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1)(2)

　　此外还有一件我打从18岁后就忘记的事：服务生的工作内容有三分之一是在客人看不到的杂项上，包括扫地、擦洗器具、将食材切片、补满饮料桶，以及补货。若这些工作有任何一点没做好，那么你就准备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面对晚上6:00的晚餐尖峰时刻吧！下场可想而知。一开始我搞砸了好几次，羞愧地完全靠盖儿的支持才撑过去，她对我说：“没关系的，宝贝，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因为，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无论多么极力保持科学上的距离，我确实在乎这份工作。
　　如果我能像扮演女服务生的莉莉?汤姆琳一样，蜻蜓点水地度过这段时间，整件事情会变得容易许多。然而我却是在布克?华盛顿那种严格训诫中长大的： “如果你决定做什么事情，就要把它做好。”事实上，做得好还根本不到及格的一半，应该要“做得比任何曾做过这件事的人都好。”至少我父亲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他努力把自己和我们拉拔起来，脱离巴特郡那些几英里深的铜矿坑，抵达东北部郊区的林荫大道。就像抢在喝酒喝到什么梦想也没了之前，就赶快从啤酒混威士忌的廉价鸡尾酒提升到高级马丁尼的层次。虽然人生经验告诉我，“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往往不是个合理的目标，不过当我早上4:00 从噩梦中惊醒时，心里想的并不是我装作没看见的截稿日，而是点餐内容被我搞砸的那桌客人，其中一个孩子直到其他家人都已经吃到饭后甜点的时候，他点的儿童餐才上桌。让我辛勤工作的另一个动力是，这些客人们（或者该说病人们）有种神秘的脆弱感，仿佛他们一下子失去靠自己吃饭的能力。在炉边工作几天之后，我感觉到工作伦理就像一针催产素一样注入我心中。来用餐的客人大多是辛勤工作的当地人，包括卡车司机、建筑工人，甚至还有餐厅所在旅馆里的清洁人员等。我希望尽可能让他们在一整天面对肮脏的环境之余，还是能拥有最接近精致餐饮的用餐经验。我绝对不会用“嘿，你们”这种说法来叫他们，每个超过12岁的人，我都会称呼为先生或小姐。我不断重新添满他们杯子里的冰茶和咖啡，在他们用餐时询问是否还有任何需要，并在他们的沙拉上多撒一些切碎的蘑菇、南瓜切片，或任何待过冷藏室而还没发霉的食物。
　　比如有一位名叫班尼的客人，他是个矮壮的下水道修理工，他起码得先吹冷气和喝冰水半个小时之后，才能想到自己得吃东西。我们会一面聊聊中暑和电解质，一面等他点出精挑细选的食物组合，例如公司汤加田园沙拉配燕麦粉。还有一些德国观光客因为我的破德语而大受感动，竟然还真的给小费（欧洲人想必被他们饱经工会教训、薪资老高的福利国家给宠坏了，一般都不晓得要给小费。于是包括炉边在内的一些餐厅，会允许服务生多刮外国客人一点油水，或将小费加到账单上。这个金额是在客人有机会选择给或不给小费之前就加了，等于是自动惩罚那些讲不出标准英语的人）。另外还有两位全身满是污泥、刚下班的女同志，她们对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如此文雅地处理一只掉到菠萝奶霜鸡尾酒里的苍蝇。她们还花时间在餐厅副经理斯图面前帮我美言了几句。还有一位名叫山姆的仁慈退休警察，他得用一只手指堵住喉咙上的气管切开口，才能让抽到嘴里的烟继续往肺里去。
　　有时候我会漫不经心地幻想自己是个公主，因为犯了些小错想表示忏悔，决定亲手喂每个国民吃饭。但我心里那块很不公主的部分也一样坚持，即便这意味着要藐视管理阶层定下的规则，例如沙拉上能放几个炸面包块（六个）。“想放多少就放多少，”盖儿低声对我说：“只要不被斯图看见就好。”她从自己的小费里挖出钱来，帮一个无法工作的技工买些硬饼和肉汁，因为这名技工所有的钱都被牙科手术榨光了。她的举动打动了我，因此我也帮他付牛奶及派饼的钱。也许同样的无私行为在整个服务业里随处可见。我记得在寻找住处的时候，曾在一个房间里看到这样一张海报：“若你只为自己而寻找快乐，那么你永远都找不到。只有当你为其他人寻找快乐时，它才会自动找上你。”对当时的我来说，在贝斯特韦斯特大饭店给侍者住的阴湿地下室看到这些话，显得有种格格不入的多愁善感。然而在炉边餐厅，身处夹缝中的我们利用每一丝可能的自主性，无限供给客人们那些不正当的卡路里，因为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我们身为服务生的工作，就是要把沙拉和甜点装好盘，倒上沙拉酱，以及喷上鲜奶油。我们也能决定给客人多少块奶油，为他们的烤马铃薯淋上多少酸奶油酱。所以你若搞不懂美国人为何如此肥胖，也许可以将这项事实纳入考虑：女服务生们是通过这种秘密分配油脂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人性和赚取小费。
　　经过10天之后，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还过得下去的生活。我喜欢盖儿，她实际年纪看起来将近50岁，但她的移动速度快到可以这一刻出现在这儿，下一刻就在那儿现身，而且没看到在这两处中间她明显在哪里出现过。我也跟莱昂内尔四处胡闹，莱昂内尔是一名在餐厅打杂的海地籍少年，虽然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多少共通的语汇。我们会在大洗碗槽附近闲荡，听年长的海地籍洗碗工们如唱歌般地说着克里奥尔语，他们低沉的男低音使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充满男性荷尔蒙的法语。我也跟蒂米有共通话题，他是担任夜班洗碗工的14岁白人少年。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不喜欢客人把婴儿椅直接放在桌子上，因为这会让婴儿看起来太像配菜，他愉快地悄悄笑了。而后在某个比较闲的晚上，他也开始告诉我每一集《大白鲨》的剧情（在饱受鲨鱼攻击的西屿，这可是大家永远的最爱）：“她往四周看，结果那个滑水的人已经不见了，然后‘喀擦’！整艘船就……”
　　我特别喜欢一位名叫琼的40多岁苗条女招待员，她骨子里竟然是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有一天她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说明“一切都是男人在主导，所以我们得紧紧团结在一起，才有机会反击”。所以，她会在我被客人刁难时帮我一把，我也会把我的小费分一大份给她，或当她在老板禁止的时间溜出去抽根烟时帮她把风。我们都很敬佩她勇于站出来反抗比利，因为比利常对女服务生这个职业发表一些很难听的言论，有一次她就干脆叫他闭上那张臭嘴。我甚至对比利也展现善意。在一个比较空闲的晚上，（至少在我的想象里）也许是为了弥补某次特别毫无根据地质疑我的能力，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的光彩事迹，说他待过布鲁克林的“捧饪”学校，跟一个辣死人的波多黎各小妞约会。喔，还是该说“烹饪”学校才对？
　　我每晚在10:00或10:30时结束工作，视我在值班期间做完多少杂项工作而定。下班后慢慢开车跋涉回家，车上播放的录音带，是我离开原来的家时随手带走的。玛莉安?菲丝佛（mariannefaithfull）、特蕾西?查普曼（tracychapman）、谜乐团（enigma）、桑尼埃达国王（kingsunnyadé）以及暴力妖姬合唱团（violentfemmes）的歌声回荡在我空荡的脑袋。身体快虚脱了，但还勉强撑得下去。我的宵夜是“纯麦薄片”小麦饼干（wheatthins）和蒙特里杰克起司（montereyjack），配上加了冰块的廉价白酒，以及amc便利商店里还有的任何东西。我在半夜1:30或2:00上床睡觉，睡到早上9:00或10:00起床，然后一面让我的制服在房东的洗衣机里绞扭，一面读1个小时的书。接下来8个小时又得谨遵毛泽东的中心指导原则，正如写在那本小红书里的话：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