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二章(2)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下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运走。站长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有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把匪徒袭击的详情询问了一遍。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条路来。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里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记着数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办，也不在这里干，一清早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挖开这个山包，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地都冻了。”帕托什金低声对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总皱着眉头、不大爱讲话的人。他一听这话，生气地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全部工程限我们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计划用十五天，这怎么成！”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说。“不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下筑过路，也没同这样的筑路工人共过事。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以前就错过两回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一个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破绒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刚来的人说。保尔连铁锹也没有顾得放下，立刻向坡下跑去。他的两只眼睛在帽檐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握的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啊，保尔！瞧你这身衣服，大的大，小的小，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你没看他那五个脚趾头，行动有多一致，全在外面露着。

这还不算，开小差的人还把他的大衣偷走了。亏得奥库涅夫是他们同一个公社的，把自己的破上衣给了他。不过不要紧，保夫鲁沙是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板上躺上一个星期，铺不铺干草都行，然后再进棺材。”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黑眉毛、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反驳说：“我们才不让保夫鲁沙完蛋呢。我们可以推举他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后备火头军。他要不是傻瓜，那儿吃的也有，暖和地方也有——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可以。”

一阵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今天他们发出的第一阵笑声。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转了回来。斜坡上的人还在坚持不懈地挖土。朱赫来望着飞舞的铁锹，望着弯腰紧张劳动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群众大会用不着开了，这儿谁也不需要进一步动员。托卡列夫，你说得对，这些人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神里充满了喜悦、疼爱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以前，在那次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起钢枪，投入战斗。现在，他们又胸怀一个共同目标，要把钢铁动脉铺到堆放着大量木柴的宝地去，全城的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这些木柴给他们带来温暖和生命。

帕托什金工程师有礼貌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一条路来，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他计算，一面心里打着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这个小山包咱们另想办法。”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见朱赫来在屋里粗声粗气地说：“用我的名义马上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请他立刻把普济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部队派一列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讲过几句话以后，朱赫来接着讲起来。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着，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计划不能变，第一期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

“从现在起，筑路队要按战时状态组织起来。所有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由杜巴瓦同志担任。六个筑路小队都接受固定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休息。另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队的队长都派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筑路工程队队长、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结束发言时说。“仍然是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这是非他莫属的。”

仿佛一群鸟突然振翅起飞一样，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阵掌声。一张张刚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他最后这句话却说得既亲切又风趣，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二十几个人簇拥着阿基姆和朱赫来，一直把他们送上轧道车。

朱赫来同保尔道别的时候，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对他说：“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是冻坏了，已经肿起来了。”保尔说到这里，想起了很久以前提出过的请求，抓住朱赫来的袖子，央求说：“我跟你要过几发手子弹，现在你能给我吗？我这儿能用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一脸失望的神情，就毅然决然地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得到一件盼望了这么久的贵重礼物，可是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着吧，拿着吧！我知道你早就眼红了。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可不许打自己人。这支枪还有满满三夹子弹，也给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立刻射到保尔身上。不知是谁喊着说：“保尔，咱俩换吧，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带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尔背上推了一下，打趣地说：“鬼东西，换毡靴穿吧。要是再穿你那只套鞋，连圣诞节也活不到！”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踏着轧道车的踏板，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车轰隆轰隆驶过道岔，开进了车站。一团团天鹅绒般的白色蒸汽，像盛开的绣球花一样喷发出来，又立即消失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从装甲车厢里走出来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以后，装甲车送来的三个爆破手在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了两个深蓝色的大南瓜，接上了长长的导火线。

放了信号枪之后，人们便纷纷离开现在已经变成险地的小山包，四散隐蔽。火柴触到了导火线，磷光闪了一下。

刹那间，几百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等待是那样难熬——终于……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把巨大的土块抛向天空。接着，第二炮又响了，比第一炮还要厉害。可怕的轰鸣响彻密林，山崩地裂的隆隆声在林间回荡。

刚才还是小山包的那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深坑，方圆几十米内，在像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爆破出来的土块。

人们拿着镐和锹一齐向炸开的深坑冲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展开了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异常激烈的竞赛。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谁也没有惊动，就悄悄地起来了。他独自艰难地迈着在水泥地上冻僵了的双脚，到厨房去了。烧开了一桶沏茶水，才回去叫醒他那个小队的队员。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醒来，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愤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德米特里，天蒙蒙亮，保尔就把他那伙人叫了起来。现在他们大概已经铺了十俄丈了。听大伙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弦都让他给绷得紧紧的，他们决心在二十五号以前铺完自己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咱们点颜色看哪。但是，对不起，咱们走着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使这位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激动。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朋友保尔一闷棍：保尔竟连招呼也不打，就向各队挑战了。

“真是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快到中午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这是站在步枪垛旁边的哨兵，发现树林里来了一队骑兵，在鸣枪示警。

“拿枪，弟兄们！土匪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树上挂着他的毛瑟枪。

全队马上拿起武器，贴着路边直接卧倒在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个骑兵挥着帽子，其中有个人喊道：“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来个骑兵顺着大路跑了过来，他们都戴着缀红星的布琼尼帽。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探望筑路人员。

排长的坐骑少一只耳朵，这引起了保尔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块白斑，它在骑者身下“跳着舞”，不肯老实站着。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笼头绳，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斑秃，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你没让子弹打死啊，我的缺只耳朵的美人。”

他亲切地搂住马的细长脖子，抚摸着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地端详着保尔，一下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道：“啊，这不是保尔吗！……马你认出来了，老朋友谢列达反倒不认识啦。你好，兄弟！”

城里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筑路工程。这立刻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扎尔基把还在城里的人都派到了博亚尔卡，团区委的人走个精光。整个索络缅卡区只剩下一些女团员了。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去动员，结果他们又派了一批学生到工地去。

他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我就上博亚尔卡去。要知道，我一个男子汉在人家女人堆里转悠，实在不像话。姑娘们都怀疑地瞧着我。这帮喜鹊私下里准在嘁嘁喳喳议论我：‘他把别人都撵走了，自己却泡在城里，这个大滑头。’说不定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一批一批的人不断到博亚尔卡来，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了四节客车到博亚尔卡，给新到的工人住宿。

杜巴瓦小队从工地撤了下来，派到普夏—沃季察去。他们的任务是把供轻便铁路用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来。这项工作顶替他们在工地上承担的一部分任务。

杜巴瓦出发前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来，叫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了命令，根本没有去想他的真实动机。而杜巴瓦这个时候会想起那个捷克人，却是安娜托索洛缅卡来的人带来的一张便条引起的。便条上这样写着：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了一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手们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昨天，各木柴场的最后一批存货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致意。他真是个好小伙子。他亲自给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谁也信不过。他自己动手筛面粉，自己用机器和面。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好面粉，面包做得好极了，跟我领到的简直没法比。晚上咱们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也搞点学习，但主要是议论我们所知道的人和事，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工地意见可大了。她们说保证能和你们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换上一身爸爸的衣服，一下子跑到那老爷子跟前，看他能把我撵回来！”

说不定她真会这样做。替我向你那个黑眼睛的朋友问好。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移动着，布满了天空。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大风，烟筒发出了呜呜的怒吼。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左躲右闪的雪花，凄厉地呼啸着，搅得整个森林惊惶不安。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车站上那间破房子根本存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火，大家还是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第二天清晨上工，雪深得使人迈不开步，而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柯察金的小队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灌雪，好几次掉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随时有掉底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做了围巾。

瘦骨嶙峋的保尔两眼熬得通红，他猛烈地挥动大木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勉勉强强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

“给我们木柴，就开走；不给，就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司机向站长喊道。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叫嚷和咒骂。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讲讲，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给火车头运点来。”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个主意。乘务员们立刻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雪封住了。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锨来铲雪，干到晚上，就给你们木柴。要是不愿意干，那就让他们等到新年再说。”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同志们，来了这么多人！看，还有女的呢！”保尔背后有人惊奇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到跟前，对他说：“给你一百人，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叫他们偷懒。”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羔皮帽，正跟旁边的一个青年妇女说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顶上还有个绒球。

他愤愤地转动着手里的木锨，大发牢骚：“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要是请我这个铁路工程师给指挥一下倒还可以，铲雪吗，你我都没有这个义务，规章上没有这么一条。那个老头子违法乱纪。我要告他。

谁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个男人轻蔑地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别的领导也……”

保尔皱起眉头，白了他一眼，说：“不想干拉倒。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一刹那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像叫花子的人是保尔。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保尔就这副模样站在她面前。只有那一双眼睛，还同从前一样，炯炯发光。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不久以前还是她热恋的人。

真是沧海桑田哪！

她最近结了婚，现在同丈夫一起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重要职务。真想不到，她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没好意思同他握手。

她的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竟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火夫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只能干个挖土的差事。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双颊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放肆了。他把锨往地下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咱们走，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实在看不下去。”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意大利语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师一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一字一句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锨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顺便补充说：“我劝你们还是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也发生了作用。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亚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

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拄着锨，已经非常疲乏。等他过来，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搞到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委员一类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