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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接见英国使臣之谜

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英国使臣马噶尔尼一行,由于在礼仪上争执不下,双方闹得颇不愉快。对于马噶尔尼一行到底跪了还是没跪,是不是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为乾隆帝祝寿为名,派遣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噶尔尼勋爵和东印度公司大班斯丹顿为正副特使,带着六百箱礼物来到中国。这一行人千里迢迢来中国,目的是开辟中国市场,与中国进行殖民贸易,这从该行的全部费用统统由东印度公司负担就可看出。当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火车及远洋轮船的大量使用,英国一跃而成为工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

而此时的中国,一贯以“天朝”自居,对与外商贸易则自认为“嘉惠远人”,加上闭关自守一百多年,已经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英两国在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正是由于这种差距,使这次接见闹得颇不愉快,甚全差一点使会面夭折。

英国使团于前一年的九月乘船出发,这年八月到达天津大沽口。道明祝寿来意之后,中国视之为朝贡,便在使船上插上“英吉利贡使”的旗号。马噶尔尼装作不知,因为他怕在觐见皇帝之前,任何抗议都可能招致麻烦,不利于他完成此行的最大使命。清廷方面对英使首次来华很重视,乾隆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还命军机处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见清宫档案《上谕档》)。《清实录》也记载了乾隆与臣下商定觐见礼仪的数道谕旨,从中可以窥见其善体人情的一面。

在北京圆明园休息了几天后,马噶尔尼一行由接待大员陪同前往热河行官(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路上殷勤招待,对使团所需一切免费供应。副使斯丹顿在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除了在世界的东方,客人难得遇到这样殷勤的招待。”八月初四(公历9月8日),马噶尔尼、斯丹顿等一行人到达热河。正式朝见前,军机大臣和珅约见了特使,马噶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丹顿前往要求举行谈判。此举令乾隆觉得英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企图更具戒心。接下来,在觐见礼仪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马噶尔尼因来华之前英王已有训示,使团要在不失国体的前提下迁就中国的礼俗,于是提出中国派同级官员向英王肖像行跪拜礼,以示平等。这个提议为清廷拒绝,马噶尔尼也坚持不行三跪九叩之礼,表示只能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双方的事前磋商一时陷入僵局。

根据英国方面的记载,京官出身的大学士和珅比较温和,同意免除叩头礼,而另一位大学士,曾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则显得傲慢,坚持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叩头礼。英国人认为这是福康安一贯在边疆平定边患,特别是在福州和广州接触到英国无赖商人较多的缘故。福康安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珅似被其说动。英使只肯吻帝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乾隆皇帝闻讯,特谕令礼部官员好生开导英使,大意是:凡是四方来使来天朝进贡,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如尔再拘泥坚持,则有违尔国王谕训归诚本意,徒令天下讥笑尔等不知天朝礼仪也。最后双方互给面子,马噶尔尼不得不收敛其“骄矜”的态度,清廷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双方达成共识:在八月初六万树园的礼节性欢迎宴会上,,英国使节行英式礼,而八月十三日在澹泊敬诚殿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使团人员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乾隆皇帝得知双方达成了妥协,态度有所缓和,表示“这些人从海上远道而来,所以不熟悉天朝的法度,不得不稍加抑制,今天既然诚心效顺了,仍应给予恩惠”。

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17日),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里张灯结彩,隆重的万寿庆典活动在这里举行。文武百官、国外使节纷纷行三跪九叩礼,恭祝乾隆皇帝万寿无疆。至于英国使团一行人这天朝见乾隆时,到底跪了没跪,是不是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清史稿·高宗皇帝本纪》记载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了下去。马噶尔尼的亲戚、英国使团秘书温德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一段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看来,英国使臣一行最后还是顺从了中国的礼仪。然而,清朝御用画师郎世宁所绘《马噶尔尼觐见乾隆图》中,乾隆高傲地卧坐于龙椅之上,而英国使臣马噶尔尼则是很不服气地单膝跪于龙椅前——究竟行了三跪九叩礼没有,又很难说了。不管争论结果如何,后来的结局是,乾隆很不高兴,因而对英国使臣提出的通商要求,以“与天朝体例不合”为由,一一驳回,马噶尔尼的使命以失败告终。

一十三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七月,英国国王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丹顿的儿子小斯丹顿为副使,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又是因为礼仪之争,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结果被驱逐出境。

“礼仪之争”其实不单单是外交礼节上的差异和争执,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背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礼仪之争”指的是从明朝末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来,中西方对于中国的宫廷礼制、祭祖祭孔的传统习俗以及“天”和“上帝”等一精一神概念的不同理解。早在清初康熙时期,就因为教皇反对中国敬天法祖,康熙认为无异于动摇中国的立国大本,所以针锋相对,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随着中外通商的发展,加上个别耶稣会士卷入宫廷政治,“礼仪之争”进而扩大和演变为外交关系上的大事,清朝历代皇帝视其为关乎干预内政还是维护主权问题的明争暗斗。《皇清四裔考》称英国等为“红毛蕃种”;有一位广东碣石镇总兵上书皇帝称:“臣遍观海外诸国……惟红毛一种,奸究莫测。”认为西方列强“奸究莫测”,别有企图,这恐怕才是明末以来持续约三百年的中西“礼仪之争”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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