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库了。淡淡的月光照着窗台，也照在床上，像是铺了一条浅蓝色的床单。

房间的其他地方仍旧是黑糊糊的，只有墙角的桌子上点着台灯，射出一圈亮光。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５月２４日

我又想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下来。前面又是一段空白，一个半月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只好就这样空着了。

哪里找得出时间来写日记呢？现在夜已深了，我才能坐下来写。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就要调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难过。他真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我才体会到，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多么宝贵。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自然就要散了。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的“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这个万事通简直叫人受不了！谢加尔高兴极了，因为谈到党史的时候，他的学生柯察金把图夫塔驳得哑口无言。的确，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既然学习效果这么好，付出的心血就不可惜了。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要调动，我不知道。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替我接着带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摆脱自发性。他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常常使他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会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你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在部队里我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带柯察金来学习。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中等身材，身强力壮，肌肉很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争执。

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我说老太婆，你的军装不齐全。还缺皮裆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就现在这样文不文武不武的，像什么样！”

奥莉加也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可能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该睡觉了。

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懒洋洋的。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向上走着。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是从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从天桥上边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已经先到了，正在下面看着从天桥上走下来的人群。

保尔走到丽达旁边，离她还有两三步，就站住了。她没有发觉他。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观察她。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面是蓝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丽达站在那里，微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起了眼睛。保尔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也是第一次突然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团省委的一名常委，而且……但是，他立即抓住了自己的“恶念”，责备这种念头很荒唐，于是赶紧招呼她：“我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你还没有看见我。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通站台的通勤口。

昨天，省委决定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让保尔协助她工作。他们今天必须乘车出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就由掌握全权的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这个小组发的通行证，任何人都无权进站。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队把守着。一列火车就是挤破车厢，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着上路的旅客。谁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因为行车时间没有准儿，说不定一等就是几天。几千个人都往检票口拥，都想冲过去，挤到眼巴巴等了很久的绿色车厢里去。这些日子，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人，常常发生扭打的事。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怎么也进不了站台。

保尔对车站的情况很熟悉，知道所有的进出通道，他就领丽达从行李房进了站台。费了好大劲，总算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乱哄哄地拥着一堆人，一个热得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拦住车门，上百次地重复着一句话：“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了。车厢的连接板上和车顶上不许站人，这是上头的命令。”

人们发疯似的冲着他挤去，都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伸到他鼻子跟前。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人们气势汹汹地咒骂着，喊叫着，往上挤。保尔看出来，照常规办事是根本上不了车的。但是，他们又非上去不可，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按期召开了。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他先挤进车厢去，然后打开车窗，把她从窗口拉进去。不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什么证件都管用。”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上，又把手往夹克口袋里一插，故意让枪柄和枪穗露在外面。他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走到车门跟前，毫不客气地分开旅客，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往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墩墩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保尔煞有介事地说，他的口气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丝毫怀疑。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口袋里的手，用袖口擦掉额上的汗珠，用无所谓的语调说：“好吧，你只要能挤进去，就检查好了。”

保尔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拼命往里挤，有时抓住上层的铺位，把身子吊起来，从别人肩膀上爬过去。

他受到了数不清的咒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冲着他骂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臭脚丫子往哪儿伸呀！”这女人像个大肉球，约摸有七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千克。——译者］，勉勉强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两条腿中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各式各样的铁桶、箱子、口袋、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您的乘车证呢，公民？”

“什么？”她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探出头来，扯着粗嗓子喊：“瓦西卡，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打发他滚远点！”

一个人应声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看来这就是瓦西卡了。这小子又高又大，胸脯上全是毛，两只牛眼睛瞪着柯察金。

“你缠着人家妇女干吗？用得着你查什么票？”

旁边的铺位上耷拉下来八条腿。这些耷拉着腿的人勾肩搭背地坐在上面，起劲地嗑着葵花子。这些人显然是一帮合伙倒腾粮食的投机商，走南闯北，常在铁路上来往。现在保尔没有工夫理睬他们，先把丽达接上车来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着车窗旁边的小木头箱子，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了指两条穿褐色长筒袜的粗腿说。

应该打开车窗，可是箱子碍事，又没有地方放。于是保尔把箱子抱起来，交给了它的主人。

“请您先拿一下，公民，我要开窗子。”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保尔刚把箱子放到坐在上铺的塌鼻子女人的膝盖上，她就尖声叫了起来。

“莫季卡，你看这个人在这儿胡闹什么呀？”她又转过脸来，向身旁的人求援。那个人没有动地方，用凉鞋对保尔背上踢了一脚，说：“喂，你这个癞皮狗！快给我滚蛋，要不我就揍死你。”

保尔背上挨了这一脚，忍着没有做声。他咬紧嘴唇，打开了车窗。

“同志，请您稍微让开一点。”他向那个铁路工人请求说。

保尔把一只铁桶挪开，腾出个地方来，站到车窗跟前。丽达早就在车厢旁边等候，就连忙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扔，探出身子，抓住丽达的两只手，把她拉了上来。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刚要过来制止，丽达已经爬进了车厢。那个动作迟缓的战士没有办法，只好骂了几句，走开了。丽达一进车厢，那伙投机商都吵嚷起来，弄得她很难为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缘上。周围是一片辱骂声。上铺那个粗嗓门骂道：“瞧这个混蛋，自己爬进来不算，还弄进来一个婊子！”

从上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个尖嗓子叫道：“莫季卡，照准他鼻梁子使劲揍！”

塌鼻子女人也乘机要把木箱子放到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不三不四的人。保尔很后悔，不该领丽达到这里来。但是，总得想办法给她找个座位。于是，他向那个叫莫季卡的说：“公民，把你的口袋从过道上挪开，这位同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那个家伙不但没有动弹，反而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气得保尔火冒三丈。他右眉上边的伤疤像针扎一样剧烈地疼起来。他压住怒火，对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你等着，回头我跟你算帐！”就在这个时候，上面又有人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像嗾狗似的喊叫起来。

保尔憋了好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终于爆发了。他总是这样，一发起火来，动作就异常迅猛。

“怎么，你们这帮坏蛋、奸商，竟敢欺负人？”保尔像蹬着弹簧，两手一撑就蹿到中铺上，挥起拳头，朝莫季卡那副蛮横无耻的脸上猛力打去。这一拳真有劲，那个家伙一下子就栽下去。跌落在过道里的人们的头上。

“你们这帮混蛋，统统给我滚下去。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狗命！”保尔用手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怒冲冲地吼着。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变了。丽达密切注视着周围所有的人，要是有谁敢碰碰保尔，她就准备开枪。上铺马上腾出来了，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也慌忙躲到隔壁的铺位上去。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空出来的位子上，低声对她说：“你在这儿坐着，我跟他们算帐去。”

丽达拦住他说：“你还要去打架？”

“不打架，我马上就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到站台上。几分钟之后，他跨进铁路肃反委员会，走到他的老首长布尔梅斯捷尔的办公桌前。

布尔梅斯捷尔是拉脱维亚人，听保尔谈完情况后，下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旅客下车，检查证件。

“我早说过，哪次都是火车还没进站，投机商就上了车。”

布尔梅斯捷尔咕哝着。

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车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检查。保尔按照老习惯，帮着检查了整个列车。他离开肃反委员会之后，仍然同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而且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之后，向铁路肃反委员会输送了不少优秀团员。检查完毕，保尔又回到丽达的车厢。这时，车里已经上满了新的乘客，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其他地方已经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只在车厢顶头的三号上铺给丽达找到了一个位子。

“行了，咱们凑合着坐吧。”丽达说。

火车开动了。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向后退去。只听她喊道：“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小铺位上，跟邻铺之间隔着一捆捆的报纸。他俩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刚才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苹果。

火车缓慢地爬行着。车辆失于检修，又载重过多，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每到接轨的地方就震动一下。傍晚，车厢里渐渐暗下来，不一会儿夜幕便遮住了敞开的车窗，车厢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乏，把头枕在旅行袋上打起盹来。保尔耷拉着两条腿，坐在铺边上抽烟。他也很累，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凉爽的夜风，从车窗吹进来。车身突然一震，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保尔的烟头在发光。“他会一直这样坐到天亮的，看样子，他是不愿意挤我，怕我难为情。”

“柯察金同志！请阁下把资产阶级那套繁文缛节扔掉吧，来，躺下休息休息。”她开玩笑说。

保尔在她身边躺了下来，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胳膊抱住她的朋友，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挨着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女人。这一点，他是今天在天桥上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心情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很近的地方。这使他产生了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把这种愿望克制住了。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在暗中微笑了。她已经尝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情的痛苦。她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英勇的、身材魁梧的旅长，另一个是生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汽笛的吼声才把他吵醒。

最近，丽达都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本笔记本不常打开，写的几则日记，也都很简短。

８月１１日

省代表会议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拉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去了。日常事务工作全部落到了我的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证件。杜巴瓦从到佩乔拉区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了。他工作很忙。保尔还想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没有工夫，有时候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的情况日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动员状态。昨天，扎尔基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走一些人。他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８月２３日

今天我从走廊走过时，看见潘克拉托夫、柯察金，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行政处门口。我往前走，听见保尔正在讲着什么事：“那边的几个家伙，枪毙了也不可惜。他们说什么‘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务。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业委员会作主，用不着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接着就是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捅了保尔一下。他回过头来，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没敢再看我，连忙走开了。这回他大概会有很长时间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对于骂人，我是不能原谅的。

８月２７日

今天常委会开了一次内部会谈。情况越来越复杂。现在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记下来——不允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心情挺不好。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运粮专车又被人弄出了轨。看来，我得索性不写日记了，反正总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我正等柯察金来。我今天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正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接到一个电话，是丽达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有空，让他去继续学习上次那个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栋房子的门口，抬头看了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顺着楼梯跑上去，用拳头捶了一下房门，没有等里面应声，就走了进去。

丽达的床上，一般男同志连坐一下的资格都没有，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行军背包和缀着红星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丽达喜气洋洋，朝保尔转过脸来。

那个军人也推开拥抱着他的丽达，站了起来。
“我来介绍一下，”丽达一面跟保尔打招呼，一面说。“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没有等她介绍，就大大方方地报了姓名，同时紧紧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没想到他会来，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丽达笑着说。

保尔握手时的态度却很冷淡。一种莫名的妒意，犹如燧石的火星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达维德袖子上戴着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柯察金马上拦住她说：“我是来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要上码头去卸木柴，你别等我了……恰巧你这儿又有客人。好了，我走啦，同志们还在楼下等着呢。”

保尔突然闯进门来，又突然消失在门外。他的脚步声迅速地在楼梯上响着。下面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就没有什么响动了。

“他今天有点反常。”丽达回答达维德那疑惑的目光，这样猜测说。

……天桥下面，一台机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庞大的胸腔中喷出了金色的火星。火星缭乱地飞舞着，向上冲去，在烟尘中熄灭了。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出神。他眯起眼睛，讥讽地责问自己：“真不明白，柯察金同志，为什么您一发现丽达有丈夫就那样痛苦？难道她什么时候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好吧，就算她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您突然这样难过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您怎么忽略了这一点呢？嗯？再说，要是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看姓名可能是她的哥哥，也可能是她的叔叔……要真是这样，你无缘无故就给人难堪，岂不是太荒唐了吗？看来，你也是一个糊涂虫，不比任何笨蛋强。他是不是她的哥哥，一打听就可以知道。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还有脸见她，跟她说话吗？得了，往后你再也别想上她那儿去了！”

汽笛的吼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天已经不早了，回家吧，别再自寻烦恼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淡黄头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铁路局肃反委员会委员斯乔帕·阿尔秋欣，他不久以前还是一个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弄到了一间屋子。下班之后就去油饰、粉刷、擦洗，一连忙了三天。他们提着水桶跑来跑去，邻居们还以为是着火了。他们搭起了床铺，又从公园里弄来许多树叶，塞在大口袋里做床垫。到了第四天，房间就布置妥当了，雪白的墙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１８７８—１９５８），当时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译者］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两个窗户中间，钉着一个搁架，上面放着一堆书。两只木箱钉上马粪纸，算是凳子，另一只大一点的木箱做柜子。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台球台，球台的呢面已经没有了，这是他们用肩膀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白天当桌子，晚上是克拉维切克的床。大家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了来。善于管家的克拉维切克列了一份公社全部财产的清单。他想把清单钉在墙上，但是大伙一致反对，他才作罢。现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了。工资、口粮和偶尔收到的包裹，全都平均分配。只有各人的武器才是私产。全体社员一致决定：公社成员，凡违反取消私有财产的规定并欺瞒同社社员者，一律开除出社。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在这个决定上加上一句：并立即驱逐出室。

索洛缅卡区共青团的活动分子全都参加了公社的成立典礼。社员们从邻院借来一个挺大的茶炊，把公社所有的糖精全拿出来沏茶用了。大家喝完茶，大声合唱起来：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我们受尽了劳役的煎熬，

但是总会有这样一天……

合唱由烟厂的塔莉亚·拉古京娜指挥。她的红布头巾稍微歪向一边，眼睛活像个调皮的男孩子。这对眼睛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跟前看个仔细呢。塔莉亚的笑声很有感染力。这个糊烟盒的十八岁的女工满怀青春的热忱，注视着世界。她的手往上一抬，领唱的歌声就像铜号一样响起来：

唱吧，让歌声传遍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沉睡的街道被他们的谈笑声吵醒了。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静一静，同志们，我什么也听不清！”他向挤满团区委书记办公室的那些高声说话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说话声稍微小了一些。

“喂喂，哦，是你啊！对，对，马上就开。会议内容？还是那件事，就是从码头上往外运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到哪儿去。他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好吧。”

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交给了保尔。

“我以为你不在呢。凑巧今天晚上我没事。你来吧。我哥哥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们两年没见面了。”

果然是她哥哥！

保尔没有听到她又说了些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和当时他在桥上做出的决定，一起涌上心头。是的，今天应该到她那里去，放一把火，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掉。爱情给人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电话里丽达在问：“你怎么啦，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嗯，哪，我听着呢。好吧。开完常委会就去。”

他放下了听筒。

保尔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手抓住柞木桌子的边沿，说：“往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挑了一下。她手里那支在纸上迅速移动的铅笔也停下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自己也知道，咱们现在有多紧张。很可惜，学习的事只好等以后再说……”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那句话还不果断。

“干吗拐弯抹角呢？这说明你还没有勇气对着胸口给自己一拳，干脆解决问题。”想到这里，他坚定地接着说：“另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还得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另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

他转过脸，避开了她那注视的目光。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所以，咱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挪开椅子，低头看了看她那垂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更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就这样吧，再见了，丽达同志！这么多天没跟你说明，实在抱歉。我早说就好了。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对她这样冷冰冰的，使她十分惊愕，勉强说了两句：“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发生这种情况，该怨我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地迈出房间，悄悄掩上了门。走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现在还可以返回去，对她说……

可是，这又何必呢？难道要让她当面奚落一番，再回到这大门口来吗？不！

铁路的死岔线上，破烂的车厢和灭了火的机车越积越多。

木柴场空荡荡的，风卷着锯末到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猞猁，经常在城的周围，在丛林和峡谷里出没。白天他们隐蔽在四郊的村庄和林中的大养蜂场里；深夜就爬到铁路上，伸出锐利的爪子破坏路轨，干完坏事之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因此，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粮食同鲜血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不时袭击宁静的乡镇。母鸡惊得咯咯直叫，满街乱跑。常常是啪的响一枪，接着在乡苏维埃的白房子近旁便是一阵对射，枪声清脆，就像踩断干树枝一样。随后匪徒们便骑着肥壮的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砍杀被他们抓住的人。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直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这帮匪徒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一对对眼睛简直能穿透乡苏维埃的白房子的墙壁。在神甫家的院子里，在富农的考究的住宅里，都有人窥视着乡苏维埃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一直伸向密林深处。弹药、鲜猪肉、淡蓝色的原汁酒，源源不断地送到那里去。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然后再通过极其复杂的联络网传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亡命徒，可是却一直没有能剿灭。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成了安分的庄稼人，在自家院子里磨蹭来、磨蹭去，不时给马添点草料，要不就站在大门口，嘴角露出一丝讪笑，一边吸烟袋，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过往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团长率领自己的部队，废寝忘食地在这三个县里来回清剿匪徒。他不知疲劳，顽强地跟踪追击，有时也能摸到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他的喽罗。现在他已经处在包围之中，只好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了。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五个小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声音喧嚣嘈杂。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两种愿望：一种是漫天要价，一种是就地还钱。形形色色的骗子都在这里大显神通。几百个眼尖手快的人，像跳蚤一样不停地活动着。他们的眼神里什么玩意儿都有，惟独没有天良。这里是一个大粪坑，全城的蛆虫都麇集在这里，他们的目的都是坑骗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傻瓜”。很少有的几趟火车从自己的肚子里排泄出一群群背着口袋的人。这些人都向小集市涌去。

晚上，集市上已经空无一人，白天生意兴隆的小胡同、一排排黑洞洞的空货架子和商亭变得阴森可怕了。

到了夜里，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每座小亭子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就是胆大的人也都不敢冒险到这里来。常有这样的事：突然响起枪声，像锤子敲了一下铁板，于是，就有人倒在血泊里。等到附近站岗的民警凑在一起赶来的时候（他们单个是不敢来的），除了一具蜷缩着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凶手早就离开作案的地方，逃之夭夭，其他在这一带鬼混过夜的人，也都因为出了事，一下子溜得无影无踪。小集市对面就是七星电影院，那里的马路和人行道灯火通明，行人熙熙攘攘。

电影院里，放映机喳喳地响着。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情敌在互相厮杀，片子一断，观众就怪声喊叫。看来，城里城外的生活似乎都没有离开常轨，就连革命政权的中枢——党的省委会里也都一切如常。但是，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现象。

在这座城市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有不少人知道这场风暴即将来临。他们把步枪笨拙地藏在乡下人常穿的长袍下面，从各地潜入这座城市。有的装扮成投机倒把的商贩，坐在火车顶上来到这里。下车之后，他们不去市场，而是凭着记忆，把东西扛到预先约定的街道和住宅去。

这些人都是知情的，可是城里的工人群众，甚至布尔什维克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风暴正在逼近。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例外，他们掌握了敌人的全部准备活动。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境内的佩特留拉残匪，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紧密勾结，准备在这里组织一次暴动。

佩特留拉残部秘密地成立了一支突击队。

中央暴动委员会在舍佩托夫卡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四十七个人，其中大多数过去就是顽固的革命分子，只是因为当地肃反委员会轻信了他们，才没有把他们关押起来。

这个组织的头子是瓦西里神甫、温尼克准尉和一个姓库济缅科的佩特留拉军官。神甫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父亲以及钻进该市执行委员会当了办事员的萨莫特亚负责刺探情报。

他们计划在夜里发动暴乱，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放出犯人，如果可能，就占领火车站。

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座大城市里，白匪军官们正在非常秘密地集中，各路匪帮也都到近郊的树林子里集结。又从这里派出了经过严格审查的“忠诚分子”，分别到罗马尼亚，到佩特留拉本人那里去，随时保持联系。

水兵朱赫来在军区特勤部已经一连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费奥多尔·朱赫来现在的心情，正像一个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的猎人。

在这种时候，不能喊叫，也不能声张。只有把这只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才能消除后患，安心从事劳动。把野兽惊跑是不行的。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只有冷静的头脑和铁的手腕才能克敌制胜。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在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迷宫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动手。

不！就在·今·天夜里。五个掌握敌情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

晚上，一列装甲车没有拉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又悄悄地关上了大门。

直达线路急速地传递着密码电报。所有收到电报的地方，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顾不得睡觉，立即行动起来，连夜捣毁匪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的电话：“各支部的会议都布置好了吗？是吗？好。你跟区党委书记马上来开会。木柴问题比原来想的还要糟糕。你们来了，咱们再谈吧。”扎尔基听见阿基姆坚定而急促地说。

“真是，这个木柴问题快把我们搞疯了。”他咕哝着，放下了听筒。

古戈·利特克开着汽车，飞快地把两位书记送到了地方。

他们下了车，一登上二楼，立刻就明白了：叫他们来决不是为了木柴的事。

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枪，特勤部队的几个机枪手在它旁边忙碌着。走廊上有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站岗，他们都默不作声。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的省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经过气窗，通到室外。

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拉。丽达还是那副装束，跟当连指导员的时候一样：戴着红军的盔形帽，穿着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挎着一支沉甸甸的毛瑟枪。

“这是怎么回事？”扎尔基惊疑地问丽达。

“这是演习紧急集合，伊万。我们马上到你们区去，集合地点在第五步兵学校。各支部开完会就直接到那儿去。最要紧的是这个行动不要让别人发觉。”丽达告诉扎尔基说。

步兵学校周围的树林里静悄悄的。

参天的百年柞树默默地挺立着。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覆盖下沉睡，宽阔的林荫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迹了。

在树林中间，在白色的高围墙里面，从前是武备学堂的楼房，现在已经改为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夜深了，楼上没有灯光。表面上看，这里一切都很平静。过路的人一定会以为里面的人全都睡了。但是，那扇大铁门为什么敞开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