下一个问题吧，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耶诞节。萨尔斯堡。我已经挖空心思了。
“西里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我一边作着笔记，一边说道。“坦白说，这听起来实在像是花言巧语。他们想要的是‘是’或‘不是’，或者是‘如果是，那么是谁？’他们要的是一个直接的答案，他们不会接受你这些花言巧语。‘他没有承认学习外语这件事，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对铁幕来往的说词？’西里尔，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对我说。到时候我又得从头再来一遍。”我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且仍然作着笔记。
我再次感觉到自己这种沉重严肃的态度，对他来说是种折磨。他踱来踱去，双手在身体两侧拍着。他喃喃自语，然后咬牙切齿地抱怨着我们硬要逼他说出名字的无理要求。但是我忙着在笔记本上记录，根本没去注意他说了些什么。毕竟我是老奈德了，正在为伯尔先生作牛作马，执行总部交代的任务。
“西里尔，这样如何？”最后我开口说道。我拿起笔记本，大声地念着我所写下来的：“我，西里尔·弗利文，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不管时间是多么地短暂，除了我已经列出的名单之外，我都未再与任何苏联或者东欧国家的公民交往，即使只是极为短暂的接触。由西里尔签名并注明。”
我再度点上烟斗，并且看看烟斗内的烟草是不是点燃了。我把熄灭的火柴放回火柴盒里，然后再把火柴盒放回口袋中。我原先的说话速度就已经很慢了，而现在更是拖拖拉拉。
“西里尔，听我一句劝，也许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的生活中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现在就是你告诉我的好时机。我会对你的话予以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不过这要看我怎么跟他们说，我不会什么话都告诉他们的。毕竟没有谁是圣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总部也不用去审查他们了。”
不管我的话是有心或是无意，我已经点燃了他心中的导火线。他一直在找一个藉口，而现在我正给了他一个机会。
“圣人？谁在谈论圣人？你少叫我什么圣人，我不接受。圣人西里尔，他们就是这么叫我，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奚落我！”
弗利文神色紧张、态度粗暴，不断地用言词攻击我。他靠在拳击场的围索边，向任何扑面而来的东西挥击着。“就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其实根本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是那些探人隐私的审查人员——这种事情我会以书面报告，并按照规定呈交人事部门，在……”
我再次打断他。我不喜欢由他来掌握我们之间交谈的节奏。“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人，是吗？”我说。虽然我的语气平淡，但是我仍想以低姿态让他感受到压力。“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人？你没有参加宴会吗——聚会、宴会、会议——官方的，非官方的——伦敦，在伦敦市外，甚至在国外——是不是曾有铁幕国家的人物远远地在一边出现过？”
“我得继续说不吗？”
“如果答案是‘是’，那就不行。”我带着他不喜欢的微笑答道。
“我的答案是‘不’。不，不，不。再说一遍，不。明白了吗？”
“谢谢，那我可以写上没有吗？也就是说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都没有。这样你总可以在上面签字吧。是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不吗？”我又跟他开了个小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是我们得把话说清楚，否则总部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瞧，我把一切都替你写下来了。签字吧。”
我把铅笔递给他，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想让他养成这个习惯。他将笔记本递还给我，然后悲戚地朝我笑笑。他对我撒过谎，他需要我对他的不幸予以安慰。所以我给了他安慰——不过我恐怕得说，如果我真能给他安慰就好了，因为我想赶紧将它收回来。我把笔记本放进口袋，站了起来，舒展一下身体，彷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讨论暂时中止，看看还会有什么诡计在后头。我捶了几下背，这是老年人的背痛毛病。
“西里尔，你在那儿挖什么呢？”我说。“你是在替自己挖个深深的避难所吗？我倒认为这年头没有这个必要。”
我朝他的肩膀向前望去，将眼光落在被放在泥地一角的一堆盖着防水布的新砖上。一条二尺宽，尚未完工的壕沟，穿过草地直抵砖堆。
“我是在修建一个水池，”弗利文反驳了我一句。他满心感激地抓住我这个半开玩笑的话题。“我刚好很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一个装饰性的水池。”他的幽默感又浮现出来。他放松了，微笑了，而他的笑容是那么温暖，那么真挚，使得我也不禁回以一笑。“奈德，我想做的，”他友好地靠近我解释道，“就是修建一个三层的喷水池，离地四尺高，正好和那条沟相隔十八寸。我打算安装隐藏式电灯从水池下方照明。然后我会用一台电动抽水机来抽水。晚上不把窗帘拉上时，就可以观看外面自己所建造的照明水池和瀑布了！”
“并且播放你的音乐！”我和他一样感到兴致勃勃地说道。“依我看，那样可就太完美了。西里尔，你真是天才。我非常感动，真的。我真希望我的妻子能来看看这个。对了，萨尔斯堡怎样？”
我想他其实是晃了一下。我看见他的头歪向另一边。我击中了他，使他头昏眼花，而且我等着他清醒过来后，又再度给了他一拳。
“他们告诉我，你去萨尔斯堡欣赏音乐。他们告诉我，对你们来说，萨尔斯堡就像是音乐家的麦加圣地一样。他们在耶诞节有歌剧吗？或者你去那里只是为了欣赏耶诞颂歌？”
周围万籁俱寂，我想他们一定封锁了这条街道。不知道弗利文仍旧凝视着花园时，是否也和我想的一样。
“你有什么好在乎的？”他答道。“你是个音乐白痴。你自己这么说的。而且你还是个恶名昭彰的窥视者。”
“威尔第？我听过威尔第。莫札特？他是奥地利人，是吗？我看过那部电影。我敢打赌他们会在耶诞节为你演奏莫札特的作品。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演奏什么人的作品？”
又是沉寂。我坐下来，再次准备记录他的口述。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
“当然。”
“你总是这样吗？”
“当然。”
“上次也是这样吗？”
“是的！”
“你一个人住吗？”
他放声大笑。“我吗？我没有一分钟是独处的。我不是一个人。当我抵达那里时，舞女们早就在我的房间里等着了。我每天都换不同的女人。”
“但是音乐之夜却是夜夜不断，你喜欢这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
“十四个晚上的音乐。我想，要是扣除你往返的时间，那就是十二个晚上。”
“可能是十二个晚上。可能是十四个。也有可能是十三个晚上。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仍然没回过神来，心不在焉地说着话。
“那就是你为什么去萨尔斯堡的原因。你花钱就是为了这个，对吗？西里尔，对吗？西里尔，请你给我一点暗示吧。我一直觉得自己快跟不上你了。你去那里过耶诞节就是为了这个？”
他点点头。
“音乐会，夜复一夜，歌剧、圣歌？”
“是的。”
“麻烦的是，呃，你知道，总部说你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晚上。他们说，你只在第一天抵达旅馆登记住宿，然后隔天早上就走了。你付了全部的房租，一共有两个星期，但是旅馆里的人从第二天开始就不见你人影，直到假期快结束才看到你回来。所以总部的确有理由问你究竟上哪儿去了，”我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是否遇上了那边的某个人。像鲍礼士和奥尔加之类，不过是当面见到的。”
我又将笔记本翻过几页。在深沉的寂静中，写字时的沙沙作响声就像是砖块碎裂的声音。他的恐惧感染了我，这就像是共享邪恶。真相与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膜，然而对试图拒真相于门外的弗利文和努力地要让真相显现的我，它却是同样的可怕。
“西里尔，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整件事记下来，”我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忘掉。没有什么比写下来更能让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了。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就算交的是个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把他写下来就可以了。我猜他是个外国人吧？只不过，我注意到你有些犹豫。如果你为了他而放弃所有的音乐，那我得说，他一定是位很重要的朋友吧。”
“哪儿都没有他。他并不存在。他走了。我挡了他的路。”
“嗯，不过耶诞节期间他并没有走，对吗？要是你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走。西里尔，他是个奥地利人吗？”
弗利文变得毫无生气。他就像是个睁着眼睛的死人。我把他揍得太惨了。
“好吧，他是法国人，”我放大音量建议，试图将他从回忆中拉出。“西里尔，是个法国佬吗，你的朋友？——他们不会在意一个法国佬的，尽管他们不喜欢这些人。拜托，西里尔，难道他是个美国佬吗？那他们更不会反对……”弗利文没有回答。“他不是爱尔兰人吧？为了你着想，我可不希望他是个爱尔兰人！”
我替他说出声来，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扰乱他的悲愁。他仍旧站在窗前，弯着大拇指，用指关节敲着前额，就像是要凿出一个弹孔似地。他低声说了什么吗？
“西里尔，我没有听清楚！”
“他什么人都不是。”
“都不是这些国家的人吗？”
“不是。”
“你是说他是个外交官吗？”
“他没有去萨尔斯堡，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听见了没有？”他猛然转过身，开始大声嚷嚷。“你是个饭桶，知道吗？先别管答案，你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发问！难怪这个国家会乱成一团！你那股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你那份人类的理解力上哪儿去了？变了吗？”
我再次慢慢地站起来。我让他继续看着我，并任由他再嘲笑我一次。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这样是无济于事的。
“西里尔，我是想帮助你啊。如果你又去了萨尔斯堡，并且留在那里，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去了别处——呃，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例如你的好友是义大利人的话。如果你原本只是假装去萨尔斯堡，但后来却去了——噢，我不知道——比如说罗马，或者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我不能替你把这件事说清楚。这不公平，而且即使我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啊。”
他瞪大了眼睛。他渐渐把我看成是疯子，并且自认为神智清醒。我重新装填我的烟斗，并全神贯注地继续往下说。
“西里尔，你实在是个难以取悦的人。”——我用手指塞紧烟丝——“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是个爱戏弄别人的人。‘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能做一次。’我是说，你到底要我说什么才好呢？”
我划着火柴，凑近了烟斗。在点烟时，我看见他把指关节移到眼睛部位，不想看见自己待在这间屋子里。但是我假装没注意到。“好吧，我们不谈萨尔斯堡。如果萨尔斯堡伤到了你，那就把它搁在一边，我们再回头谈谈你与铁幕的关系吧。怎么样？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了下来。他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直接了当地反对。我接着往下说。他也要我说下去。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相信我的话是一座连接真实世界和他所生活的地狱之间的桥梁。他希望我为我们两人说话。我觉得我得为他提出告白，因此我才决定打出这张最危险的牌。
“西里尔，为了避免引起争论，所以我们先把谢尔盖·莫德瑞这个名字加到这份名单上，然后就到此为止。”我尽可能轻描淡写，语气缓和地提出了这个建议，“这只是为了稳当起见。”我欣然地说道。“你看怎样？”他仍然低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喋喋不休地说着，并进而拟了一份呈交总部的建议。“‘好吧，’我们就告诉他们，‘那就在名单里加上你们讨厌的莫德瑞吧。别再和我们兜着圈子玩了，我们是清白的。带着莫德瑞这个名字回家去吧。奈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心神恍惚，笑得像个要被吊死的人。在邻近的一片沉寂中，我感觉到自己的话听来铿锵有力。但是弗利文却好像根本没听进去。
“莫德瑞就是他们想叫你找出的人，西里尔，”我合理地说道。“他们告诉过我。如果你承认莫德瑞——如果就像现在我所做的，把他记下来，而你也准许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拦我，对吧？——这样就没人能指责你我对他们不坦率。‘是的，我是谢尔盖·莫德瑞的好友。你们这帮神经病！’——怎么样？‘而且无论去哪里，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们做过这个，我们干过那个，我们同意去做某些其他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或者过得并不愉快。不管怎样，如果你们仍然禁止我与一个极其文明的苏联人交往，那么开放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怎么样？先别管我们之间的分歧，以后我们会弭平的。依我看，他们会把档案搁上一年，那我们就全都可以去度周末了。”
“为什么？”
我假装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把档案先搁在一边呢？”他露出怀疑的神色问道。“那他们算是什么？他们难道不会转过身来说：‘这是什么意思？’没人会这样。他们不大可能这样。他们依然如故。他们不会变成其他人。这是不可能的事。”
“别瞎扯，西里尔！”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令人难以接近。“西里尔！”
“干嘛！究竟出什么事了？不用大喊大叫。”
“这年头苏联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才会更加操心呢！我提出法国佬只是为了套你的话。现在我后悔了，我道歉。但是在这年头，一名苏联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不只是在谈论友好国家，更是在谈论伙伴！总部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这样。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带动潮流。西里尔，你在听我说话吗？”
刹那间，我以为自己输掉了这整场游戏——输掉了他这个同谋，输掉了他对我的信赖，也输掉了他不去怀疑的意愿。他像一个梦游的人走过我身边，然后再次来到窗前，站在那里沉思着那个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活中其他那些只完成一半的梦想，此时他一定已经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实现这些梦想了。
然后，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他开始说话了。他并不是谈论自己做过什么事，也不是谈论他和谁做过。而是为什么会做。
“整天都和一群愚蠢的人关在一起，你难道不晓得那会怎么样吗？”
我起初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的未来，稍后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谈论战车。
“整天听他们那些肮脏的笑话，忍受他们的使唤和讥笑？你不会知道这种滋味的，因为你享有特权，无论你装得有多谦卑。他们每天都是一样，津津乐道地谈论乳头、内裤、月经和阴茎，你受得了吗？‘得了吧，圣人，给我们讲个黄色笑话换换口味吧！我敢打赌，圣人，你喜欢深入！你钻进什么地方——体育馆侧门吗？粗了点是吧？圣人星期六晚上有什么乐子啊！’”他再度显得精力旺盛。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具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模仿天分。他扮作音乐厅的歌剧皇后，怪腔怪调地跟我说话，并在那张未蓄胡的脸上堆出一丝恐怖的笑容。“‘圣人，你听说过男女童军的故事吗？乐趣就在帐棚里，你一定没听过！’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是吧？‘圣人，你是不是经常将你那玩意儿掏出来看看？偶尔还弄它一下，好确定它是否还在？于是你感到如腾云驾雾的快感，然后它软了下去。我敢打赌你有个大家伙，不是吗？跟驴子的差不多，长到能够套上袜子。’……你没有这种经验吧，从早到晚不管是坐在办公室里，还是在餐厅里都没有过，是吗？因为你是一位绅士。你知道他们在愚人节送了什么给我吗？一份巴黎来的极机密电报，只能让弗利文过目，由你译电，用手译，哈哈。闪急电文，你明白这个笑话吗？我不明白。所以我走进小房间，取出密码簿，这不对吗？我亲自译电，不对吗？而且用手译。大家都低着头，没人笑出来，以免破坏了这个计划。我译出了前六组，发现尽是些有关保险套的污秽笑话。那是戈斯特干的。为了开这个玩笑，他还特别叫驻巴黎大使馆的那些家伙发了那份电报。‘冷静下来，圣人，别发火，对我们笑一个嘛。这只是个玩笑，圣人。你难道开不起玩笑吗？’我在抱怨时，人事主管也这么说。他们说，那不过是闹着玩。恶作剧有助于提高士气嘛。他们又说，把这看成一种恭维，豁达一点就好了。如果我没有音乐作伴，我早就自杀了。告诉你没关系，我想过自杀。麻烦的是，当他们发觉自己做了什么以后，我却看不到他们的嘴脸了。”
海登出卖情报局的时候，斯迈利曾经痛心地向我说过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叛徒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恨某人，爱某人。弗利文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现在他开始谈论他所爱的人。
“那天晚上我周游世界各地——波多黎各、维德角、约翰尼斯堡——这并不是我在幻想。我最喜欢业余音乐家的作品。他们聪明得多，告诉你，我就喜欢这一点。我甚至不知道早晨来临了。我的房间有厚实的窗帘，花了我三百英镑，上面还加有里衬。离开战车后，宁静就是我无上的乐趣了。”
他的脸上浮现不同于以往的笑容，宛若一个小男孩在过生日时露出的笑容。
“‘早安，鲍礼士，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然后她会用俄语说，‘今天早上好吗？’鲍礼士则回答他情绪不太好。鲍礼士经常这样。他很容易陷入斯拉夫式的抑郁。注意，奥尔加会照顾他。她会开他玩笑，不过她从来没有恶意。他们偶尔也会吵——呃，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什么事都是一起做。不过他们总是会和好如初。他们受不了整天闹别扭。说实话，奥尔加不可能这样做。她总是有什么说什么。然后他们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就是这样。助益良多，和善友好，谈吐风雅，当然还爱好音乐——呃，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嘛。还没听过他们谈论柴可夫斯基之前，我对这个音乐家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迅即对他的作品痴狂不已。鲍礼士有非凡的音乐监赏力。而奥尔加——呃，她有点容易满足。不过，我想他们也都只是演员，照着稿念而已。但是当你收听他们的节目，努力地试着学习俄语时，你就会忘了这件事。你会相信他们。”
他是在说，所以你就会把自己的书面资料寄过去。
他是在说，这是为了让他们免费替你改正，并对你提出建议。
在第一次通信之后，你甚至不必再把你的信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就有一个信箱。
他陷入沉默，不过这并不会构成危险。尽管如此，我还是怕他会太早结束这种恍惚的状态。我走出他的视线之外，来到房间的一角，在他身后站定。
“西里尔，你给他们哪个地址？”
“当然是这个地方。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罗普郡的乡间住宅，还是卡普里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姓名也告诉他们了吗？”
“当然没有。好吧，我用了西里尔这个名字。我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叫西里尔。”
“好家伙，”我赞许地说道。“那么这个西里尔姓什么呢？”
“尼莫，”他骄傲地宣布。“西里尔·C·尼莫先生。万一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尼莫’在拉丁文里是‘无名氏’的意思。”
C·尼莫（无名氏Nemo。）先生，或许就和A·帕特里（爱国者Patriot）也是一样的道理吧！
“你写了你的职业吗？”
“我没有写出真正的职业。你又在说傻话了。”
“那你写的职业是什么呢？”
“音乐家。”
“他们问了你的年龄吗？”
“当然问了。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知道你是否符合条件，否则万一你真的得了奖就麻烦了。他们不可能把奖品送给未成年人，对吧？谁都不可能。”
“还有身分——已婚或是单身——你也告诉他们这些了吗？”
“我得填上我的身分，不是吗？这个奖是送给夫妻档的，他们不可能只把奖品送给丈夫，却将他妻子除名，这样就不讲道理了。”
“你寄出了什么资料——比方说第一回——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对我的愚昧表现出更大的不悦。
“笨蛋。你以为我寄了什么给他们？该死的对数吗？你写信去，然后就会收到表格，注册，有了卢森堡的信箱号码，拿到教科书，成为他们的一员。之后鲍礼士和奥尔加在节目中叫你干什么你就照做，不是这样吗？‘完成第九页的习题。’‘回答第十二页的问题。’你没上过学吗？”
“你学得不错吧。总部说你有个用起来就像是百科全书般的脑筋。他们告诉过我。”我开始摸清他是多么喜欢别人奉承。
“事实上不只是不错而已。谢谢你的夸奖，还有总部。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某些导师曾寄来一些评语给我，而其中一些不乏赞美之辞。”他补充道，并咧着嘴笑。受到别人夸奖时，他总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当我星期一早上在走进战车时，虽然我嘴上什么也不说，心里却是无限振奋。我想如果我愿意，我会对你们其中的某些人说说。但是我没有。我宁可把它当成私人的秘密。我宁愿维护自己的友谊。我不会让那些畜生用些下流的评语来糟蹋奥尔加和鲍礼士。谢谢，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你回信给这些导师了吗？”
“只写了尼莫这个姓。”
“但是在其他方面，你并没有玩弄他们吧？”我问道。我很想挖出在这第一次的不法恋爱中他心中究竟存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如果真有任何一点的话。“我是说，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你是不是就会直接的回答。你不会忸怩作态吧！”
“我没有忸怩作态！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我竭力地做到和我那些导师一样彬彬有礼，他们都是名教授，其中有些人还是研究院院士。我很感激，也很用功。这是他们最起码应该得到的回报，想想看，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收任何报酬，而且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促进人类的沟通与了解。”
我的猎人细胞又开始蠢动了。我打量着他们是怎样戏弄弗利文的。我正在揣想着，如果情报局已将所有事情设想得如此完美而周到的话，在他们心中，我自己又该如何来陪他玩这场游戏。
“我想，随着你的进步，他们就让你从简单的课本练习转而学习更有挑战性的东西——像是写作文、论文之类的，是吧？”
“是的，当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火候已经够了，他们就让我自由写作。”
“你记得他们给了你什么题目吗？”
他哈哈大笑，笑声中带着优越感。“你想我忘得掉吗？那阵子我完成一篇文章，总得要字典不离手地写上五晚，要是每天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幸运了！奈德，你脑袋清醒点吧！”
我一边记录他的口述内容，并报以凄然一笑。
“第一个题目是‘我的生活’。我告诉他们战车的事。当然，我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说出我们那种工作的性质。可是，我不否认自己作了一些社会评论。我想委员会有权知道这些，特别是随着言论自由开放之后，为了人类的福祉，一切都会变得缓和下来。”
“下一个题目是什么？”
“‘我的家’。我告诉他们我要修建水池的计划。他们喜欢这个。还有我烹饪的事。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擅长烹饪。接下来他们给我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消遣’，这个题目可能有好多材料，但是我没什么好写的。”
“我想，你一定描述了你对音乐的喜爱吧？”
“你错了。”
他接下来的回答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份控诉，是为自己的受难伙伴所发出的同情呐喊，也是一段盲目的祈祷，却被像我这样一个还来得及为爱不顾一切的人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选择了‘良友’作为我喜爱的消遣。”他说，同时脸上又浮出了狂放的笑容。“事实上一直到现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良友，但是这并不会对我造成妨碍。当机会来临时，我会十分珍爱这难得的友谊。”他好像忘了自己说过话，因为他又用了些我或许曾对莎莉讲过的话重新起了头：“我有一种感觉，自己在生命中曾经放弃了某种东西，而我现在想把它要回来。”他说。
“他们称赞过你的佳作吗？他们是否印象深刻？”我一边问道，一边勤奋地记了下来。
他又笑了。“我想是马马虎虎吧。大部分还算勉强通过。他们当然会有所保留。”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表扬你时既宽厚又慷慨，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的原因。”
而且他们真的表现了出来，弗利文说——我几乎不需要再逼他了——这些特质在一个名叫谢尔盖·莫德瑞的身上全都彰显出来了。他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文化事务一等秘书，并且以莫斯科广播电台忠实的地方代表之身分，被指派前来回应弗利文的祈祷。
十一月的一个阴冷星期六，莫德瑞就像所有的天使一样，毫无预警地悄然来到弗利文的家门口。他带来足以显示他身居高位的礼物：一瓶莫斯科产的伏特加酒，一盒盛伏加产的鱼子酱；一本印刷粗糙、关于大芭蕾舞团的艺术图书，另外还有一封用打字机打好的信。信中表示基于西里尔·尼莫先生在俄语学习中的卓越进步，特任命他为莫斯科大学的荣誉学生。
然而最大的礼物还是莫德瑞本人的魅力，他举止风雅，完全符合弗利文在那篇荣获委员会大奖的作品中所推崇渴求的那种良友典型。
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了。弗利文镇定自若，而且趾高气扬，因为不管花了多少时间，他还是得到了满足。他的声音冲破了束缚，那张平淡的面孔也绽开了笑容。那是一个懂得真爱，并且渴望散播自己好运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如果世界上还有人能让我对他露出同样的笑容，那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莫德瑞，奈德？谢尔盖·莫德瑞？噢，奈德，我是说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对完美的最佳拍档。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了。我想我们之间不会有你们那些虚情假意。这是完整的拥有与接受。当然啦，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幽默感，率直而犀利，完全没有欺骗。我们有同样的兴趣，也喜爱同一个作曲家。”他试图采用一种较超然的语气，但却是徒劳无功。“就我的经验而言，这在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两个人竟会在各方面都有着如此自然的契合——不过我得承认，在女酒保方面，谢尔盖的经验远比我要丰富得多了。谢尔盖对女人的态度，”——他努力地表现出不表赞同的样子——“我这么说吧：如果任何人有这种举止，我就会觉得难以接受。”
“西里尔，他介绍过女人给你吗？”
他马上露出斩钉截铁的驳斥神情。“他当然没有，谢谢你。我不会让他这样做。而且他也不会认为这种介绍符合我们之间的关系。”
“连你们一起去苏联的时候都没有吗？”我又对着他跳了一步，斗胆问道。
“没这回事，谢谢你。事实上这会毁了他们，真的会让他们死得很惨。”
“那么这全是谣传了，他们对他那些女人的说法？”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是谢尔盖自己告诉我的。谢尔盖对女人完全抱持一种毫不留情的态度。他的同事私底下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毫不留情。”
我不由得佩服莫德瑞的心机之深——或者，该是佩服他主子的足智多谋才对？莫德瑞毫不留情地追求女人，而弗利文则是毫不留情地排斥她们，这两个人可真是绝配。
“那么你也见过他的同事了。”我说。“是在莫斯科吧，而且是耶诞节期间。”
“我只见过他所信任的同事。他们对他的尊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是在列宁格勒吧。我并不挑剔，我也没有权利那样做。我是贵宾，他们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的眼睛盯着笔记本。天知道我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全是些冗长的官样文章。后来，我才发现整个记录中，我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我选择了一种最沉闷的语调。
“西里尔，那么这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表彰你杰出的语言才能呢？或者是那时你已经开始向莫德瑞提供非正式的服务了？比方说给他情报或是其他的东西，像是翻译点什么之类的。有人告诉我，很多人做过这种事情。当然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不能苛责他们，对吗？——这只不过是要帮助开放而已，而现在果然完成了。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只是，西里尔，我还是得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留下适当的记录，否则他们会剥了我的皮。”
我没敢抬头，只是继续写着。我翻开另一页，写了一行——谈下去，谈下去，谈下去。而且我还是没有抬头。
我听到他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是并未听懂。我听到他嘟哝着：“不，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干过。”我听到他放大音量抱怨着：“别这么说，可以吗？你和你的总部都不要再说了。‘给他情报’——这是怎么一回事？话不能这么说的。奈德，我是在和你说话啊！”
我抬起头，抽着烟斗，微微一笑。“是吗，西里尔？你当然是在跟我说话，对不起。你是我这个星期之内约谈的第六个人，而且是最诚实的一位。这阵子大家都在搞开放。这是潮流，我开始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他决定要安慰我。他坐了下来，但是并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他的态度既像长辈，又像朋友对朋友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小学的校长。
“奈德，你是把自己当成是自由主义者，对吗？不管怎么样，你得面对现实，即使你现在要为总部工作。”
“我想我算是某种自由思想家吧，是的。”我让步了。“虽然我确实得考虑我的养老金，这是很自然的。”
“你当然是这样的人！你赞同混合的经济制度，对吧？你不会比我更讨厌贫富不均的情况。人道主义超越意识形态，你相信这点吗？在资本主义这列摧毁一切的列车完全失控之前就制止它？你当然会这么做！我敢说你对环境有着高度的关切——貛、鲸鱼、毛皮大衣、发电厂等，诸如此类。你甚至有个梦想，认为人可以在不互相冲突的情况下，分享一切。兄弟姊妹并肩迈向共同的目标，齐享文化和音乐！同时开放参加政治活动以及选择效忠对象的自由。一切和平安详，到那时，世界该有多美好。”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说。
“你还不够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也是。如果我年纪够大，就不会和他们抱持相同的看法了。我们是好人，事实便是如此。我们是有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你和谢尔盖！奈德，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你的极力掩饰只是白费功夫——你们是物以类聚。所以别把我抹黑，而说自己是好人，因为我们的想法相同，就像我和谢尔盖一样。我们站在同一边，对抗一切乖戾邪恶、文化贫瘠以及污秽丑行。‘我们是未得到认可的贵族，’——谢尔盖是这样称呼我们这种人的。他说得对，你也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还有别人吗？那些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堕落、颓废和无礼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夜深人静时，我们在阁楼上拨着电话号码，是要听谁在说话呢？绝不是那些雅痞，这是错不了的。也不是那群养尊处优的猪猡——他们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那些赚得多，花得多，拼命想拉抬自己的家伙，什么忙都帮不上。更不会是那些身材姣好的女流之辈。我们也不会在匆忙中改信伊斯兰教，至少不会在他们自相残杀、施放毒气的时候那么做。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现在的情况看来，苏联人正在放弃他们位于世界各地的责任并穿上苦行者的粗布衬衣，而对一个有感觉、有良心的人来说，他应该选择什么呢？谁是我们可以仰赖的人？哪儿才能再有梦想？何处才能得到解脱？总该要有人来消除这种隔阂才是。我不能遗世独立，我不能一无所有。奈德，如果没有跟着谢尔盖，我将会死去。谢尔盖就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谢尔盖就等于是我的饮酒、食肉和笑声。他表现出我生命中的全部意义。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才是我想知道的。在我看来，有些人会崛起，有所作为。而谢尔盖就具有那种意识形态。但是在你身上我却看不出——不过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就是了。我瞥过这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憧憬，可是我不能确信。我不知道你是否具备这种素质。”
“那你来试试看啊。”我说。
“我不认为你具有那种智慧。那种轻盈的舞步。我在你走进来时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在心中把你和谢尔盖作了比较，不过我恐怕得说我发现你是极度地欠缺这种智慧。谢尔盖并不是如同落魄游民般一路拖曳着脚步进来。他完全征服了我。他按了门铃，大步进门，像是已经买下了这幢房子似地。他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但是要比你更有精神些——我并不是说他在哪儿都坐得住。谢尔盖不是这样的人，他总是不安于座，甚至在观看歌剧时也一样。然后他会笑得像个小精灵，举起斟满伏特加的酒杯说，‘恭喜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我可以叫你西里尔吗？你已经赢了这场比赛，而我就是第一名的奖品。’”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我意识到他是在抹去脸上的笑容。“谢尔盖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
他哈哈大笑，于是我也随着他放声大笑。我心想，莫德瑞就是他那虚假的自由。就像莎莉之于我一样。
“他甚至没有脱下大衣，”他接着说道。“他就直接了当地说话了。‘现在我们得先谈谈颁奖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不会铺张，只有我的几位朋友要来，其中正好有鲍礼士和奥尔加，再加上委员会的一、两位高层人士。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酒会，还有几位你在莫斯科的崇拜者来参加。’”
“‘在你们的大使馆吗？’我问。‘我不会到那儿去的。我那个单位准会杀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这个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西里尔先生。我说的不是大使馆，谁在乎大使馆呢？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国语言学院，将以公民所能得到的最完整礼遇正式接受你为荣誉学生的典礼。’”
“起初我以为自己死了，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我在外交部工作，但是我这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多佛，更别说是苏联了。‘去莫斯科？’我问。‘你疯了吗？’我说。‘我是一名译电员，可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袖，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去莫斯科，’我说。‘即使那里有奖品，奥尔加和鲍礼士也等着和我握手，还有荣誉学生的称号，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事物。你似乎不明白我的处境，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工作，’我说。‘那里的人倒不敏感，可是工作敏感。我持续而又定期地接触极机密等级以上的资料。我可不是一般街上的老百姓，可以随便搭你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没人会干这种傻事。我想我已经在我的论文中交代得很清楚了，你们应该稍能明白。’”
“‘那就去萨尔斯堡吧，’他说。‘谁还会注意呢？搭飞机到萨尔斯堡，就说要到那儿听音乐，然后再溜到维也纳，到时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是苏联的民航机，但是只要两个小时——到达时护照免验，我们会举行家庭式的典礼，谁会知道呢？’然后他递给我这份文卷，边角并有烧灼的痕迹。这是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全体委员会成员的签名，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俄文。告诉你无所谓，我读的是英文那一面。我总不能坐在他面前查上一个小时的字典，对吧？那样的话，我就会像个十足的白痴，要知道，我可是一名顶尖的语言学生。”他顿了一下——我想他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他说。“我不应该那样做，真的，但是我再也不想当尼莫了。我想要做回我自己。”
现在你们一定有一会儿弄不清我在说什么，就像当时我弄不清西里尔在说什么一样。直到此刻，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明白了他的话。我斗胆发问时，甚至还会去引导他说出来。顷刻之间，他变得无拘无束起来，而我却得费力地去跟上他的思绪。他的整个心都在苏联，但是我自己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并没有事先提醒我，会将我们的话题转移到那里。他是在谈论鲍礼士和奥尔加，不过这次再也不是只闻其声了，而是真的看到了他们的模样；以及鲍礼士如何拥抱他，而奥尔加又是如何故作庄重地给了他一个苏联式衷心的吻——奈德，他并不赞同亲吻，但是和苏联人之间的亲吻并不像戈斯特那种，所以你不会介意，你甚至会盼望着得到它，奈德，因为苏联把这看成是同志间表示亲密的行为。弗利文此时看来像是年轻了二十岁，神采奕奕地诉说着他所引起的那些小题大作的骚动，那就像是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日宴会一样。他说，鲍礼士和奥尔加本人，丝毫不摆架子，就是那么亲切自然，和他们在教学时一样。
“‘恭喜你，西里尔，’她对我说。‘恭喜你在俄语学习中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呃，当然有人替我翻译，而我则告诉她，我的俄语程度还没有那么好。然后鲍礼士便拥抱我，‘西里尔，我们对自己能给予你帮助感到非常荣幸，’他说，‘说句实话，我们有许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是坚持到底的这些学生弥补了这种缺憾。’”
到了此时，我才终于能将这幅他用捉摸不定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图画拼凑出完整的景象：对弗利文来说，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耶诞节，无疑地也是他第一个最快乐的耶诞节，谢尔盖·莫德瑞就像个马戏团的驯兽师般在一旁指挥着他。他们置身于莫斯科某处的一间挂着豪华吊灯的大屋子里，在这里有致辞及颁奖仪式，还有从莫斯科演员中心精选的五十名临时演员担任来宾。弗利文飘飘欲仙，而莫德瑞就是希望他有这种感觉。
接着，就像弗利文刚刚唐突地提起这件往事一样，突然间他又停住了。他眼里的光芒褪去，头则歪向一边，紧皱双眉，彷佛是在评判自己的言谈举止。
我谨慎地将他拉回现实来。“那它在哪里呢？”我说。“那份他们给你的文卷。在这儿吗？西里尔，那文卷在哪儿？他们是在那儿任命你的？”
他瞪着我，然后慢慢地回过神来。“我得还给谢尔盖。‘西里尔，当我们在莫斯科时，’他说，‘你应该把它挂在墙上，并且镶上金框。但是在这里不行。我不能让你身陷险境。’谢尔盖将一切都考虑得很周详，你和你的总部会日夜窥探我，他也说对了。”
我没让谈话停下来，也没有改变我的语气，甚至不让自己显得轻松。我垂下双眼，再次把手伸进上衣的夹层口袋里。我成了代替谢尔盖的候选人，而他正在取悦我。他是在向我施展他的诡计，并且要求我接受他。直觉告诉我，应该要让他为我更卖力些。我再次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而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问他，他的外公叫什么名字似地。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供给谢尔盖那些重要英国机密的？”我问。
“不管怎样，我们都把那些东西称为机密。很显然地在几年前被视为是机密的，到了现在已经不再算是机密了，对吧？我们也没有靠保密赢了冷战，对吧？我们是靠开放赢得冷战的。开放性。”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提供情报。但是这一次，当我对他采取断然措施时，他竟然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是站在另一边的。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赢得冷战的。刚开始谢尔盖也不想要什么机密。‘西里尔，那些机密对我不重要，’他说。‘西里尔，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多变的世界里，我会很欣然同意，机密就等于是毒品，’他说。‘我宁可将我们的友谊维持在一个非官方的基础上。可是，如果我确实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在此同时，他又说如果我能替他写几份有关莫斯科广播节目素质的非正式报告，以取悦他的上司，这就已经很足够了；比方说，收听的效果是否良好。你真的会以为他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并不知情。坦白说，和苏联人打交道，你根本弄不清楚该从哪儿攻击他们的无知。这不是批评，这是事实。他说他也想听听我对课程的意见以提升教学水准，以及将来或许我能提供些意见给鲍礼士和奥尔加，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优秀学生。”
“那是什么改变了这种情况呢？”
“改变了什么？奈德，请你说清楚些。你知道，我不是个无名氏。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愿从你这里取得机密的态度？”我说。
“是他的大使馆。那些死硬派分子，野蛮人。他们总是这样。他们向他游说。他们拒绝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情愿留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继续进行他们那种可笑的冷战。”
我说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言行有点令我捉摸不透。
“这么说吧，是的，我并不感到意外。大使馆里有许多人不喜欢耗费时间以文化友谊作为开始。他们内部的两派人马彼此对立，互怀敌意，明争暗斗。而我是一位使不上力的旁观者。爱好和平的鸽派人士赞同展开文化交流，他们尤其支持开放性。他们认为文化弥补了敌意消失后所留下的真空状态。谢尔盖向我解释过这一点。但是主战的鹰派人士——我得遗憾地说，其中包括大使在内——却希望谢尔盖一本过去的那种态度，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蒐集情报，并且无视于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以侵略者和阴谋者的姿态积极展开行动。大使馆里的那些死硬派分子根本不理会谢尔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点儿也不在乎。是的，他们不在乎，不是吗？就像戈斯特对我的所做所为。说句实话，谢尔盖不得不如履薄冰，左右为难。我也是一样，这是职责所在。我们在一起做些文化交流，谈点语言的事，谈艺术，谈音乐；然后弄点机密满足那些鹰派人士。我们不得不迎合各个党派，向他们表态自辩，正如同你得迎合总部，而我得迎合战车一样。”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我开始听不清楚他的话。我得使用鞭子了。“那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西里尔，不要自作聪明，好吗？我得把这个记下来，看看是什么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供情报给谢尔盖·莫德瑞的，什么资料，有什么目的，得了多少报酬，是什么时候停止的，还有为什么，在还能继续进行的时候中止？西里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愿意告诉你，我很想去度周末。我的妻子也想去。我也很想跷起二郎腿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你知道，我可没有加班费。他们制定严格的计件工作方法，但是等到发薪水的时候，大家都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成本效益的时代，他们告诉我，要是我们不小心点，认真点的话，我们这个机构就可能被贬为私人企业。”
他没有听我说话。他不想听。他的身体和大脑都在游荡着，以寻找能让他脱离现状的事物，某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我的愤怒并非全然出于假装。我开始痛恨莫德瑞。我气不过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那些无辜者的信赖，以换取自己的生存。让我感到恶心的是，莫德瑞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利文的孤独来诱他犯下叛国罪。一想到爱竟与职责相互对立，我不禁感到悚然。
我洒脱地站起身来，心中仍感到气愤不平，弗利文则无精打采地坐在一张六世纪英国风格的雕花圆凳上，其上的座垫并绣有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那些玩具拿给我看。”我对他下令。
“什么玩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得告诉你，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婴儿。这是我的家，不要指挥我。”
我想起莫德瑞的那套谍报伎俩，他所利用的资料，以及他训练手下间谍的方式。我又想起自己那一套，以及当时我是怎样指挥自己手下的间谍照弗利文的方式去对付这个苏联目标，即使他们并不像弗利文那么疯狂。我正在揣想着自己会如何来处置像弗利文这样一个能够接触机密文件，而精神又不太建全的人。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而已啊。”我没好气地说道。“西里尔，你的高速发报机呢？西里尔，你的暗号计划。以前的密码本。你的晶体。还有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以及那些掩饰的装置。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我的公事包里，星期一呈交给上司；然后我就想回家去看阿森纳队和曼联队的足球赛。这也许不合你的口味，但是这正巧投我所好。所以我们就少说废话，继续进行下去好吗？”
我可以感觉得到，弗利文的疯狂正在消失中。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也一样。他垂着头，双膝叉开、木然地望着他的双手。我可以感觉到他开始垮了下来——此时忏悔者已经厌倦了他的自白，厌倦了那种带给他压迫的情感。
“西里尔，我可是有点不耐烦了。”我说。
在他仍未回答之际，我大步走到电话机前。蒙帝的手下所冒充的检修人员已经让这具电话永保畅通。我拨了伯尔的专线电话，听到他那位光鲜花瓶秘书在另一头接听，就是那个从来都没听过我名字的秘书。
“亲爱的，是你吗？”我说。“顺利的话，我大概得再待上一个小时。我这一位拖得挺慢的。是的，好吧，我知道。对不起了。呃，我说很对不起。是的，当然。”
我挂了电话，然后带着责难的意味盯着他。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带我上楼。阁楼是一间空的卧室，屋顶挑高。他的收音机就摆在屋内一角的桌子上——德国制造，就像蒙帝说的那样。我打开收音机，他则在一旁望着我，我们听到一位口音很重的苏联女人正气愤不平地谈论着莫斯科的犯罪集团。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弗利文冷不防地说道，彷佛是我应该对此负责似地。“那些苏联人。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毁掉他们的国家？他们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他们曾经是多么的骄傲。我也是。所有的玉米田，不分阶级的世界，还有西洋棋，太空人，芭蕾和运动员。在他们开始摧毁它以前，那是天堂。他们忘了自己的优点。这简直是丢人现眼。这就是我告诉谢尔盖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收听他们的广播呢？”我说。
他快哭了，但是我假装没看见。
“等消息，不是吗？”
“西里尔，请你说话痛快点！”
“等他告诉我，我会再度被重用，他们又开始需要我了。‘西里尔，回来吧。一切都过去了，爱你的谢尔盖。’我只要听到这个就满足了。”
“他们会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白漆。”
“往下说。”
“‘狗的身上有白漆，奥尔加。’……‘我们得在书架上刷上一块白漆，鲍礼士。’……‘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奥尔加，看看那只猫，有人在它的尾巴涂了白漆。我痛恨残忍，’鲍礼士说道。他们为什么不在我听广播时说这些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方法往下推，好吗？好，你听到了讯文，而且是来自收音机。奥尔加或鲍礼士其中一人说出了‘白漆’，或者两个都说了。接下来你怎么办？”
“看我的暗号计划。”
我伸出手，拍了一下，命令他。“快！”我说。
他慌忙了起来。他找到一把木制梳子，然后揭开刷毛，伸进他那粗大的手指，从缝隙里掏出一张易燃的软纸，上面分别列出了时间和波长。他把纸递给我，希望这能让我满意。我从他手里接了过来，脸上毫无喜色，只是啪地一声将它塞进笔记本里。我同时看了一下手表。
“谢谢。”我简要地说道。“西里尔，其他东西也请你拿出来吧。我要密码本和发报机，别跟我说你没有，我可没这个兴致陪你玩。”
他抓起一罐爽身粉，在罐子底部拉扯着，极力想讨好我。他一面把爽身粉倒进洗手盆里，一面神经兮兮地絮叨着。
“奈德，你知道吗？我曾备受尊重。能受到尊重的人不多。这里面有三个晶体。奥尔加和鲍礼士会像白漆那件事一样告诉我要用那一个，只是这里用的暗号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三号，贝多芬是二号，巴哈是一号。他们把这些作曲家按照字母顺序编号，以帮助我记忆。一般来说，你只能瞄上几眼，却交不到朋友，对吗？除非你能遇见谢尔盖或是他们其中一个人。”
爽身粉已经全倒出来了。他的手掌上有三个无线电晶体，而且还有一本小型密码簿，和一块用来放大的镜片。
“我把弄到的东西都给了他，谢尔盖，我全给了他。不管他告诉我什么，我都会把它纳入我的生活之中。如果我情绪不好，他会让我心神舒畅。他善解人意，能看透我的内心。这使我有一种被人了解的感觉，我喜欢这样。但是现在完了。他已经被召回莫斯科了。”
他的语无伦次使我惊惧。他想要安抚我的狂热欲望也让我害怕。如果我是前来为他执行吊刑的刽子手，他也会满怀感激地松开自己的领带。
“你的发报机呢，”我厉声说道。“如果不能发报，要晶体和密码本有什么用？”
他以同样骇人的步调弯下圆滚的身体，卷起加有穗饰的绒毯一角。
“奈德，我真的连把刀都没有。”他承认。
我也没有，然而我还是不敢撇下他，也不敢破坏自己对他的指挥权。我在他身旁蹲下来。他茫然地望着一块松动的地板，并试图用厚实的指尖掀开它。我则握紧了拳头，捶着地板的一头，然后满意地看到另一头翘了起来。
“你自个儿来吧。”我说。
我猜得出来，那些都是旧玩意儿，他们再也不会在乎的东西——几个铅色小盒子，一台发报机，一些勉强适用于那台收音机的应急装备。不过他还是傲然地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递给我。
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可怕的忧虑。“奈德，你知道，现在的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他解释道。“我并没有生病，没有，但是我也不存在。这栋房子也一样，什么都不是了。我曾经爱过它。它照顾我，就如我照顾它一般。这房子和我，我们没有了对方，自己也就不存在了。我敢说，你一定很难体会这一点，如果你有了妻子，房子算什么。她会介入你们。我是说你和房子之间。你的妻子会夹到你们中间。莫德瑞，我爱过他，奈德。当时我意乱情迷。‘西里尔，你太过分了，’他总是这么说。‘冷静点。放松点。去休个假。你幻想过头了。’我做不到。谢尔盖就是我的假期。”
“照相机呢。”我要求着。
他没有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他仍满心想着莫德瑞。他望着我，但是眼里看到的却是莫德瑞。
“别这样。”他说道。他显然没听懂我的话。
“照相机！”我大声吼道。“西里尔，看在老天的份上，难道你从来没度过周末吗？”
他站在衣橱前，橡木门上雕着圆桌武士剑刃图案。
“照相机！”他仍在犹豫时，我扯着嗓门更大声地吼着。“如果你不先把文件翻拍成照片，你要怎么在剧院里把它塞给你的好朋友呢？”
“奈德，放轻松。冷静下来，好吗？拜托。”他带着一丝优越感笑道，并一边把手伸进衣橱里。但是他的眼睛却对我直送秋波，说着“看这个”。他伸手在衣橱里摸索着，并对我发出神秘的微笑。他拿出一副小型歌剧用望远镜，将它瞄准了我，先是从右面看，然后又转回正面。接着他把望远镜递给我，让我也能跟着做一遍，拿这个东西来看它。我将望远镜拿在手里，立即感觉到它那十分轻盈的重量。我转动着中央调节旋钮，直到听见咔嗒一声。他对我点点头，鼓励着我，说道：“对，奈德，就是这样。”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然后从中间打开，这是一本《世界舞蹈家大全》，里面并附有插图，有一个年轻女孩做出猫跃步的芭蕾舞动作。莎莉也上过芭蕾舞学校。他解开领带夹，我看到那短的一头可以用来作为测量链。接着他从我手中接过望远镜，对着书测量距离，并转动旋钮，直到它发出咔嗒一声。
“看到没有？”他骄傲地说道。“明白了吧！他们特别做的。为我做的。晚上看歌剧用的。谢尔盖亲自设计。苏联在很多方面工作态度很懒散，但是谢尔盖一定要最好的。我都会在战车待到很晚。如果我愿意，我会为他拍下一整个星期的往来文件，然后在我们坐在剧院特别座欣赏歌剧的时候，把底片交给他。我通常会在独唱时拿给他——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他把望远镜递还给我，接着茫然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他的指尖摸着光头，彷佛他有一头浓密发丝似地。然后他伸出双手，似乎有人在测试空气，看看天会不会下雨。
“奈德，谢尔盖拥有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然后就这样走了。唉，这就是人生。现在得看你的了。你有那种勇气吗？你有那种智慧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信给你的原因。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我不认识你，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一个能了解我的好人，一个我可以再次信任的人。这就要看你的了，奈德。现在你的机会来了。趁着还有时间，跳出你的自我窠臼，好好过活。你那个太太，从声音听起来，是有些霸道。听我一席良言，告诉她，好好过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在你的世界里。我早就该劝你了，不是吗？”他露出可怕的笑容，而且完全是对我而发。“单身男人，不吸烟，喜爱音乐与智慧。我会细看这类徵友广告——谁不会这样做呢？我有时考虑回覆它，只是我不知道如果话不投机，到时要怎么断绝来往。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你，有没有？从某方面来说，这就像是写信给上帝一样，然后你穿着这件邋遢的外套来到这儿，问了一大堆漏洞百出的问题。无疑地，这一定是总部拟的。奈德，是你该独立的时候了，我也是一样。你老是在担惊害怕饱受恫吓，这就是你问题的所在。依我看，你的妻子得负部分责任才对。听到你跟她道歉，我觉得颇不以为然。你不会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我想我能造就你，而你也可以得着点什么。你可以帮我挖那个水池。我则能向你展示音乐的魅力。这很公平吧？没有人能对音乐无动于衷的。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戈斯特的缘故。”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可怕。“奈德！别碰它，可以吗？不要把你那双贼手放在我的财产上，听见了没有！”
我正在摸他那台打字机。它就放在摆望远镜的同一个衣橱里，上面还盖着几件衬衫。衬衫上署名A·帕特里，我想到“A”就是指“任何人的”，任何爱他的人。我已经猜了出来，而他也已经告诉了我。但是看见这台打字机，一种将要收场的感觉却让我们两人激动起来。
“那你为什么会和谢尔盖断绝来往？”我问他，一边仍然摸着键盘。
但是这次他对我的恭维并没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和他断绝来往，是他要断的。即使到了现在，你能紧接着他离去的脚步来到这里时，我都还没结束，别再谈这个了。请将这一切恢复原状。谢谢。”我照他所说的，把打字机这个证物藏起来。
“他是怎么说的？”我心不在焉地问道。“他是怎么跟你断绝来往的？他是不是写了一封信给你之后就溜之大吉了？”我又想起了莎莉。
“不是。当那个人被困在伦敦，而你则在莫斯科逍遥时，你根本不用说些什么。沉默会解释一切。”
他走到收音机前，坐了下来。我紧跟在他身后，准备随时制止他。
“我们接上电源，仔细听听，好吗？说不定我能听到一句‘西里尔，回来吧’的信息，这种事情你永远说不准的。”
我看着他架起发报机，推开铅质的窗户，拉出极细的天线。那条天线就像是一根系有铅锤，却没有鱼钩的钓鱼线。我看着他查看自己的信号图，并在高速录音机上打出求救信号和他的呼号。然后把录音机和发报机连接起来，嗖地一声将信号发了出去。在他把开关转换接收之前，他这样做了几次，然后又转换开关去接收，但是什么也没收到。他原本也就不抱希望，他只是在向我表示不会再有什么了。
“他的确告诉过我，一切都已结束了。”他望着那些标度盘说道。“我不是在怪他。他真的这么说过。”
“什么都已结束？间谍活动？”
“噢，不，不是间谍活动，那会永远进行下去，对吧？其实他是指共产主义。他说在这个年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弱势的宗教而已，但是我们却还没有认清现实。‘西里尔，该高挂你的靴子了。西里尔，如果你的身分暴露了，最好不要到苏联去。在新局势之下，你会被当成麻烦的。我们也许得把你送回来，以作为一种表态。你和我，我们这些人都过时了。莫斯科中心已经决定了。近来莫斯科方面只对强势货币有兴趣，他们竭尽所能地搜括英镑和美元。所以我认为我们恐怕要被打入冷宫了。你和我，我们是多余的人，而且还有点过于迂腐。对那些有关的人而言，我们简直只会让他们感到尴尬。要是让人发现我们操纵英国外交部的一名能够接触极机密等级以上文件的译电员，那莫斯科可承受不起。他们只会把你我视为负债，而不是资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西里尔，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好好去休个长假，找位医生看看，晒晒太阳，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对于你我之间的事，你表现得有点过于激动了。我们很想好好安置你，但是坦白说，我们现在手头有点紧，没有多少强势货币。如果你只要一、两千，我相信我们可以替你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存进一点，但是数目较大的款项目前大概还拿不出来，得等候另行通知。’老实说，奈德，他说这些话时，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似地。”他带着全然不解的语气接着说道。“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而他却不要我了。‘西里尔，不要把人生看得那么艰苦。’他说。他总是说我生活在压力之下，我的脑子里记了太多的人名。我想他的确说得没错。我的生活简直一团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等你知道了，却为时已晚，你有时会不会也这样想呢？你认为自己是某种人，但是你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歌剧一样。可是，我说啊，别担心。再奋战一天，别说努力全是白费的这种丧气话。一定都会有所帮助的。是的，就是这样。”
他挺起那副柔软的肩膀，似乎有点得意洋洋，并把自己看成是个置身事外的人。“那好吧。”他说。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客厅。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其余要做的只是弄清楚那些遗漏掉的答案，以及弄出一份他所出卖的文件清单。
我们结束了。然而并非是弗利文，而是我，不肯迈出这最后一步。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转过头来，笑得实在太愉快了，伸长了脖子等着被砍头。他在等待，但是我却拒绝出手。他高高地扬起那圆圆的秃头，斜着身子，像是在说，“来吧，就从这儿下手。”但是我下不了手。我纹风不动。我手里捏着笔记本，里面所写下的一大堆资料，正等着要他签字，然后就得致他于死地。但是我一动也不动。我是站在他这边，而不是站在总部那一边的。他那边又是哪一边？爱情是一种意识形态吗？而忠诚就是一个政党吗？或者是我们在匆忙地划分世界时，方法有误，并未注意到一场不断进行着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乃是那些仍在探求真理的人们和那些为了取得优势，而将自己冷漠无情的最基本原因解释成是脆弱善感所致的人们？我即将要毁灭一个追求真爱的人。我竟然若无其事地，佯装我们正一起作着假日散步，然后引领他走到了自己的断头台前。
“西里尔？”
我得重复一遍他的名字。
“什么事？”
“我应该从你这里取得一份签名的声明。”
“你可以告诉总部，我正是在促进大国之间的了解，”他热心地告诉我。我感觉到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自己去告诉总部。“告诉他们我是在消除这几年来我在战车里所观察到的那些愚蠢而不可思议的敌意。这会让他们安静下来的。”
“呃，他们的确曾经这样猜测过，”我说。“只是事情要比你想的稍微复杂一点。”
“此外，向他们提出我希望换份工作。我会愿意即刻离开战车，到一个非机密单位攒我的养老金。我会接受降职处分，我已经决定了。我并不缺钱，也不是傲慢。我得说，换个工作总比休假好。奈德，你去哪儿？厕所在另一头。”
我朝着门口走去。我是想逃离此地，以保持神志清醒。我的世界好像已经萎缩成只有这间可怕的房子那么大了。“西里尔，我只是回办公室去。我大约会离开一个小时左右。你知道，我无法马上就为你起草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必须要按照正确格式之类的方法草拟。忘了周末假期吧。说实话，我向来就不喜欢周末。要是你想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周末就是宇宙间的黑洞。”我怎么会用他的语调说起话来呢？“西里尔，别担心，我找得到路出去。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在他们进来之前抽身走开。我越过弗利文的肩膀朝窗户那边望去，看到了蒙帝和他两名手下正从他们的汽车下来，而一辆黑色的警车就停在弗利文的屋外——不过还好，谢天谢地，因为情报局没有逮捕权。
但是弗利文又在说话了，就像那些你以为已经死了的垂死之人，还在继续说着。
“奈德，我不能一个人留下来，你知道的。我再也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奈德，我不能对一个陌生的人解释我所做过的事情，完全不能再说一遍，没人可以叫我再说一遍。”
我听到了有人踏上碎石地的脚步声，接着门铃响了起来。弗利文抬起头，他的双眼和我的双眼彼此对视，从他眼中，我知道他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渐渐显出怀疑的神色，但最后似乎又有所理解了。在我打开前门时，我的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身上移开。帕弗里站在蒙帝的身旁，他们身后则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官，以及一个名叫雷德曼的人，大家都叫他疯子，他是情报局心理分析小组的成员。
“太棒了，奈德。”帕弗里低声对我说道，其他人则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冲进了客厅。“你干得真是漂亮。你会得到一枚奖章的，我来负责这件事。”
他们替他戴上手铐。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把他的手放在背后铐起来，使得他抬起了下巴。我和他一起走向货车，并且帮着他上了车。然而此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尊严，而已不再关心是谁的手在扶着他的手臂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摧毁一个由莫德瑞亲自调教的间谍。”伯尔显得非常满意。当天晚上我们在塞孔尼餐馆里安静地吃着晚饭，是他执意要请我到这里来。“我们那些住在洛德公园对面的可爱同行们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嫉妒得要死，这倒不是一件坏事。”他是在一个我已觉得相距遥远的国度里对我说话。
“是他毁了他自己。”我说。
伯尔认真地看着我。“奈德，我可不这么想。我还没见过有谁干得这样漂亮。你当时是个娼妓。你必须那样。我们大家都是娼妓。付出代价的娼妓。我受够了你的忧郁。你想一想——坐在诺森伯兰大街，满面愁云惨雾，为那些女人左右为难。如果你拿不定主意，那也是个决定。不过如果你要听我的忠告——我想你也不愿听，我想劝你离开你那个小情人，回到梅贝尔的身边。上个星期我回到我那位的身边，那简直是种谋杀。”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这件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伯尔接着说道，并且又开始吃起另一大盘的义大利面。“你不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你得放弃审讯处的工作。我的小小意见是，你已经不明不白地沉溺于自恋情结太久了。你要换到第五处接替彼得·吉勒莫的工作，做我的秘书长。这工作将会很适合你那喀尔文教派的性格，而且也替我打发了一名游手好闲的官员。”
我做了他所建议的事——完全照办。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建议，而是因为他的话说进了我的心坎里。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莎莉，而当时那令人感伤的场面让我缓和了对弗利文的回忆。在她的要求下，我仍继续从赖布立治威尔写了几个月的信给她，但是这就像从学校写信回家一样，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莎莉是我最后一个伯尔所谓的小情人。也许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把她们加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大情人。
他谈到了他是如何盘问那位代号为“卡拉”的莫斯科中心间谍头子，斯迈利好不容易才招降了他。但是对我而言，他说的只是那个可怜的弗利文，而据我所知，斯迈利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
那封告发弗利文为苏联间谍的信件在星期一晚上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信是星期五从伦敦西南区以第一类邮件寄到总部的，值班的助理登记员星期一上午在信上注明了“呈HIP阅”，这是一个瞎编的头字语，意思是审讯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自己；不过在某些人看来，那个“H”（Head：处长）应是“R”（Rest：休息），意思是——你就好好在审讯处休息吧。等到总部的绿色邮务车在诺森伯兰大街将少得可怜的邮件卸下时，已是下午五点。按照审讯处的习惯，这么晚才送来的东西，要到明天才会处理。但是我想改变这一切，而且也正好没事可做，于是我立即拆开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附笺被别在信上，每一张附笺都有铅笔写的字。总部发给审讯处的指示老像是在下命令给一个白痴一样。第一张短笺是这么写的，“C·弗利文经查证应是西里尔·亚瑟·弗利文，外交部的译电员。”接下来即是有关弗利文的全面审查资料，以及白色的档案号码，这样大费周章其实是要告诉我，他并没有任何不良的记录。第二张短笺上说，“S·莫德瑞经查证应是谢尔盖·莫德瑞。”下面还是跟着一大串参考资料，但是我没去管它们。在俄国部门工作了五年之后，谢尔盖·莫德瑞这名字对我来说就是谢尔盖，对其他人也是一样；老谢尔盖，是个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负责主持莫斯科中心安置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的一个庞杂情报分部。
如果我曾想过明天再读这封信，那么是谢尔盖这个名字让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也许又是些胡说八道的废话，但我还是按规矩办事。
呈
外交部安全部门主管
西南区唐宁街
敬启者：
这封信旨在通知您，过去四年中，得以持续并定期地经手极机密等级以上文件的外交部译电员C·弗利文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秘书S·莫德瑞暗中来往，而且并未在年度审查报告里交代此事。已有机密资料流入对方手中。莫德瑞先生目前下落不明，事实上他最近已被召回苏联。信中提及的C·弗利文迄今仍住在萨顿市山狸路栗树巷，而莫德瑞至少去过那里一次。目前C·弗利文过着极其孤绝的生活。
A·帕特里 敬上
这封信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洁白的A4纸上没有水印。上面注明了日期，标点符号用得过多，但字母拼写正确，信封摺得有棱有角，不过没有寄信人的地址。这种信是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事做，于是便去福尔摩斯酒吧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逛到总部。我办好手续，走进文书组的阅览室，抽出档案。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的会客时间，我来到伯尔的等候室，先告诉他那位光鲜的私人助理我的名字怎么拼，而他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似地。莫斯科站的勃洛克排在我前面。我们津津有味地讨论着板球，直到有人喊了他的名字才就此打住；而且在谈话过程中，我们也尽量避谈他曾在俄国部门为我工作的事，最近一次他为我调查布莱尔的案子。几分钟后，彼得·吉勒莫手里拿着一叠档案，看上去好像宿醉未醒地走了进来。他最近成了伯尔的秘书长。
“老兄，如果我挤到你前面来，你不会介意吧？我是被紧急召来的。这家伙好像要我睡觉时还得工作似地。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道德腐化了。”我说。
没有任何地方能完全像情报局一样——也许除了莫斯科以外——能让一个人在一夜之间大权旁落，变得无足轻重。在巴利·布莱尔变节后的动荡中，甚至连伯尔的前任者，那位机灵的克利夫，都没能在第五处的滑溜地板上站稳脚跟。上次听到的消息是他正要启程去接任有益健康的盖亚纳站站长一职。只有我们那位怯懦的法律顾问哈利·帕弗里还是一如往常平安度过了这次考验。当我走进伯尔那间明亮的办公套房时，帕弗里正悄悄地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不过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他堆出了笑容来迎接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刚正不阿些，他最近开始留起小胡子。
“奈德！太好了！我们中午一定要一起吃顿饭。”他兴奋地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就溜掉了。
就像他这间办公室一样，伯尔是一个十分摩登的人。他的出身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但是我已经不再过问了。有人说他是广告业出身，也有人说他来自伦敦商业界，还有人说他是律师协会的一员。审讯处收发室三个说话风趣的人说他根本没什么出身：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身穿两件式蓝色高级西装，脚着饰有扣环的黑亮漆皮鞋，浑身散发出刮胡水和权力的味道。他身材高大，动作敏捷，出奇地年轻。你若抓住他那柔软的手，会因害怕捏痛他而立即松开。弗利文的档案正放在他面前的大办公桌上，而我昨晚草草写下的记录就别在档案的封面。
“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在我坐下之前，他用带有英格兰北部口音的英语问道。
“我不知道。此人消息灵通。不管是谁写的，肯定都花了一番功夫。”
“大概是弗利文最好的朋友吧。”伯尔说道，好像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似地。
“他知道莫德瑞最近的动向，对弗利文的门路也很清楚，”我说。“他还知道全面的审查程序。”
“但是他干得并不漂亮，对吧？如果这个人知道内情，这么做就不见得漂亮吧？他最有可能是弗利文的同事，或是他的女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想到伯尔会连珠炮地发出这么一大串问题。在审讯处干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让别人这样催着我。
“我想我必须先知道，你是不是想让我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我为什么要说不呢？”
“这件事超出了审讯处的工作范围。弗利文的管道大有来头，他的部门掌管英国行政中心最精密的通讯传达工作。我认为你会让安全局来接管这件事。”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权责。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那么这纯粹是一个安全调查的问题。”
“情报是我们获知的，信也是我们收到的，该是我们职责内的事。”伯尔反驳道，他的直率语气暗暗地振奋了我的心。“那群该死的家伙。当我们确定弄到的是什么资料之后，再决定如何行动。海德公园对面那些拘泥固执的混蛋只会想着搜集足够的证据去起诉，然后滥发奖章。但是我收集的情报要有实用价值。如果弗利文是坏人，也许我们可以让他继续活动，然后让他转为我用。也许他还能让我们和莫斯科的莫德瑞弟兄拉上关系。谁知道呢？那些负责安全的专家们一定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你大概还是宁愿让俄国部门来处理这件案子吧。”我顽强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他眼中，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因为在他这个年龄，还是会觉得失败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可是他现在好像是要我告诉他，为什么他不能仰仗我。
“并没有规定明令审讯处要进行这种活动，”我解释道。“我们只管接待工作和聆听那些寂寞之人诉说心事。我们没有依据可以进行秘密调查，或是指派间谍。我们也没有得到授权去追查弗利文这样的嫌疑犯。”
“你可以窃听电话，不是吗？”
“如果你能替我弄张许可证，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你可以指派跟监人员，不是吗？他们说这种事你干过好几次了。”
“除非有你亲自批准。”
“如果我批准呢？那审讯处就有权进行调查了。这方面你很擅长。这是一个审查问题，对吧？是到了对弗利文进行审查的时候了，对吧？那就审查他吧。”
“在进行全面审查时，审讯处应该事先向安全局打个招呼才对。”
“你就当已经打过了。”
“不可以，除非我有白纸黑字的公文。”
“噢，你当然可以。你可不是个情报局的小差役。你是伟大的奈德啊。你违反的规章与你遵守的一样多。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你也认识莫德瑞。”
“不太熟。”
“到底有多熟？”
“我和他吃过一顿饭，打过一次回力球。这谈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球？”
“在兰斯顿。”
“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
“当时莫德瑞正式通知我们他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里的联络人。我试图和他在巴利·布莱尔这件事上做笔交易，交换情报。”
“你为什么没有成功？”
“巴利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他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交易。他要他的女人，不要我们。”
“他是怎么玩这场游戏的？”
“他很狡猾。”
“你打败了他吗？”
“是的。”
他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定神审视着我。此时的我像是被一个婴儿打量着。“你能处理这件事，对吧？不会对你造成太大压力吧？你这一生做过不少好事。我知道你也是个慈悲为怀的人，不像这个单位里有些家伙，没心没肺的。”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
他没有回答我。或许还不到回答我的时候吧。他像是在心里琢磨着什么似地。
“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个年头谁还会相信婚姻呢？”他诘问道。那口乡音更加浓重，彷佛他已不受压抑了。“如果你想和你的女朋友一起生活，那我会劝你尽管去做。我们调查过她了，她不是任何人头痛的对象，她既不扔炸弹，也没有暗中同情谁，或是吸毒。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她是一个过得不错的好女孩，你算是幸运的了。你到底想不想接这件案子？”
一时之间，我竟答不上来。伯尔会知道我和莎莉之间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你最好在让别人记上一笔之前主动把事情写下来，所以这件事我已经向人事主管作了交代。不，让我无话可说的是伯尔的平易近人，是他那种迅即洞悉我心的能力让我心悦诚服。
“如果你能为我担待点并提供消息来源，我当然接受。”
“那就这么说定了。随时让我知道进展，但是不要说太多——别哄我，有坏消息就直说。他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说的是我们这位西里尔。我想你该读过罗伯特·穆齐尔的书吧，不是吗？”
“我恐怕没读过。”
他拉开弗利文的档案。我之所以说“拉开”，是因为他的手柔软无力，让人觉得他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份档案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来和这个叫做“铅笔”的怪物好好谈谈。
“除了音乐之外，他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固定的兴趣，没有妻子，没有女友，没有父母，没有金钱上的烦恼，甚至没有变态的性欲。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伯尔抱怨着，接着他翻到档案的另一部分。我心中不禁暗自问道，他哪来的时间读这份档案？我想是凌晨。“一个有你这种经历，并且以处理现代文明问题及其不满为业的人，怎么能不具备罗伯特·穆赛尔的智慧而应付自如呢？等没事的时候，我可要请你回答这个问题。”他舔了一下大拇指，随即翻开另一页。“他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
“我还以为他是独子。”
“我不是在说他的兄弟姊妹，你这个傻瓜。我指的是他的工作。他那个枯燥乏味的译电办公室里有五位职员，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职级相同，上班时间也相同；他们处理一样的文件，脑子里也想着一样肮脏的东西。”他直视着我。他从来不曾这样看我。“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写信的人没说。这实在很奇怪，他们通常是会说的。无聊——这个解释怎么样？无聊和贪婪，这是这个年头他们会这么做的唯一动机。还有报复，这是个千古不变的动机。”他低头阅读档案。“这五人中只有西里尔没有结婚，你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个同性恋，你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同性恋。问题只是你的哪一部分会显现出来。他没有头发，看到了吗？”他一翻而过，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时我偷偷瞄了弗利文的照片一眼。伯尔实在是精力过人。“我想这也还算不上什么罪恶？秃头不会比结婚更有罪。我应该知道的，我结了三次婚，还不是好好的。这不是个一般的告发案件，对吧？所以你才会在这里。写信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认为写这封信的人是莫德瑞，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我在问你，奈德，不要和我绕圈子。我可是满脑子坏主意。也许莫德瑞想在他返回莫斯科的时候留点麻烦让大家解决吧。当莫德瑞开始动脑筋时，可说是一只狡诈的小猴子。我也看过他的资料了。”
什么时候看的？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看的？我又在心中想着。
前前后后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为我举出各种可能性，看看是否找得出原因。最后当我精疲力尽地走进接待室时，我又撞见了彼得·吉勒莫。
“雷纳·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他，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彼得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伯尔？是我的好伙伴啊。多年来雷纳一直是斯迈利的‘王位’继承人。是斯迈利将他从充满劫难的命运中救出的。”
至于莎莉，我那位外遇女友，我该怎么跟你们说呢？她总是来去自如，而我却成为她的俘虏。而莫妮卡则在我的势力范围之内。她服务于情报局，我们之间的关系仍受到同一套规章的限制与连结。但是对莎莉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年公务员，早已不知什么是享乐了。莎莉是一名设计师，有时也是个酷爱戏剧的舞者，她认为生活中的其他部分都是虚无飘渺的。她身材修长，聪明过人，有时我会觉得她让我想起了斯泰芬妮。
“船长，要和你见面吗？”戈斯特在电话那头大声说道。“推翻我们的西里尔吗？先生，这是我的荣幸！”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客室见面。这次我的身分是约克上尉，又是一个正做着例行工作的惹人厌调查官。戈斯特是弗利文那个译电科的科长，这个科有一个大家较熟悉的名字：战车。戈斯特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色狼。脚步蹒跚，满脸傻笑的他，甩着手臂，小嘴就像虫子一样地蠕动着。他在坐下来时，撩起西装的下摆，像是要把屁股露给别人看似地。然后就像歌舞女郎那样将一条肥腿一踢，极富挑逗意味地跷在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是这么称呼弗利文先生的。”他轻快地说道。“他不喝酒，不抽烟，不骂人，是个标准的处男。审查谈话到此结束。”他从一包十支装的香烟里取出一根烟，在大拇指上敲了几下，然后再用他那动个不停的舌头沾湿。“音乐是他仅有的弱点。他喜欢听歌剧，而且会定期去看。我对那种东西向来不感兴趣。我老弄不清楚到底是演员在唱歌，还是歌手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午饭时所喝的啤酒的味道。“老实说，我也不大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对着我尖叫的时候。”他头向后仰，吐出烟圈。他细细地欣赏着它们，彷佛这些烟圈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请问一下，这些年来弗利文与译电科里的其他职员相处得如何？”我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以扮演一名公事公办的审查官。
“挺顺利的，非常、非常合得来。”
“档案管理员、文书人员、秘书——和这些人相处也没有问题吗？”
“一点也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起吗？”
“都坐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我这个科长徒有虚名。真的是徒有虚名。”
“有人跟我说他是个厌恶女人的人。”我试探性地说道。
戈斯特发出了极为刺耳的笑声。“西里尔？一个厌恶女人的人？胡说八道。他只是讨厌女孩子。除了道早安之外，他根本不和她们说话。如果能不参加圣诞节宴会的话他就不会来，免得还必须在檞寄生小枝下亲她们。”他换了个方向重新跷起二郎腿，表示他决定要慎重地说出意见了。“西里尔·亚瑟·弗利文——圣人西里尔——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工作踏实的人物。他的头发全秃，言语也异常乏味，完全是个老派的保守职员。圣人西里尔虽然做事有些过分拘泥，不过在我看来，他在这一行里已经自然地达到晋升的极限了。圣人西里尔已经定型了。圣人西里尔做他该做的事，而且任劳任怨。阿门。”
“政治呢？”
“别在这儿谈这个，拜托。”
“他不会怕工作吗？”
“先生，我说过他会吗？”
“没有，恰恰相反，我从档案里得知，如果有额外的工作要做，西里尔总是会立即卷起袖子开始进行，甚至连午餐时间或晚上都还在忙着等等。现在还是这样吗？他的工作热诚丝毫没有减弱？”
“我们的西里尔愿意随时投入工作，而这一点很讨那些有家室或有外遇的人欢心。他会在清晨工作，在午餐时间干活，在晚上值班，当然除了晚上有歌剧之外。西里尔从来不会斤斤计较。我得承认他最近是有点不大愿意牺牲自己，但这无疑是个暂时的中止。我们的西里尔当然也会闹点小情绪。先生，谁不会这样呢？”
“那你是说他最近有些松懈喽？”
“我指的不是他自己的工作，这方面他永远不会。西里尔一直都是个工作的奴隶。他只是情愿受他那些有更多人性弱点的同事欺负罢了。圣人西里尔现在都是五点三十分一到，便收拾办公桌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回家。比方说，他不再愿意替别人值夜班，然后独自关在办公室里做到九点才锁门，但是过去他都会这么做的。”
“你不能确定他是哪天改变习惯的，是吧？”我尽量装出十分无聊的样子，然后尽责地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
然而奇怪的是，戈斯特竟做到了这一点。他噘起嘴，皱着眉头，秀气的双眉扬起，下巴则抵住发黑的衬衫领子。他在那儿虚张声势，像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他记起来了。“西里尔最后一次替小柏顿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那天。你知道我会写工作记录簿。安全起见。而且我的记忆力相当惊人，只是我不大喜欢炫耀而已。”
我暗自惊讶，不过倒不是因为戈斯特。莫德瑞离开伦敦回到莫斯科后三天，西里尔·弗利文就开始停值晚班。我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战车里有电动打字机吗？译电员可以使用吗？戈斯特能够使用吗？但是我担心他会起疑。
“你提到他喜欢歌剧，”我说。“你能多跟我谈点这方面的事吗？”
“不，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详细情况，而且我们也没有问他。可是，如果当天有歌剧的话，他就算没在公事包里放着晚礼服，也会身穿一套烫好的深色西装来上班。在我看来，他当时的情绪极为高昂，就像是带着某种期待，至于在期待些什么，我就不提了。”
“比方说他有没有固定的座位？一个事先订好的座位？我这么问只是记录所需。就像你说的，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消遣活动。”
“先生，我想我告诉过你，唉，我和歌剧没什么缘分。反正你记住他是歌剧迷就对了，听我的准没错。”
“谢谢，我会的。”我翻开另一页。“你真的想不出他有什么仇敌吗？”我一边说道，同时停下了手中的笔。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味儿也散了。“上尉，我得承认西里尔的确是大伙儿的笑柄，但是他总是把这种嘲笑往好处想。西里尔并不讨人厌啊。”
“比方说，没有人说他坏话吗？”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任何人去说西里尔·亚瑟·弗利文的坏话。身为一名英国公务员，他也许是个阴郁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坏心眼。西里尔和我们一样克尽其职。我们大家关系都很不错。我不会介意你将这点记录下来。”
“我知道他今年去了奥国萨尔斯堡过耶诞节，而且前几年也是这样，对吧？”
“一点儿也没错。西里尔总是在耶诞节期间休假。他是去萨尔斯堡听音乐。就这一点，他不会对战车里的其他人让步。有些年轻人很想抱怨此事，但是我制止了他们。‘西里尔在其他方面补偿了你们，’我告诉他们。‘西里尔是老资格了，他就是爱去萨尔斯堡欣赏音乐，他也会有自己一点小小的兴趣嘛，这件事你们不要去搅和。’”
“他走的时候，有留下休假地址吗？”
戈斯特说他不知道。但是在我请求下，他打了一个电话到人事部门，拿到了地址。过去四年来，弗利文都是住在同一家旅馆。我想到他和莫德瑞也已经交往了四年，而且我也想到了那封信。萨尔斯堡四年，和莫德瑞交往四年，到头来却落得孤绝度日。
“你知道他有什么朋友吗？”
“船长，西里尔这辈子没有一个朋友。”戈斯特打着哈欠说道。“没有朋友和他一起去度假，这是确定的。下次我们一起吃顿饭好吗？听说你们这些人出手挺大方的呢。”
“他度假回来后，谈论过萨尔斯堡之行吗？他得到了什么乐趣——他所听到的音乐如何——诸如此类的事？”我要感谢莎莉，是她让我了解人们本来就该及时享乐。
戈斯特煞有其事地想了想，然后摇摇头，“如果西里尔得到什么乐趣，那也一定是非常、非常隐密的乐趣。”他带着一个最后的傻笑对我说道。
这可不是莎莉所说的那种乐趣。
我在审讯处的办公室里，经由一条可接通维也纳的保密线路，打了一个电话给托比·埃斯特海斯。最近他刚以求取生存的绝佳天赋，坐上了站长的宝座。
“托比，我要你替我调查一下萨尔斯堡的白玫瑰旅馆。查西里尔·弗利文这名字，英国公民。过去四年，每逢耶诞假期他都会住在那里。我想知道他都是什么时候到达，逗留多久，以前他是否曾在那里住过，和谁住在一起，帐是怎么结的，都做了些什么事。音乐会的门票，短程旅行，吃饭，女人，男孩，庆祝活动……各方面的资料我都要。但是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要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假装你是个受理离婚案的侦探，或是有其他身分的人。”
托比果真十分惊骇。“奈德，你听我说。奈德，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我在维也纳，你懂吗？萨尔斯堡，那地方就像是地球的另一边。而现在这座城市就像个蜂窝一样闹哄哄地。奈德，我需要更多人手，你得告诉伯尔。他不了解我们在这里所承受的压力。只要你替我多弄两个人来，要我们干什么都成，没问题。不过很抱歉，现在我没办法。”
他要求期限是一个星期，我只答应给三天。他说他会尽力，我相信他。接着他又说他听到谣传说梅贝尔和我已经分手。我否认了这件事。
从我有记忆开始，跟监人员大多设法在靠近公车路线和机场附近那些已不宜人居的房子里。但蒙帝为自己的总部所选择的地点却非比寻常，是一座爱德华时代的豪华住宅。从贴着瓷砖的大厅，顺着蜿蜒的石砌阶梯拾级而上，通过五层窄小简陋的楼面，就可以看到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天窗。我上楼时，那些房门被反覆地开了又关活像是在上演一出法国闹剧。蒙帝手下的人也都是怪模怪样的，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穿梭在更衣室、咖啡厅和简报室之间，丝毫不理会我这个陌生人。最后我来到阁楼，这里曾是一间画室。室内某处有四位女士正在打乒乓球，发出嘈杂的声音。近处则有两个男人在淋浴，一边唱着布雷克的那首《耶路撒冷》。
我有很久没见到蒙帝了。经过了这么多年，而且他又升任为跟监人员的头儿，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变老，只是多添了几根白发，凹陷面颊的轮廓更加明显了而已。他并不是个健谈的人，有好一会儿，我们俩只是坐着闷头喝茶。
“那你说的是弗利文了，”他终于开口说道。
“是弗利文，”我说。
如同神枪手一样，蒙帝自有一套保持冷静的特殊方法。“弗利文这个人挺有趣的，奈德。他和一般人不大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了，对吧？至少除了那些你听来的谣传之外，事实上我们并非真正了解弗利文的观点中，什么才是正常。邮差、送牛奶的、邻居，都是老套。你会奇怪每个人竟然都会和窗户清洁工，或是和一个找不到接线箱的电话检修人员交谈。不过我们还是照样跟踪了他二天。”
要和蒙帝打交道，你就得耐着性子洗耳恭听。
“当然还有晚上，”他补充道。“如果你连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睡觉，这是可以确定的。他多半是一夜未眠，在房里踱步，这可以在早上由他的窗户和茶杯中推断出来。还有音乐。有个邻居正考虑向他提出抱怨。以前她从未这样做过，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是怎么回事？’她说。‘早餐时间听韩德尔是一回事，但是到了三更半夜还听韩德尔就另当别论了。’她认为他大概是到了更年期。她说像他这种年纪的男人和女人正是进入更年期的阶段。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种事，对吧？”
我咧嘴一笑，然后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她却知道。”蒙帝若有所思地说道。“她家里那个老头离家出走，跑去和综合中学里的一个代课老师同居。她没把握能否把他弄回来，所以差点强奸了我们那个去查线路的英俊小伙子。呃……梅贝尔怎么样了？”他问道。
我心里纳闷他是否也听到了谣言；但是我随即又认为如果他听过，就不会问我了。
“很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习惯带份报纸上火车，是《每日电讯报》，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西里尔并不支持工党——他说他们都很平庸。但是现在他不再买报纸了。他就这么坐着，瞪大眼睛坐着，就是这样。昨天火车在维多利亚车站停下时，我们的人还得用手肘轻轻推他一把，才让他从白日梦中醒过来。昨晚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公事包上敲出了一部歌剧的全部乐曲。南茜说那是威尔第的作品。我想她是真的知道。你还记得保罗·斯考迪诺吗？”
我说记得。蒙帝说话时喜欢转换主题。比方说会突然来一句“梅贝尔怎样”之类的话。
“保罗因为滋扰一家银行而在巴贝多待了七年。奈德，他们是怎么想的？他跟监时从来没出过错。他从不迟到，从不乱花钱，记忆力强，眼力好，鼻子灵。我们干了不少窃盗的活。伦敦银行，地方银行，密德兰银行，那些搞民权运动的小伙子，支持裁军的民众，工党，素行不良的外交官们——都是我们对付的目标，保罗曾埋怨过吗？一次也没有。私底下他倒是在酒吧里向坐他隔壁的人笨拙地吹嘘着。我认为他们是想引起注意吧，这是我的看法。没没无闻了这么多年，现在他想要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西里尔还有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听收音机。他喜爱他那台收音机。注意，据外界所知，他只是收听而已。不过他弄到了一台德制的收音机，有微调功能，还有可以让他好好欣赏音乐会的大喇叭。他没在当地买是因为万一收音机出了问题，店家还把它寄到威斯巴登修理。这一趟下来前后得耗上三个月，而且还要花不少钱。他不开汽车。他不赞成使用小汽车。星期六上午他搭乘公共汽车去购物。除了圣诞节去奥地利旅游之外，他一年到头都待在家里。他没有宠物，也不善交际。至于娱乐嘛，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从来没有访客，也没有人来借宿；除了帐单之外没有什么邮件，任何费用都按时交付；他不投票，也不去教堂，家里没有电视。替他打扫房间的那名清洁女工说他书读得很多，主要都是些大部头的书。她一个星期只去一次，通常是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我们没敢跟她太熟稔。对她来说，只要比一本研究圣经小册子大的书就算是大部头的钜着了。他的电话费不高，而且在建屋互助协会里存了六千英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银行里的存款保持在六百英镑到一千四百英镑之间，圣诞节期间因为要去休假，所以会降至二百英镑左右。”
蒙帝对财产的敏感使我们再次转移了话题，这一次我们谈到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儿子艾德礼安刚得到剑桥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帝大为赞叹。蒙帝的独子则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们让人觉得生命充满了意义。
“莫德瑞。”在这些客套的寒暄又一次结束后，我说。“谢尔盖。”
“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奈德。我们都记得他。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分昼夜地跟踪他。当然除了圣诞节之外，当他去休假时……喂！你和我想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圣诞节我们都放假吧？”
“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主意。”我说。
“没过多久之后我们甚至不用与莫德瑞尔虞我诈，装模作样，你也做不到。噢，他很狡猾，不过有时我还是可以揍他一顿，我真的可以。保罗·斯考迪诺有一次气不过，就趁着莫德瑞在维多利亚和爱伯特博物馆内找寻一个秘密信箱的时候，把他停在馆外的那辆汽车的轮胎放了气，我从来没有报告过这件事，我不忍心这么做。”
“蒙帝，我正在想莫德瑞会不会也是一个歌剧迷，你说呢？”
蒙帝睁圆了眼睛，见他如此惊讶我不禁心中暗喜。
“噢，我的天啊，奈德，”他大声喊道。“哎呀，哎呀，你说得没错。谢尔盖在科芬园剧院预订了联票——他当然也是个歌剧迷，和西里尔一样。我们一定曾尾随他去过那里——噢，不下十几次吧。如果他还有点慈悲心的话，他可以搭计程车去，但是他从来不这么做。他喜欢和我们兜圈子，让我们疲于奔命。”
“如果我们能知道他看的是哪几场歌剧，而且都坐在哪里——如果你能弄到这些资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与弗利文的情况进行比对。”
蒙帝陷入沉思，他的样子有些夸张。他皱起眉头，然后摸着脑袋说，“奈德，你不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太容易了些吗？”他问道。“我都是在一切已符合一个完整的模式后才开始起疑，难道你不是吗？”
“我不会成为你那个模式中的一部分。”前一天晚上，莎莉就曾对我这么说过。“模式是等着让人去破坏的。”
“奈德，他爱唱歌，”玛丽·拉塞尔斯在帮我把白色郁金香插进一只罐子里时说道。“他一直不停地唱着，无论白天黑夜，不过没关系。我看他是在怀念他的假期吧。”
玛丽像夜班护士一样白皙，也一样克尽其职。她的脸上不施粉黛，眼睛清澈明亮，良善的美德显而易见。短发上的一束银丝，犹如早寡的标志一般。
在构成情报界的各行各业中，没有哪一行需要像监听人员那样投入。男人不适合干这种工作，只有女人才能够对别人的命运投下这么热忱的关注。她们被徵调到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淹没在一根根灰色的电缆线和一排排俄式录音机里。她们占领了一座冥府，而且对居住其内那些只闻其声的人物了若指掌，甚至比那些人的密友和亲戚知道得还要多。她们从未见过自己所监听的对象，从来没有和他们会面，也从未和他们接触，或和他们上床。可是她们却知道，自己性格中的所有力量都花在这些秘密情人的身上。她们从窃听器和电话里听到他们逢迎、哭泣、抽烟、吃饭、争论以及做爱发出的声音。她们听到他们做饭、打嗝、打鼾，以及担惊受怕。她们毫无怨言地接纳他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就和她们对电视的品味一样。这些年来她们甚至和他们一起开车，陪着他们上街购物，和他们坐在咖啡厅和宾果游戏场里。她们暗地分享他们的生活。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然后又带上她自己那副，然后就将双拳托着下巴闭上眼睛，以便能听得更真切。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利文的声音，他正独自唱着《图兰多》中的一段。而拉塞尔斯此时则闭着眼睛，心醉神怡地露出微笑。他的声音柔和；虽然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他唱得如何，但是听来的确十分悦耳，显然玛丽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坐直身子。这时歌声已经停止了。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那是他的老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奥尔加和鲍礼士，一个礼拜有五天他们会在早晨六点的节目里和弗利文相会，这是昨天早上录的。”
“你是说他在学俄语？”
“嗯，亲爱的，他是在听俄语。至于他学到了多少，没人知道。每逢上课日的早晨六点整，西里尔就会跟着奥尔加和鲍礼士学俄语。今天课题是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则是关于在关岛购物的种种。”
我听见弗利文在浴缸里嘟哝着，还听见他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喊着“妈妈”。我想起档案上的一句话：埃拉·弗利文，已故，西里尔·亚瑟·弗利文的母亲，参见该条。我一直都不明白文书室为什么坚持要公开间谍嫌犯那些过世亲人的档案。
我听到他与英国电信公司工程部门之间的争吵。他按照规定等了二十分钟才和对方联络上。他的情绪激动，声调急躁，说话时还出其不意地在许多地方特别加强了语气。
“嗯，下次要选择我的电话做故障查线之前，要是你们能像对待一般用户那样亲切地事先通知我，我将‘不胜感激’。免得你们在闯进我的房间时撞见我的清洁工，而且还把电线丢在地毯上，把脚印留在厨房的地板上……”
我听到他打电话到科芬园剧院告知他这个星期五不去拿联票了。这次他的语气显得自怜。他解释说他生病了。接电话的女士提到最近正在闹流行性感冒。
我听到他和肉店老板谈到了我明天的造访。外交部人事处安排我明天上午去他家拜访。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利文。早安。星期六我不能去你那儿了，因为那天我家里有客人。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晚上回家时顺道替我带来四块上好的羊排，我会十分感激。方便吗，斯蒂尔先生？我还要一瓶你预先调好的薄荷卤汁。不，葡萄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请你一并附上帐单好吗？”
从我异常灵敏的耳朵听来，我觉得他像是准备弃船的样子。
“玛丽，再让我听一遍他和电信公司工程人员的通话。”我说。弗利文那通以武断语气向英国电信公司投诉的电话，我一共又听了两遍。听完后，我随意亲了玛丽一下，然后走进晚风中。莎莉曾对我说，“过来坐坐。”但是今晚我可没有心情去向她示爱，和听那些我暗地里厌恶的音乐。
我回到审讯处。情报局的实验室此时已完成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件是以一台玛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某某型号，据推测大概是比利时的产品，机器是全新的，或者说没用过几次，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结论。不过他们确信能认出同一台机器所打出的另一份资料。但是我能弄到这样的资料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仍在继续努力地了解这部新一代机器的性能。
我打了个电话给蒙帝。弗利文对检修人员的抱怨仍然在我耳边回响着。他的停顿，就像是文章中生硬的逗点；他用的那个词是“不胜”——他惯于使用不寻常的措词来达到一种带有辩白意味的强调效果。
“蒙帝，当你的人在西里尔家中费心修理他那部电话时，有没有发现一台打字机？”我问。
“没有，奈德，没有打字机——他们没看到。”
“他们有没有可能忽略了？”
“很有可能，奈德。他们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没有打开书桌抽屉或橱柜，没有拍照，也没和那个清洁工混得太熟，以免她事后担心。我只叫他们，‘尽可能看看，快点出来，注意别弄得一团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想到打电话给伯尔，但是我没打。我那身为专案主管的占有欲在此时占了上风，如果我把弗利文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那个把他托付给我的人，我也会下地狱，永不能翻身。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头，从莫德瑞到戈斯特、鲍礼士到奥尔加，从耶诞节到萨尔斯堡，还有莎莉。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一份记录给伯尔，报告我所发现的一切，并且证实我明天上午会对弗利文“进行第一次侦查”，届时我会和他碰面，展开例行的审核清查。
回家吗？还是到莎莉那儿去？我所谓的家就是圣詹姆斯区里一幢讨厌的小公寓，我那儿是我整理自己，掏空自己的地方，虽然在那样的情境里，这是任何男人都最不想做的事：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以及一幅“欢笑的骑士”复制图相伴独坐，而心中激动的情绪正在渴望自由的梦想与自我囚禁的耽溺中摆荡。莎莉是我的另一种生活，不过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个安于现状，根本无法跳脱的人。
我还是宁愿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所以我替自己从保险箱里取出了一瓶威士忌，然后浏览着莫德瑞的档案。里面没有新资讯，但是我还是想多熟悉他一下。档案上写着：谢尔盖·莫德瑞，莫斯科中心阅历丰富的专业间谍；极富魅力，有点舞蹈家的气质，广结善缘，是个笑容可掬兼有如簧之舌的亚美尼亚人。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干我们这一行的通常不太可能会偏爱任何人，所以我们可能会基于其本身魅力的缘故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通电话响了起来。我想了一下以为是莎莉打来的，因为我曾违反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她。结果是托比，听起来他似乎煞是得意。他经常是如此。不过他没有提到弗利文这个名字，也没有提到萨尔斯堡。我猜他是从他的公寓里打来的，接着我立刻想到他现在正躺在床上，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奈德吗？你说的那个家伙真是个笑话。他替自己订了两个星期的单人房，办好住宿手续，预付两星期的费用，还送旅馆的工作人员耶诞礼物，逗逗小孩，对每个人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就消失不见了，每年都是这样。奈德，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听着，这个家伙太奇怪了。不打外线电话，只吃了一顿饭，喝掉两杯苹果汁，接着就乘计程车到火车站。‘替我留着房间，别租出去，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了，也许要过几天，我也不知道。’十二天之后，他才回来，还是不作任何解释，而且给工作人员更多小费，大家都喜不自胜，还替他取了个‘幽灵’的别称。奈德，你得替我跟伯尔说点好话。你欠我一份情。告诉他托比工作卖力，鞠躬尽瘁。像你这样的大老，伯尔那种年轻人会听你的，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这儿需要一个人，也许两个。告诉他，奈德。你听见没有？再见。”
我瞪着那面我无法看穿的墙；我瞪着莫德瑞的档案，想起了蒙帝那句整件事显得太容易的话。突然间我非常需要莎莉，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如果我能解开弗利文这个谜，我对自由的无止尽追求就可以迈出一大步。但是当我要拿起电话跟她聊聊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他们俩的情况完全符合。”蒙蒂语调平板地说道。他费了番功夫查出弗利文欣赏歌剧的出席情况。“谢尔盖和西里尔每次都在一起。谢尔盖去的时候，西里尔也会去。谢尔盖不去，西里尔也不去。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再也没去过。你明白吗？”
“座位呢？”我问。
“紧捱在一起，亲爱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前排后排？”
“没事了，谢谢你，蒙帝。”我说道。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呢？我整晚都在想着，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儿子，听他拙劣的嘲弄，然后再提醒自己他就是你的儿子？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开诚布公地和你那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谈谈你的缺点，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搂着你的情妇，大喊“我爱你”，并且始终和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你是否曾在再次离开她之前，独自踯躅在伦敦的街道上，就像是一名神秘的过客在异国城市中行走？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黎明时躺在床上瞪大眼睛，从外界各种喧闹中辨认出鹊鸟的感伤鸣叫声，并全神贯注地聆听？
九点半，我来到了弗利文的家。我尽量穿得随便刻板一点，而且我大概也真达到了自己要的乏味效果，因为我向来都不是个讲究穿着的人，尽管莎莉有些怪主意，想要改变我的穿着风格。我和弗利文说好十点钟见面，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制造一点意外。也许事实是我需要他来和我作伴。这时有一辆邮局的车子停在街上。一辆建筑工程车的车顶也升起了天线。这也就是说蒙帝的手下已经各就各位了。
我忘了当时是几月了，不过我记得是在秋天，那时我的私生活和这条砖造房屋整齐排列于两侧的死巷进入了秋季。我看见炽白的太阳悬挂在修剪过的栗树后，而此地即是以栗树得名。直到今天我仍然能闻到那种焚化垃圾的火焰和秋天的气息，催促着我离开伦敦，离开情报局，带着莎莉到世上真正的乡野去隐居。我还记得鸟儿啾唧，飞离了弗利文家前的电话线，前往某个更好的地方去了。隔壁花园的一只猫抬高了后爪，准备去抓一只正稍作停歇的蝴蝶。
我推开了花园的大门，踏上以砾石铺成的整洁小道，走向那座犹如七矮人小屋般的半独立式住宅，它有着制瓶用的深绿色玻璃所构成的窗户，以及覆有茅草顶的门廊。我伸手去按门铃，但是门早就敞开在我面前。这个栅栏式的门是用假云头螺拴钉牢的，当我走进去之后，它就像是被街上的一枚炸弹震开似地立即关上，将我吸进了铺着瓷砖的幽暗前厅。然后，门停止了摇动，而弗利文站在门边，看起来就像是手无寸铁的百夫长正坐困于自己的守地。
他比我想像中更高。他像个角力选手似地挺起厚实的肩膀准备迎接我的进攻，眼睛则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恐惧的敌意。然而即使是在我们首次遭逢的这一瞬间，我并未感觉到他有任何火药味，反而只是领略到他那种因高大身材而彰显出来的悲壮气概。我走进他的屋里，心里明白自己正走进疯狂之中。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在绝望之中我们发觉自己与这个疯子有一种天生类似之处。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是约克上尉吗？是的，呃，欢迎，先生。真的很欢迎你。人事处的确通知过我说你要来。他们通常是不会预先通知的。不过这次他们倒是这么做了。请进。你有职责在身，上尉，我也是一样。”他抬起那双潮湿的大手，去接我的外套，但是又好像抓不牢。所以在他继续说话时，那双手就在我的脖子上方游移，不知是要掐死我还是要拥抱我。“我说，我们都站在同一边，彼此没有什么反感。我本人把你的工作比拟为机场的安全工作，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搜查我，他们也就不会搜查坏人，对吧？在我看来，这件事要这样才合乎逻辑。”
天晓得当他说出这些客套之至的话来时，心里到底保留了多少想法，但是这些话至少让他摆脱了僵持状态。他将手垂下碰到我的外套，帮我把它脱下来，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双手在做这些动作时带有多大的敬意，那就像是在揭露一样令我们两人都兴奋不已的东西。
“弗利文先生，那么你经常搭飞机了？”我问。
他将我的外套挂在一个廉价衣架的挂钩上。我等着他回答，但是他没有说话。我心里想的是他乘飞机去萨尔斯堡旅行，而我纳闷他是否也同样想到了这事，会不会因为我到来所造成的紧张情势而良心不安。他引领我走进客厅。凸窗射进的光线，引领我可以从容地端详着他，继续毫不怠慢地尽起地主之谊。这次他拿起电咖啡壶，里面放着咖啡和水，但是还没有插电源。上尉，你要加牛奶，或方糖，还是都要加呢？你要热的还是冷的牛奶？上尉，来一块我自己烤制的饼干怎么样？
“真的是你自己做的吗？”我随手从罐子里拿出一块饼干，一边问道。
“这没什么，只要是会看食谱的笨蛋都会做。”弗利文说道，他的脸上露出带有优越感的笑容；我随即明白戈斯特为什么会讨厌他了。
“呃，我是会看食谱，但是我就一定做不出来。”我有些惋惜地摇摇头。
“上尉，你的名字是？”
“奈德，”我答道。
“呃，奈德，我想那是因为你已经结了婚的缘故。你的妻子剥夺了你自给自足的机会。这种事我这辈子见得太多了。男人一旦娶了妻子，就变得缺乏独立的能力。我叫西里尔。”
你是在回避我所提出的那个你搭飞机旅行的问题，我这样想着，抗拒着他想闯入我内心领域的意图。
“如果换成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弗利文一边倒牛奶，一边回头对我说，“不过我会很高兴地说我大概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他的话里开始带着一丝教训的口吻，就像他跟电信公司工程人员说话时一样——我会制定一条明确的法令，也就是任何人，不限肤色、性别或是种族，都应该在求学时将烹饪当成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接过一杯咖啡时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自己从黄色的圆锥形罐子里取了一勺糖，而那只罐子就像是一枚飞弹似地被他那潮湿的手掌托着。突然间，他转过整个身子来面对着我。他睁大眼睛，毫无防备地注视着我，显得那么地清白无辜，惹人怜惜。
“奈德，你喜欢什么样的体育活动？”他温柔地问我，头稍倾斜，像是要和我更亲近些。
“一点高尔夫球，西里尔。”我撒了个谎。“那你呢？”
“那你的嗜好呢，奈德？”
“呃，休假时我是挺喜欢画点水彩画的。”我再次借用梅贝尔的兴趣来作挡箭牌。
“奈德，你开车吗？我想你们这些人该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那只是一辆老旧的路宝汽车。”
“奈德，哪一年的车？有多旧？俗话说，旧琴弹好曲啊。”
他的精力不仅止投注于他自己身上，在和他进行这次首度会晤时，我就已经了解这一点；他将精力倾注于任何出现在他身边的事物。那件复制的黄铜马饰品，由于他经常擦拭而闪闪发亮，犹如是军帽上的徽记。壁炉架、木头地板、餐桌桌面也都擦得一尘不染，光洁亮眼。连我现在坐在上面安详地喝着咖啡的这张椅子都擦得非常干净。椅子的扶手裹着亚麻布的套子，结实而又清洁，致使我都不太愿意把手搁在上面以免把它弄脏了。不用他多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工，这一切全是他亲手打理，他在这个自己的王国中无止尽地消耗精力，既是辛勤的仆人也是独裁的君王。
“奈德，那你住在哪儿呢？”
“我吗？噢，呃，老实说是住在伦敦。”
“奈德，是哪个部分呢？哪个区啊？是个不错的地方吧，或者是因为你从事这种工作，所以必须保密呢？”
“呃，照规定我们是不准说的。我恐怕不能告诉你了。”
“你是在伦敦出生的吧？我是在海斯汀出生的。”
“是在郊区。平纳。”
“奈德，你必须保持谨慎。要始终如此，你的谨慎就是你的尊严。别让任何人从你那里夺走它。这是你专业技能的全部，谨慎。记住这一点。会有用的。”
“谢谢，”我说，温顺地笑了笑说道，“我会的。”
他端详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那只狗，丽兹；它在等我的信号时就像他现在一样——眼睛一动也不动，身体则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那我们开始吧？”他说。“想来一声‘开始’吗？你什么时候想正式开始，只要跟我说一声：‘西里尔，红灯亮了。’这样我就明白了。”
我放声大笑，再次摇摇头，像在说他真是个怪人。
“西里尔，这只是例行公事。”我说，“老天，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一定都知道我大概会问些什么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着烟斗，然后把火柴放进他递给我的烟灰缸里。接着我又继续观察这间屋子。靠墙处摆着他亲手做的书架，上面放着一些自修的书籍，每一本都有一个震撼全球的名字：《世界百位名人》，《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这些书旁边则是成箱的唱片，全都是古典音乐。角落里放着一台留声机，机身由上等柚木制成，上面的键钮之多，实在不是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所能驾驭的。
“那好，奈德，如果你喜欢画水彩画，为什么不试着去欣赏音乐呢？”他顺着我眼睛注视的方向看去，而提出了这个建议。“如果你选对的话，将会听到优美音乐，被恰如其分地演奏出来，那是世上最动人的慰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引你入门。”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以缓制急的重要武器。“西里尔，我倒认为自己是个音痴，真的。我也曾经偶尔尝试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有点灰心……”
我这些胡言乱语——这恐怕是源自于我和莎莉那些毫无结果的争辩——已经让他受不了。他跳了起来，一把抓起饼干罐塞到我手里，彷佛只有食物才能挽救我。他的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担心的神情。
“好了，奈德，这是不对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根本没有什么音痴！拿两块，吃吧，厨房里还多的是。”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继续抽烟。”
“奈德，音痴，奈德，那只是一个术语，一种说词，至于我倒想说这是种藉口，是用来掩盖和伪装一种纯粹是暂时而自愿接受的心理抗拒，以防止自己进入某个你的心灵正有意识地在排斥的世界！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阻挡了你的脚步。我来举几个我熟悉的例子……”
我由着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用食指戳着我，另一只手则紧抓着饼干罐贴在胸前。我听着他说话，看着他说话，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出几句惊叹。我掏出黑色的笔记本，拿掉黑色的松紧套，对他发出了准备开始的信号，但是他并未理会我，仍旧说个没完。我想像着玛丽·拉塞尔斯此时正坐在她那个小天地里，面带微笑，心醉神迷地听着她欣赏的人对我说教。而蒙帝手下那群男男女女则坐在外面的侦察车里，打着哈欠咒骂他，等着换班。据我所知，还有伯尔——这些人都被迫得听弗利文大谈他住在色比顿时隔壁那对夫妻的各种轶事。他曾教过他们如何欣赏音乐。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可以告诉我在全面审讯总部（PVHQ）的上司，音乐仍然是你的最爱。”他说完后，我微笑着说道。
你知道，“PV”是指全面审查，“HQ”则是总部。扮成一位权责受限的安全工作人员，我需要引用更高等级的权威来执行工作。我打开摊在膝盖上的笔记本，抹平纸张，然后用那支公家配用的未涂漆铅笔在笔记本的右上方写上弗利文这个名字。
“啊，奈德，如果你谈论的是爱情的话，你可以说音乐就是我的最爱。引用诗人的话来说，音乐就是爱的粮食。不过我倒是宁可说，这得看你怎样替爱下定义。奈德，什么是爱，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替爱下个定义。”
上帝的巧合有时会俗不可耐到不可能发生。“我想我替它下的定义很广，”我带着一丝疑虑说道，手上的铅笔也停了下来。“那你是怎么为它下定义呢？”
他摇摇头，开始使劲地搅拌他的咖啡，五根粗粗的手指紧捏着那根柄上附有使徒像的银匙。
“这也要记下来吗？”
“也许是吧，请说说你的看法。”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谈起爱的时候，就好像将它当成涅盘似地。不是这样的。我正好知道这一点。爱并不脱离生活。它并非超乎生活之外，也不是高高在上。爱就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会从爱得到什么？那将取决于你投注努力和忠心的形式与方法。我们的上帝明明白白地教导过我们——我本人并不是基督徒，而是个理性主义者——爱是奉献，努力工作。爱也是汗珠和泪水，正像那些伟大的音乐为了获得相当的品质而需有所付出。在这原则之下，是的，奈德，我承认音乐是我的最爱，如果你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太明白他的话了。我曾经漫不经心地向莎莉说过类似的话，却被她嗤之以鼻。我也知道对思绪烦扰的他而言，并没有临时的问题这回事，更别说是提出任何非正式的回答——对我而言也是一样，尽管我隐藏思绪的方式要比他来得复杂得多。
“我想我不会把它记下来，”我说。“我只会把它当成深远的背景资料。”我一本正经地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以助日后回忆，这同时也是在向他表示我们的谈话将会做成记录。“我们还是先来做例行工作吧，”我提议道，“不然审查总部就会像以往那样，说我办事拖拖拉拉。西里尔，上次你和我们进行约谈后，你是否就参加了共产党，还是你仍竭力地约束自己？”
“我没有。”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道。
“你是说没有参加，还是你没有克制自己？”
他脸上的笑意更明显了。“我没有参加，奈德，我喜欢你。我很爱惜我所发现的才子，向来都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已经有着太多才子。就才子的存在而言，我认为‘战车’根本就是一片才子的沙漠。”
“你不交朋友或参加和平团体吗？”我有些失望地接着问道。“旅游团体呢？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或是在最近会对未成年的唱诗班男孩产生一种秘密的激情？”
“都没有，谢谢。”弗利文说道，他的笑意更浓了。
“那你有没有负债累累，因而入不敷出呢？你是否曾将某个高雅的红发女郎弄成她所不习惯的模样？或是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辆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要仍和过去一样简朴。我生来就不是物质主义者，也不会任性妄为，就像你或许已经知道的。说实话，我反而是痛恨物质主义，这年头这种情形实在是太泛滥，太过火了。”
“对其他问题你也都持否定的态度吗？”
“完全否定。”
我一直简略地做着笔记，同时暗自核对着一张想像中的清单。
“那你是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的罗。”我作出评论，然后翻过一页，打了两个钩。“那么在你尚未得到所属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你并未擅自开始学习外语。我可以这么记下吗？”我再次停下手中的铅笔。“梵语吗？还是希伯来语？晤鲁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我提醒他。“那俄语呢？”
他非常平静地站在那里凝视着我，但是我装作并未察觉。
“还是非洲土语？”我半开玩笑地问道。“爱沙尼亚语？”
“什么时候连这些也在名单上？”弗利文怒气冲冲地问道。
“是非洲土语吗？”
我等着他回答我。
“语言啊。语言不是一种过错。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成就！你不需要列出所有的名单，有话直说。”
我将头向后仰，陷入回忆之中。“全面审查程序附加条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我背诵出来。“我一直记得这份文件的公布日期。施放焰火的节日。所有部门都要特别传阅的，包括你那个部门在内，所有想要学习外语的人员都必须事先申请到书面同意。由司法程序委员会推荐，内阁通过。”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拒绝就此作出任何回答。把这点记下来。”
我从烟斗中吐出一口烟。
“我说把它记下来！”
“西里尔，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不满的。”
“随他们便吧。”
我又吸了一口烟。“我会照总部告诉我的方式问你，可以吗？‘西里尔和他的朋友鲍礼士与奥尔加在搞什么名堂？’他们这样说，‘问他一下，看看他怎么回答。’”
仍然背对我的他，皱着眉头忿然地在房内走动，像是在要求他的明净世界来见证我的不敬。我等着他大发雷霆，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相反地，他却只是盯着我，表现出一副满肚子委屈的模样。他是在说，我们是朋友啊！而你竟然这样对我。一个人的思绪承受压力时，往往会在转瞬间出现各种想像。于是我看到站在面前的不是弗利文，而是我曾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里审问过的一名打字员：她是如何卷起她那件羊毛上衣的袖子，向我伸出她的手臂，让我看她在前一天晚上自己用香烟烧灼的溃烂伤口。“你不认为你让我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吗？”她说。然而，让她受罪的不是我，而是那名二十五岁的波兰外交官；她为了他而放弃了自己所掌握的一切秘密。
我从嘴里取出烟斗，对他报以温和的一笑。“得了，西里尔。鲍礼士和奥尔加难道不是在你的秘密俄语课程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吗？一起糊壁纸？到塔尼娅姨妈的别墅住？你跟着莫斯科广播电台学习俄语，一周五次，每天六点准时开始。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问他一下鲍礼士和奥尔加，’他们说。‘问他为什么要秘密地学俄语？’所以我就这么问你。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俄语，”他嘟哝地说道，仍然琢磨着我这个问题的含意。“该死的狗探子，这是私事，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追求。他们这是在多管闲事，你也是。”
我哈哈大笑，却也同时感到恼怒。“别这样，西里尔，你我都知道规定。违反规定不是你的作风，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把事情白纸黑字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订的。我和别人一样只是接受别人交代的任务，奉命行事而已。”我说，此时他又是背对着我。他躲到悬凸窗前，凝视着窗外那块他用来作为花园的长方形土地。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
“奥尔加和鲍礼土。”我很有耐心地又重复了一遍。
这使他勃然大怒。“向你报告这些资料的人都是些白痴！我要投诉，控告他们！这是在窥探他人的隐私。这个时代竟然还会发生这种龌龊的事。坦白说，我也要向你兴师问罪。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仍然没有理他。我宁可让他怒火中烧。
“第一点，”他扯着大嗓门说道，而且仍旧望着花园中的那块泥泞不堪的土地。“你在记录吗？第一点，我并没有参加什么规定中所谓的语言课程。到学校或班级里上课才算学习语言，那得和一伙擤着鼻涕、满嘴口臭的打字员坐在一条板凳上，忍受一个态度粗野的教师讥笑。第二点，我确实是在收听广播，这是我恒久的兴趣之一，找寻一些独特而又美妙的节目。把这点记下来，我会签名的。我说完了，可以了吗？你走吧。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谢谢。到此为止。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就是这些了。”
“这就是你怎么碰上鲍礼士和奥尔加的过程喽，”我善意地提醒他，并且又开始写了起来。“我明白了，你转着电台，结果找到了他们。鲍礼士和奥尔加。西里尔，这没什么不对的。你得坚持下去，如果你通过考试的话，也许还能弄到一份语言津贴。虽然那只是一点钱，可是我总是觉得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总比放在别人那里好。”我继续写着，但是速度很慢。我要让他听到铅笔在书写字时发出的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杂音。“有事不报是他们最伤脑筋的事，”我推心置腹地说道，替我们的上司表示歉意。“‘如果他没告诉我们奥尔加和鲍礼士的事，那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没告诉我们呢？’我想你不能怪他们。他们也得照章行事，就和我们一样。”
我又将笔记本翻过一页，舔了一舔笔尖，写下另一个注解。我开始感觉到那种追踪的兴奋感。爱是承诺，他曾经这么说过，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努力，是奉献。但是到底是爱谁呢？我用铅笔画了一条粗线，然后又翻过一页。
“西里尔，我们可以换个话题，谈谈你和铁幕那边的人士接触的情形？”我有气无力地问道。“总部就是忌讳铁幕。我想知道，除了你过去几年所交代的那些人以外，你是否还有任何新的名字可以提出。最后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后面——“我的老天，那已经是八辈子以前的事了。是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他是你参加的那个地方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他以后，你就什么人也记不起来了吗？西里尔，他们现在已经在注意你了，我得承认这点，因为他们抓住了你没有报告学习外语这件事的把柄。”
他对我的失望再次转变成愤怒。他再次使用那些不中听的词汇大肆抨击。但是这次他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你会发现我与铁幕接触的所有资料，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都是一字不漏地全部列出，并且按照规定呈交给我的上司。如果你在与我约谈之前，无法从外交部人事处弄到这份资料的话——我是指，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种没用的人来找我呢……”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我不认为任由他把我贬得一无是处会对审查工作有什么帮助。是的，我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也是高层机构的公仆。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张纸。“现在，你瞧这儿，这就是你说的资料。你在铁幕中的所有朋友都列在上面。整整二十年间，只有五个人。我知道总部已经调查过这些人。呃，只要你提出报告，他们就会被追查的。”我将这份资料放回笔记本。“那么，还有什么名字要加上去吗？加上谁呢？想一想，西里尔，别着急。我们那伙人知道的可多了。有时他们真让我震惊。慢慢来。”
他真的是一点也不着急地想了许久，许久。最后他采取自怜的对策。
“奈德，我不是一名外交官，”他低声抱怨道。“我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出去寻欢作乐，流连在贝尔葛拉维亚、肯辛顿、圣·约翰林那些名流绅士群集的高级地区，佩戴勋章，系上白色领结，和那些大人物打交道，对吧？我只是一名职员。我根本不是那种人。”
“西里尔，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喜欢得到别人的善待，这是我不同的地方。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再度的怒气掩饰了他内心渐渐升高的惊慌。他握紧那巨大的拳头，搂起手肘表达了他的肢体语言。“自从我提出那些名单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这份名单上的人和我都只有点头之交，并没有什么后续的深入交往。”
“这段期间之后，你有没有再结识新朋友呢？”我耐着性子恳切地问道。“西里尔，你过不了他们那关的，连我都过不了，那你又何必要自讨苦吃呢？”
“要是真有什么人，真有什么接触——就算只是有人寄来一张耶诞卡，请你尽管放心，我会主动把他的名字添上去的。到此结束。完毕。请你问下一个问题吧，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耶诞节。萨尔斯堡。我已经挖空心思了。
“西里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我一边作着笔记，一边说道。“坦白说，这听起来实在像是花言巧语。他们想要的是‘是’或‘不是’，或者是‘如果是，那么是谁？’他们要的是一个直接的答案，他们不会接受你这些花言巧语。‘他没有承认学习外语这件事，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对铁幕来往的说词？’西里尔，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对我说。到时候我又得从头再来一遍。”我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且仍然作着笔记。
我再次感觉到自己这种沉重严肃的态度，对他来说是种折磨。他踱来踱去，双手在身体两侧拍着。他喃喃自语，然后咬牙切齿地抱怨着我们硬要逼他说出名字的无理要求。但是我忙着在笔记本上记录，根本没去注意他说了些什么。毕竟我是老奈德了，正在为伯尔先生作牛作马，执行总部交代的任务。
“西里尔，这样如何？”最后我开口说道。我拿起笔记本，大声地念着我所写下来的：“我，西里尔·弗利文，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不管时间是多么地短暂，除了我已经列出的名单之外，我都未再与任何苏联或者东欧国家的公民交往，即使只是极为短暂的接触。由西里尔签名并注明。”
我再度点上烟斗，并且看看烟斗内的烟草是不是点燃了。我把熄灭的火柴放回火柴盒里，然后再把火柴盒放回口袋中。我原先的说话速度就已经很慢了，而现在更是拖拖拉拉。
“西里尔，听我一句劝，也许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的生活中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现在就是你告诉我的好时机。我会对你的话予以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不过这要看我怎么跟他们说，我不会什么话都告诉他们的。毕竟没有谁是圣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总部也不用去审查他们了。”
不管我的话是有心或是无意，我已经点燃了他心中的导火线。他一直在找一个藉口，而现在我正给了他一个机会。
“圣人？谁在谈论圣人？你少叫我什么圣人，我不接受。圣人西里尔，他们就是这么叫我，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奚落我！”
弗利文神色紧张、态度粗暴，不断地用言词攻击我。他靠在拳击场的围索边，向任何扑面而来的东西挥击着。“就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其实根本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是那些探人隐私的审查人员——这种事情我会以书面报告，并按照规定呈交人事部门，在……”
我再次打断他。我不喜欢由他来掌握我们之间交谈的节奏。“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人，是吗？”我说。虽然我的语气平淡，但是我仍想以低姿态让他感受到压力。“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人？你没有参加宴会吗——聚会、宴会、会议——官方的，非官方的——伦敦，在伦敦市外，甚至在国外——是不是曾有铁幕国家的人物远远地在一边出现过？”
“我得继续说不吗？”
“如果答案是‘是’，那就不行。”我带着他不喜欢的微笑答道。
“我的答案是‘不’。不，不，不。再说一遍，不。明白了吗？”
“谢谢，那我可以写上没有吗？也就是说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都没有。这样你总可以在上面签字吧。是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不吗？”我又跟他开了个小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是我们得把话说清楚，否则总部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瞧，我把一切都替你写下来了。签字吧。”
我把铅笔递给他，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想让他养成这个习惯。他将笔记本递还给我，然后悲戚地朝我笑笑。他对我撒过谎，他需要我对他的不幸予以安慰。所以我给了他安慰——不过我恐怕得说，如果我真能给他安慰就好了，因为我想赶紧将它收回来。我把笔记本放进口袋，站了起来，舒展一下身体，彷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讨论暂时中止，看看还会有什么诡计在后头。我捶了几下背，这是老年人的背痛毛病。
“西里尔，你在那儿挖什么呢？”我说。“你是在替自己挖个深深的避难所吗？我倒认为这年头没有这个必要。”
我朝他的肩膀向前望去，将眼光落在被放在泥地一角的一堆盖着防水布的新砖上。一条二尺宽，尚未完工的壕沟，穿过草地直抵砖堆。
“我是在修建一个水池，”弗利文反驳了我一句。他满心感激地抓住我这个半开玩笑的话题。“我刚好很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一个装饰性的水池。”他的幽默感又浮现出来。他放松了，微笑了，而他的笑容是那么温暖，那么真挚，使得我也不禁回以一笑。“奈德，我想做的，”他友好地靠近我解释道，“就是修建一个三层的喷水池，离地四尺高，正好和那条沟相隔十八寸。我打算安装隐藏式电灯从水池下方照明。然后我会用一台电动抽水机来抽水。晚上不把窗帘拉上时，就可以观看外面自己所建造的照明水池和瀑布了！”
“并且播放你的音乐！”我和他一样感到兴致勃勃地说道。“依我看，那样可就太完美了。西里尔，你真是天才。我非常感动，真的。我真希望我的妻子能来看看这个。对了，萨尔斯堡怎样？”
我想他其实是晃了一下。我看见他的头歪向另一边。我击中了他，使他头昏眼花，而且我等着他清醒过来后，又再度给了他一拳。
“他们告诉我，你去萨尔斯堡欣赏音乐。他们告诉我，对你们来说，萨尔斯堡就像是音乐家的麦加圣地一样。他们在耶诞节有歌剧吗？或者你去那里只是为了欣赏耶诞颂歌？”
周围万籁俱寂，我想他们一定封锁了这条街道。不知道弗利文仍旧凝视着花园时，是否也和我想的一样。
“你有什么好在乎的？”他答道。“你是个音乐白痴。你自己这么说的。而且你还是个恶名昭彰的窥视者。”
“威尔第？我听过威尔第。莫札特？他是奥地利人，是吗？我看过那部电影。我敢打赌他们会在耶诞节为你演奏莫札特的作品。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演奏什么人的作品？”
又是沉寂。我坐下来，再次准备记录他的口述。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
“当然。”
“你总是这样吗？”
“当然。”
“上次也是这样吗？”
“是的！”
“你一个人住吗？”
他放声大笑。“我吗？我没有一分钟是独处的。我不是一个人。当我抵达那里时，舞女们早就在我的房间里等着了。我每天都换不同的女人。”
“但是音乐之夜却是夜夜不断，你喜欢这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
“十四个晚上的音乐。我想，要是扣除你往返的时间，那就是十二个晚上。”
“可能是十二个晚上。可能是十四个。也有可能是十三个晚上。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仍然没回过神来，心不在焉地说着话。
“那就是你为什么去萨尔斯堡的原因。你花钱就是为了这个，对吗？西里尔，对吗？西里尔，请你给我一点暗示吧。我一直觉得自己快跟不上你了。你去那里过耶诞节就是为了这个？”
他点点头。
“音乐会，夜复一夜，歌剧、圣歌？”
“是的。”
“麻烦的是，呃，你知道，总部说你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晚上。他们说，你只在第一天抵达旅馆登记住宿，然后隔天早上就走了。你付了全部的房租，一共有两个星期，但是旅馆里的人从第二天开始就不见你人影，直到假期快结束才看到你回来。所以总部的确有理由问你究竟上哪儿去了，”我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是否遇上了那边的某个人。像鲍礼士和奥尔加之类，不过是当面见到的。”
我又将笔记本翻过几页。在深沉的寂静中，写字时的沙沙作响声就像是砖块碎裂的声音。他的恐惧感染了我，这就像是共享邪恶。真相与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膜，然而对试图拒真相于门外的弗利文和努力地要让真相显现的我，它却是同样的可怕。
“西里尔，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整件事记下来，”我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忘掉。没有什么比写下来更能让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了。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就算交的是个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把他写下来就可以了。我猜他是个外国人吧？只不过，我注意到你有些犹豫。如果你为了他而放弃所有的音乐，那我得说，他一定是位很重要的朋友吧。”
“哪儿都没有他。他并不存在。他走了。我挡了他的路。”
“嗯，不过耶诞节期间他并没有走，对吗？要是你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走。西里尔，他是个奥地利人吗？”
弗利文变得毫无生气。他就像是个睁着眼睛的死人。我把他揍得太惨了。
“好吧，他是法国人，”我放大音量建议，试图将他从回忆中拉出。“西里尔，是个法国佬吗，你的朋友？——他们不会在意一个法国佬的，尽管他们不喜欢这些人。拜托，西里尔，难道他是个美国佬吗？那他们更不会反对……”弗利文没有回答。“他不是爱尔兰人吧？为了你着想，我可不希望他是个爱尔兰人！”
我替他说出声来，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扰乱他的悲愁。他仍旧站在窗前，弯着大拇指，用指关节敲着前额，就像是要凿出一个弹孔似地。他低声说了什么吗？
“西里尔，我没有听清楚！”
“他什么人都不是。”
“都不是这些国家的人吗？”
“不是。”
“你是说他是个外交官吗？”
“他没有去萨尔斯堡，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听见了没有？”他猛然转过身，开始大声嚷嚷。“你是个饭桶，知道吗？先别管答案，你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发问！难怪这个国家会乱成一团！你那股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你那份人类的理解力上哪儿去了？变了吗？”
我再次慢慢地站起来。我让他继续看着我，并任由他再嘲笑我一次。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这样是无济于事的。
“西里尔，我是想帮助你啊。如果你又去了萨尔斯堡，并且留在那里，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去了别处——呃，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例如你的好友是义大利人的话。如果你原本只是假装去萨尔斯堡，但后来却去了——噢，我不知道——比如说罗马，或者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我不能替你把这件事说清楚。这不公平，而且即使我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啊。”
他瞪大了眼睛。他渐渐把我看成是疯子，并且自认为神智清醒。我重新装填我的烟斗，并全神贯注地继续往下说。
“西里尔，你实在是个难以取悦的人。”——我用手指塞紧烟丝——“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是个爱戏弄别人的人。‘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能做一次。’我是说，你到底要我说什么才好呢？”
我划着火柴，凑近了烟斗。在点烟时，我看见他把指关节移到眼睛部位，不想看见自己待在这间屋子里。但是我假装没注意到。“好吧，我们不谈萨尔斯堡。如果萨尔斯堡伤到了你，那就把它搁在一边，我们再回头谈谈你与铁幕的关系吧。怎么样？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了下来。他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直接了当地反对。我接着往下说。他也要我说下去。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相信我的话是一座连接真实世界和他所生活的地狱之间的桥梁。他希望我为我们两人说话。我觉得我得为他提出告白，因此我才决定打出这张最危险的牌。
“西里尔，为了避免引起争论，所以我们先把谢尔盖·莫德瑞这个名字加到这份名单上，然后就到此为止。”我尽可能轻描淡写，语气缓和地提出了这个建议，“这只是为了稳当起见。”我欣然地说道。“你看怎样？”他仍然低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喋喋不休地说着，并进而拟了一份呈交总部的建议。“‘好吧，’我们就告诉他们，‘那就在名单里加上你们讨厌的莫德瑞吧。别再和我们兜着圈子玩了，我们是清白的。带着莫德瑞这个名字回家去吧。奈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心神恍惚，笑得像个要被吊死的人。在邻近的一片沉寂中，我感觉到自己的话听来铿锵有力。但是弗利文却好像根本没听进去。
“莫德瑞就是他们想叫你找出的人，西里尔，”我合理地说道。“他们告诉过我。如果你承认莫德瑞——如果就像现在我所做的，把他记下来，而你也准许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拦我，对吧？——这样就没人能指责你我对他们不坦率。‘是的，我是谢尔盖·莫德瑞的好友。你们这帮神经病！’——怎么样？‘而且无论去哪里，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们做过这个，我们干过那个，我们同意去做某些其他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或者过得并不愉快。不管怎样，如果你们仍然禁止我与一个极其文明的苏联人交往，那么开放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怎么样？先别管我们之间的分歧，以后我们会弭平的。依我看，他们会把档案搁上一年，那我们就全都可以去度周末了。”
“为什么？”
我假装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把档案先搁在一边呢？”他露出怀疑的神色问道。“那他们算是什么？他们难道不会转过身来说：‘这是什么意思？’没人会这样。他们不大可能这样。他们依然如故。他们不会变成其他人。这是不可能的事。”
“别瞎扯，西里尔！”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令人难以接近。“西里尔！”
“干嘛！究竟出什么事了？不用大喊大叫。”
“这年头苏联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才会更加操心呢！我提出法国佬只是为了套你的话。现在我后悔了，我道歉。但是在这年头，一名苏联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不只是在谈论友好国家，更是在谈论伙伴！总部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这样。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带动潮流。西里尔，你在听我说话吗？”
刹那间，我以为自己输掉了这整场游戏——输掉了他这个同谋，输掉了他对我的信赖，也输掉了他不去怀疑的意愿。他像一个梦游的人走过我身边，然后再次来到窗前，站在那里沉思着那个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活中其他那些只完成一半的梦想，此时他一定已经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实现这些梦想了。
然后，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他开始说话了。他并不是谈论自己做过什么事，也不是谈论他和谁做过。而是为什么会做。
“整天都和一群愚蠢的人关在一起，你难道不晓得那会怎么样吗？”
我起初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的未来，稍后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谈论战车。
“整天听他们那些肮脏的笑话，忍受他们的使唤和讥笑？你不会知道这种滋味的，因为你享有特权，无论你装得有多谦卑。他们每天都是一样，津津乐道地谈论乳头、内裤、月经和阴茎，你受得了吗？‘得了吧，圣人，给我们讲个黄色笑话换换口味吧！我敢打赌，圣人，你喜欢深入！你钻进什么地方——体育馆侧门吗？粗了点是吧？圣人星期六晚上有什么乐子啊！’”他再度显得精力旺盛。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具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模仿天分。他扮作音乐厅的歌剧皇后，怪腔怪调地跟我说话，并在那张未蓄胡的脸上堆出一丝恐怖的笑容。“‘圣人，你听说过男女童军的故事吗？乐趣就在帐棚里，你一定没听过！’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是吧？‘圣人，你是不是经常将你那玩意儿掏出来看看？偶尔还弄它一下，好确定它是否还在？于是你感到如腾云驾雾的快感，然后它软了下去。我敢打赌你有个大家伙，不是吗？跟驴子的差不多，长到能够套上袜子。’……你没有这种经验吧，从早到晚不管是坐在办公室里，还是在餐厅里都没有过，是吗？因为你是一位绅士。你知道他们在愚人节送了什么给我吗？一份巴黎来的极机密电报，只能让弗利文过目，由你译电，用手译，哈哈。闪急电文，你明白这个笑话吗？我不明白。所以我走进小房间，取出密码簿，这不对吗？我亲自译电，不对吗？而且用手译。大家都低着头，没人笑出来，以免破坏了这个计划。我译出了前六组，发现尽是些有关保险套的污秽笑话。那是戈斯特干的。为了开这个玩笑，他还特别叫驻巴黎大使馆的那些家伙发了那份电报。‘冷静下来，圣人，别发火，对我们笑一个嘛。这只是个玩笑，圣人。你难道开不起玩笑吗？’我在抱怨时，人事主管也这么说。他们说，那不过是闹着玩。恶作剧有助于提高士气嘛。他们又说，把这看成一种恭维，豁达一点就好了。如果我没有音乐作伴，我早就自杀了。告诉你没关系，我想过自杀。麻烦的是，当他们发觉自己做了什么以后，我却看不到他们的嘴脸了。”
海登出卖情报局的时候，斯迈利曾经痛心地向我说过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叛徒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恨某人，爱某人。弗利文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现在他开始谈论他所爱的人。
“那天晚上我周游世界各地——波多黎各、维德角、约翰尼斯堡——这并不是我在幻想。我最喜欢业余音乐家的作品。他们聪明得多，告诉你，我就喜欢这一点。我甚至不知道早晨来临了。我的房间有厚实的窗帘，花了我三百英镑，上面还加有里衬。离开战车后，宁静就是我无上的乐趣了。”
他的脸上浮现不同于以往的笑容，宛若一个小男孩在过生日时露出的笑容。
“‘早安，鲍礼士，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然后她会用俄语说，‘今天早上好吗？’鲍礼士则回答他情绪不太好。鲍礼士经常这样。他很容易陷入斯拉夫式的抑郁。注意，奥尔加会照顾他。她会开他玩笑，不过她从来没有恶意。他们偶尔也会吵——呃，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什么事都是一起做。不过他们总是会和好如初。他们受不了整天闹别扭。说实话，奥尔加不可能这样做。她总是有什么说什么。然后他们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就是这样。助益良多，和善友好，谈吐风雅，当然还爱好音乐——呃，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嘛。还没听过他们谈论柴可夫斯基之前，我对这个音乐家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迅即对他的作品痴狂不已。鲍礼士有非凡的音乐监赏力。而奥尔加——呃，她有点容易满足。不过，我想他们也都只是演员，照着稿念而已。但是当你收听他们的节目，努力地试着学习俄语时，你就会忘了这件事。你会相信他们。”
他是在说，所以你就会把自己的书面资料寄过去。
他是在说，这是为了让他们免费替你改正，并对你提出建议。
在第一次通信之后，你甚至不必再把你的信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就有一个信箱。
他陷入沉默，不过这并不会构成危险。尽管如此，我还是怕他会太早结束这种恍惚的状态。我走出他的视线之外，来到房间的一角，在他身后站定。
“西里尔，你给他们哪个地址？”
“当然是这个地方。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罗普郡的乡间住宅，还是卡普里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姓名也告诉他们了吗？”
“当然没有。好吧，我用了西里尔这个名字。我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叫西里尔。”
“好家伙，”我赞许地说道。“那么这个西里尔姓什么呢？”
“尼莫，”他骄傲地宣布。“西里尔·C·尼莫先生。万一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尼莫’在拉丁文里是‘无名氏’的意思。”
C·尼莫（无名氏Nemo。）先生，或许就和A·帕特里（爱国者Patriot）也是一样的道理吧！
“你写了你的职业吗？”
“我没有写出真正的职业。你又在说傻话了。”
“那你写的职业是什么呢？”
“音乐家。”
“他们问了你的年龄吗？”
“当然问了。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知道你是否符合条件，否则万一你真的得了奖就麻烦了。他们不可能把奖品送给未成年人，对吧？谁都不可能。”
“还有身分——已婚或是单身——你也告诉他们这些了吗？”
“我得填上我的身分，不是吗？这个奖是送给夫妻档的，他们不可能只把奖品送给丈夫，却将他妻子除名，这样就不讲道理了。”
“你寄出了什么资料——比方说第一回——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对我的愚昧表现出更大的不悦。
“笨蛋。你以为我寄了什么给他们？该死的对数吗？你写信去，然后就会收到表格，注册，有了卢森堡的信箱号码，拿到教科书，成为他们的一员。之后鲍礼士和奥尔加在节目中叫你干什么你就照做，不是这样吗？‘完成第九页的习题。’‘回答第十二页的问题。’你没上过学吗？”
“你学得不错吧。总部说你有个用起来就像是百科全书般的脑筋。他们告诉过我。”我开始摸清他是多么喜欢别人奉承。
“事实上不只是不错而已。谢谢你的夸奖，还有总部。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某些导师曾寄来一些评语给我，而其中一些不乏赞美之辞。”他补充道，并咧着嘴笑。受到别人夸奖时，他总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当我星期一早上在走进战车时，虽然我嘴上什么也不说，心里却是无限振奋。我想如果我愿意，我会对你们其中的某些人说说。但是我没有。我宁可把它当成私人的秘密。我宁愿维护自己的友谊。我不会让那些畜生用些下流的评语来糟蹋奥尔加和鲍礼士。谢谢，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你回信给这些导师了吗？”
“只写了尼莫这个姓。”
“但是在其他方面，你并没有玩弄他们吧？”我问道。我很想挖出在这第一次的不法恋爱中他心中究竟存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如果真有任何一点的话。“我是说，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你是不是就会直接的回答。你不会忸怩作态吧！”
“我没有忸怩作态！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我竭力地做到和我那些导师一样彬彬有礼，他们都是名教授，其中有些人还是研究院院士。我很感激，也很用功。这是他们最起码应该得到的回报，想想看，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收任何报酬，而且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促进人类的沟通与了解。”
我的猎人细胞又开始蠢动了。我打量着他们是怎样戏弄弗利文的。我正在揣想着，如果情报局已将所有事情设想得如此完美而周到的话，在他们心中，我自己又该如何来陪他玩这场游戏。
“我想，随着你的进步，他们就让你从简单的课本练习转而学习更有挑战性的东西——像是写作文、论文之类的，是吧？”
“是的，当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火候已经够了，他们就让我自由写作。”
“你记得他们给了你什么题目吗？”
他哈哈大笑，笑声中带着优越感。“你想我忘得掉吗？那阵子我完成一篇文章，总得要字典不离手地写上五晚，要是每天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幸运了！奈德，你脑袋清醒点吧！”
我一边记录他的口述内容，并报以凄然一笑。
“第一个题目是‘我的生活’。我告诉他们战车的事。当然，我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说出我们那种工作的性质。可是，我不否认自己作了一些社会评论。我想委员会有权知道这些，特别是随着言论自由开放之后，为了人类的福祉，一切都会变得缓和下来。”
“下一个题目是什么？”
“‘我的家’。我告诉他们我要修建水池的计划。他们喜欢这个。还有我烹饪的事。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擅长烹饪。接下来他们给我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消遣’，这个题目可能有好多材料，但是我没什么好写的。”
“我想，你一定描述了你对音乐的喜爱吧？”
“你错了。”
他接下来的回答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份控诉，是为自己的受难伙伴所发出的同情呐喊，也是一段盲目的祈祷，却被像我这样一个还来得及为爱不顾一切的人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选择了‘良友’作为我喜爱的消遣。”他说，同时脸上又浮出了狂放的笑容。“事实上一直到现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良友，但是这并不会对我造成妨碍。当机会来临时，我会十分珍爱这难得的友谊。”他好像忘了自己说过话，因为他又用了些我或许曾对莎莉讲过的话重新起了头：“我有一种感觉，自己在生命中曾经放弃了某种东西，而我现在想把它要回来。”他说。
“他们称赞过你的佳作吗？他们是否印象深刻？”我一边问道，一边勤奋地记了下来。
他又笑了。“我想是马马虎虎吧。大部分还算勉强通过。他们当然会有所保留。”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表扬你时既宽厚又慷慨，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的原因。”
而且他们真的表现了出来，弗利文说——我几乎不需要再逼他了——这些特质在一个名叫谢尔盖·莫德瑞的身上全都彰显出来了。他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文化事务一等秘书，并且以莫斯科广播电台忠实的地方代表之身分，被指派前来回应弗利文的祈祷。
十一月的一个阴冷星期六，莫德瑞就像所有的天使一样，毫无预警地悄然来到弗利文的家门口。他带来足以显示他身居高位的礼物：一瓶莫斯科产的伏特加酒，一盒盛伏加产的鱼子酱；一本印刷粗糙、关于大芭蕾舞团的艺术图书，另外还有一封用打字机打好的信。信中表示基于西里尔·尼莫先生在俄语学习中的卓越进步，特任命他为莫斯科大学的荣誉学生。
然而最大的礼物还是莫德瑞本人的魅力，他举止风雅，完全符合弗利文在那篇荣获委员会大奖的作品中所推崇渴求的那种良友典型。
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了。弗利文镇定自若，而且趾高气扬，因为不管花了多少时间，他还是得到了满足。他的声音冲破了束缚，那张平淡的面孔也绽开了笑容。那是一个懂得真爱，并且渴望散播自己好运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如果世界上还有人能让我对他露出同样的笑容，那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莫德瑞，奈德？谢尔盖·莫德瑞？噢，奈德，我是说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对完美的最佳拍档。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了。我想我们之间不会有你们那些虚情假意。这是完整的拥有与接受。当然啦，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幽默感，率直而犀利，完全没有欺骗。我们有同样的兴趣，也喜爱同一个作曲家。”他试图采用一种较超然的语气，但却是徒劳无功。“就我的经验而言，这在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两个人竟会在各方面都有着如此自然的契合——不过我得承认，在女酒保方面，谢尔盖的经验远比我要丰富得多了。谢尔盖对女人的态度，”——他努力地表现出不表赞同的样子——“我这么说吧：如果任何人有这种举止，我就会觉得难以接受。”
“西里尔，他介绍过女人给你吗？”
他马上露出斩钉截铁的驳斥神情。“他当然没有，谢谢你。我不会让他这样做。而且他也不会认为这种介绍符合我们之间的关系。”
“连你们一起去苏联的时候都没有吗？”我又对着他跳了一步，斗胆问道。
“没这回事，谢谢你。事实上这会毁了他们，真的会让他们死得很惨。”
“那么这全是谣传了，他们对他那些女人的说法？”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是谢尔盖自己告诉我的。谢尔盖对女人完全抱持一种毫不留情的态度。他的同事私底下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毫不留情。”
我不由得佩服莫德瑞的心机之深——或者，该是佩服他主子的足智多谋才对？莫德瑞毫不留情地追求女人，而弗利文则是毫不留情地排斥她们，这两个人可真是绝配。
“那么你也见过他的同事了。”我说。“是在莫斯科吧，而且是耶诞节期间。”
“我只见过他所信任的同事。他们对他的尊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是在列宁格勒吧。我并不挑剔，我也没有权利那样做。我是贵宾，他们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的眼睛盯着笔记本。天知道我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全是些冗长的官样文章。后来，我才发现整个记录中，我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我选择了一种最沉闷的语调。
“西里尔，那么这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表彰你杰出的语言才能呢？或者是那时你已经开始向莫德瑞提供非正式的服务了？比方说给他情报或是其他的东西，像是翻译点什么之类的。有人告诉我，很多人做过这种事情。当然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不能苛责他们，对吗？——这只不过是要帮助开放而已，而现在果然完成了。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只是，西里尔，我还是得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留下适当的记录，否则他们会剥了我的皮。”
我没敢抬头，只是继续写着。我翻开另一页，写了一行——谈下去，谈下去，谈下去。而且我还是没有抬头。
我听到他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是并未听懂。我听到他嘟哝着：“不，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干过。”我听到他放大音量抱怨着：“别这么说，可以吗？你和你的总部都不要再说了。‘给他情报’——这是怎么一回事？话不能这么说的。奈德，我是在和你说话啊！”
我抬起头，抽着烟斗，微微一笑。“是吗，西里尔？你当然是在跟我说话，对不起。你是我这个星期之内约谈的第六个人，而且是最诚实的一位。这阵子大家都在搞开放。这是潮流，我开始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他决定要安慰我。他坐了下来，但是并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他的态度既像长辈，又像朋友对朋友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小学的校长。
“奈德，你是把自己当成是自由主义者，对吗？不管怎么样，你得面对现实，即使你现在要为总部工作。”
“我想我算是某种自由思想家吧，是的。”我让步了。“虽然我确实得考虑我的养老金，这是很自然的。”
“你当然是这样的人！你赞同混合的经济制度，对吧？你不会比我更讨厌贫富不均的情况。人道主义超越意识形态，你相信这点吗？在资本主义这列摧毁一切的列车完全失控之前就制止它？你当然会这么做！我敢说你对环境有着高度的关切——貛、鲸鱼、毛皮大衣、发电厂等，诸如此类。你甚至有个梦想，认为人可以在不互相冲突的情况下，分享一切。兄弟姊妹并肩迈向共同的目标，齐享文化和音乐！同时开放参加政治活动以及选择效忠对象的自由。一切和平安详，到那时，世界该有多美好。”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说。
“你还不够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也是。如果我年纪够大，就不会和他们抱持相同的看法了。我们是好人，事实便是如此。我们是有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你和谢尔盖！奈德，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你的极力掩饰只是白费功夫——你们是物以类聚。所以别把我抹黑，而说自己是好人，因为我们的想法相同，就像我和谢尔盖一样。我们站在同一边，对抗一切乖戾邪恶、文化贫瘠以及污秽丑行。‘我们是未得到认可的贵族，’——谢尔盖是这样称呼我们这种人的。他说得对，你也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还有别人吗？那些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堕落、颓废和无礼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夜深人静时，我们在阁楼上拨着电话号码，是要听谁在说话呢？绝不是那些雅痞，这是错不了的。也不是那群养尊处优的猪猡——他们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那些赚得多，花得多，拼命想拉抬自己的家伙，什么忙都帮不上。更不会是那些身材姣好的女流之辈。我们也不会在匆忙中改信伊斯兰教，至少不会在他们自相残杀、施放毒气的时候那么做。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现在的情况看来，苏联人正在放弃他们位于世界各地的责任并穿上苦行者的粗布衬衣，而对一个有感觉、有良心的人来说，他应该选择什么呢？谁是我们可以仰赖的人？哪儿才能再有梦想？何处才能得到解脱？总该要有人来消除这种隔阂才是。我不能遗世独立，我不能一无所有。奈德，如果没有跟着谢尔盖，我将会死去。谢尔盖就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谢尔盖就等于是我的饮酒、食肉和笑声。他表现出我生命中的全部意义。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才是我想知道的。在我看来，有些人会崛起，有所作为。而谢尔盖就具有那种意识形态。但是在你身上我却看不出——不过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就是了。我瞥过这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憧憬，可是我不能确信。我不知道你是否具备这种素质。”
“那你来试试看啊。”我说。
“我不认为你具有那种智慧。那种轻盈的舞步。我在你走进来时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在心中把你和谢尔盖作了比较，不过我恐怕得说我发现你是极度地欠缺这种智慧。谢尔盖并不是如同落魄游民般一路拖曳着脚步进来。他完全征服了我。他按了门铃，大步进门，像是已经买下了这幢房子似地。他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但是要比你更有精神些——我并不是说他在哪儿都坐得住。谢尔盖不是这样的人，他总是不安于座，甚至在观看歌剧时也一样。然后他会笑得像个小精灵，举起斟满伏特加的酒杯说，‘恭喜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我可以叫你西里尔吗？你已经赢了这场比赛，而我就是第一名的奖品。’”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我意识到他是在抹去脸上的笑容。“谢尔盖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
他哈哈大笑，于是我也随着他放声大笑。我心想，莫德瑞就是他那虚假的自由。就像莎莉之于我一样。
“他甚至没有脱下大衣，”他接着说道。“他就直接了当地说话了。‘现在我们得先谈谈颁奖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不会铺张，只有我的几位朋友要来，其中正好有鲍礼士和奥尔加，再加上委员会的一、两位高层人士。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酒会，还有几位你在莫斯科的崇拜者来参加。’”
“‘在你们的大使馆吗？’我问。‘我不会到那儿去的。我那个单位准会杀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这个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西里尔先生。我说的不是大使馆，谁在乎大使馆呢？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国语言学院，将以公民所能得到的最完整礼遇正式接受你为荣誉学生的典礼。’”
“起初我以为自己死了，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我在外交部工作，但是我这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多佛，更别说是苏联了。‘去莫斯科？’我问。‘你疯了吗？’我说。‘我是一名译电员，可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袖，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去莫斯科，’我说。‘即使那里有奖品，奥尔加和鲍礼士也等着和我握手，还有荣誉学生的称号，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事物。你似乎不明白我的处境，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工作，’我说。‘那里的人倒不敏感，可是工作敏感。我持续而又定期地接触极机密等级以上的资料。我可不是一般街上的老百姓，可以随便搭你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没人会干这种傻事。我想我已经在我的论文中交代得很清楚了，你们应该稍能明白。’”
“‘那就去萨尔斯堡吧，’他说。‘谁还会注意呢？搭飞机到萨尔斯堡，就说要到那儿听音乐，然后再溜到维也纳，到时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是苏联的民航机，但是只要两个小时——到达时护照免验，我们会举行家庭式的典礼，谁会知道呢？’然后他递给我这份文卷，边角并有烧灼的痕迹。这是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全体委员会成员的签名，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俄文。告诉你无所谓，我读的是英文那一面。我总不能坐在他面前查上一个小时的字典，对吧？那样的话，我就会像个十足的白痴，要知道，我可是一名顶尖的语言学生。”他顿了一下——我想他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他说。“我不应该那样做，真的，但是我再也不想当尼莫了。我想要做回我自己。”
现在你们一定有一会儿弄不清我在说什么，就像当时我弄不清西里尔在说什么一样。直到此刻，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明白了他的话。我斗胆发问时，甚至还会去引导他说出来。顷刻之间，他变得无拘无束起来，而我却得费力地去跟上他的思绪。他的整个心都在苏联，但是我自己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并没有事先提醒我，会将我们的话题转移到那里。他是在谈论鲍礼士和奥尔加，不过这次再也不是只闻其声了，而是真的看到了他们的模样；以及鲍礼士如何拥抱他，而奥尔加又是如何故作庄重地给了他一个苏联式衷心的吻——奈德，他并不赞同亲吻，但是和苏联人之间的亲吻并不像戈斯特那种，所以你不会介意，你甚至会盼望着得到它，奈德，因为苏联把这看成是同志间表示亲密的行为。弗利文此时看来像是年轻了二十岁，神采奕奕地诉说着他所引起的那些小题大作的骚动，那就像是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日宴会一样。他说，鲍礼士和奥尔加本人，丝毫不摆架子，就是那么亲切自然，和他们在教学时一样。
“‘恭喜你，西里尔，’她对我说。‘恭喜你在俄语学习中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呃，当然有人替我翻译，而我则告诉她，我的俄语程度还没有那么好。然后鲍礼士便拥抱我，‘西里尔，我们对自己能给予你帮助感到非常荣幸，’他说，‘说句实话，我们有许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是坚持到底的这些学生弥补了这种缺憾。’”
到了此时，我才终于能将这幅他用捉摸不定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图画拼凑出完整的景象：对弗利文来说，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耶诞节，无疑地也是他第一个最快乐的耶诞节，谢尔盖·莫德瑞就像个马戏团的驯兽师般在一旁指挥着他。他们置身于莫斯科某处的一间挂着豪华吊灯的大屋子里，在这里有致辞及颁奖仪式，还有从莫斯科演员中心精选的五十名临时演员担任来宾。弗利文飘飘欲仙，而莫德瑞就是希望他有这种感觉。
接着，就像弗利文刚刚唐突地提起这件往事一样，突然间他又停住了。他眼里的光芒褪去，头则歪向一边，紧皱双眉，彷佛是在评判自己的言谈举止。
我谨慎地将他拉回现实来。“那它在哪里呢？”我说。“那份他们给你的文卷。在这儿吗？西里尔，那文卷在哪儿？他们是在那儿任命你的？”
他瞪着我，然后慢慢地回过神来。“我得还给谢尔盖。‘西里尔，当我们在莫斯科时，’他说，‘你应该把它挂在墙上，并且镶上金框。但是在这里不行。我不能让你身陷险境。’谢尔盖将一切都考虑得很周详，你和你的总部会日夜窥探我，他也说对了。”
我没让谈话停下来，也没有改变我的语气，甚至不让自己显得轻松。我垂下双眼，再次把手伸进上衣的夹层口袋里。我成了代替谢尔盖的候选人，而他正在取悦我。他是在向我施展他的诡计，并且要求我接受他。直觉告诉我，应该要让他为我更卖力些。我再次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而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问他，他的外公叫什么名字似地。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供给谢尔盖那些重要英国机密的？”我问。
“不管怎样，我们都把那些东西称为机密。很显然地在几年前被视为是机密的，到了现在已经不再算是机密了，对吧？我们也没有靠保密赢了冷战，对吧？我们是靠开放赢得冷战的。开放性。”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提供情报。但是这一次，当我对他采取断然措施时，他竟然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是站在另一边的。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赢得冷战的。刚开始谢尔盖也不想要什么机密。‘西里尔，那些机密对我不重要，’他说。‘西里尔，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多变的世界里，我会很欣然同意，机密就等于是毒品，’他说。‘我宁可将我们的友谊维持在一个非官方的基础上。可是，如果我确实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在此同时，他又说如果我能替他写几份有关莫斯科广播节目素质的非正式报告，以取悦他的上司，这就已经很足够了；比方说，收听的效果是否良好。你真的会以为他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并不知情。坦白说，和苏联人打交道，你根本弄不清楚该从哪儿攻击他们的无知。这不是批评，这是事实。他说他也想听听我对课程的意见以提升教学水准，以及将来或许我能提供些意见给鲍礼士和奥尔加，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优秀学生。”
“那是什么改变了这种情况呢？”
“改变了什么？奈德，请你说清楚些。你知道，我不是个无名氏。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愿从你这里取得机密的态度？”我说。
“是他的大使馆。那些死硬派分子，野蛮人。他们总是这样。他们向他游说。他们拒绝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情愿留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继续进行他们那种可笑的冷战。”
我说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言行有点令我捉摸不透。
“这么说吧，是的，我并不感到意外。大使馆里有许多人不喜欢耗费时间以文化友谊作为开始。他们内部的两派人马彼此对立，互怀敌意，明争暗斗。而我是一位使不上力的旁观者。爱好和平的鸽派人士赞同展开文化交流，他们尤其支持开放性。他们认为文化弥补了敌意消失后所留下的真空状态。谢尔盖向我解释过这一点。但是主战的鹰派人士——我得遗憾地说，其中包括大使在内——却希望谢尔盖一本过去的那种态度，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蒐集情报，并且无视于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以侵略者和阴谋者的姿态积极展开行动。大使馆里的那些死硬派分子根本不理会谢尔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点儿也不在乎。是的，他们不在乎，不是吗？就像戈斯特对我的所做所为。说句实话，谢尔盖不得不如履薄冰，左右为难。我也是一样，这是职责所在。我们在一起做些文化交流，谈点语言的事，谈艺术，谈音乐；然后弄点机密满足那些鹰派人士。我们不得不迎合各个党派，向他们表态自辩，正如同你得迎合总部，而我得迎合战车一样。”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我开始听不清楚他的话。我得使用鞭子了。“那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西里尔，不要自作聪明，好吗？我得把这个记下来，看看是什么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供情报给谢尔盖·莫德瑞的，什么资料，有什么目的，得了多少报酬，是什么时候停止的，还有为什么，在还能继续进行的时候中止？西里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愿意告诉你，我很想去度周末。我的妻子也想去。我也很想跷起二郎腿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你知道，我可没有加班费。他们制定严格的计件工作方法，但是等到发薪水的时候，大家都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成本效益的时代，他们告诉我，要是我们不小心点，认真点的话，我们这个机构就可能被贬为私人企业。”
他没有听我说话。他不想听。他的身体和大脑都在游荡着，以寻找能让他脱离现状的事物，某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我的愤怒并非全然出于假装。我开始痛恨莫德瑞。我气不过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那些无辜者的信赖，以换取自己的生存。让我感到恶心的是，莫德瑞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利文的孤独来诱他犯下叛国罪。一想到爱竟与职责相互对立，我不禁感到悚然。
我洒脱地站起身来，心中仍感到气愤不平，弗利文则无精打采地坐在一张六世纪英国风格的雕花圆凳上，其上的座垫并绣有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那些玩具拿给我看。”我对他下令。
“什么玩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得告诉你，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婴儿。这是我的家，不要指挥我。”
我想起莫德瑞的那套谍报伎俩，他所利用的资料，以及他训练手下间谍的方式。我又想起自己那一套，以及当时我是怎样指挥自己手下的间谍照弗利文的方式去对付这个苏联目标，即使他们并不像弗利文那么疯狂。我正在揣想着自己会如何来处置像弗利文这样一个能够接触机密文件，而精神又不太建全的人。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而已啊。”我没好气地说道。“西里尔，你的高速发报机呢？西里尔，你的暗号计划。以前的密码本。你的晶体。还有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以及那些掩饰的装置。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我的公事包里，星期一呈交给上司；然后我就想回家去看阿森纳队和曼联队的足球赛。这也许不合你的口味，但是这正巧投我所好。所以我们就少说废话，继续进行下去好吗？”
我可以感觉得到，弗利文的疯狂正在消失中。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也一样。他垂着头，双膝叉开、木然地望着他的双手。我可以感觉到他开始垮了下来——此时忏悔者已经厌倦了他的自白，厌倦了那种带给他压迫的情感。
“西里尔，我可是有点不耐烦了。”我说。
在他仍未回答之际，我大步走到电话机前。蒙帝的手下所冒充的检修人员已经让这具电话永保畅通。我拨了伯尔的专线电话，听到他那位光鲜花瓶秘书在另一头接听，就是那个从来都没听过我名字的秘书。
“亲爱的，是你吗？”我说。“顺利的话，我大概得再待上一个小时。我这一位拖得挺慢的。是的，好吧，我知道。对不起了。呃，我说很对不起。是的，当然。”
我挂了电话，然后带着责难的意味盯着他。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带我上楼。阁楼是一间空的卧室，屋顶挑高。他的收音机就摆在屋内一角的桌子上——德国制造，就像蒙帝说的那样。我打开收音机，他则在一旁望着我，我们听到一位口音很重的苏联女人正气愤不平地谈论着莫斯科的犯罪集团。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弗利文冷不防地说道，彷佛是我应该对此负责似地。“那些苏联人。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毁掉他们的国家？他们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他们曾经是多么的骄傲。我也是。所有的玉米田，不分阶级的世界，还有西洋棋，太空人，芭蕾和运动员。在他们开始摧毁它以前，那是天堂。他们忘了自己的优点。这简直是丢人现眼。这就是我告诉谢尔盖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收听他们的广播呢？”我说。
他快哭了，但是我假装没看见。
“等消息，不是吗？”
“西里尔，请你说话痛快点！”
“等他告诉我，我会再度被重用，他们又开始需要我了。‘西里尔，回来吧。一切都过去了，爱你的谢尔盖。’我只要听到这个就满足了。”
“他们会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白漆。”
“往下说。”
“‘狗的身上有白漆，奥尔加。’……‘我们得在书架上刷上一块白漆，鲍礼士。’……‘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奥尔加，看看那只猫，有人在它的尾巴涂了白漆。我痛恨残忍，’鲍礼士说道。他们为什么不在我听广播时说这些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方法往下推，好吗？好，你听到了讯文，而且是来自收音机。奥尔加或鲍礼士其中一人说出了‘白漆’，或者两个都说了。接下来你怎么办？”
“看我的暗号计划。”
我伸出手，拍了一下，命令他。“快！”我说。
他慌忙了起来。他找到一把木制梳子，然后揭开刷毛，伸进他那粗大的手指，从缝隙里掏出一张易燃的软纸，上面分别列出了时间和波长。他把纸递给我，希望这能让我满意。我从他手里接了过来，脸上毫无喜色，只是啪地一声将它塞进笔记本里。我同时看了一下手表。
“谢谢。”我简要地说道。“西里尔，其他东西也请你拿出来吧。我要密码本和发报机，别跟我说你没有，我可没这个兴致陪你玩。”
他抓起一罐爽身粉，在罐子底部拉扯着，极力想讨好我。他一面把爽身粉倒进洗手盆里，一面神经兮兮地絮叨着。
“奈德，你知道吗？我曾备受尊重。能受到尊重的人不多。这里面有三个晶体。奥尔加和鲍礼士会像白漆那件事一样告诉我要用那一个，只是这里用的暗号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三号，贝多芬是二号，巴哈是一号。他们把这些作曲家按照字母顺序编号，以帮助我记忆。一般来说，你只能瞄上几眼，却交不到朋友，对吗？除非你能遇见谢尔盖或是他们其中一个人。”
爽身粉已经全倒出来了。他的手掌上有三个无线电晶体，而且还有一本小型密码簿，和一块用来放大的镜片。
“我把弄到的东西都给了他，谢尔盖，我全给了他。不管他告诉我什么，我都会把它纳入我的生活之中。如果我情绪不好，他会让我心神舒畅。他善解人意，能看透我的内心。这使我有一种被人了解的感觉，我喜欢这样。但是现在完了。他已经被召回莫斯科了。”
他的语无伦次使我惊惧。他想要安抚我的狂热欲望也让我害怕。如果我是前来为他执行吊刑的刽子手，他也会满怀感激地松开自己的领带。
“你的发报机呢，”我厉声说道。“如果不能发报，要晶体和密码本有什么用？”
他以同样骇人的步调弯下圆滚的身体，卷起加有穗饰的绒毯一角。
“奈德，我真的连把刀都没有。”他承认。
我也没有，然而我还是不敢撇下他，也不敢破坏自己对他的指挥权。我在他身旁蹲下来。他茫然地望着一块松动的地板，并试图用厚实的指尖掀开它。我则握紧了拳头，捶着地板的一头，然后满意地看到另一头翘了起来。
“你自个儿来吧。”我说。
我猜得出来，那些都是旧玩意儿，他们再也不会在乎的东西——几个铅色小盒子，一台发报机，一些勉强适用于那台收音机的应急装备。不过他还是傲然地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递给我。
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可怕的忧虑。“奈德，你知道，现在的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他解释道。“我并没有生病，没有，但是我也不存在。这栋房子也一样，什么都不是了。我曾经爱过它。它照顾我，就如我照顾它一般。这房子和我，我们没有了对方，自己也就不存在了。我敢说，你一定很难体会这一点，如果你有了妻子，房子算什么。她会介入你们。我是说你和房子之间。你的妻子会夹到你们中间。莫德瑞，我爱过他，奈德。当时我意乱情迷。‘西里尔，你太过分了，’他总是这么说。‘冷静点。放松点。去休个假。你幻想过头了。’我做不到。谢尔盖就是我的假期。”
“照相机呢。”我要求着。
他没有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他仍满心想着莫德瑞。他望着我，但是眼里看到的却是莫德瑞。
“别这样。”他说道。他显然没听懂我的话。
“照相机！”我大声吼道。“西里尔，看在老天的份上，难道你从来没度过周末吗？”
他站在衣橱前，橡木门上雕着圆桌武士剑刃图案。
“照相机！”他仍在犹豫时，我扯着嗓门更大声地吼着。“如果你不先把文件翻拍成照片，你要怎么在剧院里把它塞给你的好朋友呢？”
“奈德，放轻松。冷静下来，好吗？拜托。”他带着一丝优越感笑道，并一边把手伸进衣橱里。但是他的眼睛却对我直送秋波，说着“看这个”。他伸手在衣橱里摸索着，并对我发出神秘的微笑。他拿出一副小型歌剧用望远镜，将它瞄准了我，先是从右面看，然后又转回正面。接着他把望远镜递给我，让我也能跟着做一遍，拿这个东西来看它。我将望远镜拿在手里，立即感觉到它那十分轻盈的重量。我转动着中央调节旋钮，直到听见咔嗒一声。他对我点点头，鼓励着我，说道：“对，奈德，就是这样。”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然后从中间打开，这是一本《世界舞蹈家大全》，里面并附有插图，有一个年轻女孩做出猫跃步的芭蕾舞动作。莎莉也上过芭蕾舞学校。他解开领带夹，我看到那短的一头可以用来作为测量链。接着他从我手中接过望远镜，对着书测量距离，并转动旋钮，直到它发出咔嗒一声。
“看到没有？”他骄傲地说道。“明白了吧！他们特别做的。为我做的。晚上看歌剧用的。谢尔盖亲自设计。苏联在很多方面工作态度很懒散，但是谢尔盖一定要最好的。我都会在战车待到很晚。如果我愿意，我会为他拍下一整个星期的往来文件，然后在我们坐在剧院特别座欣赏歌剧的时候，把底片交给他。我通常会在独唱时拿给他——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他把望远镜递还给我，接着茫然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他的指尖摸着光头，彷佛他有一头浓密发丝似地。然后他伸出双手，似乎有人在测试空气，看看天会不会下雨。
“奈德，谢尔盖拥有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然后就这样走了。唉，这就是人生。现在得看你的了。你有那种勇气吗？你有那种智慧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信给你的原因。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我不认识你，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一个能了解我的好人，一个我可以再次信任的人。这就要看你的了，奈德。现在你的机会来了。趁着还有时间，跳出你的自我窠臼，好好过活。你那个太太，从声音听起来，是有些霸道。听我一席良言，告诉她，好好过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在你的世界里。我早就该劝你了，不是吗？”他露出可怕的笑容，而且完全是对我而发。“单身男人，不吸烟，喜爱音乐与智慧。我会细看这类徵友广告——谁不会这样做呢？我有时考虑回覆它，只是我不知道如果话不投机，到时要怎么断绝来往。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你，有没有？从某方面来说，这就像是写信给上帝一样，然后你穿着这件邋遢的外套来到这儿，问了一大堆漏洞百出的问题。无疑地，这一定是总部拟的。奈德，是你该独立的时候了，我也是一样。你老是在担惊害怕饱受恫吓，这就是你问题的所在。依我看，你的妻子得负部分责任才对。听到你跟她道歉，我觉得颇不以为然。你不会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我想我能造就你，而你也可以得着点什么。你可以帮我挖那个水池。我则能向你展示音乐的魅力。这很公平吧？没有人能对音乐无动于衷的。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戈斯特的缘故。”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可怕。“奈德！别碰它，可以吗？不要把你那双贼手放在我的财产上，听见了没有！”
我正在摸他那台打字机。它就放在摆望远镜的同一个衣橱里，上面还盖着几件衬衫。衬衫上署名A·帕特里，我想到“A”就是指“任何人的”，任何爱他的人。我已经猜了出来，而他也已经告诉了我。但是看见这台打字机，一种将要收场的感觉却让我们两人激动起来。
“那你为什么会和谢尔盖断绝来往？”我问他，一边仍然摸着键盘。
但是这次他对我的恭维并没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和他断绝来往，是他要断的。即使到了现在，你能紧接着他离去的脚步来到这里时，我都还没结束，别再谈这个了。请将这一切恢复原状。谢谢。”我照他所说的，把打字机这个证物藏起来。
“他是怎么说的？”我心不在焉地问道。“他是怎么跟你断绝来往的？他是不是写了一封信给你之后就溜之大吉了？”我又想起了莎莉。
“不是。当那个人被困在伦敦，而你则在莫斯科逍遥时，你根本不用说些什么。沉默会解释一切。”
他走到收音机前，坐了下来。我紧跟在他身后，准备随时制止他。
“我们接上电源，仔细听听，好吗？说不定我能听到一句‘西里尔，回来吧’的信息，这种事情你永远说不准的。”
我看着他架起发报机，推开铅质的窗户，拉出极细的天线。那条天线就像是一根系有铅锤，却没有鱼钩的钓鱼线。我看着他查看自己的信号图，并在高速录音机上打出求救信号和他的呼号。然后把录音机和发报机连接起来，嗖地一声将信号发了出去。在他把开关转换接收之前，他这样做了几次，然后又转换开关去接收，但是什么也没收到。他原本也就不抱希望，他只是在向我表示不会再有什么了。
“他的确告诉过我，一切都已结束了。”他望着那些标度盘说道。“我不是在怪他。他真的这么说过。”
“什么都已结束？间谍活动？”
“噢，不，不是间谍活动，那会永远进行下去，对吧？其实他是指共产主义。他说在这个年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弱势的宗教而已，但是我们却还没有认清现实。‘西里尔，该高挂你的靴子了。西里尔，如果你的身分暴露了，最好不要到苏联去。在新局势之下，你会被当成麻烦的。我们也许得把你送回来，以作为一种表态。你和我，我们这些人都过时了。莫斯科中心已经决定了。近来莫斯科方面只对强势货币有兴趣，他们竭尽所能地搜括英镑和美元。所以我认为我们恐怕要被打入冷宫了。你和我，我们是多余的人，而且还有点过于迂腐。对那些有关的人而言，我们简直只会让他们感到尴尬。要是让人发现我们操纵英国外交部的一名能够接触极机密等级以上文件的译电员，那莫斯科可承受不起。他们只会把你我视为负债，而不是资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西里尔，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好好去休个长假，找位医生看看，晒晒太阳，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对于你我之间的事，你表现得有点过于激动了。我们很想好好安置你，但是坦白说，我们现在手头有点紧，没有多少强势货币。如果你只要一、两千，我相信我们可以替你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存进一点，但是数目较大的款项目前大概还拿不出来，得等候另行通知。’老实说，奈德，他说这些话时，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似地。”他带着全然不解的语气接着说道。“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而他却不要我了。‘西里尔，不要把人生看得那么艰苦。’他说。他总是说我生活在压力之下，我的脑子里记了太多的人名。我想他的确说得没错。我的生活简直一团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等你知道了，却为时已晚，你有时会不会也这样想呢？你认为自己是某种人，但是你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歌剧一样。可是，我说啊，别担心。再奋战一天，别说努力全是白费的这种丧气话。一定都会有所帮助的。是的，就是这样。”
他挺起那副柔软的肩膀，似乎有点得意洋洋，并把自己看成是个置身事外的人。“那好吧。”他说。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客厅。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其余要做的只是弄清楚那些遗漏掉的答案，以及弄出一份他所出卖的文件清单。
我们结束了。然而并非是弗利文，而是我，不肯迈出这最后一步。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转过头来，笑得实在太愉快了，伸长了脖子等着被砍头。他在等待，但是我却拒绝出手。他高高地扬起那圆圆的秃头，斜着身子，像是在说，“来吧，就从这儿下手。”但是我下不了手。我纹风不动。我手里捏着笔记本，里面所写下的一大堆资料，正等着要他签字，然后就得致他于死地。但是我一动也不动。我是站在他这边，而不是站在总部那一边的。他那边又是哪一边？爱情是一种意识形态吗？而忠诚就是一个政党吗？或者是我们在匆忙地划分世界时，方法有误，并未注意到一场不断进行着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乃是那些仍在探求真理的人们和那些为了取得优势，而将自己冷漠无情的最基本原因解释成是脆弱善感所致的人们？我即将要毁灭一个追求真爱的人。我竟然若无其事地，佯装我们正一起作着假日散步，然后引领他走到了自己的断头台前。
“西里尔？”
我得重复一遍他的名字。
“什么事？”
“我应该从你这里取得一份签名的声明。”
“你可以告诉总部，我正是在促进大国之间的了解，”他热心地告诉我。我感觉到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自己去告诉总部。“告诉他们我是在消除这几年来我在战车里所观察到的那些愚蠢而不可思议的敌意。这会让他们安静下来的。”
“呃，他们的确曾经这样猜测过，”我说。“只是事情要比你想的稍微复杂一点。”
“此外，向他们提出我希望换份工作。我会愿意即刻离开战车，到一个非机密单位攒我的养老金。我会接受降职处分，我已经决定了。我并不缺钱，也不是傲慢。我得说，换个工作总比休假好。奈德，你去哪儿？厕所在另一头。”
我朝着门口走去。我是想逃离此地，以保持神志清醒。我的世界好像已经萎缩成只有这间可怕的房子那么大了。“西里尔，我只是回办公室去。我大约会离开一个小时左右。你知道，我无法马上就为你起草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必须要按照正确格式之类的方法草拟。忘了周末假期吧。说实话，我向来就不喜欢周末。要是你想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周末就是宇宙间的黑洞。”我怎么会用他的语调说起话来呢？“西里尔，别担心，我找得到路出去。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在他们进来之前抽身走开。我越过弗利文的肩膀朝窗户那边望去，看到了蒙帝和他两名手下正从他们的汽车下来，而一辆黑色的警车就停在弗利文的屋外——不过还好，谢天谢地，因为情报局没有逮捕权。
但是弗利文又在说话了，就像那些你以为已经死了的垂死之人，还在继续说着。
“奈德，我不能一个人留下来，你知道的。我再也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奈德，我不能对一个陌生的人解释我所做过的事情，完全不能再说一遍，没人可以叫我再说一遍。”
我听到了有人踏上碎石地的脚步声，接着门铃响了起来。弗利文抬起头，他的双眼和我的双眼彼此对视，从他眼中，我知道他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渐渐显出怀疑的神色，但最后似乎又有所理解了。在我打开前门时，我的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身上移开。帕弗里站在蒙帝的身旁，他们身后则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官，以及一个名叫雷德曼的人，大家都叫他疯子，他是情报局心理分析小组的成员。
“太棒了，奈德。”帕弗里低声对我说道，其他人则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冲进了客厅。“你干得真是漂亮。你会得到一枚奖章的，我来负责这件事。”
他们替他戴上手铐。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把他的手放在背后铐起来，使得他抬起了下巴。我和他一起走向货车，并且帮着他上了车。然而此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尊严，而已不再关心是谁的手在扶着他的手臂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摧毁一个由莫德瑞亲自调教的间谍。”伯尔显得非常满意。当天晚上我们在塞孔尼餐馆里安静地吃着晚饭，是他执意要请我到这里来。“我们那些住在洛德公园对面的可爱同行们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嫉妒得要死，这倒不是一件坏事。”他是在一个我已觉得相距遥远的国度里对我说话。
“是他毁了他自己。”我说。
伯尔认真地看着我。“奈德，我可不这么想。我还没见过有谁干得这样漂亮。你当时是个娼妓。你必须那样。我们大家都是娼妓。付出代价的娼妓。我受够了你的忧郁。你想一想——坐在诺森伯兰大街，满面愁云惨雾，为那些女人左右为难。如果你拿不定主意，那也是个决定。不过如果你要听我的忠告——我想你也不愿听，我想劝你离开你那个小情人，回到梅贝尔的身边。上个星期我回到我那位的身边，那简直是种谋杀。”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这件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伯尔接着说道，并且又开始吃起另一大盘的义大利面。“你不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你得放弃审讯处的工作。我的小小意见是，你已经不明不白地沉溺于自恋情结太久了。你要换到第五处接替彼得·吉勒莫的工作，做我的秘书长。这工作将会很适合你那喀尔文教派的性格，而且也替我打发了一名游手好闲的官员。”
我做了他所建议的事——完全照办。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建议，而是因为他的话说进了我的心坎里。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莎莉，而当时那令人感伤的场面让我缓和了对弗利文的回忆。在她的要求下，我仍继续从赖布立治威尔写了几个月的信给她，但是这就像从学校写信回家一样，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莎莉是我最后一个伯尔所谓的小情人。也许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把她们加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大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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