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