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声名卓著的印侨首领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于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一上码头，他便发现印度人在这里并不受人尊重。前来接他的达达·阿布杜拉先生本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富有商人，但甘地隐约觉得当地人看阿布杜拉先生的眼神中含有鄙夷。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处。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见前来协助处理这宗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顾虑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兰士瓦进行，他盘算着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说。
想不到甘地对《可兰经》①及伊斯兰教的了解帮了他的忙。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商人因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而对之产生了信任和了解。两三天 后，阿布杜拉便把甘地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介绍他认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身着欧洲人的长礼服，缠着印度人的头巾，这违反了当时南非 法庭对印度人的歧视性*规定，即印度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 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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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斯兰教的经典。
当时南非是英国殖民地，这里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歧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60年前后，欧洲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 利可图，他们同当时的印度zheng府取得协议，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聪者能干、刻苦耐劳的印度人在这块土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 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生意，进入商界，很多人从劳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来，定居经商，这种情况使当地白人 心怀戒惧。加之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们想尽办法，采取 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zheng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 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9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 搬到货车厢去。甘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 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踡缩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 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过是种族岐视的病症，重要的是设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给铁路局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陈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通知阿布杜拉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南 非的法律承认其合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将指示各站站长保证甘地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则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请他们到车站对甘地加以关照。当天晚 上，夜车开来，上面有给他订的一个铺位，甘地这才乘车离开了这个令他终生难忘的车站。
接下来是坐马车从查里斯城去约翰内斯堡，可是马车的白人领班从中作梗。他认为甘地不能和车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马车夫旁边，甘地为赶时间， 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思。可车到巴德科夫驿站时，白人领班又从马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到脚踏板上，示意甘地坐到车夫旁边的脚踏板上。这种侮辱也太过分 了，甘地忍无可忍，表示不从，可话音未落，凶蛮的白人领班便冲上来对甘地拳脚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这一暴虐的场面。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 亲身领略了南非种族岐视的严酷现实。
到达比勒托利亚之后，甘地拜见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贝克先生虽是位著名律师，却热衷于宗教事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伦敦 的时候，就对研究各种宗教产生了兴趣，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总会董事之一，在他主持的祈祷会上，甘地又结识了不少基督教朋 友，如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先生等等。那两位女士都上了年纪而且未婚，她们邀请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们住处喝茶，这又给甘地提供了一个与基督徒扩大交 往、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机会。每周日下午，他都如约前往，聆听两位女士的叙说，顺便把自己一周来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同时 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难和不便，陪甘地去参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天召开一次的大会，希望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与诚笃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广泛接触交往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宗教热情与向往。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各种宗教经典。除《圣经》、《吠陀》①外，他又买了《可兰经》及其他有 关伊斯兰教的书籍进行仔细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权威的通信往来，不断探索宗教问题。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 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观：即宗教没有好坏善恶之分，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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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教的经典，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
为处理案子，甘地结识了本案的被告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哈齐汗在比勒托利亚和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望旗鼓相当，他们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 物，哈齐汗还热衷于公众活动。了解这一点后，甘地便极力求助这位知名人士的帮助。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了一次大会，邀请比勒托利亚所有印度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 话就是力图驳斥这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 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 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 增强了团结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甘地为改变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过不少努力。他求见比勒托利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先生，向他陈述了当地印侨的苦处，虽未能产生立竿 见影的效果，但却引起了对方对印度人处境的同情与重视。他曾写信给铁路当局，痛陈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装合适，都可 以买头等和二等车票。他还对德兰士瓦和奥伦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他发现，在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歧视和偏见无所不及的国 度，印度人的权益和尊严毫无保障。这些严酷的事实使甘地得出一条结论：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国家，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他不断地 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主要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证据。甘地的这个角色*使他得以有机会研究这些经 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的工作过程，也从中了解到他们取舍材料、使用证据的一些秘诀。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长进。
甘地对这个案子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 事人都是富商大贾，恐怕也难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况且这件案子已占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间的恶感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 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赢这场官司，他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他考虑到，如果阿布杜拉要求哈齐汗立即付清全部赔偿，后者将面临绝境，要么破产，要么食 言，而这两者都是铁布·哈齐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个协调办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齐汗分期偿还这笔款项，阿布杜拉答应了。这样一宗旷日持久的 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未决的官司。这不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诀窍，而且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 的一面去打动人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 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甘地打赢了这宗官司，他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准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阿布杜拉的盛情举动意外地改变了甘地的人生轨迹。在西登罕时，甘地习惯性*地翻阅报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从这则新闻，甘地 得知当时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法案要剥夺所有印侨的选举权，而且还准备相继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侨的法案。甘地非常气愤。饯别会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 此事详情，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的人，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 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最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问：“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帮你们吗？”
阿布杜拉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来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更不耐烦买他们的帐。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受zheng府管辖。”
阿布杜拉的话使甘地明白了侨生与侨居的印侨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有必要消除双方的隔膜。他对大伙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难，这是置我们于死地的第一步，它将使我们从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严。”
甘地的责任感再次打动了这些印度商人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不仅把律师告诉他们的有关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只要甘地肯留下，他们愿意出钱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开支。
甘地答应暂且推迟归期，留下来解决争取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他个人的费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动经费。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月的暂时延期，而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开始。
当时南非纳塔耳印度人中，经济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数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众事务方面最负众望的领袖则是哈齐汗·穆罕默德。甘地认为：要进行斗 争，必须取得他们两人的鼎力相助。甘地说服了这两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商讨对抗选举法案的对策。
这次大会不仅侨居印度人受到邀请，在纳塔耳侨生的、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在邀请之列。到会的不仅有富商大贾，也有一般职员，德班法院的译员和 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全部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会议气氛热烈，所有与会者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面对侨团的苦难，这些来自印度不同角 落，分属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度侨民及其后裔，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不分贵贱全都表现出同样的忧虑与愤慨，都愿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属于自己的 责任。
会后甘地立即给纳塔耳立法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拉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长答复将该法案推迟二天考虑。
初战告捷，甘地一帮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拟好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征集到不少人在上面签字，送交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有几家新闻单位全文刊载了该请愿书并发表了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如此，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这一结果证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变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见，赢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面对现实，大伙寄希望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能出面干涉。他们准备给里朋勋爵送去一份大请愿书。甘地负责起草这份请愿书。他对南非印侨的了解大大 派上了用场，他还参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请愿书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辩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享有选举权实属天经地义。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艰苦努 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征集到1万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将请愿书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勋爵，其他则分别寄给报馆和出版社，以 诉诸公众舆论，大造声势。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一次被公诸于众，引起极大反响。《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对印度人的合理要求表示坚决支 持。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支持。后来里朋勋爵慑于压力，否决了这一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
事情刚刚开了个头，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侨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甘地长期住下来，甘地拗不过众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废，便准备 定居纳塔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纳塔耳租了一栋房子，购置了一些家具，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20多位商人当即聘请他当法律顾问。
甘地到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在这之前，他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注册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只需附上两 份品行证书即可。申请书一般是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 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由清一色*的欧洲人组成，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其实这是托辞，真正的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 界会使之失去在纳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但当初制定律师入会手续时尚未考虑到这一层，因而关于有色*人种能否入会尚无明文规定。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聘请 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大律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他出具品行证书。甘地照办。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甘地的 申请。登记注册并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让甘地摘下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奉命执行，对此他的许多同胞，包括阿布杜拉都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 而是为了保存力量以应付更大的斗争。
甘地获准成为高等法院律师，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跻身于先前只被欧洲人占据的领地，应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 个出类拔萃、生活优裕的大律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南非印侨争取权益上面，这也正是他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
他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将纳塔耳的印侨组织起来。来南非一年多时间，他早已注意到了南非印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致命弱点，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 于维护印度民族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达成共识，认为成立一个印度侨民的正式组织很有必要。 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宣告成立。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 先令，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 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 他们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 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 吁》，它用大量事实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 为一个有觉悟的印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识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 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 洲人家里做工的契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 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 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 法律，如果一个普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 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 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即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 便成了这些下层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 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zheng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zheng府同意，纳塔耳zheng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 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zheng府和英国殖民zheng府施加压力。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 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 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力，3英镑人头 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 通》。甘地满心欢喜。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 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撰写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 怀的感情，虽然在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 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 物告诉甘地：“你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 的印象是：梅赫塔爵士仿佛是喜玛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傲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 还是结识了一些朋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 子和已丧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 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纳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 虐了24小时后，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 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 以防传染病。由于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 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 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主要宾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 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 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白人当局只好在23天期满时的1月13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 令。但这一天上午8点，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 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 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准备前 往20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 生从中劝解，他们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 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搧倒在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 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装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zheng府依法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 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 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 向记者说明“科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①虐待南非境内 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②印度人，组成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 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处。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见前来协助处理这宗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顾虑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兰士瓦进行，他盘算着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说。
想不到甘地对《可兰经》①及伊斯兰教的了解帮了他的忙。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商人因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而对之产生了信任和了解。两三天 后，阿布杜拉便把甘地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介绍他认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身着欧洲人的长礼服，缠着印度人的头巾，这违反了当时南非 法庭对印度人的歧视性*规定，即印度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 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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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斯兰教的经典。
当时南非是英国殖民地，这里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歧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60年前后，欧洲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 利可图，他们同当时的印度zheng府取得协议，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聪者能干、刻苦耐劳的印度人在这块土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 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生意，进入商界，很多人从劳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来，定居经商，这种情况使当地白人 心怀戒惧。加之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们想尽办法，采取 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zheng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 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9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 搬到货车厢去。甘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 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踡缩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 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过是种族岐视的病症，重要的是设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给铁路局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陈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通知阿布杜拉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南 非的法律承认其合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将指示各站站长保证甘地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则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请他们到车站对甘地加以关照。当天晚 上，夜车开来，上面有给他订的一个铺位，甘地这才乘车离开了这个令他终生难忘的车站。
接下来是坐马车从查里斯城去约翰内斯堡，可是马车的白人领班从中作梗。他认为甘地不能和车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马车夫旁边，甘地为赶时间， 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思。可车到巴德科夫驿站时，白人领班又从马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到脚踏板上，示意甘地坐到车夫旁边的脚踏板上。这种侮辱也太过分 了，甘地忍无可忍，表示不从，可话音未落，凶蛮的白人领班便冲上来对甘地拳脚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这一暴虐的场面。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 亲身领略了南非种族岐视的严酷现实。
到达比勒托利亚之后，甘地拜见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贝克先生虽是位著名律师，却热衷于宗教事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伦敦 的时候，就对研究各种宗教产生了兴趣，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总会董事之一，在他主持的祈祷会上，甘地又结识了不少基督教朋 友，如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先生等等。那两位女士都上了年纪而且未婚，她们邀请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们住处喝茶，这又给甘地提供了一个与基督徒扩大交 往、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机会。每周日下午，他都如约前往，聆听两位女士的叙说，顺便把自己一周来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同时 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难和不便，陪甘地去参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天召开一次的大会，希望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与诚笃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广泛接触交往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宗教热情与向往。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各种宗教经典。除《圣经》、《吠陀》①外，他又买了《可兰经》及其他有 关伊斯兰教的书籍进行仔细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权威的通信往来，不断探索宗教问题。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 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观：即宗教没有好坏善恶之分，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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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教的经典，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
为处理案子，甘地结识了本案的被告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哈齐汗在比勒托利亚和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望旗鼓相当，他们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 物，哈齐汗还热衷于公众活动。了解这一点后，甘地便极力求助这位知名人士的帮助。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了一次大会，邀请比勒托利亚所有印度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 话就是力图驳斥这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 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 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 增强了团结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甘地为改变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过不少努力。他求见比勒托利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先生，向他陈述了当地印侨的苦处，虽未能产生立竿 见影的效果，但却引起了对方对印度人处境的同情与重视。他曾写信给铁路当局，痛陈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装合适，都可 以买头等和二等车票。他还对德兰士瓦和奥伦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他发现，在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歧视和偏见无所不及的国 度，印度人的权益和尊严毫无保障。这些严酷的事实使甘地得出一条结论：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国家，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他不断地 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主要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证据。甘地的这个角色*使他得以有机会研究这些经 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的工作过程，也从中了解到他们取舍材料、使用证据的一些秘诀。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长进。
甘地对这个案子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 事人都是富商大贾，恐怕也难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况且这件案子已占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间的恶感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 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赢这场官司，他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他考虑到，如果阿布杜拉要求哈齐汗立即付清全部赔偿，后者将面临绝境，要么破产，要么食 言，而这两者都是铁布·哈齐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个协调办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齐汗分期偿还这笔款项，阿布杜拉答应了。这样一宗旷日持久的 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未决的官司。这不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诀窍，而且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 的一面去打动人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 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甘地打赢了这宗官司，他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准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阿布杜拉的盛情举动意外地改变了甘地的人生轨迹。在西登罕时，甘地习惯性*地翻阅报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从这则新闻，甘地 得知当时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法案要剥夺所有印侨的选举权，而且还准备相继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侨的法案。甘地非常气愤。饯别会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 此事详情，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的人，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 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最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问：“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帮你们吗？”
阿布杜拉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来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更不耐烦买他们的帐。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受zheng府管辖。”
阿布杜拉的话使甘地明白了侨生与侨居的印侨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有必要消除双方的隔膜。他对大伙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难，这是置我们于死地的第一步，它将使我们从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严。”
甘地的责任感再次打动了这些印度商人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不仅把律师告诉他们的有关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只要甘地肯留下，他们愿意出钱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开支。
甘地答应暂且推迟归期，留下来解决争取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他个人的费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动经费。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月的暂时延期，而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开始。
当时南非纳塔耳印度人中，经济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数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众事务方面最负众望的领袖则是哈齐汗·穆罕默德。甘地认为：要进行斗 争，必须取得他们两人的鼎力相助。甘地说服了这两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商讨对抗选举法案的对策。
这次大会不仅侨居印度人受到邀请，在纳塔耳侨生的、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在邀请之列。到会的不仅有富商大贾，也有一般职员，德班法院的译员和 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全部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会议气氛热烈，所有与会者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面对侨团的苦难，这些来自印度不同角 落，分属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度侨民及其后裔，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不分贵贱全都表现出同样的忧虑与愤慨，都愿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属于自己的 责任。
会后甘地立即给纳塔耳立法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拉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长答复将该法案推迟二天考虑。
初战告捷，甘地一帮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拟好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征集到不少人在上面签字，送交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有几家新闻单位全文刊载了该请愿书并发表了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如此，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这一结果证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变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见，赢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面对现实，大伙寄希望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能出面干涉。他们准备给里朋勋爵送去一份大请愿书。甘地负责起草这份请愿书。他对南非印侨的了解大大 派上了用场，他还参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请愿书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辩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享有选举权实属天经地义。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艰苦努 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征集到1万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将请愿书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勋爵，其他则分别寄给报馆和出版社，以 诉诸公众舆论，大造声势。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一次被公诸于众，引起极大反响。《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对印度人的合理要求表示坚决支 持。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支持。后来里朋勋爵慑于压力，否决了这一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
事情刚刚开了个头，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侨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甘地长期住下来，甘地拗不过众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废，便准备 定居纳塔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纳塔耳租了一栋房子，购置了一些家具，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20多位商人当即聘请他当法律顾问。
甘地到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在这之前，他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注册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只需附上两 份品行证书即可。申请书一般是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 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由清一色*的欧洲人组成，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其实这是托辞，真正的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 界会使之失去在纳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但当初制定律师入会手续时尚未考虑到这一层，因而关于有色*人种能否入会尚无明文规定。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聘请 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大律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他出具品行证书。甘地照办。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甘地的 申请。登记注册并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让甘地摘下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奉命执行，对此他的许多同胞，包括阿布杜拉都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 而是为了保存力量以应付更大的斗争。
甘地获准成为高等法院律师，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跻身于先前只被欧洲人占据的领地，应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 个出类拔萃、生活优裕的大律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南非印侨争取权益上面，这也正是他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
他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将纳塔耳的印侨组织起来。来南非一年多时间，他早已注意到了南非印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致命弱点，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 于维护印度民族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达成共识，认为成立一个印度侨民的正式组织很有必要。 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宣告成立。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 先令，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 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 他们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 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 吁》，它用大量事实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 为一个有觉悟的印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识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 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 洲人家里做工的契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 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 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 法律，如果一个普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 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 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即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 便成了这些下层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 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zheng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zheng府同意，纳塔耳zheng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 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zheng府和英国殖民zheng府施加压力。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 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 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力，3英镑人头 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 通》。甘地满心欢喜。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 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撰写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 怀的感情，虽然在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 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 物告诉甘地：“你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 的印象是：梅赫塔爵士仿佛是喜玛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傲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 还是结识了一些朋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 子和已丧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 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纳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 虐了24小时后，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 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 以防传染病。由于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 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 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主要宾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 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 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白人当局只好在23天期满时的1月13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 令。但这一天上午8点，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 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 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准备前 往20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 生从中劝解，他们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 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搧倒在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 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装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zheng府依法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 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 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 向记者说明“科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①虐待南非境内 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②印度人，组成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 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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