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不满：劫穷济富，岂有此理？

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危机国家出现了反德国浪潮：几千抗议者聚集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议院前，高举希特勒照片和海报，上面写着“默克尔，你的纳粹资金比任何洗钱所得都更血腥！”；2012年10月默克尔出访雅典时，一个老年希腊男人拉了条横幅，上面写着“滚出我们的国家，荡妇！”

罗马、马德里、尼科西亚和雅典的抗议者都一致认为，德国应该投入更多救助资金，因为德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在欧元政策中获益最多，德国人占据了出口市场，把他们的财富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

谁穷谁富？

 然而，仔细观察欧洲央行的数据就会发现，德国家庭的平均资产少于那些向他们要求接济的人。在欧盟百度一下：牛ＢＢ文章网范围内，塞浦路斯在人均资产排名中处于第二位，德国远落其后，甚至不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危机国家。

 德国家庭平均拥有的资产数额是19.5万欧元，比西班牙家庭要少10万欧元，而塞浦路斯更是达到了67.1万欧元，是德国的三倍还多，意大利和法国家庭资产状况也明显好过德国。更加明显的差异是“中等资产价值”，即处于资产排名最中间的家庭拥有的资产数额，德国只有5.14万欧元，处于欧元区最后一位，塞浦路斯是德国的五倍，就是受危机重创的葡萄牙也比德国高。

 而这样的塞浦路斯将从欧元集团、世界货币组织等处获得100亿欧元的救助。到目前为止，德国纳税人承担了欧元集团救助战略的全部风险，德国已经投入了1000亿欧元。据估计，如果有更多国家申请帮助，德国人投入的风险资金还会上升到5090亿欧元。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欧洲央行给出的利息水平很低，所以现在往银行存钱的人都是笨蛋，资产会被慢慢剥夺。为拯救欧元而融资的是纳税人和小储户，从中受益的是危机国家的富人。

 对房产的不同喜好是欧洲各国人民在资产差异上的一个原因。在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约80%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中，斯洛伐克甚至达到90%，而德国只有44%。房产在资产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从一个比较中看出来：有房家庭的“中等资产价值”为21.6万欧元，而租房家庭只有1.03万欧元。实际上，德国人尽管收入高，却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资产更少，也很正常的。资产是积蓄，德国人却喜欢消费。他们在租用昂贵的城市住房上从不吝啬，喜欢一年度假两到三次。支出太多，自然没法积累资产。

 另外，在资产积累问题上，德国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并无二致。他们是最近二十年通货膨胀的受害者，战争的战败国、东西德的分裂等因素都使德国人的富裕程度受到影响。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没有经历这样的灾难，他们的人民能够一代代不间断地积累财富。

富人的愤怒 
然而，危机国家的人不愿意相信他们比德国人更加有钱的事实，甚至对此感到愤怒。

 法律和社会学教授尼克斯·特里密科理尼奥提斯坐在他位于尼科西亚郊区的花园中，44岁的他摊开一堆文件：科学研究结果、报纸剪辑、笔记……特里密科理尼奥提斯认为欧洲央行对欧元区私人家庭资产状况的研究是“一个可怕的粗制滥造品，完全是误导，无比危险”。“尽管塞浦路斯人资产位于欧洲央行表格的最前列”，特里密科理尼奥提斯说，“但是，数据来自2009年和2010年。为什么不比较我们国家的不同生活水准、社会保险体系和基础设施呢？为什么要对我们没有育儿津贴的事实保持沉默呢？”他还有其他数据，那些没有出现在欧洲央行数据库中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塞浦路斯人在老年穷困潦倒”，他说，“二分之一的塞浦路斯人每年的退休金少于4000欧元。随着紧缩政策的施行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滑，‘老来穷’的现象还会愈演愈烈。”
 

确实，危机让南欧的很多人陷入痛苦，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渡过难关。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没有新的工作机会。西班牙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办理了住房抵押贷款。自2007年以来，400万人失业，无法按期还本付息。仅仅在去年，就有3万所房子被银行强制出售，大部分是住宅用房。很多时候，卖房所得却无法清偿欠款，西班牙人必须继续分期还款，并支付延迟还款利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南欧国家媒体热衷于夸张事实，法国说“你们（德国人）是富人，就算你们有问题也有能力自行解决”，意大利说“意大利人中16.5%是穷人，德国只有13.4%”。如今，不断增加的贫困让意大利人陷入不安。占据报纸大标题的不再是富人，而是普通人的命运，比如在地下室暖气管道上上吊自杀的手工业者夫妇，68岁的安娜·玛利亚·索普朗茨和62岁的罗密欧·迪奥尼西。两人的遗书被塞在邻居的挡风玻璃上，里面写着“原谅我们”。当时，他们负债累累，已经几个月无处可住。绝望的他们没有向亲戚和教堂求助，而是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意大利，每天都有人自杀，意大利媒体说：“自杀是出于绝望，是一种警报，它震动了整个意大利……这是国家谋杀案，对德国人来说，意大利人命如草芥。”

另一方面，在南欧国家，就是那些可以划分为富人的人也认为自己不富。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危机的受害者，日子远不如前，不愿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多承担些责任。比如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的迪米特里斯，他在邮局工作，妻子在大学行政部门工作。几十年来，两人都有稳定的收入和虽然大幅减少却仍然存在的养老金。他们和两个儿子生活在自己的房子中，路边有自家的橄榄园和橘子园，在克里特岛南部还有一套包括12间客房的房子出租。可夫妇俩认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生活成本很高，而且我们现在必须为所有三栋房子和三辆私家车上税。”

自救的能力

 希腊经济学家路易斯·拉布莱尼蒂斯说：“我们的人民没有认识到给国家交税也有利于个人安定。”南欧很多国家居民的非法收入很高，那么他们即使表面收入较低，也能比德国人积累更多资产。危机国家非法收入的数额之大让人震惊，意大利非法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希腊将近25%，德国只有13%。黑工多意味着国家税收收入减少，西班牙和意大利财政部每年要少收几百亿欧元税款。可以想象，如果南欧公民像北欧公民那样有纳税观念，那么他们的财政问题能够很快得到解决。

 负债国要获得几十亿的救助资金，必须采取相关措施，除了削减支出、提高税收，还包括督促民众真正履行纳税的义务。只要税法不只停留在纸面上，就连希腊也能重获世界对其偿还能力的信任。经济学家拉布莱尼蒂斯也认为，富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国家债务的清除。“最大的问题是偷税漏税，我不是指那些没有为一盒烟开收据的报刊亭老板，而是那些真正的富人。”希腊并没有采取措施更有效地反对偷税逃税，瑞士也有大批拖延交税的医生和其他不情愿交税的富人。

 南欧国家的富人对参与危机融资兴趣寥寥。59岁的皮具公司老板蒂亚戈·德拉是一个例外，他决定在危机中投入公司利润的1%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即老人或是失业的年轻人，这意味着1500万欧元的支出。其他上市公司也加入其中，筹款总额达到1.5亿欧元。但总的来说，这样的人并不多，意大利每年因为逃税漏税损失的金额达1200亿欧元。长期以来，关于提高税率的讨论从未停歇，然而最后真正实施下来的却很少。

 意大利国家负债率是意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德国是80%，但就家庭“中等资产价值”来说，意大利是17.35万欧元，是德国的三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危机国家着力于收取自己国家公民的资产，依靠自己的力量减轻负债。如果最后是贫穷的一般德国家庭保护希腊巨富免遭高税收损失，那欧元拯救政策就是完全荒唐的，德国人的情绪就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