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一九○七至一九八一）、朝永振一郎（一九○六至一九七九）以及仁科芳雄（一八九○至一九五一）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持??下??。”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迭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覆覆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五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采。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三十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早?、早?、行???、行???！！”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拚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不要太相信专家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三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三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三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五十比一，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像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五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Ｓ和Ｔ。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Ｖ和Ａ。”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Ｖ和Ａ而不是Ｓ和Ｔ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九％。那已很接近了，只九％。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九％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九％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九％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吋，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一九○七至一九八一）、朝永振一郎（一九○六至一九七九）以及仁科芳雄（一八九○至一九五一）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持??下??。”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迭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覆覆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五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采。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三十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早?、早?、行???、行???！！”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拚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不要太相信专家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三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三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三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五十比一，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像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五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Ｓ和Ｔ。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Ｖ和Ａ。”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Ｖ和Ａ而不是Ｓ和Ｔ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九％。那已很接近了，只九％。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九％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九％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九％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吋，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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