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千百年眼卷十一

采石之战有先备

虞允文之战采石也，以七千卒却虏兵四十万，厥功伟矣，忌者犹曰适然。岂知公于绍兴辛巳之前，已因轮对，面奏虏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将劲卒备此二境。其先事之识，已绝出众人之表矣。及虏叛盟，上令从臣集议，公独言虏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劳师采石，事已大坏。公以书生收合亡卒，激励诸将，施置于仓卒之余，而破虏于俄顷之间。非忠诚素蓄于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气，未易成此伟绩也。虏既败去，公又令设备于瓜州，区画悉定，乃徐请车驾还行都。此何等才识，而可以适然为之乎?丘琼山日：“古今水战，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难。周瑜主将，而允文书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为犄角，而允文只手也。”可谓不易之论。[按亮既至一江一 北，掠民船，指麾欲济。允文伏舟于七宝山后，令日：旗举则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车以行船，但见船行而不见人，虏以为纸船也。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坠水中，硫黄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咫尺不相见，遂压虏舟，人马皆溺。此亦致胜之由也。]

守唐、一邓一 可以图恢复

虞允文自采石归镇襄汉，欲因唐、一邓一 胜势，以牵制虏兵。则陇右之师，可以平取长安。章奏凡十余上，且日：“朝廷必欲割唐、一邓一 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岁六月，孝宗受禅，尽弃陕西新复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一邓一 以和。按允文采石之胜，陕西州郡尽复归宋。既城唐、一邓一 ，而虏将萧定远以四千骑走汴矣。唐、一邓一 士民争持牛酒拜马前，邯郸之民健武者，聚义兵千余人，遮杀其归卒，以待宋师，而宋师不至，遂遇害。当时人心时势如此，若从允文之策，恢复在指日矣。盖是时海陵无道遇弑，而善将如兀术、斡离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势，难易倍悬。而宋之君孱臣奸，失此机会，楼船载国，胥沈予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兴战功不纪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兴十三处战功：张俊明州，吴玠和尚原、饶风岭、杀金平，韩世忠大仪，刘锜顺昌，张子盖海州，李宝海道，邵宏渊正月浦桥，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刘锜皂角林，王宣汲靖确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盖秦桧之一党一 犹存，掩之也。

赵九龄遗功

宋绍兴甲寅、乙卯间，刘麟导虏南侵。时车驾驻平一江一 ，有赵九龄者，策士也，请决淮西水以灌虏营。朝廷不能用。已而韩世忠得虏酋约战书日：“闻一江一 南欲决淮西水，以浸吾军。”书到之明日，虏实退师。当时但以为却敌之功，殊不知九龄妙算实一陰一庇之也。

程、朱论《周官》法度

程子日：“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从而衍之，日：“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之至熏蒸洋溢，无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后《周官》法度可行。”丘文庄日：如此，窃恐天地混沌，终无可行之日矣!

程子静坐之说类禅

程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盖一陽一辟禅而一陰一用之也。孔门善学，莫如颜子，想其从夫子周流凡十余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禅士蒲一团一 工夫耶?且颜子以仰钻瞻忽求道，不言静功，以欲从末由望道，不言情尽想竭。然则静之一字，宋儒尚未梦见也。

宋人损益经文

孔子修鲁史，不肯增阙文。汉儒校群经，未尝去本字。宋人《尚书》则考订《武成》，《毛诗》则尽去序说，吾未敢以为然也。

《纲目》之误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今漫摭数事。如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日：“此朱文公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刃与政之说，不知《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曲为之说耶?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一陰一王书“弑”。尹又为之说曰：“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一陰一未成乎君，岂应书法倒置如此?又《通鉴》云：“补阙乔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为之不昏。”“昏”与“婚”古字通用，盖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纲目》去“不”字而云“知之为之昏”，盖误以婚姻之昏为昏惑之昏也，字义不明，文理不通矣。如此类甚多，姑举其一二耳。

帝在房州之谬

《春秋》周襄王之出，书“天王居于秋泉”。注：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在称居；宅其有之谓居。鲁昭公之出，书“公居于郓”，郓鲁之邑也。其后书“公在乾侯”，乾侯乃晋地，不得书居也。《纲目》书“帝在房州”，唐一统之地，岂得以乾侯为比?当书“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朱、陆异同

晦庵之与象山，所为学虽若不同，其在孔门，犹由、赐之不同科也。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已童而一习一 之，独于象山则以其尝与晦庵有异，遂摭拾其唾余，且目之为禅，摈放废斥，使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言，其嘉惠后学之心，固无可议。而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简易一精一实，斩截枝蔓，使学者开卷了然，其功宁可尽诬乎?尝闻包显道侍晦庵，有学者因无极之辩贻书诋象山者。晦庵复其书日：“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唯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轻议也。”由此观之，晦庵亦末尝有成心也。赵东山为子静像赞，有云：“儒者曰其学似禅，佛者曰我法无是。超然独契本心，以俟圣人百世。”知言哉!

吾儒异端

异端之说，肇自《论语》，当时固未尝明有所指也。迨孟子辟杨、墨，周、程辟佛、老，后世遂指为射的。夫杨、墨姑不具论，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尚有犹龙之叹。使与佛氏同时，其赞或不止于此。子贡日：“仲尼焉不学?”其亦奚择于二氏焉?愚谓今日之病，不在异而在假。所谓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没于名利场中，而启口落笔又俱能言圣人之道，是所谓吾儒之异端也。一陽一明先生有云：“今世学者有能若墨氏之兼爱乎?杨氏之为我乎?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取杨、墨、老、释之言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辨于言词之间，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一习一 ，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一精一者之过与?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儒，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噫，必如一陽一明先生之说，而吾儒之异端可祛也。学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忧，何其谬耶!

夹杂道学

朱子答黄勉斋书日：“前此学徒，真伪难辨，今得此锻炼一番，夹杂者无所逃矣。”此盖韩侂胄禁伪学之后，朱子云云也，可谓君子不一党一 。由此观之，宋之道学，夹杂者多，朱子亦厌之。又岂唯宋哉?《论语》曰“为小人儒”，即夹杂也，孔于亦厌之矣。岂唯孔子厌之?《书》曰“象恭滔天”，尧、舜亦厌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间色，正当辨其似是之非，不可护短匿瑕，以相标榜也。

儒语似佛

宋儒辟佛老者，目曰“虚无之教”。观之《诗》曰“无声之臭”，《诗》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声无臭”者乎?《易》曰“无方无体”，《易》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方无体”者乎?“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即《论语》又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无，实若虚”，则是为道者政患不虚不无耳，世亦有疑及“若无若虚”者乎?使此数言者不出于儒书，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语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释氏则极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然其微言不为少矣，第学者童一习一 意纷，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锢我聪明，以故鲜通其说者。内典之多，至于充栋，大抵皆了义之谈也。古人谓暗室之一灯，苦海之三老，截疑网之宝剑，抉盲眼之金篦。故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张商英日：“吾学佛然后知儒。”诚为笃论。

佛典辅儒教而行

或病佛离人伦、去妻子，与儒道异。管登之曰：“佛离今比丘辞亲出家，当其说法，人天毕集，比丘特其中一类耳。夫释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来复现净名身，示同一居 士之迹，正以表六亲之不障道也。况佛度尽众生，反遗其眷属，必无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谓令先出生死，而后随顺众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迟之请学。非妻子不续，而佛听比丘之出家，盖必有不学稼圃者，而后可以安天下之为稼圃者，亦必有不恋妻子者，而后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无志于了性命，而逆忧其乏妻子，皆戏论也。”陈眉公日：“西方之书，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译受，《书》之法也；偈赞，《诗》之叶也；戒律，《礼》之卫也；果报，《春秋》之赏罚也。甚矣，佛氏之能辅经而行也!其辅经者，以辅世也。西方之书，其容已乎?然则佛藏之必后六经而兴者何?嘻!祖龙生，文字烬，占今之圣言寥寥矣，是故垂汉明而竺乾之传遂出。今其至六千余卷，不列藏者，尤不可胜计，比之儒林之经史子集，殆将倍蓰过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补秦劫之遗灰与?乃命缮写经目，以示子孙，剪俗儒之故闻，裁神圣之种智。倘有毁大乘、訾正法者，姑语之日：一切诸佛，其若古先辈视也；一切诸经，其若古异书视也，则亦庶乎可以存而论、论而议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风，登之之言切而著，并录之，以动异议者之皈依。

陈同甫格言

陈同甫与朱子书，略云：“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亦过矣!”数语叙次如画，晦翁顶门一针也。

传注相沿之误

古人未为训传。子思、孟轲欲发明《论语》，皆别自为书，《中庸》与七篇是也。《道德经》之有《列》、《庄》，亦犹是也。《易》之《彖象》、《系辞》，本不与经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尔雅》之于《诗》，汇聚而校释之，则真传矣。至毛公传《诗》，孔安国传《书》，而传注遂有定体名矣。然是时意见各出，不嫌矛盾，专以明经为主。如注疏家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注《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天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由是观之，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学者吾惑焉，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无惑乎其日趋于陋也![大抵注书之法，妙在隐隐跃跃、若明若昧之间，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辞。龙不挂钩，龟不食墨，悬解幽微，斯之谓也。故古之解经者，训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汉儒尚然。至于后世，解者益明，读者益略，粗心浮气，不务沉思，譬之遇人于涂，见其肥瘠短长，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

朱子浅于说经

焦弱侯曰：朱子解经，不谓无功，但于圣贤大旨及一精一微语，辄恐其类禅，而以他说解之。是微言妙义独禅家所有，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赵学士孟静复王敬所书云：昔读朱子私抄，未尝不惜晦翁之不啬于言而勇于争论也。往读荀卿讥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未尝不骇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后知孟子之禽一兽 杨、墨，其持论过严，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讥。至谓“不知其统”，则不敢以为然。何者?统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无其宗，如瞽在途，触处成室，岂宜以论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养气是也，义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尧、舜，尧之授舜曰“执中”，而子思训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翁则以为人自婴儿以至老死，无一息非已发，其未发者，特未尝发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叹师门尝以为教，顾已狃于训诂文义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叹，不知翁之姑为是谦退耶?抑所造实若此耶?使所造实若此，则翁所法孔子之统者何在?夫晋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犹三军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夺符，而鄙休矣。故三军从符而不从将者也。千圣之统，一符也；千古之圣贤，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灵，一三军也。翁之统一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则虽评骘之工，讥弹之尽，椎击之便，剥剔之一精一，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盖自孔子没，大义已乖而微言绝，纷纷好饮食而鲜廉耻，以《诗》《书》发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为贱。而庄生欲《齐物论》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论”字，直以庄生为“欲齐物”，如孟子称物之不齐之物，乃曰庄生欲齐物，而物终不可齐。嗟乎!文义尚不知解，况肯会其意乎?后之善谈道术若庄生，又莫过太史公也。太史公尝论六家旨要矣，日：吾于道家取其长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长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一陰一陽一家皆取其长焉已耳，其短者吾将弃之已耳。所贵于折群言之衷者，不当若此乎?且学术之历古今，譬之有国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会之日，通天下之物，济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后，如加关讥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殆遏粜曲防，独守溪域，而不令相往来矣。陈公甫尝叹宋儒之太严，唯其严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则国穷，学不通方则见陋。且诸子如董、扬以下，苏、陆以上姑不论；翁法程、张矣，而不信程、张；尊杨、谢矣，而力辟杨、谢，凡诸灵觉明悟、通解妙达之论，稍涉易简疏畅，则动色不忍言，恐堕于异端也。昔项氏父子起一江一 东，以尊号与楚心；刘伯升兄弟起南一陽一，以尊号与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后争，则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论，以为辟禅而不知其实尊禅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学禅，可以学儒也，谓灵觉明妙，禅者所有，而儒者所无，可乎?非灵觉明妙，则滞窒昏愚，岂谓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后为正学邪?子思日：惟天下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大传》日：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岂尘埃浊物，昏沈钻故纸而已耶?仆往日读朱子书，其论如此。又欲因暇日披览抉摘，取其合者为一编，别为书以表白诸子，凡经朱氏掊击者，明其学之各有宗也。附于庄生道术之后，以继邹鲁缙绅之论。以关涉颇大，力未必能，遽为而止也。[余之录此，非敢为朱子忠臣也。见吾儒之堂奥，原自渊源，而传注世界之外，复有世界。我辈须大着眼看可也。若谓余树好异之标，则有赵孟静、焦弱侯两先生在。]

名教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