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我们的自由 1

1985年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曼德拉先生如果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要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所遵守的准则。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为的是得到他对博塔上述建议的答复。曼德拉希望对人民公开表明他的观点。当他在会见中开始口授声明的内容时，监督会见的狱吏阻止他这样做。曼德拉义正词严地说，选择什么样方式回答博塔，是他的权利。当这个狱吏离开探视室时，他继续口授。然后，一个高级官员来了，又命令他停止。曼德拉坚定地向狱方建议，要求他们给博塔打电话。然后他继续完成他的口授。

2月10日，星期日，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杰布拉尼圆形剧场里召开盛大集会，庆祝图图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姬借此机会在会上宣读了他父亲的“告南非人民书”，并代表曼德拉及他的战友们表达对联合民主阵线的感谢，以及表达对图图主教本人的热情问候。温妮·曼德拉不顾当局对她的禁令，也出席大会，从而得以目睹当津姬宣读曼德拉声明时广大群众所表现出的欢呼雀跃情景。津姬说：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期望首先对你们——广大人民发表他的声明，同时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有义务对你们说明，而且他们只有对人民说明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直接听到他们的观点而不是通过转达的方式。

我父亲不仅他自己，也代表在波尔斯摩尔监狱里的战友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受难、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代表所有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

在我们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南非国内和国外一些自诩为代表你们讲话的种族主义傀儡们已经表示了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会象他们那样。

我父亲说：“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过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将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直到我离开人世为止。奥利弗·坦博对我而言简直比兄弟还亲，他是我近50年来的挚友和战友。如果你们中有人珍惜我的自由的话，奥利弗·坦博比你们更为珍惜。而且我知道，为了我获得自由，他宁肯献出生命，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给我的条件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残暴的人，我的同事们和我在1952年就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去寻求我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理睬。”

“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再次没有被理睬。”

“维沃尔德当政时，我们要求召开代表南非全体人民的国民大会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只有在所有其他的反抗方式对我们而言都行不通之后，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说他将取消种族隔离；让他使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合法化；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和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便让人民来决定谁来管理自己。”

“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但是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坐牢以来，死去的人太多，因为热爱自由而遭受苦难的人也太多。我向那些为他们哀悼和哭泣的寡妇、孤儿以及他们的父母致意。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和白白流失的岁月里，我并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我不比任何人缺少对生活的爱，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生来就有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争取自由的权利。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被禁时，给我的会是什么自由？在我随时可能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时，给我的会是什么样的自由？当我亲爱的妻子仍被流放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会得到什么自由？在须经准许后才能在城镇地区居住的情况下，我会有什么自由？在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在我的南非公民身份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又是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人才能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贾·托伊沃获得自由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当局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我的父亲说：“在我和人民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因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我将回到你们中间。”

当草拟“告人民书”时——这是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表达自己的观点——曼德拉已经获悉温妮的姐姐尼吉韦·克萨巴死于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里最近又有3人先后身亡。意识到温妮的极度痛苦，曼德拉的担忧和悲痛与日俱增，他给温妮写信说：

在这种时候我常常疑惑：如果我能看清当我不在家里时你所遭到的那数不尽的险阻和艰辛的话，要我作出离开你的选择就困难得多。然而，我真诚地认为，虽然我会与往常一样毅然作出抉择，但将会比24年前心里存有更多的内疚和踌躇。

我认为，婚姻的真正意义不只仅在于把双方结合起来的彼此间的爱情，虽然爱无疑是婚姻的一个基础；婚姻的真正意义还在于相互间忠实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关键时刻往往会表现出巨大的分量。

你的爱与支持……你给予这个家庭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你所赢得的众多朋友、再次享受爱和温暖的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

然而，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已变成极为痛苦的时刻，良知和内疚使我感到五内俱焚。我觉得疑惑：是否有种许诺能作为充足的理由，去把一个年轻且没有生活经验的女人抛入冷酷的沙漠，简直是将她扔到拦路的强盗之手？我又想：一个极好的女人在需要时却找不到她的支柱和支持该有多痛苦！

曼德拉的信在温妮心中激起了自从他们分别以来“最强烈的激荡”——这是她在回信中告诉他的。他的信让她破碎的心复苏了。温妮又告诉他，她始终为曼德拉致人民的公开信而骄傲。她补充说：“我常常设想，如果有朝一日在波尔斯摩尔的台阶上见到你、沃尔特叔叔和其他同志并得知将带你回家时，我将会怎么做？……”

沃尔特·西苏鲁、卡特拉答、姆贝基和其他关在波尔斯摩尔和关在罗本岛的利沃尼亚案犯一致拒绝博塔总统的释放条件。卡特拉答在给他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们似乎离“自由”只有一发之差，但事实上从宣布之日起，这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车。当我说我不是英雄的材料造就时，我并不想表现假谦虚。确实我没有度过任何不眠之夜便作出抉择，因为这是精心设计羞辱我们的意图，除拒绝之外我们别无他择。

对阿伯蒂娜·西苏鲁来说，这种必然的拒绝就是克服艰难和折磨人的漫长故事里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当护士的工资将5个孩子抚养并教育成人，这些日子里他们一直处于饥馑和靠邻居周济度日状态。她的第二个儿子兹韦拉希是一个记者兼新闻工作者工会的领导人，已被拘留了几个月；她的大女儿曾被严刑拷打；自从60年代以来她本人一直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处于半软禁状态。最近，由于在葬礼上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释上诉后又再次被捕，作为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之一被指控为谋反。她的丈夫可能在报上得知这次审判，因为犯人们在牢房里只能从报纸上才能得知每日发生什么事。

2月份，奥利弗·坦博号召人民“使南非无法统治”，果然人们就自发地在城镇中这样做。克服了过去多年不现实的宣传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将由我们来支配……迅速推进革命的条件渐渐成熟。”

仅仅数月之前博塔还吉星高照，现在，由于大旱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没了。1984年的恩科马蒂条约，旨在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却使得斗争向南非国内深入；虽然博塔答应实行改革，但改革极不充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必须废弃种族隔离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队的所作所为，使得博塔许诺改革的漏洞暴露无遗。在东开普，警察部队臭名昭著、为所欲为，在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的25周年之际，他们更是如此。3月21日，就象在兰加镇开枪一样，警察在靠近尤腾里格的城镇开枪。20名男女被枪杀，其中17人是被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

激于义愤，抗议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来越自觉——从扔石头到纵火——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将许多黑人城镇封锁起来并给军警以杀人不受惩罚的特权，这些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和国外的愤怒。

由于没有电视机，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在波尔斯摩尔只能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并从中推测形势的发展：军警入侵城镇并从装甲车里对老百姓和孩子们开枪，好象他们正在狩猎一样。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无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抗议者；警察兜捕数以千计的人——社区的领导人、宗教界人士、工会活动分子、学生——他们被关进监狱的隔离室。群龙无首的民众从用石头打警察到烧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长、地方官员和通风报信的嫌疑人——人们对这些人的憎恨比对白人压迫者更甚。白人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和黑人城镇隔离的白人郊区有重兵保护，对白人的保护不仅在身体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播放电视须经审查，因而在电视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学生而仅是看到黑人烧黑人的场面。

3000人出席的葬礼，2万、3万人出席的葬礼，在尘土飞扬的黑人城镇和小村里不时举行，而每一次对牺牲者的悼念都会触发新的起义。在一个穷得可怜而又文化落后的小村子中，村民们正在悼念被警察杀死的13岁男孩和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女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些屠杀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他们迫使我们这些素来不喜欢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为了安抚那些在激愤中想蛮干的年轻人，图图主教在葬礼上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所写的祈祷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的领导人并给她以和平。”

在葬礼上，人们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插在坟墓的上边，人们唱由坎农·詹姆斯·卡拉塔谱写的《自由之歌》。卡拉塔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在东开普省克拉多克作牧师。现在，葬礼正在克拉多克举行，人们以称赞曼德拉和坦博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同时，人们还警告博塔要及时跟上历史的潮流。这次葬礼是为了悼念卡拉塔的孙子福特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年轻校长马修·戈尼维以及另外两位社区领导人。这两位社区领导人是在参加完伊丽莎白港的联合民主阵线会议的归途中被杀的，他们的尸体被“暗杀队”残忍地肢解了。在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众多人中有阿兰·博萨克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导人拜尔斯·诺迪。诺迪是一个阿非里卡人，曾是一个狂热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者和秘密团体兄弟会会员，后来他经历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参加葬礼的还有莫莉·布莱克伯恩，她是“黑绶带”组织和进步联邦党的成员，又是开普省议会议员，她是死去的4个年轻黑人的朋友，她参加追悼会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葬礼接着葬礼，8月11日星期天，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威廉王城附近西斯凯的雷伊镇她丈夫的墓边。和她丈夫一样，她也是被谋杀的，她曾经作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的律师出庭，并为他们的“谋反罪”辩护。在他的葬礼上，有人发言提到曼德拉时是用他坐牢的番号“D220”，或称他为“纳尔逊叔叔”。曼德拉送来一个口信：谋杀维多利亚·姆曾格是“一桩永远不能忘记和宽恕的暴行”。

军警甚至攻击葬礼的参加者。死亡的数字与日俱增：在21个月内近900人被杀。图图主教说：“象打死苍蝇似的，我们的人民被轻易地杀害，杀人后他们甚至不透露死者的姓名。”与此同时，军警也广泛使用严刑拷打来折磨人们。据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开普敦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受采访过的被拘留者中有83% 的人说曾遭到过肉体折磨，肉体折磨在黑人中和在东开普省更普遍。在那里，保安警察的行为与他们的坏名声相符。于克拉多克葬礼后逮捕的一个13岁男孩，因头部受伤而死。来自斯蒂夫·比科家乡金斯伯格的3个人，被捕后几小时内就死去了。据一个地区的外科医生温迪·奥尔博士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这些被拘留者曾遭受过“蓄意的殴打和摧残”，此事导致最高法院下令约束东开普地区的警察行动。此后，奥尔博士很快被调走监护老年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