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将要实现的理想 1

1982—1985年

温妮·曼德拉坚信她的丈夫有朝一日会走出罗本岛，这一希望已经应验，但并非是她所想的那样——即并非获得了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3名属于利沃尼亚案的政治犯——卡特拉答、马拉巴、姆兰盖尼被命令收拾行李并被匆忙运到大陆。翌日早晨，他们在罗本岛的同志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5个床位空了。西苏鲁早就成为他们的知己，而曼德拉成为他们的父亲。

温妮先从报纸上获悉这一迁移，继而又从电视上听到这一消息。最后她收到了来自监狱部门的信，通知她说她丈夫已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最高治安监狱，没有说明转移的理由。她推测这也许是为了阻止曼德拉在狱中已承担的领导工作：如为年轻的难友筹集学习资金等。或许是白人政府企图驱散“曼德拉在罗本岛”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正象神话似的在黑人当中传播开。

一辆密封的军车载着曼德拉等5人从开普敦港行驶近一个小时到达托凯白人郊区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一路上他们都站着。曼德拉等人根本不会看到外部的景色——那作为南非美景之一的桌山和监狱后面的丘陵间的河谷，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小松树林。这仅仅是残酷剥夺的开始，犯人们被禁锢在监狱的高墙内，与外界完全隔绝。正如曼德拉后来告诉来访者的那样，在这里，他才懂得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写的“犯人们将蓝色的小帐篷称为天空”是什么意思。

波尔斯摩尔，这个黄砖砌成的长长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分别关押着数千名各种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筑物的4楼，曼德拉和他的4位战友被关在一个大的单间里，这里可以通往一个由“L”形高墙围成的院子。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马奎比拉的年轻人，被判处20年监禁。

象往常一样，曼德拉早上3时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他称之为“出一身大汗”的锻炼，白天看书及学习。

人们发现这里某些条件比在罗本岛好：较好的伙食，偶尔能从开普敦友人那儿得到食品。现在他们能够读到一系列报纸，其中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以及一个收音机，“很不幸，是调频的，”曼德拉说：“所以我们只能收到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正如温妮第一次到这里所发现的那样：接待室还算舒适，探视室窗上有一块很大的玻璃隔板，使她能看到丈夫的上半身，特制麦克风取代了过去的电话机，使她20年来第一次清楚听到丈夫的声音。从外表和声音看他似乎很好。不久，监狱的看守宣布“探视时间到！”然则，警官格雷戈里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泽妮谈到格雷戈里时说：“他倒是个好人。”他在罗本岛认识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格雷戈里变了，他又陪同曼德拉等人转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对忍受了多年粗暴待遇和艰辛经历的曼德拉夫妇来说，上述这些轻微的改进都很珍贵。

一年后，在1983年3月的一次探视中，曼德拉冲破了不许谈论监狱情况的规定。温妮后来说，曼德拉告诉那些监督探视的狱吏们说，他获准和家人谈论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由于这里的状况，我不得不谈论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权利。”当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大大恶化，他的难友们认为应该将这种状况通知她，以便“转告有关的人及新闻界，”温妮写信给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说，曼德拉第一次发出失望的语调。

最痛苦的事是在这里人们失去了多年来在罗本岛特殊区域所享受的集体生活的乐趣。先前每人都有自己的单间，而在波尔斯摩尔他们却被关在一起并完全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在罗本岛，他们可以在特殊区域内自由行动，大部分白天时间在户外；现在他们却不能走出去，从离开罗本岛以后，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片树叶。那些希望学习的人不能苛求他人默不作声，其他一些有助于减轻牢狱生活之苦的微小“特权”也被剥夺了。更严重的是下雨时通过狱室的墙渗出的水危害健康，人们迫切要求进行体检。曼德拉被迫穿一只比他脚小的鞋，不得不在一脚尖上动了手术。这是一个痛苦的讽刺，罗本岛现在似乎更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

温妮所写的关于她丈夫所在监狱恶劣环境的报道经过某些润色在国外广泛发表，因为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越来越为国际所关注。自从这些人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有关监狱状况的新闻一直被封锁。1983年7月，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探视他们。她对《纽约时报》一个记者说，她发现曼德拉结实并且精神很好。她说，当局告诉她，关押曼德拉等人的牢房宽敞，院子有时会被水淹，但不是牢房进水。至于曼德拉受伤的脚，当询问到这个问题时曼德拉却感到惊奇。温妮说：“这就是他的脾性，当他同海伦谈到这件事时会故意淡化此事，事实上，当我探视时，他脱了鞋将脚板放在窗前给我看，情况并非那么好。”——回忆使温妮笑出声来：“21年来我头一次看到他的脚。”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庆祝他的70寿辰，与此同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厅挤满了人，为他的生日举行集会，人们长时间地给他热烈鼓掌。

和这5个利沃尼亚案犯关押在一起的帕特里克·马奎比拉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因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违法活动被判处20年重刑。以前的“镇压共产党人条例”中所说的“为某非法组织贯彻其目的”的罪行现在被指控为谋反，就可以判处重得多的刑罚。马奎比拉始终被指控参与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的活动。姆曾格曾为那些死在关押之中和那些当南非军队袭击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住所时被杀害的人出庭辩护。姆曾格在东开普和德班两地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直是“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1981年11月20日，在靠近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人们发现了姆曾格被严重残害的尸体。

姆曾格之死仅仅是那些反对南非当局的活动家惨遭杀害的一个例子。曼德拉对他们的朋友鲁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学工作时被信封炸弹所杀害。温妮写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么能这么残酷地扼杀这样美丽的生命？”

被暗杀的男女中还有乔·格卡比，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津巴布韦代表，熟识曼德拉和西苏鲁，他也曾在罗本岛长期服刑。在南非国防军从50万扩充到62.6万人的同时，南非对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邻国的基地的袭击也随之加剧。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名男女被杀害；1年后，马塞卢①又成为袭击目标，黎明前几个小时，人们在酣睡中被惨杀——被杀的42人中有5个妇女和孩子以及12个巴苏陀人。作为报复，10天之后，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电厂的一部分，这是继两年前袭击萨索尔炼油厂后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破坏行动。与此同时，对铁路线以及诸如黑人乡镇委员会办公室等种族隔离建筑物的破坏活动也升级了。

然而，正如奥利弗·坦博告诉英国国际事务评论家安东尼·萨姆普森的那样，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结束它所坚持的袭击高压线桥塔的政策——这些目标第二天就会修复，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仅仅有此意图而破坏未成，也要被判无期徒刑或绞刑。马普托的屠杀十分邪恶，而马塞卢屠杀则更邪恶。在这次袭击后举行的白人民意测验中，居然有68% 的白人对此感到高兴。坦博肯定，100% 的黑人为此而悲痛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失去耐心。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车中偷放炸弹的背景，这次袭击原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目标。坦博说：“当时并没有想袭击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杀之后干点什么。”然而在这次汽车爆炸中，19人被杀，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读到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遗憾，正如他后来对某探视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和不动产，也许在战斗中或在战场上都会有人被杀，但我们并不相信暗杀。”

坦博理解曼德拉的上述感慨，因为南非的宣传机器在大肆渲染平民的伤亡，在掩饰被袭击的的确一直是军事目标这一真相。据《纽约时报》报道，城镇里的人们却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至少已经学会了袭击真正的而非象征性的目标。

1984年7月，坦博强烈批评那些原想杀死一个武装护卫队却误杀5个黑人平民者。坦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干部们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坦博说：“讨论的起点不应是这次爆炸，要讨论的是迫使人们进行爆炸的东西，包括炸军事人员。种族隔离制度应对此负责。”在纳塔尔，当一个南非军官死于意外事故时，坦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曼德拉肯定也会赞成这一观点的。现在，南非保安部队对游击队的政策是射杀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杀死一个陆军中尉，却有几名游击战士牺牲。

南非当局还在邻国制造不稳定，特别是入侵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的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它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叛乱分子，妄想推翻萨莫拉·马谢尔政府。这使得这两个原来为推翻葡萄牙统治进行了多年战斗已变得一贫如洗的国家再度遭到深重苦难。1984年3月，博塔总统突然提出和马谢尔总统签订“睦邻友好”条约，他答应如果马谢尔赶走从莫桑比克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南非就不再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马谢尔很快就履行了协议中有关莫桑比克方面的内容——这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个沉重打击——但南非政府却一直秘密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活动。一直到1985年南非违约的事才曝光。

所有这些，当温妮每月到波尔斯摩尔探视曼德拉时都不能提到，他们也没有直接讨论过建立联合民主阵线的问题。但是，当该阵线选举曼德拉为赞助人时，他努力去转达他的赞许之情。1983年8月，在联合民主阵线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曼德拉的口信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大约600个组织团结在一起——包括社区组织、工会、教会、学生团体、文化及政治协会——成员来自南非的各个种族和各个地区，包括迄今为止从未卷入过政治活动的农村。在联合民主阵线当选的领导人包括印度人大会的几名成员：阿伯蒂娜·西苏鲁、海伦·约瑟夫和阿尔奇·古梅迪。后者的父亲在本世纪20年代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而他本人以谋反罪被告发。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阿兰·博萨克博士是这个阵线的赞助人之一。在这个阵线中包括许多“宪章主义者”(即那些支持自由宪章的人)。这个阵线确定“在统一的南非中实现一人一票”为奋斗目标，“释放曼德拉”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办公室。温妮起初认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转述了监狱当局的口信，说：“此后探视曼德拉时可以接触了。”泽妮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经过了22年的分离，她的父母亲长时间地亲吻并拥抱在一起。

曼德拉、西苏鲁以及他们的4个战友，被监禁在监狱4楼的单间里，仍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民隔绝。他们天天读报，收听由政府控制的广播，讨论每一条波尔斯摩尔外面的国际新闻。

1984年冬天似乎是P·W·博塔洋洋得意的日子。在西方，人们欢呼恩科马蒂条约，把它作为博塔改革政策的第一步迹象；与此同时，他已击败了阿非里卡人的右翼反对派，赢得了白人选民对新宪法的全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3院制议会。在议会中，350万有色人和印度人将和460万白人一样派有代表，但他们的权力仍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而2100万非洲人的“权利”仍限于班图斯坦家园和城镇委员会内。

一场抗议的风暴发生了：黑人，以及许多有色人和印度人，把参与这个咨询议会的有色人和印度人当成是支持阿非里卡人的压迫政策，并力图向全世界证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在被放弃。西方一些不很老练的批评家缓和了对南非的态度。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激烈批评和抗议接待了博塔总统。博塔是自从史末资将军时期以来正式访问英国的第一个南非领导人。此后，博塔又受到教皇的接待。在法国政府拒绝会见博塔之后，曼德拉借其女儿泽妮代表他接受波尔多律师协会嘉奖之机，向法国人民表达了敬意。

南非的白人给博塔以英雄般的欢迎，但在3院制议会选举时却触发了更愤怒的抗议示威。80% 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抵制这次选举，到9月份新议会开张时，整个国家陷入种族动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