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道路像风景画一样空无人车。在迷雾的间隙，他一会儿瞥见一片玉米田，一会儿瞥见蜷伏在风中的红色农舍。在一个蓝色写着“KAI”的标志处，他突然转进一条下坡的道路，开下两段坡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码头，几幢低矮的灰色建筑，侏儒一般匍匐在货柜船的甲板之下，入口处矗立着红白相间的标竿，以及好几种不同语言书写的海关公告，但放眼望去，杳无人迹。史迈利停下车，走了几步到栅栏边。红色的按钮大得像茶杯碟一样。他按了一下，刺耳的鸣声让一对苍鹭拍翅飞进白茫茫的雾气中。在他左边，矗立着管状支柱的管制塔。他听见门用力关上与金属环的声音，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制服、蓄着胡子的人影，从铁梯上砰砰走下来。那人对他叫道：“你要干吗？”但没等史迈利回答，就解开木栅，挥手要他通过。柏油与碎石混合的地面，简直像一大片被轰炸粉碎再用水泥黏结的区域，边缘耸立着起重吊架，上方则是雾气未散的苍白天空。再远处，低伏的海洋似乎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货运而支离破碎。从后视镜望去，海滨小镇高高低低的建筑轮廓，宛如老照片里若隐若现的景色。他望向大海，在浓雾中看见浮标与明灭闪烁的灯光，标示着与东德的海界，以及苏联帝国长达七千五百英里的疆界的开端。那是苍鹭飞去的方向。他在红白相间的圆锥柱中穿梭前进，开到一个堆满汽车轮胎与圆木的货柜场。“货柜场的左边。”柯列兹奇玛先生如是说。史迈利遵照指示缓缓左转，寻找一间老旧的房子，虽然老房子在这倾圮之地简直是不可能有的事。但柯列兹奇玛先生说：“找一间标示着‘办公室’的老房子。”而柯列兹奇玛先生从不犯错。
他颠簸驶过一段铁轨，开向货柜船。朝阳的光束穿透迷雾，让货柜船的白漆发出炫目光芒。他驶进一条巷道，两旁是起重机的控制室，每一间都像是摩登的信号房，每一间都有着绿色的杠杆与大大的窗户。在巷道的尽头，一如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言，有一间老旧的锡板屋，顶上搭着高耸如浮雕的山形屋顶，竖着一根表漆剥落的旗竿，杂乱拉进房里的电线，仿佛将房子缠住一般，屋旁有一个老旧的汲水池，底座放着一个锡杯。木门上，褪色的哥德字体写着“BUREAU”（办公室），是法文而非德文。在上方，一行较新的字迹写着“P·K·柏根，进出口”。他在那里当夜班职员，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白天干些什么，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
他按了门铃，然后后退几步，让自己明显可见。他的手放在口袋外，也明显可见。他把大衣的纽扣直扣到颈部。没戴帽子。把车停在房子旁边，让屋里的人可以看见车里没人。我独自一人，而且没带武器，他试着这么说，我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你这一边的人。他再次按铃，叫着：“莱比锡先生！”一扇较高的窗打开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睡眼迷蒙地探出头，肩上还裹着毛毯。
“对不起，”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对她说，“我要找莱比锡先生。有很重要的事。”
“不在这里。”她说，露出微笑。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很年轻，没刮胡子，双臂和胸前都有刺青。他们彼此交谈，史迈利猜他们讲的是波兰文。
“不在这里。”男人颇有戒心地说，“奥图不在这里。”
“我们只是暂时租用的房客。”年轻女人朝下喊道，“奥图破产，搬到他的乡下别墅以后，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
她把这句话再对她的男人说一次，男人笑了起来。“不在这里。”他再次说，“没有钱。没人有钱。”他们享受着这怡人的清晨，相偎相伴。
“你们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史迈利问。
两人又是一番讨论。是这天或那天？史迈利认为他们已失去时间概念。
“星期四。”女人宣布，再次露出微笑。
“星期四。”她的男人附和道。
“我有好消息要通知他。”史迈利受到她情绪的感染，愉悦地解释。他拍拍衣服口袋：“钱，哗啦啦，全是给奥图的，他赚的佣金。我昨天答应要送来给他的。”
女孩翻译这段话，男人与她争论。女孩又笑了起来。
“我朋友说别给他，否则奥图就会回来，把我们赶出去，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做爱了。”
试试看水畔营区，她建议，用赤裸的手臂指引方向。从大马路过去两公里，穿过铁路，经过风车，然后右转——她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姿态优美地将一条手臂缠绕在爱人身上——没错，右边，向右走到湖边，除非走到湖边，否则你根本看不见湖的踪影。
“那个地方叫什么？”史迈利问。
“没有名字。”她说，“就只是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出租的假日房舍，然后开到船边。找华瑟。如果奥图在附近，华瑟会知道上哪里找他。”
“谢谢你。”
“华瑟什么都知道！”她叫道，“他像个教授！”她也翻译了这句话，但这回，男人看似发怒。
“坏教授！”他朝下喊，“华瑟是坏蛋！”
“你也是教授吗？”女孩问史迈利。
“不，不是，很可惜我不是。”他笑着谢谢他们，他们像庆祝会上的孩子，看着他上车。这一天，这洒落大地的阳光，以及他的来访——所有的一切，都为他们平添乐趣。他摇下车窗，向他们道别，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但不清楚。
“你说什么？”他抬头对她喊道，仍然面带微笑。
“我说：那么，奥图就有双重的好运可以翻身了。”那女孩说。
“为什么？”史迈利问，并停下发动机，“为什么他有双重的好运？”
女孩耸耸肩。毛毯从她的肩头滑落。除了毛毯，她身无寸缕。她的男人用手臂环住她，为了维持体统，拉起她的毛毯。
“上个星期，从东边来了不速之客。”她说，“今天又有钱。”她张开手。“奥图是个幸运儿。就这样。”
然后，她看着史迈利的脸，笑意倏然消退。
“不速之客？”史迈利问，“是什么人？”
“从东边来的。”她说。
看到她神色惊慌，害怕她就此消失，史迈利勉为其难地维持愉快的表情。
“不是他的兄弟，是吗？”他愉快地问，非常热心。他伸出一手，比画着那神秘弟兄的身形。“矮个子？像我一样戴眼镜？”
“不，不是！一个高个子的家伙。有司机的。很有钱。”
史迈利摇摇头，假装有些失望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他说，“奥图的兄弟肯定从来没有钱过。”他继续大笑，“除非他是那个司机。”他加上一句。
他完全遵照她的指引，虽面对紧急状况，却出奇的平静。听天由命。没有自己主观的意愿。听天由命，祈愿祷告，与你的造物主达成交易。噢，上帝，别让这事发生，别有另一个瓦拉狄米尔。在阳光的照耀下，棕色的田野转为金色，但史迈利背上的汗水，却像一只冰冷的手刺痛他的肌肤。他遵照她的指引而走，看着一景一物，仿佛这是他的最后一日，因为他知道那个有司机的大个儿已抢在他前面。他看见一幢农舍，谷仓里有着老旧的马犁，粗糙的啤酒标示闪着霓虹灯，窗台上的天竺葵红似鲜血。他看见状似巨大胡椒研磨机的风车，白鹅满地逐风奔跑的田野。他看见宛如风帆轻掠过围篱的苍鹭。他开得太快了。我应该更常开车，他想，我疏于练习，难以掌控。路面从柏油变成石砾，再变成沙土，沙土卷起，盖上车子，仿佛沙尘暴。他进入疏落的松树林里，在树丛的另一边，他看见一个写着“假日房舍出租”的标示，和一排门窗紧闭、等待夏日粉刷的石棉平房。他继续往前开，一段距离之后，他看见林立的桅杆，和一汪低落的棕色湖水。他朝桅杆开去，驶过一个坑洞，听见车底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他猜想是排气管，因为他发动机的噪音骤然变大，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半的水鸟都因他的抵达而受惊。
他经过一个农场，驶进浓密的防风林中，接着，一幅明亮的白色图画呈现眼前，破败的防护堤与淡淡橄榄绿的芦苇是前景，其余的部分则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天空。船只停泊在他右边，就在湖湾旁。破旧的篷车停在路旁，肮脏的洗涤衣物挂在电视天线间。他经过一顶有着菜圃的帐篷，和几间以前可能是军事用途的小屋。其中一间彩绘着幻想的日出，但色泽己斑驳剥落。屋旁有几辆旧车和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他停下车，沿着一条泥泞小径，穿过芦苇到湖岸。在长着草的港口边，停了几艘即兴翻造的船屋，有几艘还是从战时的登陆艇翻修而成。这里更冷，不知为何，也更暗。眼前所见的船都是日间停泊的船，胡乱地系泊在一起，大部分都覆盖着防水油布。好几部收音机在响，但他起初没见到任何人。然后，他注意到一阵浪纹，以及在水波上快速前进的快艇。在快艇上，一个看似乖戾的老人，穿着帆布外套，头戴黑色鸭舌帽，按摩着自己的脖子，仿佛刚刚睡醒。
“你是华瑟吗？”史迈利问。
依旧轻抚着脖子的老人似乎点了头。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在码头那边，他们告诉我说应该来这里找他。”
在华瑟宛如棕色皱纹纸的脸上，剪出一对杏仁形的眼睛。
“伊莎朵拉。”他说。
他指着湖岸更远处一段东倒西歪的防护堤。“伊莎朵拉”就在防护堤的尽头，一艘走霉运的四十英尺长的机械动力船，一幢等待倾圮的豪华大饭店。舷窗全挂上窗帘，其中一扇窗已粉碎，其他的则用思高牌胶带修复。他危危颤颤地踏上防护堤的条板。差点儿跌倒，一次，两次，为了跨越间隙，他不得不加大步幅，这对他的一双短腿来说，似乎颇不安全。走到防护堤的尽头，他发现“伊莎朵拉”没系上缆绳，随波漂动。船尾从系泊处松脱开来，漂流到离岸十二英尺之处，这或许已是她航行过最远的航程了。舱门紧闭，窗户全掩上窗帘。旁边也没有小艇。
老人在六十码外，停下快艇。他向后划动，看着史迈利。史迈利把手圈成杯状，大叫：“我怎么找他？”
“如果你要找他，就叫他吧。”那老人回答，声音似未提高。
史迈利回头面对老船，叫道：“奥图。”他轻声地叫，然后稍微提高声音，但“伊莎朵拉”里毫无动静。他查看窗帘。他查看拍打腐朽船身的油渍水浪。他侧耳倾听，认为自己听到了和柯列兹奇玛先生夜总会里相仿的音乐，但那很可能是从另一艘船传来的回音。华瑟棕色的面孔仍然从快艇上望着他。
“再叫一次。”他喊道，“继续叫，如果你要找他的话。”
但史迈利却直觉地抗拒老人的指挥。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独断，他的轻蔑，而他对这两者都颇感愤慨。
“他在这里，还是离开了？”史迈利叫道，“我说，他在这里吗？”那老人一动不动。
“你看见他上岸来吗？”史迈利坚持追问。
他看见那张棕色的面孔转过头，知道老人对着湖水吐了口痰。
“那头野猪来来去去，”史迈利听见他说，“我他妈的干吗管他？”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随着他俩对话的声音，好几个人从其他船上探出头来。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史迈利：一个站在碎裂防护堤上的陌生矮胖子。湖岸上聚集了一群衣衫不整的人：一个穿短裤的女孩，一个老女人，两个衣着类似的金发少年。他们虽然外型互异，却有相似之处：有着囚犯的外表，遵循着相同的恶法。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史迈利对着他们喊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拜托，他到哪里去了？”不远的一艘船屋上，一个蓄胡子的男人将水桶垂放进湖里。史迈利的眼睛选定他。“有人来过‘伊莎朵拉’吗？”他问。
水桶哗啦哗啦地装满水。蓄胡子的男人拉起水桶，但没说话。
“你应该去看他的车。”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嗓音从岸上叫道，或许那是个孩子，“他们把车拖到林子里了。”
林子距湖岸约一百码，杂生着小树和桦树。
“谁做的？”史迈利问，“谁把车拖到那里去的？”
无论刚才说话的是谁，这次都选择不再出声。老人把快艇划向防护堤。史迈利看着他接近，看着他把船尾靠在防护堤的阶梯上。史迈利毫不犹豫地爬上船去。老人在距“伊莎朵拉”船侧几桨之处拉他上艇。老人皱巴巴的嘴唇间夹着一根香烟，和眼睛一样，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非常不自然的邪恶光芒。
“从远地来？”老人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史迈利说。“伊莎朵拉”的梯子上满是铁锈与杂草，史迈利登上甲板时，露水湿滑。他找寻着生命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他找寻露水上的足印，徒劳无功。几条固定的钓鱼绳紧紧拴在生锈的栏杆上，垂入水中，但可能已悬在此几个星期了。他侧耳倾听，又隐隐约约地听见乐团音乐缓慢的曲调。从岸上传来？或从远处？两者皆非。音乐从他脚底下传来，仿佛有人正播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八转唱片。
他往下看，只见老人斜倚在快艇上，鸭舌帽盖住眼睛，手跟着音乐打着节拍。他试试舱门，门已上锁，但看来并不牢固，没什么是牢固的。他在甲板上逡巡，找到一支生锈的螺丝起子，充当铁锹。他把螺丝起子钻进缝隙，前后旋转，然后，出乎意料的，整扇门都掉了下来，门框、铰链、锁，连同其他的一切，都像爆炸一样轰然落下，锈蚀的材料掀起一阵红色烟尘。一只硕大的昆虫猛然撞上他的脸颊，并怪异地长长叮了他一口，让他怀疑那是一只蜜蜂。舱房里一片漆黑，但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他站在梯子顶端，尽管背后有日光，但底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按下电灯开关，坏了。他往回走，对快艇上的老人说：“火柴！”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几乎要发脾气了。那顶鸭舌帽一动也不动，仍未停止指挥。他放声大叫，这一次，一盒火柴躺在他脚边。他拿起火柴，走进舱房，点亮一根，看见一架电力耗竭的晶体管收音机，正以仅余的电力播送音乐。在一片狼藉之中，这是惟一保持原貌，惟一维持运作的东西。
火柴烧尽了。他拉开窗帘，但靠岸的那一侧没拉开，然后点亮第二根火柴。他不希望老人看进舱里。在灰蒙蒙的侧光里，莱比锡竟然像柯列兹奇玛先生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的身影一样可笑。他全身赤裸，躺在他们捆绑他的地方，然而，身旁没有女郎，也没有基洛夫。那张斧劈的图卢兹-洛特雷克面孔，虽然因淤伤而变黑，且嘴里还塞着几捆绳索，但仍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如同史迈利记忆中生前的模样。他们严刑拷打他时，一定是利用音乐掩饰噪音的。但他怀疑音乐声是否足以掩盖。他继续盯着收音机作为参考的要点，探查一个必须用耳力与眼力细心追溯的东西，而在火柴熄灭前，是不可能探查完尸体的。日本货，他注意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怪异了。技艺精湛的德国人竟然买日本收音机，岂不怪哉。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受宠若惊。满心疑惑的他愤然催促自己，就让自已全神贯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物品交换的这种有趣经济现象吧。
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
恨，康妮如是说。
有条不紊地，史迈利凝视着他，尽可能缓慢地思索，他仔细查看碎片残骸，希望重建他们动手的程序。在他们制伏他之前，有一场打斗，他从桌脚、椅子、灯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断出来，而且其他的一切都已被扫落或丢离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们进行搜索，在捆绑他之后进行的，间或讯问着他。他们的受挫痕迹处处可见。他们剥下墙板，撬开地板，拉开置物柜抽屉，扯落衣服与床单，后来，所有的东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原貌，但奥图·莱比锡仍然拒绝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迹出现在几个不该有的地方——在洗脸盆里，在火炉上。他宁可认为，那不全是奥图·莱比锡的血。最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杀了他，因为这是卡拉的命令，这是卡拉的作风。“杀戮为上，审问其次。”瓦拉狄米尔常这样说。
我也相信奥图，史迈利愚蠢地想，回忆起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说的话。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对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时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样。对瓦拉狄米尔如此，对奥图·莱比锡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们所言属实的明证。
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东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
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
“有一场派对。”老人把小艇系在防护堤时，漫不经心地说，“很多音乐，歌声。他们警告我们说，那并不大声。”他打了个结。“也许他们吵架了，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吵架。他们很吵，播放爵士乐，又怎么样？我们就是爱听音乐的人！”
“他们是警察。”一个女人在岸上的群众中喊道，“当警察来执行勤务时，市民就有义务要闭紧嘴巴。”
“带我去看他的车。”史迈利要求。
他们群起而动，没有人带头。老人走在史迈利身边，半是监护，半是保卫，让他自己有种滑稽的仪态。孩子们到处奔跑，但都与老人保持距离。那辆福斯汽车停放在矮树丛里，和“伊莎朵拉”的船舱一样狼藉不堪。车顶的衬里被撕成碎片，座位都被翻起扯裂。轮胎已不见踪影，但史迈利猜这是事后才发生的。营地的群众虔敬地围在车旁，仿佛那是他们的展示品一般。有人想要烧了车子，但火没烘起来。
“他是个无赖。”老人解释道，“他们全是。看看他们，波兰佬，罪犯，次等人。”
史迈利的欧宝还停在原处，在小径尽头，靠近垃圾箱的地方，两个穿着很相似的金发男孩站在行李厢上，用锤子敲打车盖。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他们额上的头发随着手中的动作而跳跃。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爱情雏菊的黑色靴子。
“告诉他们，不要再敲我的车。”史迈利对老人说。
营地的人跟随着他们，但保持了一段距离。他可以听见他们踏出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活像难民大军。他走到自己的车边，手中握着钥匙，那两个男孩依旧弓起背，使足全力地敲打。他环绕车身加以检视，发现他们就只有把行李厢的盖子敲得松脱开来，然后拆下来，再在地面敲平，像一片未经加工的铁片。他查看轮胎，但似乎没什么损伤。他不知道还要查看什么。然后，他看见他们用绳子把垃圾箱绑在前保险杠上。他保持冷静，扯着绳子想要拉断，但绳子牢不可摧。他改用牙齿咬，但徒劳无功。老人借他一把小刀，他切断绳子，仍然对那两个拿锤子的男孩保持冷静态度。营地的人围成半圆形，抱着孩子，准备道别。史迈利坐进车里，老人大叹一口气，用力关上车门。史迈利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当他转动钥匙时，其中一个男孩有气无力地滚上发动机盖，像是摩托车表演中的模特儿，另一个则礼貌地拍打窗户。
史迈利摇下窗户。
“你们要干吗？”史迈利问。
男孩伸出手掌。“修理。”他解释说，“你的行李厢关不紧。时间费加材料费再加上管理费用。停车费。”他指着他的大拇指指甲。
“我的同事割伤了手。那可能会很严重。”
史迈利看着那男孩的脸，看不到任何他所能理解的人类本性。“你们什么都没修，你们只有破坏。叫你的朋友离开这辆车。”
两个男孩彼此商量，似乎有所争论。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神志清醒，缓缓地互相推搡着肩膀，做着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相符的夸张手势。他们谈论大自然，谈论政治，如果不是车上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借以渲染论点的话，他们柏拉图式的对话可能会无休无止。那个男孩站起身时，还折下一支雨刷，宛如摘取花朵，递给老人。史迈利开车上路，从后视镜中，他看见一圈以老人为中心的面孔瞪着他看。没有人挥手道别。
尽管车子像救火车般叮当作响。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开，衡量着眼下的形势，他猜想他们还动了其他手脚，他所没有察觉的手脚。
以前他曾离开德国，他曾非法地进出，也曾因被通缉而逃亡，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德国，仿佛重返到蛮荒世界。他无从得知，水畔营地是否有人打电话通知警察？他想那应该已然发生。那艘船已被撬开，秘密都已揭露。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争相抢着当好市民。他以前就已领教过了。
他进入一个海滨小镇，行李厢——或者应该说是曾经是行李厢的东西——仍在其背后哐啷作响。也或许是排气管，毁于我在开进营地时撞上的那个大坑洞。一个火热、不合时节的太阳，取代了清晨的浓雾。没有树木。炫目迷离的耀眼光芒环绕着他。时间还很早，空荡荡的马车犹等待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沙滩挖成弹坑的模样，那是夏日的阳光膜拜客用来躲避海风用的。他可以听见车子行进的声音在彩绘的店面间轻声回荡，而阳光似乎让回音变得更加大声。因为车子发出的嘈杂噪声，他所经之处，人人都抬头张望。
“他们会记住这辆车。”他想。即使水畔营地没人记得车号，粉碎的行李厢也会让他无所遁逃。他转进大街。太阳真的非常明亮。
“一个男人来过，警察先生。”他们会对警方巡逻员说，“今天早上，警察先生。他说是那人的一个朋友。他到船里查看，然后开车走了。他没问我们什么，警察先生。他很镇静。他钓起了一只鞋，警察先生。想像一下——一只鞋！”
他朝火车站的方向开，遵循标志，寻找可以把车停放一整天的地方。车站是宏伟的红砖建筑，他猜可能是盖于战前。他开过车站，在左边找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一排遮阴的绿树迤逦蜿蜒，有些车上都已覆满树叶。一部机器收走他的钱，并给他一张票粘贴在挡风玻璃上。他倒车到一排的中央，让一道泥堤尽量遮住行李厢。走下车，异常炎热的太阳像火辣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一丝风都没有。锁上车，把钥匙藏在排气管里，他不太明白自已为何要这样做，只觉得对租车公司很是歉意。他捡起树叶和沙土，把前面的车牌几乎全盖住。一个小时之内，在这圣卢克的夏日里，停车场会停满上百辆车。
他注意到大街上的一家男装店。他只买了一件亚麻外套，没别的，因为买整套服装的人会被记得。他没穿上新外套，而是放进塑料提袋里。在一条开满服饰店的斜街上，他买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这个地区的假日地图，以及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低萨克森地区的火车时刻表。他也没戴上帽子，而是像外套一样将其放进提袋里。出乎意料的炎热让他汗流浃背。炎热令他沮丧；这和酷暑天下雪一样荒谬可笑。他走进电话亭，再次翻找电话号码簿。汉堡没有克劳斯·柯列兹奇玛，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柯列兹奇玛，住在一个史迈利从没听过的地方。
他查了手上的地图，找到了一个相同地名的小镇，位于通往汉堡的主要铁路线上。这让他非常高兴。
史迈利保持平静，心无杂念，再次精细地盘算。找到那辆车之后，警方会很快就找上汉堡的那家租车公司。从租车公司取得他的名字和外型描述之后，就会立即在机场和其他边界地区严加戒备。柯列兹奇玛是夜猫子，睡得很晚。他住的小镇搭普通列车要一个小时。
他回到火车站。车站大厅是华格纳幻境似的哥特式宫廷，有着拱形屋顶与巨大的彩绘玻璃窗，阳光穿透玻璃，在陶砖地板上映照出丝丝缕缕的斑澜色彩。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说他姓“史坦法斯特”，名字缩写为“J”，这是他从伦敦那个俱乐部取出的护照中其中一本的名字。第一班飞往伦敦的班机是下午六点，但只剩头等舱有空位。他预订了一个头等舱的座位，并且说，他在抵达机场之后，会办理经济舱机票的升级。电话另一端的女郎说：“那么，请提前一个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史迈利答应——他想让对方印象深刻——但是表明史坦法斯特先生很糟糕地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从她的声调听起来，不像有手握电报的安全官站在她背后，贴着她耳朵低声指示，但他猜几个小时之内，史坦法斯特先生的订位消息就会触动许多警铃，因为租欧宝车的，正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回到大厅，走进缤纷的光影里。大厅有两个售票柜台和两条排队的人龙。在第一个柜台，一个聪慧的女郎替他服务。他买了一张到汉堡的二等单程车票，但购买的过程颇费些劲，犹疑不定，又异常紧张。在终于买好之后，他又坚待一定要写下离站和抵达的时间，还向她借了一支原珠笔和一张便条纸。
在男厕里，他先从自莱比锡船上拿到的那半张风景明信片开始，把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再换上亚麻外套与草帽，接着走到第二个柜台，非常镇静地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到柯列兹奇玛所住的小镇。在买票的过程中，躲在草帽宽阔帽檐下的他，完全不看售票员，只专注在自己所买的票与所找的零钱上。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最后一道防范措施。他打了一通拨错号码的电话给柯列兹奇玛先生，他太太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不该这么早打电话给任何人，但他也印证了电话无误。他最后做的是把塑料提袋折叠放进口袋里。
小城林木苍翠，清幽雅致，草地宽广，每一幢房舍的领域都精心划分。无论这里的乡村生活是否已因城郊人士大举入侵而遭破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非常美丽。八号在右手边，是一幢坚固的两层楼建筑，有着倾斜的斯堪的那维亚屋顶，双车库，和多种种得过密的小树。花园里有一张刻花塑料座的摇椅，和一个浪漫风格的新鱼池。但整幢房子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柯列兹奇玛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是铺着艳红色瓷砖的内院里的露天游泳池。史迈利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一家和乐，在这个不像秋天的日子里，与几个邻居即兴欢聚。柯列兹奇玛先生穿着短裤，正在准备烤肉，当史迈利打开大门的门闩时，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四望，看看是谁来了。但史迈利身上的新草帽与亚麻外套令他困惑，因此他叫妻子来应门。
柯列兹奇玛太太手上端着香棕杯，走下小径。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肩上的粉红色透明披肩在背后飘荡。
“现在又是谁？谁带来惊喜？”她用开玩笑的声音不断问着。她很可能是在对着她的小狗说话。
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她晒得黝黑，身材高挑，和她丈夫一样，体格健美。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因为她戴了一副加了白色塑料框的黑色眼镜，以保护鼻子免于晒伤。
“柯列兹奇玛家正在欢聚，”他仍未自我介绍，因此她不太安心地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生？我们可以提供你什么服务吗？”
“我必须和你丈夫谈谈。”史迈利说，这是他自买车票之后首次开口，他的声音显得稀薄而不自然。
“但克劳斯白天不谈生意。”她坚定地说，仍然面带微笑，“白天，我们家里是不准谈论商业利润的。我应该给他铐上手铐，向你保证日落之后他就会是你的囚犯吗？”
她的泳装是两件式的，露出平坦丰润的腹部，因涂满乳液而油光闪烁。腰间系了一条金链子，似乎是返璞归真的进一步征兆。脚上踏着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金色凉鞋。
“请告诉你丈夫，不是关于生意的事。”史迈利说，“是关于友谊。”
柯列兹奇玛太太啜了一口香棕，拿下黑眼镜，宛如在化装舞会中介绍自己一般。她有个狮子鼻。脸孔虽然亲切，却比她的身体老得多。
“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有友谊可言？”她追问，不再确定自己该摆出迷人或严厉的姿态。
但此时，柯列兹奇玛先生本人已随后走下小径，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向史迈利，然后又瞪着史迈利看。或许是史迈利不自然的面容与神态，以及呆滞的凝视目光，让柯列兹奇玛先生惊觉到他的来意。
“去看着炉上的食物吧。”他草率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伸出手臂，引领史迈利进到客厅。客厅里有着黄铜烛台，以及一扇映满仙人掌丛林的观景窗。
“奥图·莱比锡死了。”门一关上，史迈利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水畔营地，两个人杀了他。”
柯列兹奇玛先生睁大眼睛；他毫不以为耻地转身背对史迈利，双手掩住脸。
“你录了音。”史迈利完全无视于他的动作，“我给你看过那张照片，而你还替他保管了录音带。”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背影，看不出他是否听见。“昨天晚上，你自己对我提到这件事。”史迈利仍以卫兵似的声调继续说，“你说，他们谈论上帝和世界。你说，奥图笑得像个刽子手，同时说三种语言，唱歌，说笑话。你替奥图拍照片，但你也替他录下了谈话的内容。我猜，你也替他收了那封伦敦寄来的信，现在还在你手中。”
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科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候。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洛普机场。从卡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绕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
但还有另一个卡拉，一个有着人心，有着伟大爱情的卡拉，一个因人性而有瑕疵的卡拉。如果他为了掩藏弱点而采取条件交换的手段，我绝不能裹足不前。
伸手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柜拿他的草帽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豪言壮语，预言卡拉的终将败亡。“不，”在当时回答一个恰似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时说，“不，卡拉并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的人。有一天，如果我还和他有纠葛的话，他的不知节制将导致他的灭亡。”匆忙冲向排班的出租车时，他想起自己的这一段话是对一个名叫彼得·吉勒姆的人说的。此刻，这个人的影像恰好映上心头。
他颠簸驶过一段铁轨，开向货柜船。朝阳的光束穿透迷雾，让货柜船的白漆发出炫目光芒。他驶进一条巷道，两旁是起重机的控制室，每一间都像是摩登的信号房，每一间都有着绿色的杠杆与大大的窗户。在巷道的尽头，一如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言，有一间老旧的锡板屋，顶上搭着高耸如浮雕的山形屋顶，竖着一根表漆剥落的旗竿，杂乱拉进房里的电线，仿佛将房子缠住一般，屋旁有一个老旧的汲水池，底座放着一个锡杯。木门上，褪色的哥德字体写着“BUREAU”（办公室），是法文而非德文。在上方，一行较新的字迹写着“P·K·柏根，进出口”。他在那里当夜班职员，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白天干些什么，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
他按了门铃，然后后退几步，让自己明显可见。他的手放在口袋外，也明显可见。他把大衣的纽扣直扣到颈部。没戴帽子。把车停在房子旁边，让屋里的人可以看见车里没人。我独自一人，而且没带武器，他试着这么说，我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你这一边的人。他再次按铃，叫着：“莱比锡先生！”一扇较高的窗打开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睡眼迷蒙地探出头，肩上还裹着毛毯。
“对不起，”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对她说，“我要找莱比锡先生。有很重要的事。”
“不在这里。”她说，露出微笑。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很年轻，没刮胡子，双臂和胸前都有刺青。他们彼此交谈，史迈利猜他们讲的是波兰文。
“不在这里。”男人颇有戒心地说，“奥图不在这里。”
“我们只是暂时租用的房客。”年轻女人朝下喊道，“奥图破产，搬到他的乡下别墅以后，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
她把这句话再对她的男人说一次，男人笑了起来。“不在这里。”他再次说，“没有钱。没人有钱。”他们享受着这怡人的清晨，相偎相伴。
“你们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史迈利问。
两人又是一番讨论。是这天或那天？史迈利认为他们已失去时间概念。
“星期四。”女人宣布，再次露出微笑。
“星期四。”她的男人附和道。
“我有好消息要通知他。”史迈利受到她情绪的感染，愉悦地解释。他拍拍衣服口袋：“钱，哗啦啦，全是给奥图的，他赚的佣金。我昨天答应要送来给他的。”
女孩翻译这段话，男人与她争论。女孩又笑了起来。
“我朋友说别给他，否则奥图就会回来，把我们赶出去，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做爱了。”
试试看水畔营区，她建议，用赤裸的手臂指引方向。从大马路过去两公里，穿过铁路，经过风车，然后右转——她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姿态优美地将一条手臂缠绕在爱人身上——没错，右边，向右走到湖边，除非走到湖边，否则你根本看不见湖的踪影。
“那个地方叫什么？”史迈利问。
“没有名字。”她说，“就只是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出租的假日房舍，然后开到船边。找华瑟。如果奥图在附近，华瑟会知道上哪里找他。”
“谢谢你。”
“华瑟什么都知道！”她叫道，“他像个教授！”她也翻译了这句话，但这回，男人看似发怒。
“坏教授！”他朝下喊，“华瑟是坏蛋！”
“你也是教授吗？”女孩问史迈利。
“不，不是，很可惜我不是。”他笑着谢谢他们，他们像庆祝会上的孩子，看着他上车。这一天，这洒落大地的阳光，以及他的来访——所有的一切，都为他们平添乐趣。他摇下车窗，向他们道别，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但不清楚。
“你说什么？”他抬头对她喊道，仍然面带微笑。
“我说：那么，奥图就有双重的好运可以翻身了。”那女孩说。
“为什么？”史迈利问，并停下发动机，“为什么他有双重的好运？”
女孩耸耸肩。毛毯从她的肩头滑落。除了毛毯，她身无寸缕。她的男人用手臂环住她，为了维持体统，拉起她的毛毯。
“上个星期，从东边来了不速之客。”她说，“今天又有钱。”她张开手。“奥图是个幸运儿。就这样。”
然后，她看着史迈利的脸，笑意倏然消退。
“不速之客？”史迈利问，“是什么人？”
“从东边来的。”她说。
看到她神色惊慌，害怕她就此消失，史迈利勉为其难地维持愉快的表情。
“不是他的兄弟，是吗？”他愉快地问，非常热心。他伸出一手，比画着那神秘弟兄的身形。“矮个子？像我一样戴眼镜？”
“不，不是！一个高个子的家伙。有司机的。很有钱。”
史迈利摇摇头，假装有些失望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他说，“奥图的兄弟肯定从来没有钱过。”他继续大笑，“除非他是那个司机。”他加上一句。
他完全遵照她的指引，虽面对紧急状况，却出奇的平静。听天由命。没有自己主观的意愿。听天由命，祈愿祷告，与你的造物主达成交易。噢，上帝，别让这事发生，别有另一个瓦拉狄米尔。在阳光的照耀下，棕色的田野转为金色，但史迈利背上的汗水，却像一只冰冷的手刺痛他的肌肤。他遵照她的指引而走，看着一景一物，仿佛这是他的最后一日，因为他知道那个有司机的大个儿已抢在他前面。他看见一幢农舍，谷仓里有着老旧的马犁，粗糙的啤酒标示闪着霓虹灯，窗台上的天竺葵红似鲜血。他看见状似巨大胡椒研磨机的风车，白鹅满地逐风奔跑的田野。他看见宛如风帆轻掠过围篱的苍鹭。他开得太快了。我应该更常开车，他想，我疏于练习，难以掌控。路面从柏油变成石砾，再变成沙土，沙土卷起，盖上车子，仿佛沙尘暴。他进入疏落的松树林里，在树丛的另一边，他看见一个写着“假日房舍出租”的标示，和一排门窗紧闭、等待夏日粉刷的石棉平房。他继续往前开，一段距离之后，他看见林立的桅杆，和一汪低落的棕色湖水。他朝桅杆开去，驶过一个坑洞，听见车底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他猜想是排气管，因为他发动机的噪音骤然变大，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半的水鸟都因他的抵达而受惊。
他经过一个农场，驶进浓密的防风林中，接着，一幅明亮的白色图画呈现眼前，破败的防护堤与淡淡橄榄绿的芦苇是前景，其余的部分则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天空。船只停泊在他右边，就在湖湾旁。破旧的篷车停在路旁，肮脏的洗涤衣物挂在电视天线间。他经过一顶有着菜圃的帐篷，和几间以前可能是军事用途的小屋。其中一间彩绘着幻想的日出，但色泽己斑驳剥落。屋旁有几辆旧车和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他停下车，沿着一条泥泞小径，穿过芦苇到湖岸。在长着草的港口边，停了几艘即兴翻造的船屋，有几艘还是从战时的登陆艇翻修而成。这里更冷，不知为何，也更暗。眼前所见的船都是日间停泊的船，胡乱地系泊在一起，大部分都覆盖着防水油布。好几部收音机在响，但他起初没见到任何人。然后，他注意到一阵浪纹，以及在水波上快速前进的快艇。在快艇上，一个看似乖戾的老人，穿着帆布外套，头戴黑色鸭舌帽，按摩着自己的脖子，仿佛刚刚睡醒。
“你是华瑟吗？”史迈利问。
依旧轻抚着脖子的老人似乎点了头。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在码头那边，他们告诉我说应该来这里找他。”
在华瑟宛如棕色皱纹纸的脸上，剪出一对杏仁形的眼睛。
“伊莎朵拉。”他说。
他指着湖岸更远处一段东倒西歪的防护堤。“伊莎朵拉”就在防护堤的尽头，一艘走霉运的四十英尺长的机械动力船，一幢等待倾圮的豪华大饭店。舷窗全挂上窗帘，其中一扇窗已粉碎，其他的则用思高牌胶带修复。他危危颤颤地踏上防护堤的条板。差点儿跌倒，一次，两次，为了跨越间隙，他不得不加大步幅，这对他的一双短腿来说，似乎颇不安全。走到防护堤的尽头，他发现“伊莎朵拉”没系上缆绳，随波漂动。船尾从系泊处松脱开来，漂流到离岸十二英尺之处，这或许已是她航行过最远的航程了。舱门紧闭，窗户全掩上窗帘。旁边也没有小艇。
老人在六十码外，停下快艇。他向后划动，看着史迈利。史迈利把手圈成杯状，大叫：“我怎么找他？”
“如果你要找他，就叫他吧。”那老人回答，声音似未提高。
史迈利回头面对老船，叫道：“奥图。”他轻声地叫，然后稍微提高声音，但“伊莎朵拉”里毫无动静。他查看窗帘。他查看拍打腐朽船身的油渍水浪。他侧耳倾听，认为自己听到了和柯列兹奇玛先生夜总会里相仿的音乐，但那很可能是从另一艘船传来的回音。华瑟棕色的面孔仍然从快艇上望着他。
“再叫一次。”他喊道，“继续叫，如果你要找他的话。”
但史迈利却直觉地抗拒老人的指挥。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独断，他的轻蔑，而他对这两者都颇感愤慨。
“他在这里，还是离开了？”史迈利叫道，“我说，他在这里吗？”那老人一动不动。
“你看见他上岸来吗？”史迈利坚持追问。
他看见那张棕色的面孔转过头，知道老人对着湖水吐了口痰。
“那头野猪来来去去，”史迈利听见他说，“我他妈的干吗管他？”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随着他俩对话的声音，好几个人从其他船上探出头来。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史迈利：一个站在碎裂防护堤上的陌生矮胖子。湖岸上聚集了一群衣衫不整的人：一个穿短裤的女孩，一个老女人，两个衣着类似的金发少年。他们虽然外型互异，却有相似之处：有着囚犯的外表，遵循着相同的恶法。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史迈利对着他们喊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拜托，他到哪里去了？”不远的一艘船屋上，一个蓄胡子的男人将水桶垂放进湖里。史迈利的眼睛选定他。“有人来过‘伊莎朵拉’吗？”他问。
水桶哗啦哗啦地装满水。蓄胡子的男人拉起水桶，但没说话。
“你应该去看他的车。”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嗓音从岸上叫道，或许那是个孩子，“他们把车拖到林子里了。”
林子距湖岸约一百码，杂生着小树和桦树。
“谁做的？”史迈利问，“谁把车拖到那里去的？”
无论刚才说话的是谁，这次都选择不再出声。老人把快艇划向防护堤。史迈利看着他接近，看着他把船尾靠在防护堤的阶梯上。史迈利毫不犹豫地爬上船去。老人在距“伊莎朵拉”船侧几桨之处拉他上艇。老人皱巴巴的嘴唇间夹着一根香烟，和眼睛一样，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非常不自然的邪恶光芒。
“从远地来？”老人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史迈利说。“伊莎朵拉”的梯子上满是铁锈与杂草，史迈利登上甲板时，露水湿滑。他找寻着生命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他找寻露水上的足印，徒劳无功。几条固定的钓鱼绳紧紧拴在生锈的栏杆上，垂入水中，但可能已悬在此几个星期了。他侧耳倾听，又隐隐约约地听见乐团音乐缓慢的曲调。从岸上传来？或从远处？两者皆非。音乐从他脚底下传来，仿佛有人正播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八转唱片。
他往下看，只见老人斜倚在快艇上，鸭舌帽盖住眼睛，手跟着音乐打着节拍。他试试舱门，门已上锁，但看来并不牢固，没什么是牢固的。他在甲板上逡巡，找到一支生锈的螺丝起子，充当铁锹。他把螺丝起子钻进缝隙，前后旋转，然后，出乎意料的，整扇门都掉了下来，门框、铰链、锁，连同其他的一切，都像爆炸一样轰然落下，锈蚀的材料掀起一阵红色烟尘。一只硕大的昆虫猛然撞上他的脸颊，并怪异地长长叮了他一口，让他怀疑那是一只蜜蜂。舱房里一片漆黑，但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他站在梯子顶端，尽管背后有日光，但底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按下电灯开关，坏了。他往回走，对快艇上的老人说：“火柴！”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几乎要发脾气了。那顶鸭舌帽一动也不动，仍未停止指挥。他放声大叫，这一次，一盒火柴躺在他脚边。他拿起火柴，走进舱房，点亮一根，看见一架电力耗竭的晶体管收音机，正以仅余的电力播送音乐。在一片狼藉之中，这是惟一保持原貌，惟一维持运作的东西。
火柴烧尽了。他拉开窗帘，但靠岸的那一侧没拉开，然后点亮第二根火柴。他不希望老人看进舱里。在灰蒙蒙的侧光里，莱比锡竟然像柯列兹奇玛先生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的身影一样可笑。他全身赤裸，躺在他们捆绑他的地方，然而，身旁没有女郎，也没有基洛夫。那张斧劈的图卢兹-洛特雷克面孔，虽然因淤伤而变黑，且嘴里还塞着几捆绳索，但仍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如同史迈利记忆中生前的模样。他们严刑拷打他时，一定是利用音乐掩饰噪音的。但他怀疑音乐声是否足以掩盖。他继续盯着收音机作为参考的要点，探查一个必须用耳力与眼力细心追溯的东西，而在火柴熄灭前，是不可能探查完尸体的。日本货，他注意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怪异了。技艺精湛的德国人竟然买日本收音机，岂不怪哉。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受宠若惊。满心疑惑的他愤然催促自己，就让自已全神贯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物品交换的这种有趣经济现象吧。
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
恨，康妮如是说。
有条不紊地，史迈利凝视着他，尽可能缓慢地思索，他仔细查看碎片残骸，希望重建他们动手的程序。在他们制伏他之前，有一场打斗，他从桌脚、椅子、灯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断出来，而且其他的一切都已被扫落或丢离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们进行搜索，在捆绑他之后进行的，间或讯问着他。他们的受挫痕迹处处可见。他们剥下墙板，撬开地板，拉开置物柜抽屉，扯落衣服与床单，后来，所有的东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原貌，但奥图·莱比锡仍然拒绝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迹出现在几个不该有的地方——在洗脸盆里，在火炉上。他宁可认为，那不全是奥图·莱比锡的血。最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杀了他，因为这是卡拉的命令，这是卡拉的作风。“杀戮为上，审问其次。”瓦拉狄米尔常这样说。
我也相信奥图，史迈利愚蠢地想，回忆起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说的话。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对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时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样。对瓦拉狄米尔如此，对奥图·莱比锡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们所言属实的明证。
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东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
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
“有一场派对。”老人把小艇系在防护堤时，漫不经心地说，“很多音乐，歌声。他们警告我们说，那并不大声。”他打了个结。“也许他们吵架了，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吵架。他们很吵，播放爵士乐，又怎么样？我们就是爱听音乐的人！”
“他们是警察。”一个女人在岸上的群众中喊道，“当警察来执行勤务时，市民就有义务要闭紧嘴巴。”
“带我去看他的车。”史迈利要求。
他们群起而动，没有人带头。老人走在史迈利身边，半是监护，半是保卫，让他自己有种滑稽的仪态。孩子们到处奔跑，但都与老人保持距离。那辆福斯汽车停放在矮树丛里，和“伊莎朵拉”的船舱一样狼藉不堪。车顶的衬里被撕成碎片，座位都被翻起扯裂。轮胎已不见踪影，但史迈利猜这是事后才发生的。营地的群众虔敬地围在车旁，仿佛那是他们的展示品一般。有人想要烧了车子，但火没烘起来。
“他是个无赖。”老人解释道，“他们全是。看看他们，波兰佬，罪犯，次等人。”
史迈利的欧宝还停在原处，在小径尽头，靠近垃圾箱的地方，两个穿着很相似的金发男孩站在行李厢上，用锤子敲打车盖。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他们额上的头发随着手中的动作而跳跃。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爱情雏菊的黑色靴子。
“告诉他们，不要再敲我的车。”史迈利对老人说。
营地的人跟随着他们，但保持了一段距离。他可以听见他们踏出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活像难民大军。他走到自己的车边，手中握着钥匙，那两个男孩依旧弓起背，使足全力地敲打。他环绕车身加以检视，发现他们就只有把行李厢的盖子敲得松脱开来，然后拆下来，再在地面敲平，像一片未经加工的铁片。他查看轮胎，但似乎没什么损伤。他不知道还要查看什么。然后，他看见他们用绳子把垃圾箱绑在前保险杠上。他保持冷静，扯着绳子想要拉断，但绳子牢不可摧。他改用牙齿咬，但徒劳无功。老人借他一把小刀，他切断绳子，仍然对那两个拿锤子的男孩保持冷静态度。营地的人围成半圆形，抱着孩子，准备道别。史迈利坐进车里，老人大叹一口气，用力关上车门。史迈利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当他转动钥匙时，其中一个男孩有气无力地滚上发动机盖，像是摩托车表演中的模特儿，另一个则礼貌地拍打窗户。
史迈利摇下窗户。
“你们要干吗？”史迈利问。
男孩伸出手掌。“修理。”他解释说，“你的行李厢关不紧。时间费加材料费再加上管理费用。停车费。”他指着他的大拇指指甲。
“我的同事割伤了手。那可能会很严重。”
史迈利看着那男孩的脸，看不到任何他所能理解的人类本性。“你们什么都没修，你们只有破坏。叫你的朋友离开这辆车。”
两个男孩彼此商量，似乎有所争论。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神志清醒，缓缓地互相推搡着肩膀，做着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相符的夸张手势。他们谈论大自然，谈论政治，如果不是车上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借以渲染论点的话，他们柏拉图式的对话可能会无休无止。那个男孩站起身时，还折下一支雨刷，宛如摘取花朵，递给老人。史迈利开车上路，从后视镜中，他看见一圈以老人为中心的面孔瞪着他看。没有人挥手道别。
尽管车子像救火车般叮当作响。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开，衡量着眼下的形势，他猜想他们还动了其他手脚，他所没有察觉的手脚。
以前他曾离开德国，他曾非法地进出，也曾因被通缉而逃亡，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德国，仿佛重返到蛮荒世界。他无从得知，水畔营地是否有人打电话通知警察？他想那应该已然发生。那艘船已被撬开，秘密都已揭露。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争相抢着当好市民。他以前就已领教过了。
他进入一个海滨小镇，行李厢——或者应该说是曾经是行李厢的东西——仍在其背后哐啷作响。也或许是排气管，毁于我在开进营地时撞上的那个大坑洞。一个火热、不合时节的太阳，取代了清晨的浓雾。没有树木。炫目迷离的耀眼光芒环绕着他。时间还很早，空荡荡的马车犹等待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沙滩挖成弹坑的模样，那是夏日的阳光膜拜客用来躲避海风用的。他可以听见车子行进的声音在彩绘的店面间轻声回荡，而阳光似乎让回音变得更加大声。因为车子发出的嘈杂噪声，他所经之处，人人都抬头张望。
“他们会记住这辆车。”他想。即使水畔营地没人记得车号，粉碎的行李厢也会让他无所遁逃。他转进大街。太阳真的非常明亮。
“一个男人来过，警察先生。”他们会对警方巡逻员说，“今天早上，警察先生。他说是那人的一个朋友。他到船里查看，然后开车走了。他没问我们什么，警察先生。他很镇静。他钓起了一只鞋，警察先生。想像一下——一只鞋！”
他朝火车站的方向开，遵循标志，寻找可以把车停放一整天的地方。车站是宏伟的红砖建筑，他猜可能是盖于战前。他开过车站，在左边找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一排遮阴的绿树迤逦蜿蜒，有些车上都已覆满树叶。一部机器收走他的钱，并给他一张票粘贴在挡风玻璃上。他倒车到一排的中央，让一道泥堤尽量遮住行李厢。走下车，异常炎热的太阳像火辣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一丝风都没有。锁上车，把钥匙藏在排气管里，他不太明白自已为何要这样做，只觉得对租车公司很是歉意。他捡起树叶和沙土，把前面的车牌几乎全盖住。一个小时之内，在这圣卢克的夏日里，停车场会停满上百辆车。
他注意到大街上的一家男装店。他只买了一件亚麻外套，没别的，因为买整套服装的人会被记得。他没穿上新外套，而是放进塑料提袋里。在一条开满服饰店的斜街上，他买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这个地区的假日地图，以及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低萨克森地区的火车时刻表。他也没戴上帽子，而是像外套一样将其放进提袋里。出乎意料的炎热让他汗流浃背。炎热令他沮丧；这和酷暑天下雪一样荒谬可笑。他走进电话亭，再次翻找电话号码簿。汉堡没有克劳斯·柯列兹奇玛，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柯列兹奇玛，住在一个史迈利从没听过的地方。
他查了手上的地图，找到了一个相同地名的小镇，位于通往汉堡的主要铁路线上。这让他非常高兴。
史迈利保持平静，心无杂念，再次精细地盘算。找到那辆车之后，警方会很快就找上汉堡的那家租车公司。从租车公司取得他的名字和外型描述之后，就会立即在机场和其他边界地区严加戒备。柯列兹奇玛是夜猫子，睡得很晚。他住的小镇搭普通列车要一个小时。
他回到火车站。车站大厅是华格纳幻境似的哥特式宫廷，有着拱形屋顶与巨大的彩绘玻璃窗，阳光穿透玻璃，在陶砖地板上映照出丝丝缕缕的斑澜色彩。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说他姓“史坦法斯特”，名字缩写为“J”，这是他从伦敦那个俱乐部取出的护照中其中一本的名字。第一班飞往伦敦的班机是下午六点，但只剩头等舱有空位。他预订了一个头等舱的座位，并且说，他在抵达机场之后，会办理经济舱机票的升级。电话另一端的女郎说：“那么，请提前一个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史迈利答应——他想让对方印象深刻——但是表明史坦法斯特先生很糟糕地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从她的声调听起来，不像有手握电报的安全官站在她背后，贴着她耳朵低声指示，但他猜几个小时之内，史坦法斯特先生的订位消息就会触动许多警铃，因为租欧宝车的，正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回到大厅，走进缤纷的光影里。大厅有两个售票柜台和两条排队的人龙。在第一个柜台，一个聪慧的女郎替他服务。他买了一张到汉堡的二等单程车票，但购买的过程颇费些劲，犹疑不定，又异常紧张。在终于买好之后，他又坚待一定要写下离站和抵达的时间，还向她借了一支原珠笔和一张便条纸。
在男厕里，他先从自莱比锡船上拿到的那半张风景明信片开始，把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再换上亚麻外套与草帽，接着走到第二个柜台，非常镇静地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到柯列兹奇玛所住的小镇。在买票的过程中，躲在草帽宽阔帽檐下的他，完全不看售票员，只专注在自己所买的票与所找的零钱上。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最后一道防范措施。他打了一通拨错号码的电话给柯列兹奇玛先生，他太太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不该这么早打电话给任何人，但他也印证了电话无误。他最后做的是把塑料提袋折叠放进口袋里。
小城林木苍翠，清幽雅致，草地宽广，每一幢房舍的领域都精心划分。无论这里的乡村生活是否已因城郊人士大举入侵而遭破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非常美丽。八号在右手边，是一幢坚固的两层楼建筑，有着倾斜的斯堪的那维亚屋顶，双车库，和多种种得过密的小树。花园里有一张刻花塑料座的摇椅，和一个浪漫风格的新鱼池。但整幢房子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柯列兹奇玛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是铺着艳红色瓷砖的内院里的露天游泳池。史迈利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一家和乐，在这个不像秋天的日子里，与几个邻居即兴欢聚。柯列兹奇玛先生穿着短裤，正在准备烤肉，当史迈利打开大门的门闩时，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四望，看看是谁来了。但史迈利身上的新草帽与亚麻外套令他困惑，因此他叫妻子来应门。
柯列兹奇玛太太手上端着香棕杯，走下小径。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肩上的粉红色透明披肩在背后飘荡。
“现在又是谁？谁带来惊喜？”她用开玩笑的声音不断问着。她很可能是在对着她的小狗说话。
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她晒得黝黑，身材高挑，和她丈夫一样，体格健美。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因为她戴了一副加了白色塑料框的黑色眼镜，以保护鼻子免于晒伤。
“柯列兹奇玛家正在欢聚，”他仍未自我介绍，因此她不太安心地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生？我们可以提供你什么服务吗？”
“我必须和你丈夫谈谈。”史迈利说，这是他自买车票之后首次开口，他的声音显得稀薄而不自然。
“但克劳斯白天不谈生意。”她坚定地说，仍然面带微笑，“白天，我们家里是不准谈论商业利润的。我应该给他铐上手铐，向你保证日落之后他就会是你的囚犯吗？”
她的泳装是两件式的，露出平坦丰润的腹部，因涂满乳液而油光闪烁。腰间系了一条金链子，似乎是返璞归真的进一步征兆。脚上踏着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金色凉鞋。
“请告诉你丈夫，不是关于生意的事。”史迈利说，“是关于友谊。”
柯列兹奇玛太太啜了一口香棕，拿下黑眼镜，宛如在化装舞会中介绍自己一般。她有个狮子鼻。脸孔虽然亲切，却比她的身体老得多。
“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有友谊可言？”她追问，不再确定自己该摆出迷人或严厉的姿态。
但此时，柯列兹奇玛先生本人已随后走下小径，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向史迈利，然后又瞪着史迈利看。或许是史迈利不自然的面容与神态，以及呆滞的凝视目光，让柯列兹奇玛先生惊觉到他的来意。
“去看着炉上的食物吧。”他草率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伸出手臂，引领史迈利进到客厅。客厅里有着黄铜烛台，以及一扇映满仙人掌丛林的观景窗。
“奥图·莱比锡死了。”门一关上，史迈利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水畔营地，两个人杀了他。”
柯列兹奇玛先生睁大眼睛；他毫不以为耻地转身背对史迈利，双手掩住脸。
“你录了音。”史迈利完全无视于他的动作，“我给你看过那张照片，而你还替他保管了录音带。”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背影，看不出他是否听见。“昨天晚上，你自己对我提到这件事。”史迈利仍以卫兵似的声调继续说，“你说，他们谈论上帝和世界。你说，奥图笑得像个刽子手，同时说三种语言，唱歌，说笑话。你替奥图拍照片，但你也替他录下了谈话的内容。我猜，你也替他收了那封伦敦寄来的信，现在还在你手中。”
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科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候。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洛普机场。从卡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绕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
但还有另一个卡拉，一个有着人心，有着伟大爱情的卡拉，一个因人性而有瑕疵的卡拉。如果他为了掩藏弱点而采取条件交换的手段，我绝不能裹足不前。
伸手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柜拿他的草帽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豪言壮语，预言卡拉的终将败亡。“不，”在当时回答一个恰似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时说，“不，卡拉并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的人。有一天，如果我还和他有纠葛的话，他的不知节制将导致他的灭亡。”匆忙冲向排班的出租车时，他想起自己的这一段话是对一个名叫彼得·吉勒姆的人说的。此刻，这个人的影像恰好映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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