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二节 东方与西方(2)

　　实际上，这篇讲话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受到工党zheng府的攻击，说我在国外贬低了英国。事实上，我带到美国去的关于英国的信息本质上是充满希望的信息，即这个国家的潜力很大，足以经受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影响。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后来优雅地批评我在美国讲演中放进了“容易引起辩论的段落”，他的批评在我所停留的英国大使馆中得到了忠实的反响。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报界吹风时说了对我不利的话。戈登·里斯很快发现了所发生的情况。我回到英国后就此与吉姆·卡拉汉进行了措词尖锐的信件交换。
　　我在意识到想把我变成这副模样的企图后，就利用我向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指出，如果放弃目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就会具有保证其迅速恢复的根本实力。民意的转变，反对极左派，我国能源的雄厚储备以及我国科学的潜在能力——获得７２项诺贝尔奖，比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加在一起的还要多——都证明从长期看应持乐观主义态度。
　　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找到我们的道路。诚然，从关于英国的一些报道看，形势仍然是严重的，他们这样报道是正确的。但是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我看到一些迹象，即我国人民准备作出顽强的选择，走更艰苦的道路。我们仍然是曾经为自由而奋斗过而且获胜的同样的人。冒险精神、发明创造能力、决心仍然是我们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能患有某种英国病，但我国的机体是健全的，而且我们有勇气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福特zheng府的几位关键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认识的。但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比尔·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场头脑的财政部长，他抛弃了尼克松总统在位时强制实行的工资与物价控制。我还会见了非常有经验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他是国防部长，美国zheng府内部反对缓和的主要人物。
　　我还受到福特总统本人的接见。他个头很大、性*情和蔼，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级职位。他已开始喜欢这份工作，这也许使他本人感到惊奇并使其他人也感到惊奇。他已经在他周围集合或继承了一批有才干的人马并且已向欧洲人表明美国尽管有着国内政治的这些大动荡，仍然继续承担着有关他们的安全的义务。实际上，他具有当前政治用语中称为“一双安全的手”的优缺点。他不是那种向公认的正统观念表示异议的人，我越来越认为那些公认的正统观点应该受到非难。但他是一个使人放心和稳健的人物，他帮助美国治愈了自己造成的水门事件的创伤。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时期过后，他的zheng府的命运正在不断改善。他还没有宣布争取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意图而某位名为罗纳德·里根的州长正在开展着天才有效的竞选运动。福特总统再次当选的前景显得很好。我离开美国时希望他会获得成功。
　　我回到伦敦时发现了关于我访美之行的新闻报道已经改变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党假装出来的义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人们越注意我的论点，就越认真地对待这些论点。我还很快意识到保守党上层集团内部态度的变化。那些把我就任领导职务看作是一次令人烦恼和暂时侥幸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仅显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权势人物的认真对待，我在赫尔辛基讲话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并不那么古怪而是更有先见之明了。
　　９月末，担当苏联代理人的古巴人开始把军队大批派入安哥拉。１２月间美国参议院推翻了福特总统关于向那里的**势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圣诞节假期间思考井阅读了更多有关材料，我决定要再发表一次讲话。
　　这一次我按照常规办事，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份讲话草稿，这也许证明了他对我讲话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说的那样，“这太软弱无力了，连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鲍勃·康奎斯特现已离开，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请罗伯特·莫斯帮助我。罗伯特是《经济学家》的外事报道编辑，安全与战略问题专家，为反对咄咄逼人的工会权力而设立的全国自由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命里注定是一位畅销小说家，结果证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选者。
　　我于１月１９日星期一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涉及的范围和前一年的切尔西讲话差不多，只是更集中于防务问题并包含着关于苏联威胁的更加强硬的语言。讲话谴责工党zheng府“当英国及其盟国面临着战后最为严重的战略威胁的时刻却在拆除我们的防务”。讲话对苏联的意图作了不同于缓和论者的分析。
　　俄国由一些有耐心的、有远见的人的专政统治着，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与陆军大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卫。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庞大的主要是内陆的国家只是为了守卫它本国的边疆并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俄国人集中精力于统治世界，而且他们正在迅速地获得成为这个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强大帝国的手段。苏联政治局中的人无需担忧舆论的涨落。他们把枪炮放在黄油之前，而我们则把几乎每样东西都放在枪炮之前。”
　　我提出了关于在中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里，后者以１５万人、将近１万辆坦克和２６００架飞机在数量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强调说，西方的防务不能只在欧洲得到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供应线也必须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受到苏联支持的部队正在安哥拉做什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得到准许的话，他们完全可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能在别处重复这一做法。
　　对这篇讲话的反应，尤其是在英国报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对切尔西讲话的反应有利得多。《每日电讯报》将社论冠以《关于俄罗斯的真相》的标题。《泰晤士报》承认“西方有自满”。苏联的反应也来得不慢。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给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亲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议。从不同的苏联宣传喉舌那里传出了一连串粗野的抨击。但是杜撰“铁娘子”这个词并用来描述我的人则是红军报纸《红星报》办公室的某位盲从上级的官员，他的想象力超过了他的判断力。
　　当戈登，里斯在报业联合会的电讯稿上读到《红星报》的话时，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们已经于无意中把我放在了一个作为他们最强硬的欧洲对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大帮忙了。
　　几天后我参观了沿莱茵河的英国驻军，我的肯星顿讲话确保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有人拍摄了我驾驶坦克的照片，这对我在国内也完全没有什么损伤。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的事业差一点儿比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的那次事件还要更加戏剧性*地告终。
　　党的防务发言人之一克兰利·昂斯洛、理查德·赖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双引擎螺旋桨运输机，从莱茵达伦的英国基地飞到我们将在那里过夜的奥林豪森去。（原计划乘直升飞机去，但是气候不够好。）起飞后不久我从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讲话稿并开始工作。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引擎的喧闹鼓呜声有些不正常。机舱内很冷。外面是浓浓的极冷的大雾，仔细看我能够看见机翼上结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机组人员过来说发生了问题，我们不得不返回莱茵达伦去。从他的神态上我能觉察到情况严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确切的麻烦是什么。原来是雾太浓，驾驶员无法把握方向。还不止这些，我们现在显然是在崇山峻岭中盲目飞行。这就是为什么驾驶员已使我们的飞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飞机就有停飞的危险。但愿大雾会散去，他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更糟的是，测量我们空速的仪器失灵了。我停止了关于讲话稿的工作并把它小心地放进我的公文包，往后仰靠，闭上我的眼睛并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么地，我们设法回到了莱茵达伦。我从来没有比触觉到我脚下的柏油碎石时感到更加宽慰了。
　　吉米·卡特于１９７６年底当选为美国总统，使白宫有了一个把人权放在对外政策议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对卡特zheng府对外政策方针的另外两个方面感到担忧。首先，处理人权问题时没有联系更广泛的政治与战略问题来考虑，而且实际上还带有某些道义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出于道义考虑而制定的政策、也得讲求实际。有许多凌辱人权的政权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些军人zheng府——但它们的压制性*比独裁主义政权要小一些。
　　此外，一个自由国家不仅对它本国而且也对非自由国家所负有的首要职责是生存下去。因此没有必要为支持一个暂时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务的然而又是令人讨厌的政权而表示歉意，尽管我们应该始终一贯地运用我们的影响去改变它最恶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zheng府内部的糊涂思想与意见不和妨碍了它奉行这样一种健全的方针。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卡特强调伊朗的人权帮助推翻了伊朗国王，而代之以压制性*更强并且反对西方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政权。如图帕斯卡尔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则是思维清晰。而就卡特zheng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维给人权和西方利益带来了显然是更糟的结果。
　　我的第二点批评是，人权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为简单的理由是权利最终必须用武力来维护。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情况下，这就要求美国在军事上强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转苏联造成的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然而卡特总统对裁军承担了热情的许诺。表现为他废除了Ｂ１战略轰炸机以及后来又重新推动了卡特总统与苏联人一起倡议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总统发现他只能采取行动来改善与西方有关联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不是改善那些敌对的和强大得足以无视他的行动的国家的人权状况。
　　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可能就具体的方案进行争论，但就战略来说，真正重要的事实是，苏联近年来一直在远比美国人快得多地武装着自己。任何侈谈“武器限制”的协议必然导致承认由协议稳定下来的军事均势。只有从一个方面来说进行大力的武器削减，或者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重新加强美国的防御力量，才能扭转形势。然而，如果在盛行的舆论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那么达成一项大体上相当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东西，就会对西方有利，因为这至少将会阻止苏联人的进展。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美国都早已失去了它的核优势，而这时西方很久以来已经放弃在常规武器方面与华沙条约组织保持平衡的企图。尽管这类统计必然是粗略的，但从下表可以看出变化的规模：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力量
　　１９６６年 １９７６年
　　美国 洲际弹道导弹 ９０４ １，０５４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５９２ ６５６
　　远程轰炸机 ６３０ ３８７
　　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 ２９２ １，５２７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１０７ ８４５
　　远程轰炸机 １５５ １３５
　　来源：《军事均势》，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第７５页。
　　实际上，由于苏联人生产了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核潜艇并开始集中部署对准西欧的ＳＳ２０核导弹，情况将会是更加恶化。
　　这些事实与数字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对此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却太少了。但是他们实际上低估这个危险吗？我曾经密切注意乔治·基根少将所作的关于苏联对带电粒子射束研究情况的报道，他最近从美国空军情报部主任一职引退。该射束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可以提供远为有效的防御，因而可能提供一种技术使防务概念彻底改革。卡特zheng府低估了这种威胁，只是在里根总统发起他的战略防御倡议时，人们才确切了解这些危险并采取了削弱苏联优势的行动。然而，早在１９７７年３月，《航空周和空间技术》杂志就发表了基根将军关于苏联全面威胁的范围的言论。他论证说，美国人一贯低估苏联军事实力和备战的规模，得出了灾难性*的结论，“苏联今天在发动、进行一场全球性*冲突并从中生存下来的能力远比美国及其盟国大得多。直到两年后发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数西方政治家才开始用这种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
　　当我于１９７７年９月再次访问美国时，卡特zheng府还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乐趣。卡特总统带给白宫一种新的不拘礼仪的看来符合时代气氛的作风。虽然人们对于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这主要归因于华盛顿对外来人的不满。他拥有他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卓越的助手，他们在观点上的分歧当时还不明显。
　　当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我曾于５月间在伦敦会见过他。尽管我对他的对外政策的怀疑日益增长但我还是喜欢他并期待与他再次见面。我们在白宫讨论问题时，总统极想为他最近提出的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倡议进行说明和辩解。虽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细节并且是个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但是我没有被说服。由于我确信可靠的核威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知道核武器必须经过试验才能成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随声附和这项政策。
　　同样地，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我无法同意卡特总统或者说还包括赛勒斯·万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所偏爱的解决方针。美国人坚持认为罗得西亚的安全部队应予解散。但我知道这对白种人——他们仍然享有对“武装斗争”的军事优势——来说如果没有某种真正的和平保证是永远也不会接受的。美国人还玩弄着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主张，这在我看来是同样地判断失当，因为考虑到如果他们想要说服伊恩。史密斯实行妥协的话，他们就需要南非zheng府站在他们这一边。
　　至少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同大使馆的怀有敌意的情况介绍进行争辩，那样做将会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新大使彼得·杰伊是卡拉汉的女婿。当这项任命宣布时曾经有人大声指责裙带关系。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并钦佩彼得·杰伊的。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了解会使他成为影子内阁的一位受欢迎的吸收对象。虽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对英美商会发表讲话的引言部分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喜悦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议在前一年的工党年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该讲话中这位工党首相说：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提高zheng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段没有特点而又稳妥的话正是由彼得·杰伊起草的。
　　事实上，我在美国期间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况是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之间的一次公开分歧。他们对关于格伦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勋爵的报告以及对什么是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的灭确政策持有不同意见。记者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点的兴趣大于对我在华盛顿会谈结果的兴趣，因而我不得不发表两次声明以试图平息事态。但是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我回国以后才能理顺。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方向和苏联野心的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这越来越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两个集团之间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从铁托元帅在１９４８年同斯大林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就一直处于一种异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镇压与大规模屠杀之后，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多少变得开明些，因为环境迫使他们指望西方提供财政支援和安全。这逐渐使南斯拉夫朝着某种假资本主义和准自由主义方向移动。如果铁托的每个行动不曾受到某种独特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奉承讨好，这类进展甚至还会更多。事实上，铁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像个幻想家。他说服了东方与西方这二者，或者甚至还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舆论，使它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国际大比赛中的一个重要参赛者。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就是在铁托倡导下成立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贷款营造了一场消费繁荣，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种混乱的半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汇款所致；但相应来说，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对该政权的影响就可能更加严重。
　　铁托本人的健康象征着南斯拉夫的脆弱性*并在支撑着脆弱的南斯拉夫。人们广泛地预料，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将发生混乱，那时苏联人是否会再次接管控制局面，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铁托在８５岁高龄时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是身体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访问已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铁托身体不好无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访问两度推延。
　　然而，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初的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在南斯拉夫总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位战友和老朋友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达了贝尔格莱德。我的第一项义务是攀登１５０级台阶上到阿瓦拉山顶向巨大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我没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们下山时我觉得寒冷彻骨。然而，总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热情的，不只是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报纸也是如此。
　　作为“铁娘子”，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苏联可能进行干预－阴－影下这一事实的人。看起来似乎矛盾，这一点正是使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战结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决。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证是，设午宴招待过我的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基罗·格利戈罗夫现在是新近独立的、虽然是陷入战火的马基顿共和国的总统。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和我在贝尔格莱德铁托的家里拜访了他。他的个性*很强，保持着某些对于他过去火焰似游击队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无疑丢弃了说明他战后统治地位的内在的坚强。我们讨论了关于苏联威胁的问题并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关于他身后之事这个隐隐呈现的问题没有包括在我们的会谈中。也许他早已断定，尽管有宪法规定的一切详尽的保证条款，这还确实将会是场大灾难。
　　在我启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曾要求我向铁托提出密络凡·德热拉斯案件问题，后者是铁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来一直批评国内事务。德热拉斯是最近获释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据我所知是继续受到骚扰的对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会消声匿迹回到监狱中去。我决定放一炮试探一下铁托的态度。我假装天真他说我对德热拉斯获释感到非常高兴。铁托对我怒目而视。
　　“是的，他已出来了。”总统说，“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继续扰乱我们的宪法，他就会径直走回监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