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2)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说:“廖莉娅够苦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她……”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谁要你的空头支票?到处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说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你那个往后顶个屁。到那时候,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往后还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干吗我?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攒下钱,要什么有什么。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噜一声,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不足为怪。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把他顶回去,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干脆,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一支伟大的、强有力的建设大军。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你们这样的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尔。
“他们要是不服从呢?你知道,暴力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进了盘子里。
“你手轻点,年轻人。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丘察姆来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厚点,带棱的。”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力不从心,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她想东想西,心神不宁,也没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他长得像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爱。乔治长成了个懒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尽他挑。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达雅,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样一来,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咂着嘴挖苦她说:“嗬,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没想到。”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她告诉他,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放荡姑娘”的女共青团员的。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一头扎进枕头,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这号人是不听劝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情况,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打发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不错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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