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第6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3)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一邓一 小一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一交一 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一胡一 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一胡一 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一胡一 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