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家人去世(2)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亲回英国后不久，希特勒将其律师召至普令茨雷根坦广场的寓所。希特勒指着眼前的一封信说“这封信与一桩‘可恶的’讹诈案有关，是他的 一位最讨厌的亲戚搞的，还涉及到他的祖宗。”据汉斯·弗兰克的回忆，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此人“暗示”，报界对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很 感兴趣——就是说，他有部分犹太血统。于是，元首便令弗兰克秘密调查此事。
他从“所有可能得到的来源”收集的报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的父亲看来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一个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厨娘的私生子，她受雇于格拉茨的一家 人家。这位厨娘“为犹太人弗兰肯伯格工作时生下了一个儿子。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弗兰肯伯格代表他１９岁的儿子给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女人的儿子支付了一笔从 生日起至１４岁止的‘父道津贴费’”。弗兰肯伯格与厨娘（希特勒的祖母）还长期通信，“通信中谈的大致是，当事人心里都明白，施克尔格鲁勃怀这个孩子的时 间、地点，使弗兰肯伯格不能不付出这笔津贴。”
弗兰克的报告得出了遗憾的结论：希特勒的父亲是半犹太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对弗兰克的推论提出了挑战。他狼狈地解释说，他祖父贫困不堪，伪称弗兰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诈了一笔津贴。希特勒发誓，这情况是他父亲和 祖母亲口告诉他的。弗兰克的证据肯定使希特勒胆战心惊，否则，他怎会撒出这个弥天大谎来：他出生时他祖母已去世４０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祖母确曾收过犹 太人的钱，这样一来，他的血统不纯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机会是极小的。格拉茨大学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维奇所作的研究对弗兰克的 证据提出了某些怀疑。在格拉茨（奥地利）的犹太人会员登记册中，他未找到有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的记载。这些登记册由１８５６年，即希特勒的父亲出生后 １９年开始记载。但，那是因为犹太人于１４９６年被逐出斯苔尔马克，于１８５６年才获准返回该地之故。据普里拉多维奇说，在此之前，格拉茨“无一犹太 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犹太血统；为了确信，他此后曾至少调查了两次。据从１９１７年起便认识希特勒的内科医生舒赫回忆，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怀疑： 他有还是没有犹太血统？他常与我们谈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别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证明文件来，而自己却拿不出。这便可说明他为何要对威廉·帕特里克说：“切不 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
尽管私事如此烦恼，希特勒１９３１年的预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自出版以来，《我的奋斗》年销量不过６，０００余本，到了前一年，销 量猛增至５４，０８６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尽期。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厦”又于新年的第一天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 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购买和装修的大厦，代表了纳粹党的实体和义务。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斯特拉塞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 棕色*，相当漂亮。窗户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内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 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 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 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进行高级谈话。１９３１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 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贴耳。这些人都是理想 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 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 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被逮 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７条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 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 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７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 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１９３１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１月４日，党宣布，罗姆上 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６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 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依然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 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 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抗拒地倾向元首。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０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 徒说，“但你们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zheng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 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３月３１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 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 泻在叛军头上。不到２４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 “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 义毁灭。”
４月４日，《抨击》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 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 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斯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斯坦格尔 写道：“希特勒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 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 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 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 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 “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动用了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 得到扩充，冲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其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 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 的追随者去接替。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 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 组织起来的。它不是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 睬。
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遭到清洗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如同对 指责冲锋队犯下了暴行一样，罗姆显得若无其事。“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表现粗暴，是急性*子，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不过，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 我的部下将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秩序井然。我的职责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产|党影响的失业工人不受其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有秩序的公民，保护德国，以反对 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敌人。”这番话是罗姆在４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苏醒吧，德国！”“让犹太人灭亡！”之类的 高声怪叫，似乎不像严守纪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义去理解这些口号，你只能听一半。”接着，他说了一些引起了记者注意的话。“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人从党卫军中清除出 去。对这样的军队，搞点大扫除是有些好处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领导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疯子”，竟敢向他和 希特勒的权威提出挑战。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分子已被镇压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星期后，在罗姆的建议下，德尔默前往“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承认他有两条要求：取消战争赔款债务和“在东方自由行动”。他并不热衷于恢复旧疆界 或归还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扩展至苏联。德尔默问，你希特勒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总会有法子 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闯了进来，激动地宣布，在１９３１年的头４个月中，有２４００名褐衫党徒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格斗中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 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毫无疑问，这是内战。”在确信希特勒是个极端残暴的人后，德尔默便开始撰文。该文于５月３日见报， 并预言：“德国正加紧加入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６）
１９３１年夏季，希特勒忙于巩固党的斗争，并针对斯登尼斯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重新整顿党卫军。与此同时，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 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那座寓所里，行动受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主意是元首这位媒人给莫里斯出 的。“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他敦促这位青年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跟别人一样，我非常爱 她。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时候以来，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不幸的爱情”公开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 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职务。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操心的亲戚而已。“他的爱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坚持说。“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是个朝三暮四的姑娘，谁她都 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想保护她罢了。”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给。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坚持要派他信得 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坚持要她陪同前往。这令她很难堪，特别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反对她 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另外，这也使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接触。”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吃夜宵。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厌倦，常左顾右盼看 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觉得，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是逼出来的。”汉夫斯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这姑娘受到压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 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够格的……她对谁都那样轻浮，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姑娘。”
毫无疑问，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他们的桌子总是被爱慕者团团围住，其中许多是女人。她们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讨纪念品。同样明显 的是，元首喜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喜爱。“他爱她”，莫里斯断言说，“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 承认迷恋女色*的弱点。”
也有人说，两人有桃色*事件。奥托·斯特拉塞尔还将听来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有越轨的两性*关系。这当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 人才会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爱得很深，但是，发生两性*关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敢 金屋藏娇，将情妇放在寓所——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毁灭他的政治生涯。
到９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个青年，奥地利人，画家。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希特勒的秘书）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谈到了 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认自己与一奥地利画家相恋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说：“哎，如此而已！你我都无能为力。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强 迫她与那位画家断绝来往。这很明显，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许的。
９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不再上课了，准备去维也纳。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来的电 话，约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但，当她得悉他即将离开慕尼黑前往参加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 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间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９月１７日，两人在进午餐时（吃意大利面条）仍在继续争论。在厨房里的文特太太听 见，他们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当吉莉冲出餐室时，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满脸通红。
吉莉一直呆在房里。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楼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莱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又重上了楼梯。他爱抚着吉莉的脸蛋儿，还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动不动，怒气冲冲。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毫无共同之处。”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沉默不语。突然，他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 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责任是让元首高兴——告诉他，这大概是阿尔卑斯山特有的南风所致。希特勒没有答话，他们继续朝纽伦堡驶去。
在寓所内，莱舍特太太在厨房里听见有东西被摔破，便对母亲说：“吉莉肯定是取梳妆台上的香水瓶不小心，把它打破了。”这可能是在吉莉掏希特勒的外衣口袋时 打破的——她发现一封信，是用蓝纸写的。这封信原来是爱娃·勃劳恩写的。几个月前，希特勒恢复了与她的联系，因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当日晚些时候， 安妮·文特亲眼见吉莉将信撕成四片。喜欢寻根问底的管家将信拼在一起。信的内容大致是：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谢您请我看戏。那是值得回忆的夜晚。对您的感情，我着实感激。我急待再次相见。
你的爱娃
吉莉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说不要打扰她，她虽发了脾气，但文特太太并不担心。当晚，她与通常一样离开公寓回家。莱舍特太太与她的女儿睡在公寓里。晚间，她们听见沉闷的响声，但不以为然。她们也习惯了这位“任性*的”姑娘。
但是，次日清晨，莱舍特太太发现吉莉的房门仍反锁着，便大吃一惊。她连忙给梅克斯·阿曼和弗朗兹·施瓦茨挂电话。二人找来锁匠。吉莉躺在地板上，靠近睡椅，旁边放着一支６．３４毫米口径的手|枪。她的心脏中弹。
那天上午，在纽伦堡，希特勒与霍夫曼离开德意志旅馆，前往汉堡。“麦塞蒂斯”汽车出城后，希特勒发现有辆车在跟踪他们。他怕遭到袭击，便让施列克加速。后 来，他醒悟到，后面的是辆出租汽车，坐在司机身旁的是德意志旅馆的一位服务员，那人还在比比划划，示意停车。服务员告诉他，赫斯先生从慕尼黑打来电话找 他，电话还没有挂。希特勒便立刻返回旅馆，把帽子和鞭子往椅子上一扔，便进了电话室。由于电话室门未关，霍夫曼听见希特勒在说：“我是希特勒。发生了什么 事吗？”停顿片刻后，他喊道：“啊，上帝！多可怕呀！”接着，他几乎尖声喊道：“赫斯，回答我——真还是假——她还活着吗？”很明显，线路不是被切断便是 赫斯把电话挂了。
“希特勒的狂乱也感染了别人。”霍夫曼回忆道。“司机将油门踩到底，小车呼啸着疾驰回慕尼黑。从后座镜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面孔。他双唇紧闭，目光迟钝地望 着挡风玻璃，视而不见。”回到寓所后，吉莉的尸体已被移去。因为是星期六，各报均未作报道，直到星期一此事才见报。有人影射说，是希特勒将其外甥女抛弃 的；也有人说，司法部长古尔纳毁灭了证据。社会主义者的日报《慕尼黑邮报》发表长文，详尽地报道了吉莉与希特勒经常争吵的情形。它甚至宣称，她的鼻梁曾被 打断过，身上还有受虐待的痕迹。吉莉不可能是希特勒杀害的。因为他身在纽伦堡；也不可能是希特勒或*？同僚，为避免丑闻下令将她干掉。倘若是如此，那末， 杀害她的地方应是在别处而不是在元首的寓所。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说，吉莉之死纯属偶然：或许是某种声音使她受了惊吓，在惊慌中杀了自己。也有一种理论说， 她是玩手|枪走火。然而，从证据看，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她自杀了——也许是出于绝望，或出于嫉妒，或出于不明的原因。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亲对汉 夫施坦格尔说过，”家里人对吉莉自杀的原因都很清楚：林嗣的一位犹太人——绘画教员使她怀了孕。”
１９３１年，在一次会见中，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希特勒垂头丧气又受到了羞辱，对弗兰克说，“他无法再看报了，因为那诽谤运动令他无法忍受。他想步出政界，从此洗手不干，不再抛头露面。”在绝望中，他与 霍夫曼逃至乡间——他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在特格恩西的别墅里。抵达目的地后，司机施列克小声对霍夫曼说，他把元首的枪藏起来了，因为怕他自杀。希特勒一 进屋，便倒背着双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霍夫曼问他想吃什么，希特勒摇了摇头。他一小时一小时不停地踱步，直至深夜。天快亮时，霍夫曼轻轻地敲他的房门。没 有回答。他径自进房，发现希特勒仍在走来走去，手还是倒背着，双眼望着远方。
霍夫曼给家里挂了个电话，询问意大利面条——元首最喜欢的食物——的做法。但希特勒仍拒绝进食。他不吃不喝，又踱步了两天。他听了一次电话。弗兰克在电话 里说，他已采取措施，通过法律阻止报界的下流攻击运动。他用疲倦而微弱的声音说：“我谢谢你。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消息终于传到了米勒的别墅：吉莉已在维也纳安葬；在中央公墓出席葬礼的有罗姆，米勒，希姆莱，以及自封为国社党维也纳长官的青年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弗乐 德。由于他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国，但他决定冒被捕的危险。当晚，他便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麦塞蒂斯”汽车前往奥地利。霍夫曼独自坐在后坐 上。他们无声无息地朝奥地利边境驶去，后边跟着一辆大汽车，坐的是卫兵。抵达时，天已快亮了。
在维也纳城外，弗劳恩弗尔德早已为希特勒备好一辆小车——因为“麦塞蒂斯”太显眼了。他们一声不吭，来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搁了鲜花。墓碑上写着：
我们的爱女吉莉
在此长眠
她是我们的阳光
生于１９０８年６月４日
卒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
拉包尔家族
在前往弗劳恩弗尔德寓所途中，希特勒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问，他们是否要从剧院前走过。弗劳恩弗尔德说，得绕些道。“啊，请绕吧”。希特勒说“进不 去也不要紧，打旁边过也好。”在弗劳恩弗尔德家中，希特勒好好地吃了一顿早饭。然后，他便平静地开了腔，谈的不是这个悲剧，而是德国的政治前途和他自己。 他声音坚定，充满了信心。他对弗劳恩弗尔德说，最迟在１９３３年，在波兰人占领但泽以前，他就会取得德国的政权。一回到自己车里，希特勒又双眼发直，直视 前方。后来，好像在出声思考似的，他说：“就这样，现在让斗争开始吧——一定要赢得这次斗争，一定会赢！”
大概在一两天后，他驱车北上，前去参加长官会议。一行人在一家小旅店里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时，希特勒拒绝吃火腿。“像吃尸体似的！”他对戈林说。此后， 他怎么也不肯再吃肉。（这样的话他先前也说过，也曾打算吃素；据赫斯太太说，这次他是说到做到了。她说，打那以后，除了吃肝馅饼外，他未再吃过一块肉。 “突然的！在此之前他是吃肉的。这很难理解或解释。”）
在汉堡，他发表了演讲。听众很多，也很热情。与先前一样，他的演讲既有力又精彩。与先前两次一样——一次在帕斯瓦尔克，另一次在兰茨贝格——希特勒再次闯 过了自杀性*的愁苦关。也许，这是一种更生吧，因为，每次他都从深渊中弹回，重新振奋精神，朝新的方向前进。这是他第三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