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一妈一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一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一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一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一皮，一抽一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一操一。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一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一爱一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一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槍，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一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一性一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一火焚一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一性一。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你很尊敬他滴酒不沾吗？”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呱。你是否——‘’

“昨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看了报上新闻心烦。所有的街头犯罪，人家不断互和伤害。我受不了，简。”

“我了解。”

“他要我别再看报。你笑什么？”

“这话听起来像设计好的程序。”

“他们说的全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我丢一了工作，母亲得癌症死掉、鼻子要动切除手术，可是我今天没有喝酒，所以我算是打了胜仗。’”

“他们讲的真是全都一个调，对不？”

“有时候。什么那么好笑？”

“‘鼻子要动切除手术’，确定是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事很严重的，开不得玩笑。”过了一会儿，她讲起她家附近，一个会员：儿子被撞死，司机一跑了之。那人跑去参加戒酒协会，谈到这事，从众人的支持中汲取力量。显然，他带给大家不少启示。他一直滴酒不沾。

也因此有能力应付这事故，安慰、鼓舞家人共渡难关，同时也能节哀顺变，不再感到压抑。

我思忖经历自己的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念头便闪到多年前的意外：我的流弹反弹，害死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六岁女孩，如果事后我不碰酒的话，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当时应付自己感觉的办法是猛灌波本，要不然无法承受其后的感觉。那时这看来当然是个好办法。

也许不是。也没有捷径，没有方便之门。也许你必须勉强自已经历痛苦。

我说：“纽约人一般都不担心被车撞到。但车祸在这儿也会发生，跟别的地方一样。他们有没有抓到肇事司机？”

“没有。”

“他也许喝了酒。通常都是这个原因。”

“也许他失去意识。也许他第二天恢复知觉后、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老大爷。”我说，想起那个晚上的演讲人——刺死自己一爱一人的男子。“翡翠城里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

“一裸一城。”

“我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翡翠城。”

“哦？我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绿野仙踪》。记得吗？堪萨斯的多萝西和她的小狗托托。改编成电影由朱迪·嘉兰主演，小女孩奔向彩虹。”

“我当然记得。”

“跟着黄砖路往前走，它通向翡翠城，在那儿活着伟大的魔法师。”

“我记得。稻草人、锡人，还有怯懦的狮子，我统统记得。但我是怎么想起翡翠城的呢？”

“你是酒鬼。”她提醒说，“你少了几个脑细胞、如此而己。”

我点点头：“肯定如此。”我回答。

我们就寝时，天空已发亮。我睡在沙发上，裹在她多出的两条毯子里。起先我以为自己一定睡不着，但倦意像高涨的潮水涌来，我完全屈服，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