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三、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3)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

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 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 点；但是要从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