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7.1“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一交一 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一交一 ，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一由 《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一交一 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一习一 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一騷一，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一主 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一由 市场中标价出一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7.2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一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一交一 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一交一 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7.3“公一交一 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一团一 ，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一党一 ，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一裁 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一婬一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一陽一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一陰一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一陰一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一交一 车上书”了。

7.4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一交一 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席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一交一 车”接送。乘“公一交一 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一交一 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一交一 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一交一 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一团一 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案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一交一 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一胡一 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一安一门 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一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7.5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一子一党一 ”

“公一交一 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末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一团一 ，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瞻、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一团一 ”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一党一 ，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一团一 ，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一共 “兴无（产阶级）减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一团一 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一团一 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一交一 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一宠一 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聿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一精一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一团一 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一子一党一 ”（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赓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一子一党一 ”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一精一彩的接班集一团一 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一党一 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一陆 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一子一党一 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一子一党一 之父就更不必提了。——这一情况与今日大一陆 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一团一 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7.6“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一子一党一 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一党一 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一温一 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