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激流勇进的民族旗手
1918年11月，持续4年又4个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 英镑的粮食、物资和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 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 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 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 力，表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 有利于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 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 拉克的领导地位。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 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 求，如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 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 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在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 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 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巴德工人争取提高 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器，开阔了眼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年8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zheng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两手。1918年7月，英国zheng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 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zheng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 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zheng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双重政制”，即中央zheng府不变，在 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zheng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 很好的报告，却是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8月29日在孟买举行特 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 是：“我们可以接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 必整个拒绝。”
国大党大会如期在孟买举行，温和派人士班纳吉、巴素、玛桑达未出席大会。经过4天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1916年12月在勒克瑙所举行的全印国大 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治zheng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zheng府，方能满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会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负 责zheng府，不满印度zheng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相反论断。”“本会对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诚意谋求印度负责zheng府之新制，表示赞许。但鉴于其中若干建议，对目前形势 之若干发展有先入为主之嫌，深感整个建议令人失望且不满足。”大会认为省与中央应同时改进，主张彻底修改国会由印度事务大臣管理的原则；财政的自主应视为 印度人民传统的权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国务会议及伦敦印度评议会撤销等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那些拒绝出席孟买特别大会的温和派人士于11月1日也在孟买举行会议，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 的革新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选出代表，前往英国，唤起英国政治家与英国公众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计划，从此 大多数温和派领袖退出国大党，另外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联盟。
提拉克与贝桑特夫人已决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团到英国，对抗那些反印宣传。为此，61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月亲自率队赴英。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 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zheng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 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战争的结束并未给人民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无视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 族自决和自由民主要求，却进行了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威尔逊的十四点允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世界革 命的首次高|潮来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俄与资本主义的革俞运动连成一片，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统治。
作为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国在战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国、印度、阿富汗、埃及，乃至爱尔兰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争。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1919年的印度也进入了决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年的来临，各阶层的不满与忿怒越来越按捺不住，预示着一场伟大斗争即将到来。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zheng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 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 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zheng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 无论是1899年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 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自己对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所以即便1918年的孟太古——蔡姆 斯福特改革法案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对英国还是抱着幻想，主张予以接受。但是“罗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伤害了甘地的感情，动摇了他对大英帝国的信 念。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 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 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 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力。”
为推动这一运动，甘地在孟买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并被选为主席，半个月时间，协会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以后各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积极响应，签名人数急剧增加，最后，甘地将签名誓约通过报界公诸于众。
印度各阶层对甘地的呼吁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与罢工连绵不断，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而zheng府实现其建议的决心也日见坚决。甘地参加了帝国立法议会 对罗拉特法案进行的最后一轮讨论。当时一些反对罗拉特法案的印度藉议员曾作过激烈而雄辩的演说，可是无济于事，zheng府主意已定，一切不过形式而已。结果，帝 国立法会议不顾全体印藉民选议员的反对，强行通过罗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抵抗，zheng府仍无动于衷。甘地认为现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发动非暴力运 动这条路了。为了壮大声势，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应邀前往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讲。当时，甘地身体虚弱得站不起来，甚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讲话的时 间稍长一点就会浑身颤抖，脉膊异常，但他毅然坚持长途旅行，到处呼吁呐喊。在那里，甘地结识了国大党著名活动家拉贾戈帕拉戛查理。不过当时除了举行公众集 会外，甘地尚无进一步计划。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当晚，甘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据他自己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 种自洁与自苦的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 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 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 达，德里提早发起了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 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 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 晨，甘地率数千群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 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 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孟买的总罢市由于精心准备和甘地亲自指挥而相当成功，其方式是选择那些最不得人心的法律，实施不服从。如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 制盐。销售禁书，并以甘地著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吉拉特文译本）为主。出售禁书一则可以坚定人们不服从的决心， 同时还可以借以筹集不服从运动的经费。甘地和奈都夫人亲自用车兜售，人们冒着入狱的风险，不惜重金，将这些禁书抢购一空。甘地还亲自主编非法刊物《非暴力 抵抗》杂志，每周一上午准时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 拘捕，并被押上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 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 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 喜若狂，他们马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斯福特市场时，一大队骑警挡住去路，警官下令驱散群众，顷刻间砖头乱 飞，刀枪狂舞，游行队伍很快被冲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人挤伤，骑士和民众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游行队伍被驱散后，甘地驱车前往警察局控诉警察的暴行。
当甘地向局长描述事件经过情形时，局长强词夺理。他说：“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前进，是为了避免发生骚乱。人们不听劝告，我只好下令骑警驱散群众。”
“可是也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那结果你当然知道。”甘地争辩道。
局长辩护说：“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场唇枪舌战之后，警察局长最后说：“如果你确知人们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乔巴蒂海滩上对群众发表演讲，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行动。在那里，甘地详细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谴 责一些人在运动中缺乏自制，制造了骚动和不安，认为这不是非暴力抵抗，这比反抵抗还要有害。凡参加了非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何使用暴力的行动，即使是 拿一块石子去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他说：“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原则。”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 协助当局控制局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 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 便逐出阿姆利则。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zheng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zheng府的行为。当和平游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 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zheng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 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 何警告便对群众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 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 入狱，其中包括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zheng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 他不断向人民解释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 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zheng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zheng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zheng府颁发的勋章，并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zheng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 日在阿拉哈巴德开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zheng府也 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员会，国大党对zheng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 报的另3位董事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 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 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 奇·兰·达斯、阿巴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 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 会议上，甘地第一次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zheng府 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zheng府的合作，才能对zheng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 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zheng府的合作，印度教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zheng府的封号和荣誉， 或者继续为zheng府服务。如果zheng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释， 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势，英国zheng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 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作为新的印度zheng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 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zheng府的根本 权力毫无触动。英国zheng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 传土布精神和提出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 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强烈反对。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反对新近颁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 要、令人失望”，甘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zheng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 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大局，大会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案称：
1．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zheng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zheng府。
4．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zheng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50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 提出，大会未对旁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zheng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耶将军的职务，并认为印度zheng府与旁遮普省zheng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 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里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项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 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在南非公众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 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 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 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毫无 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 艰苦细致却意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 的地位。英国首相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 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 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予以全力支持。 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 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zheng府的 诺言，极为愤怒。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 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 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 虑。只看其不切实际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合法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 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 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zheng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工。但不合作不适用 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未成 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会我们时，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 缓缓进行，一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 任的立场，希望英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 对zheng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 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 英镑的粮食、物资和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 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 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 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 力，表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 有利于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 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 拉克的领导地位。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 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 求，如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 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 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在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 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 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巴德工人争取提高 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器，开阔了眼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年8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zheng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两手。1918年7月，英国zheng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 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zheng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 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zheng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双重政制”，即中央zheng府不变，在 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zheng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 很好的报告，却是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8月29日在孟买举行特 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 是：“我们可以接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 必整个拒绝。”
国大党大会如期在孟买举行，温和派人士班纳吉、巴素、玛桑达未出席大会。经过4天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1916年12月在勒克瑙所举行的全印国大 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治zheng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zheng府，方能满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会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负 责zheng府，不满印度zheng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相反论断。”“本会对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诚意谋求印度负责zheng府之新制，表示赞许。但鉴于其中若干建议，对目前形势 之若干发展有先入为主之嫌，深感整个建议令人失望且不满足。”大会认为省与中央应同时改进，主张彻底修改国会由印度事务大臣管理的原则；财政的自主应视为 印度人民传统的权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国务会议及伦敦印度评议会撤销等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那些拒绝出席孟买特别大会的温和派人士于11月1日也在孟买举行会议，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 的革新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选出代表，前往英国，唤起英国政治家与英国公众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计划，从此 大多数温和派领袖退出国大党，另外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联盟。
提拉克与贝桑特夫人已决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团到英国，对抗那些反印宣传。为此，61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月亲自率队赴英。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 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zheng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 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战争的结束并未给人民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无视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 族自决和自由民主要求，却进行了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威尔逊的十四点允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世界革 命的首次高|潮来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俄与资本主义的革俞运动连成一片，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统治。
作为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国在战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国、印度、阿富汗、埃及，乃至爱尔兰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争。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1919年的印度也进入了决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年的来临，各阶层的不满与忿怒越来越按捺不住，预示着一场伟大斗争即将到来。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zheng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 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 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zheng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 无论是1899年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 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自己对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所以即便1918年的孟太古——蔡姆 斯福特改革法案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对英国还是抱着幻想，主张予以接受。但是“罗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伤害了甘地的感情，动摇了他对大英帝国的信 念。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 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 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 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力。”
为推动这一运动，甘地在孟买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并被选为主席，半个月时间，协会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以后各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积极响应，签名人数急剧增加，最后，甘地将签名誓约通过报界公诸于众。
印度各阶层对甘地的呼吁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与罢工连绵不断，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而zheng府实现其建议的决心也日见坚决。甘地参加了帝国立法议会 对罗拉特法案进行的最后一轮讨论。当时一些反对罗拉特法案的印度藉议员曾作过激烈而雄辩的演说，可是无济于事，zheng府主意已定，一切不过形式而已。结果，帝 国立法会议不顾全体印藉民选议员的反对，强行通过罗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抵抗，zheng府仍无动于衷。甘地认为现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发动非暴力运 动这条路了。为了壮大声势，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应邀前往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讲。当时，甘地身体虚弱得站不起来，甚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讲话的时 间稍长一点就会浑身颤抖，脉膊异常，但他毅然坚持长途旅行，到处呼吁呐喊。在那里，甘地结识了国大党著名活动家拉贾戈帕拉戛查理。不过当时除了举行公众集 会外，甘地尚无进一步计划。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当晚，甘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据他自己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 种自洁与自苦的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 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 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 达，德里提早发起了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 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 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 晨，甘地率数千群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 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 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孟买的总罢市由于精心准备和甘地亲自指挥而相当成功，其方式是选择那些最不得人心的法律，实施不服从。如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 制盐。销售禁书，并以甘地著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吉拉特文译本）为主。出售禁书一则可以坚定人们不服从的决心， 同时还可以借以筹集不服从运动的经费。甘地和奈都夫人亲自用车兜售，人们冒着入狱的风险，不惜重金，将这些禁书抢购一空。甘地还亲自主编非法刊物《非暴力 抵抗》杂志，每周一上午准时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 拘捕，并被押上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 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 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 喜若狂，他们马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斯福特市场时，一大队骑警挡住去路，警官下令驱散群众，顷刻间砖头乱 飞，刀枪狂舞，游行队伍很快被冲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人挤伤，骑士和民众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游行队伍被驱散后，甘地驱车前往警察局控诉警察的暴行。
当甘地向局长描述事件经过情形时，局长强词夺理。他说：“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前进，是为了避免发生骚乱。人们不听劝告，我只好下令骑警驱散群众。”
“可是也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那结果你当然知道。”甘地争辩道。
局长辩护说：“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场唇枪舌战之后，警察局长最后说：“如果你确知人们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乔巴蒂海滩上对群众发表演讲，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行动。在那里，甘地详细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谴 责一些人在运动中缺乏自制，制造了骚动和不安，认为这不是非暴力抵抗，这比反抵抗还要有害。凡参加了非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何使用暴力的行动，即使是 拿一块石子去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他说：“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原则。”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 协助当局控制局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 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 便逐出阿姆利则。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zheng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zheng府的行为。当和平游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 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zheng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 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 何警告便对群众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 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 入狱，其中包括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zheng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 他不断向人民解释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 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zheng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zheng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zheng府颁发的勋章，并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zheng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 日在阿拉哈巴德开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zheng府也 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员会，国大党对zheng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 报的另3位董事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 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 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 奇·兰·达斯、阿巴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 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 会议上，甘地第一次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zheng府 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zheng府的合作，才能对zheng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 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zheng府的合作，印度教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zheng府的封号和荣誉， 或者继续为zheng府服务。如果zheng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释， 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势，英国zheng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 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作为新的印度zheng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 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zheng府的根本 权力毫无触动。英国zheng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 传土布精神和提出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 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强烈反对。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反对新近颁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 要、令人失望”，甘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zheng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 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大局，大会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案称：
1．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zheng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zheng府。
4．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zheng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50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 提出，大会未对旁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zheng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耶将军的职务，并认为印度zheng府与旁遮普省zheng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 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里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项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 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在南非公众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 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 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 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毫无 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 艰苦细致却意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 的地位。英国首相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 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 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予以全力支持。 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 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zheng府的 诺言，极为愤怒。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 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 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 虑。只看其不切实际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合法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 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 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zheng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工。但不合作不适用 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未成 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会我们时，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 缓缓进行，一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 任的立场，希望英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 对zheng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 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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