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眼中无“物”心中有“理”(4)

语不惊人誓不休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太太（她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费曼大闹赌城
　　有一段时期。每到暑假我就开车试图横渡美国，开到太平洋岸边，可是为了种种原因，我总是会流落到某个地方走不了——通常是号称赌城的拉斯维加斯。
　　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跟现在一样，那时候的拉斯维加斯靠赌客来赚钱，旅馆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吸引人来赌博。因此那里的表演和餐饮收费都很便宜，差不多是免费了。你不用预订房间或位子，你可以就那样走进去，找张空桌子坐下来欣赏表演。对于不爱赌钱的人来说，这实在太美妙了，因为我享受到一切的好处：房租便宜，食物几乎不用钱，表演当然好看；我也很喜欢那里的女孩子。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泳池畔，有个家伙走过来跟我聊天。忘了为什么，但他以为我是个打工讨生活的，而他认为，那样做太傻了。“你看我多悠哉游哉，”他说：“我都在游泳池旁闲逛，享受生活。”
　　“你怎么可以不用工作就能过活？”
　　“简单得很，我赌马。”
　　“我不懂赛马，但我想不通你怎么可以靠赌马过活？”
　　我说，满腹狐疑。
　　“当然可以，”他说：“我就是这样过的啦！这样吧，我教你怎样赌。我们一道去，我保证你会赢一百美元。”
　　“你怎么保证？”
　　“我赌一百美元你会赢，”他说，“因此如果你赢了，你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你输，我就给你一百块！”
　　我就想：“对啊！如果我赢了一百美元，我就输他一百美元，我什么也没损失，就当作是一种练习好了——这证明他的说法行得通。如果他输了呢，我就赢了一百块了。这真美妙呀！”
　　他带我去一个投注站，那里列出了马的名称以及全美各地的赛马场，他介绍我认识一些人，这些人说：“他很了不起！我赢过一百美元！”
　　慢慢地我明白到，原来我也要凑出一些钱来下注，便开始有点紧张。“我要赌多少钱？”我问。
　　“噢，三四百美元吧。”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而且，这令我担心起来了：万一我全输了呢？
　　他说，“你听我说，我教你下注，只收你五十美元的顾问费，而且赢了才收钱。如果不灵呢，我会给你一百块。”
　　我盘算：“哇！那么我稳赢了——不是五十就是一百块！他怎么能那样做？”随即意识到，如果机率平均的话，你赢一百块的机率对输四百块的机率是四比一。因此每试五个人之中，有四次他们会赢得一百块，他则拿到二百元顾问费（同时指出他是多厉害）；第五次他要付一百元；所以平均说来，他每付一百块就拿回来二百块！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能那样做了。
　　我们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持续了好几天，他又发明了一些新方式，乍听之下好像很划得来，但当我仔细想一会儿之后，便明白了其中的巧妙。终于，他沮丧地说：“好了，这样吧，你给我五十美元顾问费，如果你输了，我还你所有的钱。”
　　这样我要输也难了！于是我说：“好，就此说定吧。”
　　“好极了，”他说：“但可惜这个周末我要去旧金山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好了。如果你输了你的四百块，我也会把钱寄给你。”
　　他的第一套计划靠老老实实的数学赚钱。但现在他要出城去了，这一次，他能赚钱的唯一方法是不把钱寄来——当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因此，我始终没接受他的建议；但看他怎么操作这些赌法，倒是娱乐性十足。
喜欢表演女郎
　　在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趣，是认识表演女郎。在两场表演中间休息时，她们都待在酒吧里，我猜这是旅馆方面要求她们这样做，以招徕更多赌客的。我就是那样认识了好几位表演女郎，跟她们谈话，发现她们都是很好的人。
　　那些说“表演女郎不好”的人，心中早已存有偏见！但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如果你仔细看看，就发现包含了各色人等。
　　例如，那里有一位是东岸某大学院长的女儿，她很有舞蹈的天分，也喜欢跳舞；暑假到了，跳舞工作也不好找，于是她便来赌城，成为舞团的一分子。大部分的表演女郎都很好、很友善，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很喜欢漂亮的女孩。
　　事实上，表演女郎是我这么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点胆怯：她们都那么漂亮、那么有名，我跟她们聊天时，讲话也会有点口吃。开始时很困难，但慢慢就比较好了，最后我信心愈来愈足够，什么人也不怕了。
　　我经常都难以解释地会碰上很多奇遇。这有点像钓鱼，你把线放出去之后，耐心等候，总会有鱼儿上钩。当我告诉别人我碰到过的冒险奇遇之后，他们会说：“噢，来吧——我们去遇遇看！”于是，我们就走到某家酒吧去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但待不了二十分钟他们就失去耐性了，事实上，你平均要花上两天时间，才会碰到些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表演女郎聊天，然后，一个女孩就会介绍我认识另一个，不多久，有趣的事情就常常发生了。
　　我记得有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她在弗朗明哥旅馆跳舞，后来我跟她蛮熟络的。每次我到赌城，我就先点了杯吉普森放在她的桌上，好让她知道我来了。
　　有一次我跑去坐她旁边，她却说：“今晚我跟另一个男人坐，他是从德州来的大凯子。”（我早已听说过这家伙了，每次他玩掷骰子时，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赌。）他回到我们这一桌时，我那表演女郎朋友便介绍我跟他认识。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昨晚我在这儿输了六万美元呢。”
　　我很了解该怎么反应。我转向他，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说：“那代表了聪明呢？还是笨？”
　　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他说：“嘿，让我替你签帐，他们不会跟我收钱的，因为我在这里赌得太多了。”
　　“我的钱还够，不致于要别人替我付早餐，谢啦！”
　　每次他在炫耀、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挫他锐气。他什么都试过了，他多有钱、在德州拥有多少油田，但没有一样灵光；因为我很了解这一套！结果我们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酒吧间，他向我说：“看到坐在那边的女孩吗？她们是洛杉矶来的妓女。”
　　她们看来很优雅，别有一种格调。
　　他说：“我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随便你挑哪一个，我付钱。”
　　我并没很想认识她们，也知道他故意那样说，目的不过是要炫耀而已，便拒绝他。但我又想：“这很有意思！这个家伙这么拚命要我注意他，甚至愿意替我﹃买﹄这个。要是有那么一天告诉别人这故事——”于是说：“好吧，替我介绍。”
　　我们走过去，他介绍我认识她们，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我只要了杯水，身旁的女孩问我：“我可以点香槟吗？”
　　“你要点什么都行，”我说，冷冷的，“因为是你付钱。”
　　“你是怎么了？”她说：“吝啬鬼还是什么的？”
　　“说对了。”
　　“真没有绅士风度！”她忿忿不平。
　　“你立刻看出来啦！”我说。多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我就学会不要当绅士。
　　很快，他们就反过来要请我喝酒了（差点忘了说，那位德州富豪一直没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们去艾环槽旅馆玩玩吧，也许那边比较热闹。”我们坐上她们的车。车子很漂亮，她们人也很好。路上她们问起我的名字。
　　“狄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狄克，在哪儿高就？”
　　“我从帕沙迪纳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说：“噢，有个什么科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是不是也在那里？”
　　我到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了，但从来没有碰过懂科学的人。我跟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聊过，对他们而言，科学家完全不是人。“是呀！”我回答，诧异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叫乔兰或什么的——是个物理学家。”我简直不能置信。我跟一群妓女在一起，而她们知道这许多！
　　“对呀！他叫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你怎么晓得的？”
　　“你的照片在时代周刊上出现过。”没错，有一期他们把美国十个科学家的照片放了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鲍林跟葛尔曼也在那里。
　　“你怎么记得我们的名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一张张照片地看过去，看看谁最年轻、最英俊！”（葛尔曼比我年轻。）到了艾环槽旅馆，她们继续玩这个其他人经常跟她们玩的游戏：“想不想赌钱？”他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几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她们说：“喂，我们看到了个﹃活﹄的，要离开你了。”回去继续工作。
约翰大头的老婆
　　另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注意到两个女孩跟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在一起。后来他离去，她们就过来找我：比较漂亮和活泼的坐在我旁边，她那比较呆板的朋友潘美拉坐在我对面。
　　一切都很顺利。她很友善，不一会就挨过来，我也伸手搂着她。然后进来两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桌边。但女服务生还没过来招待，他们就走了。
　　“看到那两个人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到呀。”
　　“他们是我先生的朋友。”
　　“噢？怎么回事？”
　　“哦，我刚跟约翰某某大头结婚，”——那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吵了一架。我们来度蜜月，但约翰老在赌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就自己出来玩，但他不停派人来查看我在做什么。”
　　她要我带她回他们住的旅馆，我们就坐上我的车。半路上我问她：“约翰怎么办？”
　　她说：“不用担心。只要留心一辆有两根天线的红色大车。看不到这辆车子的话，他就不在附近了。”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我那“吉普森女孩”和她一个朋友到银鞋子看午夜场表演。在其他地方表演的女孩都很喜欢到这里，当她们走进去时，主持人也会大声宣布她们的名字。于是我手挽着这两位可爱的舞蹈女郎进去，主持人说：“现在进来的是来自弗朗明哥的某某小姐及某某小姐！”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到底是谁来了。我觉得威风极了，棒极了！
　　我们坐在吧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服务生撤桌子，安全人员荷枪走进来。大家让道欢迎这位大名人——约翰大头——来了！
　　他直直走进来，坐在我旁边那一桌，同时他们有两个人要求跟我带来的女孩跳舞。他们去跳舞时，我自己坐在那里，约翰却走过来跟我坐。“好吗？”他说：“来赌城干嘛？”
　　我差不多确定他已发现我跟他太太的事。“随便逛逛——”（我也要充硬汉对不对？）“来这多久啦？”
　　“四五天吧。”
　　“我认得你，”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见过你吧？”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好几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他想怎么样。“我知道了，”他说，“一定是艾摩洛哥。”（艾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阔客都去那里玩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家之类，对不对？）“一定是那里了，”我说，心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进入正题。终于他凑过来说：“喂，她们跳完舞回来时，你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原来如此！他根本不认识我！我给他介绍，但我那两位朋友说倦了，要回家。
自动当跟班
　　第二天下午，我在弗朗明哥看到约翰大头，他站在吧台前跟酒保聊天，谈摄影及照相机。我想他是个业余的——拿着一大堆闪光灯及照相机，但说的全是外行蠢话。不过我后来发现他不完全是个业余摄影家，而只是个买了些照相机的有钱人。
　　这时，我猜他完全不知道我曾经跟他太太厮混过，他只是为了我带着的女孩才跟我谈话，于是我又想玩个游戏了。我替自己创造了个角色：约翰大头的跟班。
　　“嗨，约翰，”我说，“我们来拍些照片吧，我帮你拿闪光灯。”
　　我把闪光灯放口袋里，我们便拍起照来。我把闪光灯递给他，建议他该怎么拍，把他哄得很开心。我们跑去“最后疆界”赌钱，他赢了不少。旅馆赌场方面当然不希望像他这样的大阔客离开、但我看得出来他想走了，问题是如何能光荣撤退。
　　“约翰，我们要走了。”我用一种很严肃的声音说。
　　“但我正在赢呢。”
　　“对，但今天下午我们跟他们约好了。”
　　“好吧，去拿车。”
　　“是，老大！”他把钥匙给我，告诉我车子的模样（我没让他晓得，这我早已知道）。
　　走到停车场，果不然，那里就停着这辆又肥又大、有两根天线的车子。我爬进车里，转动钥匙——却无法发动。
　　那是辆自动排档的车；当时那种车刚上市不久，我也不很懂怎么操作。再弄了一会儿，我无意中把按钮转到“停泊”的位置，车子发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旅馆大门，下车走到里头，他还在赌。我说：“车子准备好了，老大！”
　　“我没空玩了。”他宣布，我们就走了。
　　他要我替他开车。“我想去艾环槽，”他说：“你认识那里的女孩吗？”
　　我确实跟那里的一个女孩很熟，便说“有呀”。到这时候我已有足够信心，相信他跟我玩这游戏的原因无非是想多认识几个女孩，于是我提起这个最敏感的话题：“那天晚上我碰到你太太——”“我太太？我太太不在赌城。”
　　我告诉他在酒吧里碰到的女孩。
　　“噢！我知道你在说谁了。我在洛杉矶碰到她和她朋友，带她们来拉斯维加斯。她们第一件事就是用我的电话跟远在德州的朋友谈了一个小时。我气死了，就把她们赶走！她到处跟别人说是我太太，呃？”终于真相大白了！
　　到了艾环槽，下一场表演要再过十五分钟才开始，那里挤满人，一个座位也没有。约翰走到领班那里说：“我要一张桌子。”
　　“是，老大！几分钟就准备好。”
　　约翰给了他小费，跑去赌钱；我则跑到后台，女孩都在准备登台，我请他们找我朋友出来。她跑出来，我解释说约翰大头跟我一道来，他想在表演后找些人陪他。
　　“没问题，狄克，”她说：“我会带些朋友来，等一下见。”
　　我回去找约翰，他还在赌。“你先进去，”他说：“我等下就来。”
　　他们在最前面舞台旁边放了两张空桌子，而其余的每张桌子呢，都挤满了人。我就坐下来。表演开始之后，约翰才进来，这时那些女孩已经出场了，看到我独霸一张桌子。之前她们以为我只是个小教授，现在她们认定我是个大阔客。
　　约翰终于进来，不久其他人也跑来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约翰的“太太”、她的朋友潘美拉，还有两个男的！
　　我凑过去跟约翰说：“她在旁边桌子。”
　　“是呀。”
　　她看到我在约翰身边负责打点，便伸过头来问：“我能不能跟约翰谈谈？”
　　我一个字也没说，约翰也默不作声。
　　我等了一下，再凑过去跟约翰说：“她想跟你谈谈。”
　　他等了一下，“好吧。”他说。
　　我等得更久一些，再伸头过去跟她说：“约翰可以跟你谈啦。”
　　她坐在我们这边，开始对“小约翰”下工夫，挨在他身边。我看得出事情有了转机。
　　我很喜欢开玩笑，因此每当他们开始和好了，我就提醒约翰一些事情：“约翰，那次的电话——”“对了！”他说，“搞什么鬼嘛，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她说是潘美拉打的电话。
　　看来更有进展了，于是我指出，潘美拉是她带来的。
　　“对呀！”他说（这游戏好玩极了，玩了蛮久的）。
　　表演完毕后，艾环槽的表演女郎跑来跟我们坐，聊天，直到她们要进去准备下一场表演。然后约翰说：“离这里不远有家很好的小酒吧。我们去那里吧。”
终于累坏了
　　我开车送他去。进去酒吧以后他说：“看到那边的女人吗？她是个很好的律师。来吧，介绍你认识。”
　　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说要上洗手间，然后就一直没回来了。我想是他要跟“太太”重拾旧欢，觉得我在阻挠。
　　我说：“嗨！”点了杯饮料（还在玩那个蛮不在乎和没绅士风度的游戏）。
　　“知不知道，”她对我说，“我是拉斯维加斯比较出色的律师之一。”
　　“不，你才不是呢，”我冷冷地回答，“也许你白天是个律师，但你现在是什么？你只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酒吧内流连厮混的人。”
　　她很喜欢我，我们去找地方跳舞。她跳的很好，我又很爱跳舞，我们玩得很愉快。
　　正跳得起劲，我的背却突然痛起来了，这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很痛。现在回想，当时我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睡，净跟这些疯狂的人和事周旋，终于累坏了。
　　她说她会带我到她家。而当我一躺在她的床上，就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床是那么漂亮，阳光普照；但她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仆。“先生，”她说，“你醒过来了吗？我已准备好做早餐了。”
　　“呃——”
　　“我送进来吧，你想吃什么？”把菜单念了一遍给我听。我点了早餐，躺在床上吃了——在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床上吃！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或什么来历！
　　再问了女仆几个问题，她也对这神秘女郎一无所知；她才刚开始上第一天的班呢，她还以为我是房子的男主人，觉得我会问她问题才真稀奇。最后我穿好衣服离开，从此再没碰到过这位神秘的女人。
　　与职业赌徒论输赢
　　第一次到赌城，我就坐下来把所有机率算出来，发现掷骰子的机率是○．四九三之类。如果我赌一块钱，实际上我只要花一．四毛钱。于是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这么不想赌呢？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开始下注——一下子我就连续输了五元——就那么一元、二元、三、四、五元。理论上我应该才输掉七分钱，但我已输了五元了！从此我也没再赌过钱了（就是说，如果要用我自己钱的话）。我真幸运，一开始就输钱。
　　还有一次，我在跟一位表演女郎吃午餐。那是个安静的下午，没有平常的嘈杂，她说：“看那边那个人，在草地上走的那个？他是﹃希腊历克﹄，是个职业赌徒。”
　　我很清楚在赌城赢钱的机率有多大，便说：“他怎么可能靠赌维生？”
　　“我叫他过来。”
　　历克过来，她介绍我们认识。“玛丽琳说你是个职业赌徒。”
　　“没错。”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可能靠赌博维生，因为像骰子之类的机率才○．四九三。”
　　“你说的对，”他说：“让我解释给你听。我不赌骰子或什么的。我只赌那些对我有利的。”
　　“喝！它们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过？”我不相信地问。
　　“其实这也很容易，”他说。“我就在赌桌旁闲逛，如果有人说：﹃九点！一定是九点！﹄那人兴奋极了，他认定这是九点，而且正想下注。我早已计算出所有机率，于是我说：﹃我跟你赌四元对你三元，这不是九点！﹄长期来说我会赢。我不直接下注在骰子上，但我跟其他赌客赌——他们都有偏见，迷信一些幸运数字。”
　　历克继续：“现在我已声名在外，就更好办了，因为很多人会来跟我赌。就算他们知道机会不怎么大，但只为了如果真的赢了希腊历克，就可以四处告诉别人。我是真的靠赌博维生，这种生活也好极了！”
　　希腊历克确是个很有学问的角色，他人很好。我谢谢他教了我这么多，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知道吗？我总喜欢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起，薪水太高了
　　我对康奈尔大学的许多科系都不怎么感兴趣。这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只不过我刚好对这些科系没兴趣而已。这包括了家政科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特别不正常），以及其他有文化的东西，像音乐等等。当然，康奈尔有很多我很喜欢往来的人，例如数学系的凯克（Kac）教授和弗勒（Feller）教授、化学系的卡尔文（Calvin）教授，以及动物系的大好人葛瑞芬（Griffin）博士——他就是发现蝙蝠乃是依靠回音自我导航的人。但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够多，其他的许多事物我又觉得不够水准，废话连篇。此外，绮色佳只是一个小镇。
　　这里的天气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开着车子，突然开始下起雪来，事前毫无征兆，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心里想：“噢，它不会怎么严重的，继续开车吧。”
　　但积雪愈来愈深，车子也开始偶尔滑行起来，我想：只好把轮胎绑上铁链。走到车外，把铁链放在雪上；天气真冷呀，全身都在哆嗦发抖了。把车子倒退压在链子上，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那时候碰到的问题——你先得把里面的一个挂钩勾上。由于铁钩必须绑得很紧，因此挂钩很难勾得上去。然后你就要用快冻僵的手指把一个夹钳按下去。你人在轮胎旁的外侧，但挂钩在轮胎的内侧，因此一切都很难控制。它一直滑掉，天气又冷，雪又一直下，你拚命想把这夹钳按下，手痛得不得了，但那鬼东西还是下不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这太疯狂了——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那里的人是不用担心这种问题的。
　　我想起以前曾经应巴查教授之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过两次；巴查以前也在康奈尔教书。他很聪明，对我的性格也了若指掌。他说：“费曼，我这里多一辆车，借给你。另外这是到好莱坞及日落区的地图，好好享受吧。”
　　于是我每晚开着他的车子到日落区——去那里的夜总会及酒吧凑热闹。我从拉斯维加斯学会喜欢这些事物——漂亮女孩、大赌徒等等。巴查实在很清楚如何令我对加州理工学院产生兴趣！
两堆草中的驴子
　　你一定听过那只驴子的故事。驴子站在两堆干草的正中央，不知道该往哪一堆走去，因为两边的草都一样多。
　　唉，那不算什么了。康奈尔跟加州理工竞相提出优厚待遇：每当我觉得加州理工实在比较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康奈尔却会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我想留在康奈尔时，加州理工的人又会提出些什么。所以你可以想像有只驴子站在两堆草中央，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旦它开始走向某堆草，另外一堆立刻增多。
　　让我作成最后决定的，是我的教授休假年。那时我想再度去巴西访问，这次要去十个月，而我在康奈尔又刚巧已到了可以休假一年的时候。我不愿丧失这个权利，于是我制造了个理由来做决定。我写信给巴查，告诉他我的决定。
　　巴查回信：“我们会立刻聘请你，而且你可以用你的第一年作为休假年。”他们就是那副德性：无论我的决定如何，他们总有办法把我的决定搞砸。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事实上是在巴西过的。到了第二年，我才在加州理工正式教书。这是整件事情的始末。
　　自从一九五一年起，我就待在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一直都很快乐。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里是再适合也没有了。
　　那里有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聊，因此我一直都觉得很惬意。
　　但当我到了加州理工还没多久，有一天我们受到烟雾的侵袭。那时的烟雾比现在要厉害多了——双眼被薰得刺痛万分。我站在角落里，眼泪直流，心里便想：“这太疯狂了！这是绝对的神经病！在康奈尔的时候还好好的。我要离开这里！”
　　于是我打电话到康奈尔，问他们我还可不可能回去。
　　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立刻着手安排，明天打电话给你。”
不再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碰到了极大的运气，让我作出决定——也许上帝在帮我忙做决定。我正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个家伙跑到我面前说：“嘿，费曼！你有没有听到最新发生的大事？巴德（Walter Baade）发现星球原来有两种不同类型！我们以往计算星系和我们的距离时，原来都只是以一种造父变星为基准。但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因此宇宙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想像中要老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地球好像比宇宙还要老。根据估计，地球年龄为四十六亿年，但宇宙的年龄只有二十、三十亿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把谜团解开了：重新计算之后，证明宇宙年龄比以前想像中的要老。但重点是，当时我立刻知道了这项新发现——那家伙匆匆跑过来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了我。
　　还没穿过校园，回到我的办公室，另一个家伙又走过来了。这是梅索森，他主修生物、副修物理，我曾经是他博士论文口试的委员之一。他建造了第一部“密度梯度离心机”，用来分离及测量分子的密度。他对我说：“看看我刚得到的实验数据！”
　　他证明了当一个细菌制造出一个新细菌时，它会把一个完整的分子传给那个新细菌；这个分子就是ＤＮＡ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什么东西都在分裂、分裂。因此大家原先也以为细菌会分裂，一半成为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包含着遗传信息的那个最小分子，不可能一分为二；它必须复制自己，把复制品给新细菌，给自己留一份。梅索森证实这个想法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再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里生长。实验进行期间，他用他的密度梯度离心机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第一代的新细菌中，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是介于用重氮制造出来的分子，以及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之间。如果所有分子——包括染色体分子都一分为二的话，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在接下来的很多代细菌中，如果还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应该是重分子和轻分子两者之差的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及十六分之一等等，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分子的重量只有两组。一组的重量跟新的第一代相同（介于较重的和较轻的分子之间），另外一组则较轻——刚好就是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重量。因此，尽管每过一代，较重分子所占比例会减少一半，但它们可没减重量，这个实验结果令人兴奋极了，这是个很重要、对基础研究影响重大的发现。
　　我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意识到这里才是我想待下来的地方。在这儿，科学界的各路人马都会告诉我他们的研究成果，真是令人兴奋。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的！
　　因此，稍后当康奈尔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差不多全安排好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但是我已决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决定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可以让我再改变主意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拒绝高薪诱惑
　　不过，还是有人尝试过要改变我留在加州理工的念头。
　　那时费米刚过世不久，芝加哥大学的人在物色替代费米的人选，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对他们的动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开始谈论各种我应该去芝加哥的好理由：我可以做这做那，那里有许多优秀人才，我有机会做很多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他们待遇问题，而他们拚命暗示，只要我问的话，他们就会告诉我。终于，他们还是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唉，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我的太太玛丽露就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有那么高时，我们又会吵起来。而且，我早已决定了不再做决定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不让他们告诉我芝加哥打算给我的薪资。
　　过了大约一个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马歇尔（Leona Marshall）跑来跟我说：“奇怪你没有接受芝加哥的职位。我们觉得很失望，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那很容易，”我说：“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让他们告诉我待遇如何。”
　　一星期后，我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把信打开，第一句话说：“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十分庞大的一笔数字，大概是三四倍于我原来的薪水，很惊人呢！信中继续说：“在你读下去之前，我就让你知道待遇是多少。也许现在你会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空缺还在，而我们都很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
　　我写了封信给他们说：“知道了薪水的数目之后，我已决定必须要拒绝了。我必须拒绝这么高的薪水，原因是如果我真的拿那种高薪，我就可以实现一切从前想做的事了——找一个很漂亮的情妇，替她找个公寓，买漂亮东西给她——用你们给我的薪水，我真的可以那样做，但我也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开始担心她在做些什么，等我回家时又会争吵不休，这些烦恼会使我很不舒服、很不快乐。我再没法好好做物理，结果会一团糟！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法接受你们的邀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