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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的雨沉闷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劳厄兹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鸣让威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已经很疼的头颤震动着，他从书桌前起身走到床边的时候摇摇晃晃。床边，梦如蛇一般缠绕在他的枕头下面，等待着他。

圣查尔斯城北部的一栋老房子任凭冷雨敲窗、电闪雷鸣，在风雨中重复着它长长的叹息。

楼梯在黑暗中吱呀作响。多拉德先生下楼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时窸窣作响，他的双眼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圆睁。

他的头发潮乎乎的，整齐地梳理过。他已经清理过指甲。他走路的时候既缓慢又沉稳，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着满满的一杯茶。

胶片在他的投影仪旁边。两个家庭的。其他的胶片成卷地堆在废纸篓里准备销毁。他从十几部家庭自制影片里选中了两个家庭的，在公司复制好然后带回家观看。

在他的舒适的靠背椅旁边放着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进去，开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国庆周末的一个野餐会。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三个孩子，父亲很强壮，用他粗大的手指伸进腌菜罐。后面是母亲。她拍得最好的镜头是在她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垒球的时候，尽管她在镜头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钟。她在第二垒上面冲着投手和投手板，两脚分开，做好从两个方向都能出球的准备，在她弯腰向前倾的时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颤动着。一个孩子挥舞了一下球棒，可恶地中断了她的镜头。现在又是她了，返回触垒。她把一只脚放在船用的坐垫上，坐垫在这里当了垒，两腿一弯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弯曲的腿上紧绷着。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着这女人的身体。脚放在垒上，髋部倾斜着，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裤里绷紧了。

他定住最后一个片段。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玩累了，身上很脏。孩子们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腿中间摇尾巴。

一阵震耳的雷鸣把外婆的高高的橱柜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响。多拉德伸手拿了个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几个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几分钱的硬币在一个打破了的猪形扑满上方的衬衫盒上拼出来。开头是父亲在院子里立起一块“出售”的标牌。他拿着标牌，脸冲着镜头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他的裤兜掏空了被翻出来。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台阶上的一个特写，拍得摇摇晃晃。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镜头切换到游泳池。一个孩子，头发油光光的，个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砖上留下湿湿的脚印。水里露出了几个小脑袋。一只小狗向一个女孩游过去，它的耳朵往后伸，脸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妈妈在水中拉着登梯的扶手抬头看镜头。她黑色的鬈发有光泽；丰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润闪亮。她两腿分开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荡漾中浮动。

夜里。一个曝光很差的镜头从游泳池移到灯光明亮的房子，灯光在水中反射。

切换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欢笑。到处是盒子，还有装箱用的材料。一只老式的大箱子，还没搬到阁楼上去。

小女儿在试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顶花园晚会的帽子。父亲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好像喝醉了。然后显然是父亲拿着摄影机。高度并不是很合适。妈妈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孩子们在她身旁欢笑，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拉拽着上面的古董装饰。女孩静静地看着妈妈，审视着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到片尾了。妈妈转过身，冲镜头摆了个姿势，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后。她很讨人喜欢。她的脖子上戴着一块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从镜子前面转过身，微笑着。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垒球赛的胶片，把它扔到了废纸篓里。

他把胶片从投影仪里取出来，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标签：鲍伯·谢尔曼，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城，603号邮箱，星光大道7号。

开车去会很方便。

多拉德把胶片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仿佛它是一只小生命能挣扎着从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只在手心里蹦的蛐蛐。

他记得在利兹家时开灯以后的慌乱和跳动。他必须把利兹先生处理好才能打开他的摄影灯。

这一次他可要做一个流畅的过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摄影机开着，偷偷地爬到睡觉的两个人中间依偎一会儿该多惬意啊。然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搏斗，再坐在他们俩的血迹中间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红外线胶卷做到这一切，他知道该上哪里去找。

投影仪还开着。多拉德手里握着胶片，眼睛看着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却能看到心中的影像，与窗外风的叹息连在了一起。

他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只有爱和荣誉就要来临的企盼与兴奋。他的狩猎目标的心跳变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进了静谧的脚步。

他躁狂地跃立着，跃立着，被爱充满了。谢尔曼一家向他敞开了大门。

他的过去丝毫不会来干扰他，现在只有即将到来的荣耀。他从来不去想他母亲的家。事实上，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胧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多拉德对他母亲家的房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记忆宫殿里留下了一层膜。

他记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忘了是因为他九岁时吊死了维多利亚的猫才被送走的。

在他仅有的几个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是那房子本身，里面灯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个黄昏从街上路过房子时看的一眼。那天他从波特·施罗德小学放学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亲家中的人了——他的妈妈，同母异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时候他在梦中看到他们，在光彩夺目的梦境中的几个片段；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个子，脸和身体是鹦鹉一样艳丽的颜色，他们在他身边保持螳螂一样的姿势。

当他有意识地回忆时——虽然他很少这样做——就有很多令人满意的画面可以追寻，都是在他参军时的场景。

在十七岁那年，他无缘无故地从窗户闯进一个妇人家里，被抓住了。法庭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服兵役，要么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选择了参军。

在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以后他被派往专业学校学习暗室操作，然后被海运到圣安托尼奥，在布鲁克部队医院的医疗队里冲印胶卷。

布鲁克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决定给他整容。

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多拉德婉言谢绝了别人举过来的镜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资料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多拉德曾借出过很多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伤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总是隔夜才还。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队的军部在南朝鲜的汉城驻扎，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的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而拍摄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龙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

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她也许是个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漂亮的肤色，还有别致的小胡子。她怀疑那胡子是从他的头发中移植过来的。

她在葬礼一个星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对方的听筒慢慢地挂上了。

外婆去世后的九年里多拉德的生活没有被打扰过，他也没有去打扰任何人。他的前额平滑得像一颗种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为什么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告诉他颅骨里的那颗种子：时间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个窗户前站着看某个胶片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变老。仿佛他拿着胶片的双手刚刚在他眼前出现一样，在明亮的光线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肤在筋骨上松弛了，而且他的手上开始出现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鳞一样小的细纹。

当他向着光线把手转过去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煮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个通透。尽管屋子里很暖和，他却不禁发起抖来。那个晚上他比平时还卖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与身齐长的镜子，在杠铃旁边。那是整栋房子里惟一一面挂着的镜子，对着它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自己的体格，因为在外面他总是戴着面具。

在鼓起一块块肌肉时他仔细审视着自己。四十岁的他完全可以在当地的健美比赛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并不愿意。

在那个星期里他后来看到了布莱克的版画，他在刹那间被吸引住了。

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一张面积很大的全色的照片，那是作为一张插图配在一篇报道伦敦泰特博物馆回顾布莱克作品展的文章旁边。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把《红色巨龙与披着陽光的女人》寄到了伦敦参加展出。

《时代》的艺术评论家说：“西方艺术中恶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这幅画一样辐射出噩梦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这句评语就能领略到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