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我是从莫顿街搭乘出租车到的东十七街唐娜的住处，现在我又搭另一辆到第三十七街金的大楼。付钱给司机时，我才想起还没去银行。明天是星期六，所以整个周末我都得把钱斯的钱拿在手中。除非某个抢匪财星高照。

我给门房塞了五美元拿到了金公寓的钥匙，减轻少许负担，还顺口编了一通谎话，说自己是房客代理人。冲那五元钱，他也迫不及待地相信我。

我走上电梯，开锁进了房间。

警方早就搜过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想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德金给我看的档案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没有人会把留意到的所有细节都记下来。 我不知道警察在犯罪现场能发现些什么，也很难判断他们是否顺手牵羊拿走了些什么。有的警察会劫掠死者，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在其他方面这些人也未必就一定不 诚实。

警察看过太多的死亡和惨状，为了今后继续面对这些，他们往往需要把死者非人性化。

我还记得我头一回从旅馆房间抬尸出门的经验。那人吐血而亡，死后多日才被发现。我和一名资深巡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尸体塞入尸袋。下楼时，每下一级楼梯，我的搭档就任由尸袋磕碰一次。就算抬一袋土豆，他也不会如此大意。

我还记得旅馆其他房客围观我们的神情，也记得我那搭档如何搜查死者遗物的。他拿出那人仅有的一点现金，仔细数过，然后和我平分。我不想拿。

“放进口袋，”他告诉我，“你以为这些钱还会去别的地方吗？总得有人拿。要不就归州政府所有。纽约州拿这四十四元钱有啥用？放进口袋里，然后买块香皂，洗掉手上沾的尸臭。”

我把钱放进口袋。后来，我成了那个抬尸体下楼撞楼梯的人，数钱分钱的也是我。风水轮流转。我在想，总有一天，尸袋里的那个人会是我。

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我查过抽屉和衣橱，不清楚自己想找什么，也没找到什么。要是她有个写满电话号码的小黑本——传说那是应召女郎的生财工具——有人早在我之前就发现它了。我倒不认为她真有这么一个本子。伊莱恩有一本，不过弗兰和唐娜都说自己没有。

我没找到任何毒品或吸毒用具，不过这并不证明什么。警察既然会搜刮死人的钱，自然也有可能把毒品据为己有。要不就是钱斯把屋里所有的违禁品拿走了。他说在她死后，他来过公寓一次。

不过我注意到，他没拿走非洲面具。它们从墙上怒视着我，无论钱斯找来哪个干劲十足的年轻妓女取代金的位置，它们都要尽自己保卫公寓的本分。霍珀的海报仍挂在音响上方。它也要留下来等待下一位房客？这里遍布她的踪迹。

当我翻查她梳妆台抽屉和衣橱里衣服的时候，还能闻到她的味道。她的床铺没有整理。我掀起床垫，查看下面。无疑，在我之前已有人这样做过。我什么也没找到，便放下床垫，她刺鼻的香味从皱巴巴的床单漫起，充塞着我的鼻孔。

在客厅里，我打开一个壁橱，发现她的毛皮外套、大衣和夹克，还有整整一格的葡萄酒和酒瓶。一瓶两百毫升瓶装的“野火鸡”波本威士忌吸引住我的视线。我发誓我已经品尝到了那浓烈的波本酒味，喉咙感受到吞咽它的感觉，一股热辣流向我的胃，暖意直通足尖和指尖。

我关上橱门，穿过房间，坐到沙发上。我本来没想喝酒，几个小时以来也没想过酒，看到烈酒纯属意外。

我回到卧室。她的梳妆台上有个首饰盒，我打开查看。有很多耳环，两条项链，一串看上去像是假的的珍珠，几只手镯，其中一个非常迷人，象牙做的，镶边像是金 子。另外还有一枚俗气的班级纪念戒指，来自威斯康星州奥克莱尔市拉法雷特高中。戒指是金的，内侧刻有14K字样，掂掂重量想必还值点钱。谁会拿走这些东 西？

银河旅馆里她的皮包内有些现金，根据档案里记载，大约是四百多元和一些零钱，这钱可能会转交给她威斯康星的父母。但他们会大老远飞来认领她的大衣和毛衣吗？他们会要她的毛皮外套、高中戒指，以及象牙脚环吗？

我又待了一会儿，记了一些笔记，克制住不去打开客厅橱门，然后离开那里。

我乘电梯到楼下大厅，冲门房挥挥手，对刚进来的房客点点头。那是个老妇人，用一条饰有莱茵石的皮带牵着一条小短毛狗。小狗冲我狂叫，我才想到金的小黑猫下落不明。我没看到它的踪影，浴室里也没见到它的秽物盘。有人把它拿走了。

我在街角处拦住一辆出租车，到旅馆门前付车费时，我才发现金的钥匙同我口袋里的零钱混在一起。我忘记把钥匙还给门房，他也没想起跟我要。

我有一个口信。乔·德金打过电话，留下警局的号码。我打过去，对方说他出去了，但还会回来。我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

我上楼回房，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我躺下来，但无法休息，控制不住脑中连绵的思绪。我下楼去买了奶酪三明治、法式炸薯条和咖啡。喝了两杯咖啡后，我从口袋 掏出唐娜·坎皮恩的诗。诗中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召唤着我，但我想不出是什么。我又读了一次。我不懂这诗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它该有一定含义。但我总觉得诗里有 个东西在向我眨眼示意，意图引我注意，但我头脑不济，无法会意。

我走到圣保罗教堂。演讲人在用一种超然的轻松口气讲一个恐怖故事。他的父母都死于酗酒，父亲得了急性胰脏炎，母亲醉酒时自杀。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也相继病死。另一个兄弟因脑水肿还在州立医院接受治疗。

“我戒酒几个月之后，”他说，“听说酒精会杀死脑细胞，我开始担心自己可能脑伤严重，所以去找我的辅导员，告诉他我的忧虑。‘呃，’他说，‘也许你有脑 伤，有这可能。不过我先问你，你能记住哪天在哪里开会吗？你能毫不费力找到会场吗？’‘能，’我告诉他，‘这些我都能做到’。‘那就没事，’他说，‘你目 前所需要的脑细胞都有了。’”

我在休息时离开。

旅馆前台又有一个德金留下的口信。我马上打过去，他又不在。我留下姓名、电话，然后上楼。我又拿出唐娜的诗看，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德金。

他说：“嗨，马修。我只是想说，希望昨晚没给你留下恶劣印象。”

“你指什么？”

“呃，总体而言，”他说，“偶尔我会受不了压力，你懂我意思吧？我需要发泄，发发酒疯，说说胡话。我不常这样，但偶尔为之。”

“当然。”—棒槌学堂·E书小组—

“大部分时间我热爱工作，但有时压力太大，有些事情是你不想看到的，所以时不时地我得把所有这些垃圾从我体内清除出去。希望昨晚分手前我没太失态。”

我向他保证他没做错什么。我在想，昨晚的事他到底记得多少。他已经醉得足以失去记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失忆的。也许他只是有点记忆模糊，不确定我对他的发作有何看法。我想起比利的女房东对他说的话。

“不必在意，”我说，“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嘿，我得记住这句话。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许真的犯过呢。”

“也许吧。”

“你的调查进展如何了？有眉目了吗？”

“还很难说。”

“我懂你意思。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话——”

“实际上，还真有。”

“哦？”

“我去了银河旅馆，”我说，“和一名经理助理谈过，他给我看了琼斯先生的登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