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欧斯特拉柯娃躺在睡椅上，凝望着黎明微曦，认真想着，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一整天，相同的灰沉阴郁一直笼罩着中庭，伴随她的小小宇宙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天亮时，一道暗沉的光线稍微穿透阴郁，白天，在那些人来后不久，天空就像被切断电力似的，更加阴沉，预示着她的末日。而此刻，在夜里，随着光线消退，浓雾让这一片漆黑愈加浓重。欧斯特拉柯娃心里也一样，她毫无痛苦地下定决心：我带着浑身乌青淤伤的身体，连同我那长期的病痛，等待救主再次来临；属于我的时日，也确实在逐渐消逝。
　　这个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似乎缚手缚脚，难以动弹。她试着想要移动一条腿，但大腿、胸口、腹部的肌键立即拉紧，如火烧灼。她试着举起一只手臂，却只能勉强拉动手上缠缚的铁索。她花了似乎一辈子的时间，才爬到浴室，又花了相同的时间，脱下衣服，泡进温水里。泡进水里时，她很害怕自己会因疼痛而昏迷，因为路面擦撞而遍体鳞伤的身体痛楚难耐。她听见一阵槌打的声音，以为那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暴躁邻居的杰作。她数着教堂的钟声，发现它在第四下就停止了，难怪邻居要抗议老旧水管发出的水流轰隆声。煮咖啡的动作，耗尽她全身的力气。然而，在那一刻，坐下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躺下也一样难受。她惟一能休息的方式是身体前倾，手肘靠在流理台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见中庭，既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小心提防；从这里，她看见了那两个人，那两个邪恶的家伙，他们正装模作样地应付管理员，那只老山羊管理员——皮埃尔太太，她正摇着头，顶回去说：“不，欧斯特拉柯娃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用十种不同方式讲了“不在这里”，回声像咏叹调在中庭回荡——不在这里——盖过了拍打地毯的声音，盖过了孩子叽叽喳喳的谈话声，还有三楼两个绑头巾的老太婆从相隔两米的窗户探出头聊天的声音——不在这里！直到连小孩都不信她的话。
　　如果她想要看书，她必须把书放在流理台上。在那两个人来过之后，她把枪也放在流理台上。后来她注意到枪托部分的旋轴，出于女人务实的天性，她将一条厨房的绳子改装成拉火绳。如此一来，她就可以把手枪挂在脖子上，空出双手，在必要时撑住自己穿过房间。但当手枪刺痛胸口时，她总觉得她会因痛苦难熬而反胃。在那两个人离去之后，她一面手边打理着杂务，一面嘴里大声吟诵着她答应自己要在这段闭关时间留意观察的结果。“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顶汉堡帽。”她自言自语，慷慨地倒给自己一大杯伏特加提神。“一个个头胖，一个脑袋光，一双灰鞋脏。”把记忆里的影像编成歌，她想，唱给魔术师听，也唱给将军听。噢，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第二封信呢？
　　她又回到孩提时代，她从小马背上跌下来，小马转过身来，踩踏着她。她又回到少妇时代，努力要成为母亲。她还记得，亚莉珊卓奋力抗拒降生到莫斯科那间污秽的产房里。在那灰暗危险的光线中，整整三天，满是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现在，她窗外就有着相同的光线，静静淌进公寓光洁的地板上，宛如一道非自然的尘埃。她听见自己叫唤着葛利克曼“把他带来，把他带来”。她还记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生育下来的是他，葛利克曼，她的爱人，而不是他们的孩子——仿佛是他那刚强、毛发浓密的身体奋力挣扎着离开她的身体——或者是进入她的身体？仿佛一生育下来，就会把葛利克曼送进她极度恐惧的禁锢牢狱里。
　　为何他不在那里，为何他没到医院？她问自己为何把葛利克曼和将军与魔术师混为一体。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信？
　　她很清楚，在她与亚莉珊卓奋斗时，葛利克曼为何没出现。是她求他别来的。“你有勇气承受痛苦折磨，这就够了。”她当时告诉他，“但你没有勇气目睹其他人受痛苦折磨，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基督可以轻易面对。基督可以治愈麻风病人，基督可以让盲人看得见，让死人复活，甚至可以因为天理正道而死。但你不是基督，你是葛利克曼，你除了旁观，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对我的痛苦无能为力，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将军和他的魔术师不同，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辩驳道，他们自许是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有权利要求他们！
　　在她指定的时间，那个又矮又呆、声音像驴子嘶叫的管理员上楼来，她那个神似人猿的丈夫也带着螺丝起子一起上来。他们充满兴奋地来找欧斯特拉柯娃，充满喜悦地为她带来振奋的消息。欧斯特拉柯娃已仔细地作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访，她播放音乐，化好妆，睡椅旁堆放了许多书，营造出休憩自在的气氛。
　　“有访客，夫人，男的……不，他们没留下姓名……从国外来，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们认识你的丈夫，夫人，移民，他们是，和你一样……不，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夫人……他们说为你带来亲戚的礼物，夫人……一个秘密，夫人，其中一个很高大、强壮，而且英俊……不……他们改天再来，他们是来谈生意的，许多约会，他们说……不，搭出租车，而且叫车子等着——费用喔，想想看！”
　　欧斯特拉柯娃笑起来，把手放在管理员的臂膀上，好像把她拉进一个大秘密似的，而她那个人猿丈夫正站在一旁，对着她俩吐出香烟和大蒜的气味。
　　“听着，”她说，“请听我说，皮埃尔先生和夫人。我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有钱又英俊的访客。他们是我丈夫不成材的侄子，从马赛来的，懒惰鬼，浪荡子。如果他们带礼物来给我，你可以确定，他们也会要求有张床和像样的晚餐招待。所以，拜托，告诉他们，我会出国一段时间。我爱他们，但我必须保持宁静。”
　　无论那两个山羊头里装着的是怀疑或失望，欧斯特拉柯娃都用钱打发走他们。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手枪挂在脖子上。她在睡椅上舒展身体，抬起臀部到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姿势。枪握在手中，指向门口，她可以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有两双脚，一双脚步重，一双脚步轻。
　　她喃喃地说：“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个个头胖，一双灰鞋脏……”
　　接着是敲门声，胆怯如孩提时的爱情表白。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带陌生口音的法文，缓慢而典雅，像她丈夫欧斯特拉柯夫一样，有着相同的温柔魅力。
　　“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餍足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的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已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
　　“彼得。”她说。
　　他立即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紧张。
　　“玛莉-克莱儿？怎么了？”
　　“彼得，有人在这里。他要你马上回来。”
　　“谁？”
　　“我不能说。这很重要。请马上回家来。”她再说一遍，就挂了电话。
　　电话进来时，吉勒姆手下的头号办事员安斯崔瑟先生，正站在保险库门口，等候他旋转暗码锁，好插上两把他们两人分别保管的钥匙。透过通向吉勒姆办公室的门廊，他看见吉勒姆重重摔下电话，而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吉勒姆把东西丢向安斯崔瑟——很远的一扔，可能有十五英尺——那是主任最神圣的个人钥匙，几乎等同于他职位的象征。安斯崔瑟奇迹似的接住了，伸出左手，用手掌接住，像个美国棒球球员；即使试上一千次，他也无法再次做到，他后来告诉吉勒姆说。
　　“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别离开一步。”吉勒姆叫嚣道，“你坐我的位子，还有，管那些电话。听到了吗？”
　　安斯崔瑟听到了，但吉勒姆已冲下大使馆可笑的旋转楼梯，闯进打字员、警卫和准备晚间鸡尾酒会的伶俐年轻人群中。几秒钟之后，他已坐在保时捷车上，发动发动机，像个赛车选手，在另一世他很可能真是赛车手呢。吉勒姆的家位于讷伊，在平常的日子里，驾着这辆跑车穿越拥挤的车潮，是颇令他快乐的，可以一天两次地提醒他无论大使馆的例行公务如何的单调乏味扭曲心灵，他周遭的生活如何令人厌烦、吵嚷不休，生活其实还是颇有乐趣的。他甚至还为自己驶过的这段距离计时。如果他走戴高乐大道，一路绿灯地顺畅通行，在傍晚的交通尖峰时间里，只花二十五分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晚间较晚或早晨较早的时间，靠着车少路空和外交车牌之赐，他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十五分钟；但在尖峰时间，三十五分钟算是快的，四十分钟是家常便饭。这天傍晚，他脑海中盘旋着玛莉-克莱儿被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枪挟持的画面，只花了十八分钟就开完全程。稍后警方向大使提出的报告指出，他闯了三个红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但这些都是根据事后追溯所重建的经过，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能追上他。吉勒姆自己对这段驾驶的过程也不太记得，他只记得一辆幸运的厢型车逃过一劫，还有一个疯狂的单车骑士，在吉勒姆距他背后一百五十米时突然想到要左转，才得以死里逃生。
　　他的公寓在一幢大别墅的三楼。他在入口处重重踩下煞车，熄掉发动机，在门外的街道上停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门。他预期会有辆车停在附近，或许还会有一个准备接应逃跑的驾驶员在车上等候，但眼前什么都没有，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卧房的灯光亮着，所以他想像现在玛莉-克莱儿嘴里塞着布、被绑在床上，而绑匪就坐在她身边，等着吉勒姆到家。如果他们要的是吉勒姆，吉勒姆并不打算让他们失望。他赤手空拳地回来；他别无选择。圆场的管家们对武器恐惧到极点。他非法持有的那把左轮枪锁在床头柜里，现在，想必已被绑匪发现了。他悄然无声地爬上三楼，在门口，脱下外套，丢在身旁的地板上。他手中握着钥匙，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按下电铃，透过信箱孔叫道：“邮差”，接着又叫：“限时专送！”他的手握在钥匙上，等待脚步声靠近，这样他立即就会知道那不是玛莉-克莱儿的脚步声。缓慢，甚至有些沉重，听在吉勒姆耳里，显得非常有自信。脚步声从卧室的方向走来。他下一步的动作必须一气呵成。他知道从室内打开门有两个步骤：首先要卸下门链，接着再把弹簧锁解开。吉勒姆蜷伏着身子，等到听见门链滑动的声音，才用上他出其不意的武器：他转动手中的钥匙，使尽全身的力气往门顶去。此时，他很得意地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被他撞得往后踉跄，把门口的镜子撞得从墙上掉下来。当吉勒姆抓住那人的手臂，恶狠狠地制服住对方之后，却只看见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乔治·史迈利那张吃惊的面孔正无助地凝视着他。
　　这次会面余波荡漾，吉勒姆描述得语焉不详，当然，他事先不知道史迈利要来，而史迈利，或许是怕有麦克风，在公寓里也没对他多作说明。玛莉-克莱儿在卧房里，但嘴里没塞布，手也没被绑；欧斯特拉柯娃，仍然穿着她的黑色洋装，在玛莉-克莱儿的坚持之下，躺在床上。玛莉-克莱儿用尽所有想得到的方法来照料她：鸡胸肉冻，薄荷凉茶……所有她为自己分娩那天所准备的养病餐点——当然分娩的日子还远得很，但吉勒姆也可能卧病啊。吉勒姆注意到欧斯特拉柯娃（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似乎被打了一顿。她的眼睛和嘴唇周围有大片的淤青，手指也被砍伤，显然是为防卫而受伤。在让吉勒姆看见这个场景——一个忧心的娃娃新娘照料被饱揍一顿的妇人——之后，史迈利很快就把他拉进客厅，以老长官的权威（史迈利过去的确是吉勒姆的顶头上司）提出要求。直至此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吉勒姆先前的匆忙急促才有了正当性。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提到她时只说是“我们的客人”)必须在今夜离开巴黎，他说。在奥尔良门外的安全房舍（他称之为“我们的乡间宅邸”)不够安全，她需要其他可以提供照顾与保护的地方。吉勒姆记得有一对住在阿拉斯的法国夫妇，一个退休的情报员和他的妻子，过去曾为圆场偶然过境的候鸟提供庇护所。史迈利同意由吉勒姆打电话给他们，但不能从公寓里打，史迈利要他去找公共电话亭。在吉勒姆作好必要的安排之后回来时，史迈利用玛莉-克莱儿印着小兔吃草图案、可爱得惊人的便条纸，写好了一个简短的信息，要吉勒姆立即传送给圆场，“交给索尔·恩德比本人，由你亲手译码”。史迈利坚持要吉勒姆先读过内文（但别出声），内文是对恩德比提出礼貌的请求：“为了您无疑已获悉的第二桩死亡事故”，四十八小时之后在班的地方见面。吉勒姆完全不知道班的地方在哪里。
　　“还有……彼得。”
　　“嗯，乔治？”吉勒姆说，仍然一片茫然。
　　“我想，应该需要一本派驻本地外交人员的官方名录。你该不会刚好有一本在家里吧？”
　　吉勒姆的确有。事实上，玛莉-克莱儿就靠这本名录过日子。她完全无法记住人名，所以名录就摆在卧室的电话旁，以备有外交使节团的成员打电话邀请她去喝茶、吃饭，或最恐怖的，参加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吉勒姆取来名录。等了一会儿，他越过史迈利的肩头往下看。“基洛夫，”他跟随着史迈利的拇指指甲往下读，“基洛夫，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未婚。”后面跟着的地址是苏联大使馆位于第七区的住宅。
　　“你碰过他吗？”史迈利问。
　　吉勒姆摇摇头。“好几年前我们曾盯过他。但已标明‘罢手’了。”他回答说。
　　“这本名录是什么时候修订的？”史迈利问。答案就在封面上：前一年的十二月。
　　史迈利说：“很好，你到办公室时——”
　　“我会查一下档案。”吉勒姆允诺。
　　“还有这个。”史迈利交给吉勒姆一个普通的信封袋，吉勒姆后来打开看，发现是几卷录音带与一个厚厚的棕色信封。
　　“请用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邮袋”史迈利说，“与电报相同的等级。”
　　留下继续翻阅名单的史迈利，和两个隐遁在卧房的女士，吉勒姆火速赶回大使馆，解除了安斯崔瑟呆守电话的任务，把信封袋交给他，执行史迈利的指令。吉勒姆也感染了史迈利的紧张情绪，汗流浃背。他认识乔治这么多年，他事后说，从没看过乔治这么内敛沉潜、这么心无旁骛、这么语带保留、这么奋不顾身。他重新打开保险库，亲自译码拍送电报，然后等待总部收到电报的回复，之后又抽出苏联大使馆动态的档案，浏览着过去为数众多的监视名单。他的搜寻并没花很多时间。第三篇，抄送伦敦的档案，载明了他必须知道的所有资料。基洛夫，名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但这次的婚姻状况却是“已婚，但妻子未随同赴任”，两周前已返回莫斯科。在备注栏里，法国联络单位注明，苏联方面的情报来源指出，基洛夫“突然被苏联外交部召回，准备接掌一个意外出缺的资深职务”。定例举办的告别宴会，也因此不便举行。
　　回到讷伊，史迈利异常沉默地接收吉勒姆的情报。他似乎并不惊讶，但却有些骇然。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那时他们已全部坐在车上，快速驶往阿拉斯——他的声音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是了，”他说，仿佛吉勒姆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了。这当然就是他的目的，不是吗？他一定要用升职的理由召回基洛夫，才能保证他会真的回国。”
　　吉勒姆，说无疑有着后见之明的智能，说自从那夜揭发了比尔·海顿的真面目之后，乔治从没用过这样的语气说话；比尔·海顿，卡拉的走狗，安恩的情人。
　　欧斯特拉柯娃回想起来，对那夜发生的事不太记得，对那趟她设法睡着的汽车旅程也不太记得，甚至第二天早晨她很晚醒来之后，那个矮胖男子对她耐心但持续的询问，她也记得不甚清楚。也许，她当时暂时失去了感知能力，进而也失去了记忆的能力。她回答他的问题，她对他心怀感激，她给他和她给魔术师相同的信息，不加油添醋，也不卖弄风情，虽然大部分他似乎都已知情。
　　“那个魔术师，”她提起过，“死了。天哪。”
　　她探询将军的情况，但对史迈利的不置可否却不甚在意。她想着欧斯特拉柯夫，接着是葛利克曼，现在则是魔术师，而她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主人夫妇对她很好，但也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下着雨，她无法看见远方的田野。
　　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欧斯特拉柯娃逐渐让自己安于这田园式的冬眠生活。隆冬提早降临，她让冬雪拥抱着她。开始只是稍微走动，随后四处游走，每天很早就寝，很少说话，在身体逐渐复原时，她的精神也日益康复。起初，一种情有可原的困惑情绪笼罩着她的心，她发现自己不时想起女儿，想她就像那个懦弱的陌生男子描述的那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太妹，无法驯服的造反分子。接着，慢慢的，整件事的逻辑逐渐呈现在她眼前。她知道，在某个地方，真正的亚莉珊卓就像以前一样存在且生活着。或者，像以前一样，已不存在了。但无论亚莉珊卓在或不在，那个陌生男子的谎言指的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家伙，一个为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她甚至会想像，她的女儿，如果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对他们的计谋一无所知，并以此来自我安慰。或许，袭击她的伤痛——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发挥了长年祈祷、担忧所无法达成的效果，涤清了她对亚莉珊卓的自责。她在闲暇的时光里，哀悼着葛利克曼，她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孑然一身，但在这冬日景色里，孤独却不令她难受。一位退休的陆军准将向她求婚，但她婉拒了。后来发现，他向每个人都求婚。彼得·吉勒姆每周至少来探望她一次，有时他们会一起散步个一两小时。他以完美的法文和她谈论庭园造景，这是他拥有丰富相关知识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欧斯特拉柯娃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后的生活。她消磨着时光，浑然不知自己写给将军的第一封信已引发了一连串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