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洁朝封建统治者与越南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关系，既不为政治统治，又不为经济掠夺，而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及至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越两国人民都面临着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运和反对殖民者的共同任务。清朝统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给予援助的清势下，也不能不言所行动。早在 60 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 年法国派安邺率军侵犯河内地区，留驻在中越边境的中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及其领导人刘永福响应越南政府的号召，驰援河内，大破法军，阵斩安邺。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却在法国的讹诈下，与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1880 年以后，法国积极筹划武力夺取越南北部，并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西南边疆。面对法国的咄咄进逼，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把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最早关心中法和战问题的是驻英、法公使曾纪泽。1881 年他在与法国频频交涉的同时，建议清政府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总理衙门首先与李鸿章商讨，李鸿章提出：采取军事措施，添派兵船随同运米的招商局轮船前往越南红江游弋，“藉壮声威”；通过外交途径作越南方面的工作，“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他认为这样“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我国”。随后总理衙门上疏陈言，清廷决定战备、和议双管齐下，“以理谕之，以势遏之”，“二者交相为用”。
1882 年 4 月，李威利率领法军攻陷河内，越南形势日趋严峻。在清朝统治层中，积极备战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5 月 30 日清廷饬令滇粤陆军出防场外，广东兵轮效期出洋，福建兵轮亦调得力者前往，“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正在这时，李鸿章因其母去世，回籍奔丧。直隶总督一职由淮系要员张树声署理，而中法外交之争则主要由曾纪泽负责处理。曾纪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针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不断升级而接连提出抗议，强调中国与越南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力主维持中越权益。法国则坚持越事与中国无关，以不子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对抗。这样，中法交涉陷入僵局。
9 月车鸿章奉命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随即谋求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会谈。11 月 24 日双方正式开始谈判。这样，外交的主战线就从巴黎转至天津。在谈判当中，宝海一面老调重弹：法国与越南前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则是为了“靖匪党”，而中国追兵深人越境是破坏和局，制造衅端；一面提出以中国撤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进行欺骗和讹诈。李鸿章倾向妥协，建议清廷不要错过机会，“速致滇粤疆吏转饬将领按乓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12 月 28 日宝海与李鸿章的代表马建忠会商协议条款，据称“相互辩论三时之久，稿经七八易而成”。条文要点是：倘中国将云南、广西之兵自现在屯扎之地退出，法国即声明它“毫无侵占土地之意”和“毫无贬削越南之谋”；准许外国商人溯红河到中越边界从事对云南的贸易，并在保胜设口岸，驱除“盗贼”（主要是指刘永福黑旗军）；在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法中两国保护。李鸿章公然把这种妥协让步的协议，看成是自己折冲樽俎之功。
李、宝协议原意是要为中法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1883 年 1 月总理衙门对协议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到 2 月却因法国内阁发生变动而出现波拆。被公认为“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的茹费理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一贯藐视中国而主张对华强硬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他们不满意前任政府对越事政策的“迁缓”，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侵略方针，断然否决李、宝协议，并撤销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这使得李鸿章骤然陷人被动的地位，朝野责言繁兴。曾纪泽攻击李鸿章为宝海所骗。而有的外国评论家却悦“宝海受了李鸿章的欺骗”。其实，李、宝都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协议，主要是因为它以议和来掩盖阶段性军事准备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而条款又未能满足其侵略餍欲， 当然这也同新旧内阁对外政策的激缓有直接关系。
法国内阁改组，李、宝协议告废之后，空气骤然紧张。法国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法军在加强对越军进攻、占领南定等地的同时，蓄意向中国挑衅，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运米船只，加紧进攻刘永福的黑旗军。这使李鸿章十分恼怒，当宝海再度见到他时，“这位总督象拳师那样紧紧握着双拳”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事情似乎只有这样办”，表示要以武力一决雌雄。
清廷的态度一时也有所改变，谕令有关大员实力讲求战备，“不可稍涉疏懈”，“以杜诡谋，而维大局”。5 月清廷以怯越事急，旨命请假回籍葬母的李鸿章秉金革毋避之古训，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也许真的觉得只有他这位“威望素著，通达事变”的人物方堪此任；另一方面也正如李鸿章自己所察觉到的， “这次任命是他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
面对此情此势，李鸿章非常气愤，报怨这是“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令人寒心”。他拒赴前敌，复奏公然提出不去广东、暂性上海的方略。清廷无奈，只好照允，并于 6 月 6 日命他仍回北洋大臣署任。6 月 8日他致函总理衙门，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警告“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局”。6 月 16 日他又上《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并附《滇粤防务宜责成疆臣并请简员驰往法国交涉片》，系统地表述了他的避战求和的观点。他承认法国侵略越南对于中国育着严重的危害，说“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戒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边患固无已时”。他认为法国并越之念甚坚，不会甘心释手，而“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但是，对于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并没有使之得出应该抗战的结论和下定抗战的决心。他声称“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兵连祸结，防不胜防”；法国海军强盛，中国海军难以御敌；中国兵弱饷乏，久战终必不支；兵端一开，中国既添近优，又贻后患；越南悖妄，毋须顾之。李鸿章避战求和的主张，遭到清流派健将的批驳。张佩纶、陈宝深、张之洞等在李鸿藻的支持下，纷纷要求清廷对法采取强硬政策。他们打着“天子守在四夷”的旗号，主张援越抗法，以固藩篱而卫门户。在他们看来，虽然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只要海陆军有机配合，扬长避短，并非不可与法国决以胜负，只要坚持持久战，法国必将知难而退。他们指出，列强恣意侵凌，民族危机白益严重，并非导源于抗战，而正是由于因循、偷安“几冀和局”造成的结果。
李鸿章在避战求和思想的支配下，从抵沪暂驻到回任北洋后的数月中，主要与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在上海，自 6 月 6 日至 7 月 1 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会谈五次，另外还间有函件往来。当时法国政府企图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不但承认它在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而且承认它所谋求的在北圻的侵略地位。脱利古既然受命于此，又因原来就是法国政府“主战派手中的一个柔顺的工具”，所以与李鸿章一开始接触就表现得十分骄麦、强硬，声称“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中国若不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有时，李鸿章稍事辩驳，他即忿然作色，拂衣而出。孪鸿章则以相当的耐心和柔韧应对。开始交涉的主要胶着点在于：脱利古强调，法国对越用兵，是为了维护 1874 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所“应得之权利名分”，与中国无涉，中国不论明助或暗助越南，即为与法国失和。李鸿章表示，中国并不打算与法国失和，没有也无意明助或暗助越南，但是申明越南为中国属国，对法越 1874 年条约，中国“未尝明认”，他并致电曾纪泽以统一口径。曾纪泽认为，李之“驳甲戌约”，“申言尤妙”，亦着力坚持之。在脱利古看来，李鸿章“系统地抗拒了他”，“而且做出了一种最傲慢的态度”，他认为清方的策略是使法国麻烦、厌倦和疲竭，激起法国国内舆论反对内阁。但脱利古认定，中国的武力准备“虚而不实”，主张法国应立即对越南宣战，“给顺化方面以重大的打击”，从而压迫清政府改变态度。然而脱利古在谈判中却改换策略，“忽变前此凶悍情状，似欲和衷婉商”，企图施展阴柔的伎俩，诱骗清政府承认《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认可法国对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放弃过问越事的权利，允许法国染指云南。李鸿章当即表示“各节与中国意见未合”，不能接受，要“中国日后不能干预越事，断做不到”。李鸿章看出与脱利古的会谈在短时间里难有突破性进展，便于7 月 5 日离沪赴津。脱利古向其政府报告说：“李躲避了，……他的离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国进行的谈判的破裂”。但“北京朝廷不愿断交，它更小心不向我们宣战”。正是抓住清政府的这一弱点，脱利占主张与中国断交，采取“刚勇”、“强力”的行动，说这样做，“那些只与强者协商的中国人，必将首先向我们让步”，“我们必将看到中国的匪帮在我们面前退却”。法国政府没有与中国断交，但却派军直逼越南部城顺化，并于 8 月 25 日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9 月 18 日脱利古与李鸿章在天津恢复会谈。脱利古表面上“词气甚和”，但实际上变木加厉地进行讹诈，提出所谓三条办法：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剿除北圻土匪；另计中法边界。据脱利古的解释，“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是基于越南地方现在全归法国保护而言；所要剿除的“土匪”，系指刘永福的黑旗军；所谓“另订中法边界”，是指在法国保护全越的前提下，“拟将广西、云南边界再放宽些”。李鸿章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商量”，明确表示：“越南为中国属国，北圻土匪实由中国剿平。今法国恃强称兵，而日此事与中国无干，中国岂能甘心？在法国之意，不认越为中国属国，不欲中国与闻越事，并疑中国驻兵越境即为暗助黑旗。在中国之意，则认定越为属国，必应设法保护，驻兵越境，乃中国应有之权，并可自护边界，且亦不自今日为始。两国各执一见，愈说愈远”。
李鸿章还希求通过划界将法国势力限制在北圻以南的地方。他提出，以河内为界，南北分别由法国和中国“保护”，即大致以北纬 21°分界。其实，法国并不是真正要与中国分界保护越南，而是企图以“低廉的价码”，换取清政府对它控制整个越南的承诺。对李鸿章的方案，脱利古当即拒绝，提出“由滇粤原有边界约拓开十五里为新界”，也就是只留出与中国滇粤接壤的宽十五里一线地带，其余的越南领土全部归属法国。这显然是谈判桌前“漫天要价”的惯伎，李鸿章指责说：“此语与中国命意相距太远，亦与法国外部之语不符”。李鸿章坚持原议，“舌敝唇焦”地争执，脱利古“坚执不允”。这样，谈判一直没有结果。李、脱天津谈判期间，法国已任命巴德诺为驻华公使，令脱利古返回日本。10 月 28 日脱利古离华东渡，李、脱谈判便以破裂而告终。李、脱谈判的破裂，固然在于法方条件过苛，要挟过甚，但也表明李鸿章并非毫无原则地一昧妥协退让，他甚至产生过“此后但备与法人动兵”的念头。
在李、脱谈判的同时，曾纪泽则在巴黎与法国外部直接交涉，就结果来看，曾氏的交涉也同样陷于失败。李鸿章本来不愿让曾纪泽在对法交涉中与之平分秋月，当他在上海与脱利古会谈之初，就曾建议清廷特简“洞达时务之大臣驰往法国”，以取代曾纪泽，被清廷拒绝。曾纪泽也在极力争夺对法交涉全权而排斥李鸿章。当李、脱上海谈判中断的时候，曾氏乘机向法国方面强调：“李鸿章实际上并未负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国政府“只可真正地与总理衙门或有谈判必要的全权的我商议”。他在与法国外部会谈中，放弃了否认法国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权的主张，明确提出中法分界“保护”越南的建议。这时，他虽然坚持认为“越南久列藩封”，中国对越南有“上邦之权”，但同李鸿章一样，这只不过是“以虚求实”的外交辞令而已，他甚至向新闻界宣称，只要法国公开承认中越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那么法越间前订条约“中国似皆可准”。他还否认刘永福黑旗军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只是不情愿听任法国“驱逐”而已，这与李鸿章的口径也无二致。稍后，他向法国提出关于解决越事的 6 条办法，主张将法国侵略势力限制在南圻，维护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中国有权过问越事，允许各国通商红河，开放山西对岸的屯鹤关为通商口岸等。李鸿章对曾纪泽的主张，大致是持赞同态度的。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在有关越事的实际主张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异的，二人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实质性问题，而在于表面态度的刚柔上。曾纪泽好示“刚严”，显“豪气”，谈判桌前，他常以声色俱厉回敬对方的蛮横无理，动辄诉诸新闻手段揭露对方，不惮于“不见礼于敌庭”，在交涉中多次出现僵局。而李鸿章则显得“阴柔”、“圆滑”，有时故作忍让之态。曾纪泽尝责言：越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日‘柔’，日‘忍’，日‘让’”，并说：“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如系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从李、脱谈判时期曾、李二人的举措看，其“柔”、“忍”、“让”与“刚严”的区别似乎主要不是实际主张的歧异，而是表面态度的不同。
1883 年 12 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但驻扎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却“弃军而逃”，“率行回省”，黑旗军也因寡不敌众而撤退。法军在 12 月 16 日占领山西城，致使清朝统治层中的某些人仓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议。然而这时李鸿章却“慷慨激昂”地发出主战的呼声。12 月 17 日即法军占领山西的次日，李鸿章上《遵旨妥筹边计折》说：
……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域胜负，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遵罢之理……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
纵观李鸿章此番言论，其中对士大夫“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懦言和”的指责，显系针对曾经攻讦过他的某些主战论者而发的，虽然挟杂私人成见，但也不失为切中时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对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应当说是符合实际、颇有见地的。“决计坚持，增军缮备”的主张尤为切要之见，难能可贵。而四个“不以……”之论，在对清廷的委婉批评箴劝之中，显示出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见识。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此时的表态，不仅是由于谈判破裂、战局已开的形势激发了他的对外抗争性所使然，而且与清流派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中法交涉以来，清流健将对李鸿章有打有拉，既时有责言，抨击他“怯敌”、“过于谦和”；又设法联络，力图对他施加政治影响。1883 年 12 月张佩纶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因“全力主战”，被有的外国人视为“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主义——的产物”。张佩纶自告奋勇赴津游说李鸿章，“鼓舞其气”。慈禧认为张氏“奋勇能办事”，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氏于 12 月 5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鸿章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正是此后所上。李鸿章致函李鸿藻说：“日前幼樵来晤， 询悉硕画荩勤，忠诚蹇蹇，钦跳动名……洵如尊旨，只有增军备缮，一意坚持”。由此可见，李鸿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鸿藻之意。张佩纶的天津之行，当是清流派精心谋划、布置的一次重要活动。
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主战的余音未息，清流派便紧锣密鼓地出场配合。已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呼喊尤力。他于 1884 年 1 月初上《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强调须“决战计”，说“事已至此，羁縻无益”，主张在越南与法军一战。由于李鸿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战舆论更占了上风，以致于以“转圜”为言的翁同龢，尽管“仍力言之，然无和者”。
当然，尽管这时李鸿章与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异口同声，但李鸿章的主战表态并不见得言由其衷，颇有委蛇保荣的意味。
中法交涉以来，李鸿章处于“谤议喧腾”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筹边计折》前夕，更有人对他激言弹劾，说他“岁费国家百万金， 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予罢斥。舆论可畏，而清流派则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舆论，慈禧对他们仍旧放纵和利用，派系斗争复杂，政局叵测。李鸿章自然不会冒然拒绝清流派的联络，招其劲矢，故作出亲而近之、迎而合之的姿态。对于其他门户，他也因事制宜，巧于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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