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1)

多半是由于懒惰之故，我决定在离自己家最近的地方展开低收入生活：佛罗里达州的西屿。这个人口约2.5万人的地方，已经俨然有一个城市的样子。我很快发现，熟悉感所带来的一项坏处，就是角色转换的困难。我原本是轻松付钱购买日常杂货、看电影和加油的消费者，如今一下子要转变成这些场所里的员工，还真不容易。特别是在一开始，我非常害怕会被某些友善的业主或以前的邻居认出来，结果不得不掰出一些理由解释我正在做的调查研究。不过令我开心的是，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担这个心，因为经过一个月的贫穷生活和辛苦工作，没人认得出我的脸或名字。根本没人注意我长得什么样，也几乎没有人会叫我的名字。在这边的世界里，我父亲始终没能脱离矿工生涯，我也从未能自大学毕业。我被叫做“宝贝”“蜜糖”“金发妞”，以及最常见的“小姐”。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找到地方住。算一算，若我能赚到每小时7美元的薪资（从征人广告上看来似乎挺有可能），就能以500美元的预算租房，在其他地方多省一点的话，甚至能提高到600美元，然后还剩400或500美元来买食物和汽油。在西屿地区，这个预算差不多只能租到廉价旅馆或拖车屋。比如我看到有这么一间屋子，它距市区只要15分钟车程，只不过没有冷气、没有纱门、没有电扇、没有电视，而且绕路回来的话还可能巧遇房主养的猛犬。但是这个屋子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租金。它月租要675美元，显然我完全负担不起。好吧，我承认西屿房价很贵，它就跟纽约市、旧金山湾区、怀俄明州、杰克逊、特柳赖德（telluride）或波士顿这些地方没两样。观光客和有钱人跟帮他们清理厕所、煎炸薯饼的人争夺居住空间，结果房价就是这么贵。不过，当我发现自己竟然渴望成为“住拖车屋的垃圾”之一时，还是非常震惊。
　　所以我跟一般人的选择方式一样，为了便宜房租而牺牲便利性，结果找到一个月租500美元、跟西屿工作区相距“仅”48.3公里远的住处，往来交通只靠一条双车道的公路。意思是，若道路没在施工，我也没被某些晒昏头的加拿大观光客挡到的话，开车通勤一趟要45分钟。我很讨厌开这段路，因为沿路都矗立着一些白色十字架，代表这里曾发生过的交通事故。但我的住处是个可爱的小地方，它勉强算得上是间小木屋，座落在一栋改装过的移动式屋子的后院。我的房东是位和蔼的电视维修人员，他和当酒吧服务生的女友一起住在那间屋子里。若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住在拖车屋公园会更好，但在这里我有干净发亮的地板及坚实的床垫，少数常驻在此的虫子也很容易击退。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翻遍征人广告，找到一份工作。我会因为一些理由排除某些类型的工作，例如饭店柜台人员。
　　我很惊讶地发现，这项工作被认为不需要特别技术，所以时薪只有6或7美元。不过我排除这项工作的原因在于，它必须每天站在一个定点8小时。女服务生也是我想避免担任的职务，因为我记得以前18岁时曾做过这种工作，那时我就已经每天都累到骨子里，如今我更是早过了能承受静脉曲张和背痛的年纪了。电话营销也是突然陷入贫困的人首先会找的工作之一，但我的个性根本不适合这类工作。如此筛选之后，只剩下一些超市里的工作，例如熟食区贩卖员，不然就是饭店、旅馆的房务人员。这些工作的时薪约7美元，而且在我的想象里，工作内容跟我在家做了一辈子的家务似乎差不多。
　　所以我穿上自认看起来算体面的服装：烫过的百慕达短裤及v领t恤，然后出发巡回当地的饭店及超市。贝斯特韦斯特（bestwestern）、平民旅店（econolodge）以及豪生（howardjohnson）这三家旅馆都让我填应征表格，而且让我安心的是，他们的最大关切都在于我是不是合法美国居民，是否曾犯过任何重罪。我的下一站是温迪西（winn-dixie）超市，结果在那里遇上特别繁琐的应征程序，包括电脑主考的20分钟“面试”。显然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人类足以代表该公司的观点。我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墙上装饰的海报向我展示怎样看起来才“专业”（最好是白人，女性的话最好烫头发），还有工会成员可能试图用哪些滑头保证来诱惑我。这场面试由许多题目组成：“是否有一些状况会让我难以准时上班，例如有孩子要照顾？”“是否认为工作安全是管理者的责任？”接着，故意令人措手不及地冒出一题：“去年买过价值多少钱的被窃品？”“若发现一名同事在偷东西，你会把他报告出去吗？”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个诚实的人吗？”
　　显然我在面试过程中表现优秀，他们随即告知我明天去某医生的办公室做个尿液检验就行了。在对化学药物采取法西斯态度的美国，这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规则：若你想去堆放“棒极了”（cheerios）早餐麦片的盒子，或拿吸尘器打扫旅馆房间，就必`须愿意在一名医疗人员面前蹲下来尿尿（而这名医疗人员想必也曾被迫做过同样的事）。温迪西提供的薪水是新人每小时6美元再加几分钱，而我决定，这些钱不足以让我去受这种侮辱。
　　我在温蒂汉堡吃午餐，因为花4.99元就能在墨西哥吧区吃到饱。我大吃热过的豆子和起司酱，感到颇为满足。一名年轻员工看到我在研究征人广告，好心给我一张应征表格，虽然这里的时薪也是每小时6美元再加几分钱，但我还是把它填好，接着就去绕一绕西屿旧街区的小旅馆和民宿。观光和暴饮暴食活动全集中在旧街区，这里离岛屿的行政中心数英里远，到处都是平价旅馆。在一家叫做“棕榈”的旅馆，一名活蹦乱跳的经理带我去看各个房间，并跟现任房务人员见面。我满意地注意到，这些房务人员看起来就跟我差不多：穿着短裤，年华不再的前嬉皮，长发绑成辫子垂在背后。不过，她们除了给我空白应征表格之外，大多都没跟我说话，甚至没看我。最后一站是一间富丽堂皇的附早餐旅馆，我等了20分钟要见一个叫麦克斯的人，但他老兄出现后只告诉我现在没有职缺，但应该很快就会有，因为“每个人都撑不了几周”。
　　三天就这样过去了。令我颓丧不已的是，我应征了大约20个地方，但没有一个打电话来要我去面试。我甚至闲到开始担心，我的学历也许对这些工作而言太高了，但明明没半个人看起来想去确定我是否高学低就。后来我才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征人广告都不是了解实际工作职缺的可靠方式。我应该从麦克斯的话里就猜到，这些广告是业主的策略，想藉此在高流动率的低薪劳工市场有所保障。许多大型旅馆几乎一直都在刊登征人广告，目的是为了在现任雇员离职或被开除时，有足够候备人选可以递补。所以到头来，找工作的诀窍只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以及弹性大到能接受当天出现的任何工作机会。这种情况最后终于发生在我身上。当我继续到某家大型连锁平价旅馆应征房务人员时，却被派去在附属的家庭餐厅当女服务生。这家餐厅在华氏95度的天气里，提供的当日特餐是波兰香肠配烤肉酱。餐厅经理菲利普是一名短小精悍的年轻西印度群岛人，他面试我时的热情程度，大概就跟处理我健保表格的办事员差不多。他例行公事地问我能轮哪几班，何时可以开始工作。我咕哝着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从事服务生工作，但他已经在告诉我制服该穿什么了：“明天来上班，要穿黑裤子和黑鞋子。”他会提供那种颜色像生锈一样的马球衫给我，上面绣着餐厅名称“炉边”，最后还补一句：“虽然你可能会想穿自己的衣服来上班，哈！”随着“明天”这两个字从他口中吐出，我心中涌起某种介于害怕跟愤慨之间的情绪。我想要说：“谢谢你花费这些时间，先生。但这只是项实验，并不是我的真实生活。”
　　我在炉边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整整两周时间，我从下午2:00工作到晚上10:00，薪水是时薪2.43美元再加小费。员工不能从前门进出，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是从厨房进去，当场看见一名金发披肩的男子满脸通红地把结冰的牛排往墙上丢，一面大吼：“这该死的臭东西！”“噢，那是比利。”被指派来带我的瘦长中年女侍盖儿向我解释道。“他又在发飙了。”这一次他生气的原因是：早班的厨师忘了把牛排拿出来解冻。接下来的8小时，我紧跟在机敏的盖儿身后，东一点西一点地吸收知识，外带一些她个人的悲惨遭遇。所有食物都必须装在托盘上。她今天之所以精神这么差，是因为梦到她男友，结果一身冷汗地惊醒。她男友原本在一座偏远监狱服刑，但几个月前在一场监狱暴动中被杀身亡。柠檬汁不能续杯。他之所以会进监狱，是因为几次酒醉驾车，不过如此，这种事谁都可能发生。鲜奶油钵一定要先放进造型托盆再端到桌上，不能直接用手拿过去。他死了以后，接下来好几个月她就住在自己的卡车上，尿在一个专门装尿液的塑料罐里，晚上点蜡烛看书。但夏天她没办法住在卡车里，因为必须把车窗摇下来，而这意味着从蚊子到其他更可怕的东西都有可能跑进来。
　　至少盖儿让我不再担心自己会不会显得学历过高。打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在所有必须抛下的东西之中，例如原有的家和身份认同等，我最想念的是那种确实能胜任工作的感觉。并不是说我当作家的时候就百分之百觉得胜任有余，身为自由作家，某一天接到很多案子，不表示隔一天还会如此。然而我以作家身份过活的时候，起码对“工作程序”还有些概念，例如要先搜集资料，拟大纲，再写一份草稿出来等等。然而当服务生的时候，我会因为各种要求而忙得团团转，宛如被蜜蜂缠住一样：“这边要多一点冰茶，那边要多点番茄酱，14号桌要一个外带盒，还有，高椅子都到哪去了？”餐厅里一共27张桌子，我通常要负责其中6桌，在客人较少的下午或盖儿休假时，有时候甚至得一个人负责全场。餐厅里还有一个触控屏幕式的点餐系统，我猜这个系统原意在使服务生和厨师之间的必要沟通降至最低，但实际上，却导致彼此必须不断以口头确认，例如：“那是指肉汁要淋在马铃薯泥上，不要淋在肉块上面，了解吗？”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