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讲 症候形成的过程

第二十三讲 症候形成的过程

由一般人的眼光看来，症候是疾病的本质，治愈就是意味着症候的消除。在医学里，症候和疾病有严加区别的必要，症候的消灭，并不等于疾病的治愈。但是症候消灭之后，剩下的形成新症候的能力，就是疾病的唯一可以捉摸的成分。因此，我们暂时可采取一般人的观点，以为我们若知道了症候的基础，就等于了解了疾病的性质。

症候——这里所讨论的自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候及精神病——对于整个生命的种种活动是有害的，或至少是无益的；病人常感觉症候的可厌而深以为苦。症候加害于病人的，主要在于消耗病人所必需的精神能力，而且病人要抵抗症候，又不能不消耗许多能力。症候的范围如很扩大，则病人在这两方面努力的结果，就会大大削弱精神的能力，以致不能处理自己生活上重要的工作。大概地说，这个结果主要依消耗的能力的分量而定，所以你们可知“病”在本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假使你们用理论的眼光来看，而不问这个程度大小的问题，那就可以说我们都不免有神经病，因为症候形成所需要的条件都是常态人所共有的。

就神经病的症候而言，我们已知道它们是矛盾的结果，而矛盾的产生，则在病人追求里比多的一种新满足的时候。这两种互相抵抗的能力重新会合于症候之中，同时因为在症候形成中可以妥协互让，而收互相调解之效。症候之所以有如此抵抗的能力，便由于此；至于得以维持而不灭则有赖于两力的相抗。我们还知道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成分，有一种是未满足的里比多，这个里比多既为“现实”所阻遏，乃不得不另求满足的出路。假使“现实”是毫不容情的，那么尽管里比多要采用另一对象以代替那力所不及的对象，结果也不得不退回，而寻求满足于一种以前已经克服过的组织或一个从前已被遗弃了的对象。里比多于是退回到以前发展中曾经停滞过的那些执着之处。

倒错的过程和神经病的过程显有区别。假使这些退化作用不引起自我方面的制止，结果便没有神经病的形成；里比多仍然可以得到一种实在的，虽不是常态的满足。然而，如果自我不仅仅控制意识，而且兼要统御运动的神经支配和心理冲动的实现，假使它不赞许这些退化，结果便不免发生矛盾。里比多既横被阻遏，便不得不另求发泄能力的出路，以顺从唯乐原则的要求；总而言之，它必须避开自我。而现在在退回的发展路上越过的执着点——这些执着点，自我以前曾借压抑作用加以防止——正可供逃避之用。里比多既退回而重新投入这些被压抑的“位置”，于是摆脱了自我及自我法则的支配；但同时也遗弃了前所得之于自我指导下的一切训练。假使里比多眼前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假使它受外部剥夺和内部剥夺的双重压迫，便倔强难御，而迷恋于已往幸福的日子了。这就是它的主要的，不变的性质。此时里比多所依附的观念属于潜意识系统，因而也有此系统所特有的历程——即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因此，其形成的条件酷似梦的形成时所有的条件。里比多在潜意识中所依附的观念即所谓“里比多的代表”“libido－representatives”不得不与前意识的自我的力量互相争衡，正好象隐梦那样，当它最初由思想本身形成于潜意识中，以满足潜意识的幻想的欲望时，就有一种前意识的活动加以检察，只许它在显梦内造成一种和解的方式。自我既如此抗拒里比多，后者乃不得不采用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好使两方面的抗力都有相当的发泄。因此，症候乃得以形成，作为潜意识的里比多的欲望的多重化装的满足，也作为两种完全相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只是就最后一点而言，梦的形成和症候的形成就有所不同；成梦时所有前意识的目的，仅在于保全睡眠，不许侵扰睡眠的刺激冲入意识；可是它对于潜意识的欲望冲动决不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其所以比较缓和，是因为人在睡眠时的危险性较小，睡眠的条件本身即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要知道里比多在遇到矛盾时，其所以仍能脱逃，就因为有执着点的存在。里比多既退回到这些执着点之上，于是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在保持着妥协的情况下，便可获得一种发泄——或满足。它用这种回环曲折的方法，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执着点，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实在的满足，虽然这种满足极有限制，几不可辨。关于这一层，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你们要注意一方面里比多和潜意识，他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究竟有如何密切的关系，虽然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原初本不存在；第二，凡我已讲过的以及将来还要讲的这个问题，都仅指癔病而言。

里比多究竟在哪里找到它所需要的执着点以冲破压抑作用呢？是在婴儿时的性的活动和经验里，以及在儿童期内被遗弃的部分倾向和对象里。里比多便在这些地方求得发泄。儿童期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天赋的本能倾向那时才初次呈现；第二，他种本能因经验着外界的影响和偶然的事件，才初次引起活动。由我看来，这双重的区分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原不否认内心倾向可以表示于外；然而由分析的观察的结果，使我们不得不假定儿童期内纯粹偶然的经验也能引起里比多的执着。在这点上，我可看不出有何种理论的困难。天赋的倾向当然是前代祖先的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某一时期中所习得的；假使没有这种习得性，那便没有所谓遗传了。习得的特性，本可传递于后代，怎么能想象一到后代就会忽然消失呢？但是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生活的经验，却完全忽视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致病。由鲁氏等人对于发展机制的研究看来，一针刺入一个正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便可使发展受到重大的扰乱；反之，幼虫或成长的动物若受同样的伤害，则可完全无恙。

成人里比多的执着，前已指出，是神经病的体质的成因，现在可再分为两种成分：即天赋的倾向和儿童期内习得的倾向。因为学生们都喜欢表格式的记载，所以这些关系，可列表如下：

神经病的原因＝{里比多执着所偶然的创伤性的经验}

产生的倾向　

性的组织 儿童期的经验

祖先的经验

遗传的性的构造，由于其特别侧重点不同，有时为这种部分冲动，有时为那种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混合成数种，因此，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倾向。性的组织和儿童的经验合而成为另一种“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与前所述的由成人的倾向和偶然经验而形成的非常相似。在每一系列中，都各有相似的极端例子，而各成分之间也各有相类似的程度和关系。此时应当问这两种里比多退化中的较显著的一种即指回复到较早期的性的组织是否为遗传的构造成分所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暂时搁起，等讨论了多种神经病形式后再说。

现在可专门注意这个事实：即分析的研究表明神经病人的里比多是附丽于他们的幼时性经验之上的。由此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重要性，即就分析的治疗工作而言，也没有降低。但是由另一观点看来，我们也不难知道这一层难免有被误解的危险，这个误解会使我们完全由神经病情境的观点来观察生命。假使我们一想到里比多是在离开新地位后才退回到婴儿经验的，则婴儿经验的重要性便终至于减弱了。而且由此或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以为里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本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只是因后来的退化作用才获得的。你们要记得我们从前讲伊谛普斯情结时，也曾讨论过类似的非此即彼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点也不算难。退化作用大大增加了儿童经验的里比多——因此也增加了致病力；这句话固然是正确的，但仅以此为决定因素，也可以引起误会。他种观点也得加以论列。第一，由观察的结果，可以深信幼时的经验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儿童期中已很明显。其实，儿童也出现神经病；就儿童的神经病而言，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然大大减少或竟完全不存在，因为神经病的发生是紧跟在创伤性的经验之后的。研究婴儿的神经病，可保证我们没有误解成人的神经病的危险，正好象儿童的梦可使我们用来了解成人的梦一样。儿童的神经病是常见的，较我们平常所推想的更加常见。我们常常忽视儿童的神经病，认为是恶劣行为或顽皮的表示，在幼儿园中常用威权压服；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神经病常易识别。它们所表示的方式常为焦虑性癔病；其意义以后当可知晓。当神经病发生于年纪较大的时候，分析的结果总是表明这种病为幼时神经病的直接继续，只是幼时可能表现为具体而隐微的方式；但是前已讲过，就有些实例而言，儿童的神经过敏性也可终身持续不变。就少数的例子而言，我们固然可在神经病的状况之下分析一个儿童，但更多的是我们不得不以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想儿童所可有的神经病，只是在推想时须特别慎重，才可避免错误。

第二，假使儿童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里比多的东西，那么里比多为什么常退回到儿童期呢？这一层是很费解的。发展的某些阶段上的执着点，只是当我们假定它附有一定分量的里比多时，才有相当的意义。最后，我还可以说，婴儿的及后来的经验的强度与病原上的重要性之间有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前所研究的其他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互相类似。有些例子，起病的原因全在儿童期内的性的经验；这些印象无疑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须有一般的性的组织及不成熟的发展作为补助，便足以引起疾病。另有些例子，起病的原因全在后来发生的矛盾，而分析之所以侧重儿童期的印象似乎仅仅为退化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有两种极端的例子，一即“停滞的发展”inhibiteddevelopment和“退化作用”regression——而在二者之间又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混合。

有些人以为教育若及时干涉儿童的性的发展，便可防止神经病；他们对于上述各事是有相当兴趣的。老实说，一个人要是只注意婴儿的性的经验，或以为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儿童不为这种经验所动摇，就算尽了预防神经病的能事了。但是我们知道导致神经病的条件远较此为复杂，而且我们若仅注意一个因素，则必不易收效。严格的督察在儿童期内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先天的因素，实在无法控制。而且要控制，也没有象教育专家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而且因此引起的两种新危险是不容忽视的。也许控制得太严密了；儿童过分地压抑自己的性欲，结果是害多利少，而且无力抗拒青春期内才产生的性的迫切要求。因此，儿童期内预防神经病的工作是否有利，或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的态度是否较易收效，都是大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