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声不吭

听说达·芬奇是在法国国王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人家是旷世奇才，这等待遇也算恰当。我曾大不敬地想，即便我家老头子命如草芥，将来百年时，至少可以在我怀里瞑目。

可我忘了，老头子一生运气都不好。

2010年7月11日11时4分48秒，坎坷了一辈子的老人不知大限已至，仍想迈步前趋，结果一头倒在发亮的柏油路上，面朝大地。天空中已下了两天的暴雨一直在瓢泼。

此时我正出差。神农架山区，车在险恶的山道上飞驰，山巅和雨云糅成一体，不知和淋在他身上的是不是同一场雨。

葬礼一如所有的葬礼。父亲单位退休办按惯例安排了一切，没有容下我作为独子半点个人的悲伤。直到火化前在告别厅里，大家才特意留了一点时间单独给我们父子。人口大国，礼仪之邦，平时只听说活人要排队，今天才知道在告别厅死人也要排队。工作人员善意提醒我要快一点，我苦笑：我家老头子走得已经够快了。

头七已过。我在落满灰尘的旧书架上寻找父亲的“原罪”。20年前的记忆，指引我在一本1979年版的《辞源》里，找到了那份发黄的处分决定。这份24年前的决定是对42年前的一次死亡事件的处理结果，就当时已经纠缠了父亲18年的事件，给他留下了“打砸抢分子”的定性和记3个大过的处分。

这份组织部的决定耗去了父亲最宝贵的20年光阴。就在他倒下后第二天，当年的省委组织部长也去世了。去殡仪馆的路上，挂鄂AW车牌的黑色轿车如过江之鲫。人，最后总要走那条路。

1967年夏季的一天，让父亲后悔一生。

他1962年考入大学数学系，当时实行苏俄式5年学制，理论上他应于1967年毕业分配，但当时正值“文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留校闹革命、等分配。他可能是那个年代最无忧无虑的人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工人。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的父亲谢绝了厂方的礼聘，没有迁台，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1950年代调往新建的成渝铁路担任车辆段车间主任。在那个年代，几代人都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自己又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就算得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吧。

但年轻的父亲却不太爱惹事，属“逍遥派”。他在大学成绩平平，却喜欢音乐，小提琴、钢琴、二胡、美声都能来两下。1米63的小个子，却又是连续几年的校足球队门将、举重队队员、游泳队队长。“文革”中一切乱了套，他担任学校游泳池的管理员，一个人住在那里，优哉游哉。

“文革”中四川的武斗骇人听闻，祖父怕父亲搅进去，特意从重庆赶到成都，找到父亲寝室。当着一寝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面，沉默的老锻工噼里啪啦把一支他从没接触过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卸成了零件，又噼里啪啦装回去，丢下一句“不管怎么变都是一回事，管他马打死牛还是牛打死马都不关你的事”，走了。

但谁见过年轻人信老人的话呢？终有按捺不住的一天。

那天父亲在游泳池边锻炼。有同学找来两副拳击手套，练拳。“文革”前国家体委已经取消拳击运动，因为发生过因拳击致死的事。但这时天下大乱，想玩就玩。学校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带着一群人路过，招呼：过来帮个忙，审特务。

所谓特务，其实是数学系一位老讲师，被造反派查出胞兄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一番审问，老讲师居然承认自己加入过特务外围组织——其实他不过是在给国民党军飞行员当数学教员时兼管思想工作，在收发室偷拆过飞行员的信件。而后老讲师为后来与“大特务哥哥”分道扬镳给出一个浪漫的理由：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割袍断义。这理由对一群狂热分子，简直虚弱无力，而且太过儿戏，审讯变成拳脚相加。一群人围成圈，戴着拳套打老讲师。老人雪白的衬衣晃来晃去，一声不吭。几十年后，父亲都无法忘记那一幕。

最后造反派头头急红了眼，亲自动手用了铁锹，高中生造反派用了自行车链条。老讲师仍然没哼一声。造反派说要吃饭，把“老特务”关一中午，下午再审。他们关人的小屋是个楼梯间隔成的半地下室，常年不开，阴暗缺氧。结果中午刚过就传来消息，说人死了。

父亲曾念叨一个细节：事后老讲师的妻子来认人，看了一眼亡夫，马上浑身颤抖，但直到晕过去再抢救回来，都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滴泪，没有一点声音，都处在一种僵直的状态。

于是，父亲被分到贵州的大山里，当了3年翻砂的混凝土工，3年扛木头、钢管的脚手架工。1971年，单位几万职工集中开会，听林彪事件的全国通报，他被领导特别点名不得参加，因为他有问题，没资格。他独自坐在会场外高高的桥墩上几个小时，几次想要纵身而下，但他没吭一声。

后来，他被分配去子弟学校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是学数学出身，没吭一声，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和《辞海》的文学分册用钢笔抄录了一遍，自己先学了一遍，在油毛毡搭成的流动子弟高中，教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全单位仅有的两个大学生。

他生了个脑瘫的女儿，诸多艰难，一手把她带到了10岁，仍然没吭一声。直到女儿落水夭折，他终于开口，说的是：“要报应就报在我身上吧，不要找我家人！”

爸，你现在什么都还完了，谁也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