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夜歌(2)

W吃抗病毒药已一年，病情控制较稳，她去年突然想到去做个检测，结果是阳性，也并不突然，因丈夫早已发病而死。她想法很单纯，紧跟着侯老师在这里的艾滋病患者互助培训小组，坚持治疗。目前村里有 36名感染妇女加入了这个感染者互助小组。中心还对困难的感染者出借猪和羊，因为“这些主妇们爱干这些农活为生计”。
艾滋病抗病毒药本身是免费的，但免疫系统造成的并发症却还得自费，仍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逼迫感染者甚至发病者继续出外打工，W懂得这一点，她死死地抱住抗病毒的药，不让它真正发病。
我竟愚蠢地问她为何没有改嫁——因见不少失依儿童的妈妈与孩子生离，习俗要求改嫁母亲不带走孩子，而是留给家支抚养，也是怕孩子过去受歧视，但近年，钱的事掺进来——女人改嫁要退彩礼，再加这病潜伏太久，许多丈夫发病死时，妻子已三十上下，“年老色衰”，越来越多的中年妇女并没离开孩子⋯⋯想到这些我一时头脑短路，忘了她自身的艾滋病。
她语塞，却没有说“为了孩子”——我触碰了艾滋病人特殊的痛苦——她们也许有强烈的求生意志，但因为自身带病，生活之路已变得极窄。我想起木机后来的叹息：女人太可怜了，文盲也多，这里的女人，从前是不出门的，现在每年的公判大会多是贩毒以及其他罪的妇女，得病也少不了她们。
这时玛海木机走进来，告诉我可以去看望一位垂死的艾滋病人。
我原本以为这里的死亡已相对于 2008年的高峰变缓慢了，村庄表面已经变平静了，竹核乡的一天开始得那么宁静，短暂的晨曦洒在省道上，早起的烟草女工去烤房，放假的小学生去田打农药，药是九博帮大家选的，治疗闹了两个月的菜青虫比较有效，我问孩子们是否知道艾滋病，男生们会说知道，女生会害羞地低头——这也表示知道。
没想到死亡还在随时发生。
X家并不远，路却显得长，我们似乎拖延着时间。我和木机并排走，地上跑着凉山乡村到处有的可爱的小黑猪，它们有时从马肚子下钻过去。鹅和鸡在村里走来走去，九博告诉过我：人们养鹅不是为了吃，是因为鹅粪里有雄黄，可以驱蛇，鸡则仍是驱鬼的工具和待客食物。
W仍紧跟队伍，每天玛海木机一出现，就会有这些感染者积极分子跟着他，也好像是在依靠着他。队伍里又增加了一个小伙子 K，他才 25岁，就已发病了，从西安回来四个月，他拎着我买的酒，极沉默，脸色十分阴郁，然而步伐却仍紧跟着，步伐看起来却仍是个积极分子。
他脸色和后来我在去古岩画路上碰到的吸毒者接近，但多了一层密密的疱疹，走路更轻飘飘的，难以想象他能清晨出远门去寻找毒品，此刻帮我提着两斤散酒去看同村一位垂死的艾滋病人，他一路咳嗽，痰吐在充满牲畜粪便的村中泥泞里。
“西安热吗？”我问 K。“热。”“还想去打工吗？”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自己的影子似的，“我瘦了 20多斤，干活没力气。”再没说什么，对一切也是丧失了好奇，甚至丧失了说话兴趣，身上唯一显得坚毅的是那双深筒胶鞋。
“这年轻人虽是积极分子，但一边吃药，毒还可能复吸，就无法给他生计项目援助。”玛海木机说。他总是悲悯的表情，这大男人的表情甚至有点像一个哀伤的母亲，脸几乎都要被愁苦压得深深凹陷进去——愁苦着别人的愁苦，对这些受难者，他比我能感同身受得多。
木机是侯老师的妇儿中心在竹核的禁毒和艾滋病人培训项目的负责人，他也是竹核这里著名的民间禁毒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这里最早的吸毒者。“我吸毒的时候，那是 1990年代初，还没有出现针管。我没有感染艾滋病。”他曾是成都火车站晃荡的彝族人，回到家会夸耀有钱，我的临时司机九博恰好是他的知心朋友：“木机是我见过转变最大的人。他没读过书，他以前可瘦了，是个霸道的人，吸毒后，身体弱了，就当不得大哥了⋯⋯后来他完全转变了⋯⋯”
“吸毒是什么感觉，你还记得吗？”我问木机。“刚开始吸毒就好像递烟一样，就像喝酒一样，你一小包我一小包，都是免费的，后来就上瘾了。犯瘾的感觉⋯⋯没法说⋯⋯像蚂蚁咬骨头，人也没力气了，要走出 100米就冒汗⋯⋯”“那你怎么戒掉的？你有把自己绑起来吗？”“用心。”我反复问，他也只说用心，仿佛一个硬汉不需要把自己绑起来，但他继续说，“有时都快戒了，又去喝酒，一喝酒，毒就翻上来，又想，直到有一次，他们又趁喝醉了引诱我，我一脚踢翻了桌子，从此就戒掉了。”
木机的家在竹核坝子里的尔古，这个村死的人多，木机戒毒后，就发起民间禁毒协会，他自己就是黑彝的一个小头人，传统社会在禁毒上终于发挥了作用——通过邻里守望制度，发现谁家贩毒吸毒就报警，几年下来，尔古小范围内，吸毒的群体“稳定在一小撮⋯⋯现在尔古的人想吸毒，都得跑到外面去，在这里是吸不了的。”
尔古村的另一位头人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两个村民小组一共死了 174人，与九博说的“两百多人 ”稍有出入。这个村的禁毒协会本来是罚款，但抵不过贩毒利润，后来“协会头人带头前去贩毒者家中，砸围墙、掀瓦片，搬走家具等。严重将吸毒贩毒者从家族中开除，禁止家族中的其他人参加其喜丧活动。”——还是那句话：“难道如今你就不怕丢掉姓氏，被家支驱逐吗？”
但要是所有的村，所有的家支都这样禁毒，所有的警都这样报这样接多好。
我问木机：“你不怕毒贩子报复吗？”在其他地方，禁毒者是最容易遭遇报复的，更何况是民间禁毒者。
“不怕。我有家支。你死给，我也死给。”他很坚定地说，这时候黑黑的面孔才微微舒展开，像个骄傲的头人了。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忧愁的表情，“你说，会不会这辈子也发明不了抗艾滋病的药了？”
他继续说：“我本以为很简单，我自己戒了毒，又帮乡亲们把毒戒了，事情就过去了⋯⋯只要有决心，谁知道后面还有艾滋病⋯⋯这我就有点没法了⋯⋯这东西太难了⋯⋯”这时他的口气非常非常迷惘。
4点多我们来到病危的 X家中，院子里烂泥比院子外还脏，门里一片黑暗，只一个小火塘点着，照出床板一个看不出起伏的干瘪身体，身体伸出一只剪影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抓着，伴随着张开的嘴巴里不停的喘息，每下喘息都实际上是在说话，但肺部艰涩的气流已完全代替了语言，他的小妹妹坐在床头挥着破蒲扇赶苍蝇，妹妹起身离开一会，那只手就抓得更厉害，仿佛是在帮自己赶苍蝇。我们想和他说两句，但和我们对话的只剩病毒了。
周围的黑暗里坐着亲戚，仍在说笑。我很奇怪，木机告诉我，这是彝族的规矩，人一秒不死，就一秒不哭。
人群后面躲着他妻子和四个孩子，她们很可能已是感染者，并马上就要变成孤儿寡母。这些孩子，也马上要成为侯远高的救助对象，也会成为被救助的孩子们中新的疑似感染者。
虽然一路都有彝族朋友告诉我，去了彝族人家，人家给你喝酒，一定要喝，否则是很失礼的，但看着上面新鲜唇印，我还是害怕了，只握了握病人姑妈的手。
我们等了一会，觉得这种呼吸还算稳定，主要是家人的说笑让我们觉得一点难过、一点预感的叹息都没有⋯⋯弄得我们的心里也很堵，就起身告辞，木机对我说：他可能撑到明天呢。他也许见多了这样的过程。
在回来的路上，W还是很平静，有时我觉得她对人类攻克艾滋病的信心比谁都高昂。
然而年轻的 K已经快崩溃得走不动了，我跟木机说，以后这样的事不要患者陪着，“但他们要跟着我。”他说。我看 K从X家出来，已面如死灰，这年轻人虽然自己发病，但毕竟年轻，见到的死亡一定还很少，我真担心他会彻底歇斯底里起来。生者何堪，何况是如此感同身受的生者。
于是老一套关于医疗突破的话又拿出来说，说到月亮升起来，K才缓和些了，他爸爸来了，领他回去，像领着很小的孩子，云朵、月亮和山梁，构成了一只漂亮的姑娘的眼睛，我想起 K的姐姐，这里远近闻名的小美女，也死于性乱的艾滋病。这时却没有山鹰的歌来软化我沉重的心情，把它变成一种忧伤，甚至爱。
人们开始谈这里不久要被征地，到时这彝族的宝贝稻田坝子就要被填平，建满工厂，山西一个黄磷矿被赶出了山西，却要来这里落户。很难想象 W这样的艾滋病患者拖着病体还要折腾着全国人民普遍和迟早要去遭遇的拆迁⋯⋯密布的高压线塔在夜晚还是发出如蝉鸣的嘶嘶声。
这时，就听远远传来哭声，哭声果然就像号角一样准确地响起，就像哀歌一样准确地响起，X看起来没有撑到第二天，“一秒不死，就一秒不哭”，这是极贫穷的人家，葬礼一定与美姑那豪华的葬礼形成鲜明对比，但也得杀一点牛羊，或者一头小猪——顽强的传统和习俗礼仪，虽然早已抵抗不了现实，但毕竟仍在承受着每一次死亡。若干年后，史诗会把今天这一切远远地歌唱。
（摘自 生活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