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跌荡起伏的独立运动(2)

随后甘地又给总督去电，要求会晤，总督应允。8月25日，甘地、帕迭尔、尼赫鲁、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总督会晤，28日谈判结果公布，称第二次协定。 协定规定甘地应出席圆桌会议，zheng府立即调查巴多里事件，其他类似事件，则由正常方式提出。国大党如认为zheng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这样， 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决心从西姆拉搭乘特别专列赶上了29日开往伦敦的邮船，开始了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开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时就曾自订守则，如遇本人或旁人紧急 危难必须讲话时或应总督与高级官员的约见而不能保持缄默时，虽在静默日，还是可以讲话。因此，这一天甘地还是代表国大党发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着合作的态 度与谋取协议的精神而前来伦敦的，他希望会议闭幕时，能带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离开英国。
可是他很快发现，会议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远。英国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问题的考虑，而把时间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无关主旨的问题上。会议中大多数 印度成员对英方的政策亦步亦趋，说得确切些，这些人代表着印度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并且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发展和保护。至于 那些来自教派问题上的各种“少数”和“多数”集团，更是以彼此之间不能取得一致而闻名。英国zheng府正是看中这一点而把他们请到圆桌会议上来的。
在这样一个集会上，甘地企图接触民族的自治与发展问题，显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不修边幅与这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和衣冠楚楚的与会代表也形成鲜明的对 照。在很多时候，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他的努力。在少数委员会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时间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会 议，试图解决教派问题，但宣告失败。随后他建议，在事先不达成教派协议的情况下，完成制宪工作。这一建议也遭到少数党的拒绝。甘地则拒绝在中央实施两头政 治，并反对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责任zheng府。
他所主张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独立地管理印度的财政、国防和外交。
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这次伦敦之行必以无结果告终。11月28日，新任首相麦克唐纳在他亲自主持圆桌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拟议中的印度 zheng府乃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利，若干权利仍由殖民zheng府把持，以及未来在印度的选举中将采取依宗教划分的保留制等。这一切令甘地无比义愤，他即席发言， 毫无掩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想印度大陆争取自由的伟业，也不是唇齿之争可以解决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还是要来解释国大党的立场。假如大家 真能了解印度是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自由的，我想你们便会发现我常常有着可以协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随意欣赏，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而不是纸花。我 所争的不是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国家能由奴隶的地位得到自由。”
12月1日，第二次圆桌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圆桌会议进行期间，英王曾召见圆桌会议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 宫觐见，不合定规。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 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诡谲地答道：“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虽然谈判失败，但借这次欧洲之行，甘地却给欧洲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装束、独特的饮食习惯，令人难忘。他拒绝到豪华宾馆下榻，情愿到伦敦东区 贫民窟投宿，他会见矿工、孩子，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萧伯纳、路易·乔治、拉斯基教授、林赛博士、欧文爵士、查理·卓别林等广泛接触，均收到了较好的宣传 效果。
甘地旅欧期间，正值英国经济危机积重难返、失业剧增、世风日下之时。对英国人来说，甘地既富魅力，同时又令人不安。在人们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围 中，他向世人宣传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张：“因为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 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条道路。”欧洲人虽然对他的学说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动身返回之时，数千名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 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铁路沿线两侧，渴望一睹站在三等车厢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欢迎的人群把整个巴黎北部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人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在罗马，他警告法西斯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旅欧期间，甘地对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危机发表了看法。当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认为危机是暂时现象，甘地曾就此问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毫不掩饰 地表示：“我不相信这套理论。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问题，大量生产的结果将是世界的悲剧。如果每一国家都大量生产，市场便发生问 题。眼前机器也许可以供给人们的需要，但毕竟集中在少数地区，势必要设法注意分配问题。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区都能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否则便难免不发生极 大麻烦。”谈到印度的未来生产计划，他肯定印度今后也是要大量生产的。但不是以暴力为基础，也不是由少数工人操作复杂机器来进行，而是在每一个劳动者家里 进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简单的机器。他否认他从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对的只是集中生产的大机器，凡是不能为大众共享的东西，他都反对，尤其厌恶特权与垄 断。
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他出国期间，zheng府不仅未遵守他与总督的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活动，一切和平已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对zheng府的妥协转移了群众斗争的视线，在印度造成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主动权已掌握在zheng府手中，从而大大便利了它对运动的扼杀。1 月4日，甘地和当时的国大党主席被关进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随之一切和它联盟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组织，如农民协会、 青年团、学生联谊会等数千个社团组织统统被宣布为非法。新闻、报纸、通讯受检查，言论自由被取消，房产、财物等均遭没收。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对国大党和进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时，英国也在形式上准备扩大地方自治的基础，给一些效忠zheng府的势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得以贯彻，依照麦克唐纳的“宪治方案”，少数派将实现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进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