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学育才
这场争论不仅形诸于章奏，而且笔之于函牍。作为门生、部属的刘秉璋曾致函李鸿章提出责难，而李鸿章则“托干净臣诤友之义”，复信“聊布腹心”，进行驳论。李、刘之争，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时文、试帖、小楷和要不要学习“洋学”的问题上。刘秉璋以避免“招人非议”和“制科代有伟人”为由，竭力维护时文、试帖、小楷。李鸿章批驳说：“招人非议，是专就人一面看，当论是非，不论毁誉也。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此所已知者也。”“至称制科代有伟人”，曾国藩、李鸿章“皆科目得之”，“此论前数年早已辟过，尚记忆否？”即使有几十个曾、李，“洋务亦断办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
刘秉璋还以“圣道”贬“技艺”，主张“用夏变夷”，反对设立所谓“用夷变夏”的“洋学局”。李鸿章严正回答：“又谓算学比于天文，生为六艺之一，圣人未尝不讲究。兄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又谓格致测算无非欲其用诸制造，然天地万物万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又谓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所齿斤于夷夏之防，则必吏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请问公有何术乎？”
刘秉璋最后危言耸听地说：改功令，学洋学，“言之而行则误国，不行则损望”。李鸿章坚定地表示：“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当然，他并不知道“必来取法”的“王者”，会是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阶级的反对力量——资产阶级。
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
1874 年李鸿章还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度本身。但是，同光之交关于变通科举之制的论争，却把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推向前进。1878 年 2 月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断言晚清“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究其根源，就在于上自朝廷下至士子无不崇尚“科目、时文、小楷”的恶果。他把批判的锋芒首次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这些见解明显地超越了同时代洋务官僚头面人物的认识水平。
还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为章刻明朝波滨蔡先生遗书所写的序言中，特地借题发挥，抨击晚明科举之制，以古讽今。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论晚明积习之弊，以志余慨焉。”他写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人才虽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 或不尽衷于道，盖其时科第重而朋党兴，居风气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书文取士，其始风气浑朴，往往根抵经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荐举，故凡巨儒硕彦多出为时用。中叶以降，制艺试士既久，陈篇旧句盗袭相仍，于是格律变而益精，风尚穷而益变，向之所谓根抵经史、涵泳道味者转较迂而不切，未由适中度程其高下情浊之矩，有司意为去取，如风之漻然于长空而不可执也。是时科第既益重，豪之士槁项没齿冀得，当于一试幸而得之，英光锐气耗减略尽， 奚暇他求。故论者谓有明一代无学问者，非无学问也，举业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习于见闻，风气所趋，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进者，仕宦不逾常调，计典不入上考，暨其极敝，知有师生之谊而不计国事，知有门户之党伐而不论是非，虽其雅负时望犹蹈此失，况汶汶于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掳忠，匡救百一，势孤援弱，亦终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园事日棘，乃拔一二异才于举业之外，犹必群力倾排，务俾颤沛而后已。此其未流所锢，日即沦胥，虽圣人其能振救之哉。虽然其所托为孔孟传道之书，则其说甚纯无瑕，其初立法取明理达意而止，视夫专崇未技炫巧斗妍而无实义者，犹为质胜于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
在这里，李鸿章虽然名曰“论晚明积习之弊”，但其真意却在于影射清末偏重科第造成“无学问”、“人才衰”和“朋党兴”等严重后果，为改革现实的科举制度寻找历史的根据。正象曾纪泽所说的那样：“抉摘晚明科第朋党之弊，不遗余力，此文殆有为而言之。”
第二，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
60、70 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 80 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不谙世事、醉心利禄之徒，大都出之于科甲正途。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学兼汉宋，道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成份，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李鸿章的认识和实践是脱节的。甲午战后，他曾反思说：“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废科举，更不敢奏请易官制，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
自 70 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支持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支持罗应旒。1879 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建议在不改变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另辟途径，造就精通实学和西学的人才。他认为选举之法“舍词章外无另设专科之理”，主张“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尽弃其时文、诗赋之学”，而“视其才之相近者”令研究各科实学和西学，“学有成者，由掌院与督抚视其才之大小保奏录用。”清童令李鸿章、沈葆桢“妥议具奏”。沈葆桢在复奏中，既断言“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又赞美时文，主张存时文去诗赋。李鸿章的态度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罗应旒之条议，如兼课西学以资实用，鼓励巧工以新制造，……均可节取而酌行之。将来遇有此等事件，应由臣等随时请旨核办。”
一次是支持潘衍桐、谭宗浚。1884 年正当中法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呈递《奏请开艺学科折》，认为“求才不若储才”，指出当时中国急需“边才”，“夫边才莫要于知兵，而知兵莫先于制器”。他建议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并对那些经过实际锻炼著有成效的艺学科乡会试举人、进士，分别等第量予官职，“如此乃足得异才而收实用”。潘氏批驳了所谓“中国文物之邦，不宜以外洋为法”、“用洋人之长技以敌洋人，必干事无济”等谬说，断言只有学习“外洋”，开设艺科，才能使“真才可望奋兴，而边务亦资得力矣。”潘氏关于开设艺科之请，犹如投石击水，使自同光之交论争以后一度趋于沉寂的政坛又掀起新的波澜，潘折上后，清童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衙门妥议具奏。于是御史方汝绍、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等纷纷应诏陈言，时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左宗棠也特地写了《艺学说帖》。据翁同龢日记透露，他于 1884 年 7 月 22 日在内阁大堂就看到涉及艺科问题的奏折 4 份，其中潘衍桐拆“请开艺学科”，王邦垒折“专驳潘析，以为于人心风俗大害”，方汝绍折“暗驳潘，而以宜讲实学吏治将才边防等”，左相说帖则认为“艺学当兴、开科不必，或令学政试取算学等”。据李慈铭从邪报抄录的上谕说：唐椿森“奏曲艺不宜设科”。由此可见，对于潘氏开艺科之请，议复者们有的“专驳”，有的“暗驳”，有的倡言“兴艺学”而反对“开艺科”，几乎没有一个知音和公开赞助者，最后经内阁会议奏驳，清屯令“毋庸置议”。
潘氏关于“开艺学一科以储人才”的主张，虽然遭到守旧势力的批驳，但却博得持有相似见解的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本来潘折曾请敕下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妥议复奏”，但是清廷却只令朝臣议复，并没有征询南北洋大臣意见。所以李鸿章只能在私下发表自己的看法。李鸿章致函吴汝纶说：
俗人谈西学，惊为河汉，不知其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同文馆初设，中外哗然。近人艺科一疏，朝士争指为异端，时学之锢人如此其深也。
鸿章在写给洪钧的信中还透露出两则重要消息：
谭叔裕为人草奏请开艺科，遂为巨公所恶，求免京察而不得，以历练已深、屡陪中赞之编修，竟出之云南矣。崔惠人召见，蒙谕以翰林习小楷试帖为无用。圣明英武，承于慈闱，此真转移好机会，惜惠人未能畅对也。
谭叔裕名宗浚，广东南海人，与潘衍桐有同乡之谊，潘氏请开艺科一“疏草于编修谭宗浚”。谭氏因此而遭致守旧势力的忌恨，时隔一年，就被贬为云南粮储道。崔惠人名国因，翰林院侍讲，1889 年因出使美国而被光绪召见。李鸿章既为谭宗浚的不幸遭遇而愤愤不平，又为崔国因的怯懦失机而抚膺叹息。
自 70 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除了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实行自己早年提出而被清廷否决的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即洋学格致书馆的主张，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辈只有尽所能为其（按指朝廷）所不能为者”。
李鸿章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士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将弃，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弃，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 性习使然。”他断言“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灾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他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分别于 1880、1885 年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 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在办学实阶中，发现清廷任官重科甲正途而直接影响着学堂学生的来源和质量。他说：“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他为此而忧心仲仲，不得不趋就现实，力图通过为学堂人员争取“与正途并重”或“由科甲进身”而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1885 年清廷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应诏陈言，指出编练水师必须“选将取才”，建议对学堂人员“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严以考核之法，俾贪情者立予罢斥”。
1887 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是年，御史陈绣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奕譞等人认为“试士之例未可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建议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准生监报考算学，除正场仍试以四书、经文、诗策外，其经古一场另出算学题目，考生果能通晓算法，即报送总理衙门复勘注册，遇乡试之年，考生亲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如人数在 20 名以上，于乡试卷面统加“算学”字样， 与通场士子一起考试，不另出算学题目。试卷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 20 名于额外取中 1 名，“文理清通即为合试”。但卷数虽多，中试人数不得超过 3 名，“以示限制”。至于会试，则因向无另编字号之例，所以凡算学中试的举人，“仍归大号，与各该省土子合试，凭文取中。”在他们看来，“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改科举得人之法，似亦鼓励人才之一道”。奕譞等人提出的方针办法，得到慈禧的批准。李鸿章企图授例为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争取科甲正途出身，特地上疏说：
查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材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观光者，倘异日得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资，未始不可为御侮干城之选。……合无仰恳天恩府准于乡试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学者，由本省学臣考试咨送外，所有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届时就近由臣处遴选文理清通者，开单咨送总理衙门，听候考试录送，一体乡试，以资鼓励而广登进。若幸而获隽，仍归学堂及水师陆军调用，俾收实效。李氏此议，奉旨允准。所以 1888 年天津水师武备学堂教习及学生得以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
这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西学和中学同考，把八股取士的藩篱冲破了一个缺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科举改革乃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由于早期维新志士和某些洋务官僚的倡导，科举改革思想已经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这股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变通考试功令，兴办洋学，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是这股社会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接近早期维新志士，而稍高于其他洋务官僚头面人物。李鸿章同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志士关系密切，冯、郑、王等侧重于言论，李鸿章则侧重于实施，前者往往向后者提供建议，后者往往有选择地实施前者的主张。这正是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超过同僚的主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思潮，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促进了学堂的涌现和西学的渗入科举，从而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沦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官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恩潮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进的。他们从各自的阅历出发，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科举、造就人才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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