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2)

朝鲜国王认为此举使朝鲜“无兵而有兵，无械而有械，用为保邦制治之本”。李鸿章还应朝鲜国王之请，代聘前驻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襄助海防商务，并选派马建常伴往联络商办。翌年 6 月根据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奏派道员陈树棠充任驻朝商务委员。

“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加紧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并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1884 年 12 月日本策动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劫持国王，组成亲日政府，宣布“废止朝贡虚礼”。史称“甲申事变”。一时人心汹汹，声称“将入宫尽杀倭奴”。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亲至清军驻地，“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请求援助。时吴长庆已奉李鸿章之命，率庆军 3 营撤回辽宁驻札，留驻汉城的庆军 3 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袁世凯受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事务。吴、袁一面联衔上书李鸿章，要求派兵援护；一面随机应变，率兵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救回被劫持到宫外的国王，恢复保守派政权。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自焚使馆，狼狈回国，金玉均等也亡命日本。

直到 12 月 10 日李鸿章才通过丁汝昌得知“甲申事变”的消息，“殊为骇诧”。他一面电令驻日公使黎庶昌“速探，设法劝息”；一面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主张南北洋派舰驶往朝鲜，进行弹压，并派大员驰往查办。12 月 16 日清廷决定“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遂派吴大澂“乘轮督队迅往，确查酌办”。当时日本政府中，出现了和战之争。文多主和，武多主战。日本内阁考虑到日本军事力量尚非清军之敌，所以决定暂时维持和局，加紧扩军备战，再图大举。1885 年 2 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谈判。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诼纷纷，多以为日本会乘机要胁，提出苛刻要求。新任驻日公使徐承祖电告李鸿章：伊藤等“来华议事，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为极要。”前者意在将罪责转嫁给中国，后者企图清除日本侵朝的障碍。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等“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4 月 3 日中日谈判开始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是惩办在朝武弁和中日撤军问题。伊藤始则要求中国单独撤军，继而表示中国如肯撤军日军也可商撤。李鸿章起初答以“中国留兵在朝并非多事，似与日本无涉”，接着主张中日同时撤军，但又企图取得日本承认中国对朝鲜的派兵权。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 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 目前无事，姑议撤兵耳。

李鸿章本欲保留中国的派兵权，但却无意中承认了日本享有同等的派兵权。伊藤喜出望外，立即声明：“与我意相同”。

此后，李鸿章虽然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利，但却遭到伊藤的坚决反对和引起伊藤关于两国共同派兵权的反要求。李鸿章无奈，便向清廷请示。清廷表示：

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

伊藤在谈判中，还根据竹添掩饰自己罪行的报告和所谓日本被难商民的口供，提出惩处清军统将和偿恤难民的要求。李鸿章则凭藉袁世凯、陈树棠的报告、吴大澂的调查和朝鲜国王的咨文， 指明竹添应负全责，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之事，“一非情理，一无证据”，坚不允从，惟答以个人名义，“行文戒饬”，“俾得转场完案”。

4 月 18 日李鸿章与伊藤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四个月内，中日军队均自朝鲜撤回；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练兵；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

这个条约虽然暂时解决了“甲申事变”所遗留的中日之间的问题， 但却由于日本获得与中国同样的向朝鲜的派兵权，这就无异于把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以致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可悲的是，李鸿章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沾沾自喜。他对清廷说：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 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当然，经过谈判，李鸿章对伊藤有所认识，并进而指出防日之必要。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 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后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证明李鸿章不幸而言中了。

“甲申事变”后 10 年间，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想借日本之力箝制俄国，纵容日本向朝鲜伸展侵略势力。俄国则有意同中国拉关系，以与英、日抗衡。日本一面在国内专心扩充军事和经济实力；一面采取比较隐蔽的渐进的方式，扩展在朝鲜的侵略势力，比如借助美国影响朝鲜的内政外交，图谋控制朝鲜的工商业，利用清政府抵制俄国南下等。

当时中国朝野围绕对朝政策问题，争论不休。1884 年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莫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有人附和袁氏意见，主张废朝王，设监国。但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实行这种改变中朝传统关系，用类似西方殖民体系的办法对待朝鲜的主张，必将导致列强的干涉和中朝关系的恶化，使中国陷于进退维谷之中。

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朝鲜中立。首倡此议的是德国驻朝鲜署使。1885年初德国驻朝鲜署使建议“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其他国家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不得借道于朝鲜国。”李鸿章看到这个建议后，怀疑德国署使“与日人通谋”，蛊惑朝鲜，因而拒绝接受。1886年中国驻俄公使刘瑞芬写信给李鸿章，提议中国对待朝鲜，如“能收其全国改为行省，最为上策；其次则邀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则朝鲜已可幸存。不然恐衅生仓猝，为他人所攘夺，后患更不可言。”李鸿章反对将朝鲜改为中国行省的所谓“上策”，认为“联络英、俄保护朝鲜，可称老谋深算”。他将“此意转达总署请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总署答复说：“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他表示“失此机会，殊为可惜”。

既然不能使朝鲜中立化或在朝鲜设立监国，清廷和李鸿章便采取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政策，以期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抗拒列强的侵扰。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把“壬午兵变”后软禁在保定的闵妃集团的政敌大院君送回朝鲜，企图利用大院君钳制朝鲜宫廷；并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李鸿章推崇袁世凯“才识开展，明敏忠亮”，堪任斯职，并特意在其头衔上增加“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他还致函朝鲜国王，吹嘘袁世凯在朝有“扶危定倾”之功，暗嘱以后遇有“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应“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1885 年 11 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 20 余人。袁世凯行险侥幸，崇尚权术，骄横专断，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竭力维护和加强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虽然看出袁世凯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不完全赞同他的举措，但是面对列强的诡谲阴谋和竞相争夺，又不得不倚之为左右手。袁世凯在朝鲜推行积极的干涉政策，既有助于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阻滞列强在朝鲜扩张侵略势力；又不可避免地促进朝鲜政府的离心倾向，刺伤朝鲜的民族感情。但是，直到 1893—1894 年间，袁世凯仍然执迷不悟，不仅错误地估计了朝鲜政局，把朝鲜国王的假意敷衍，误认为是“情甚殷洽”，断言“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而且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说什么“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时势，应不至这有兵端。”李鸿章由于轻信了袁世凯对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的错误判断，以致未能及时调整对朝政策，并放松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