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2)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一江一 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末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一团一 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一党一 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一胡一 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7.7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一陰一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一江一 总督、南洋大臣”，辖一江一 苏安徽一江一 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一江一 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鲁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一江一 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一江一 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一江一 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一胡一 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菁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7.8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一胡一 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一胡一 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一精一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7.9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敦上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遗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一交一 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一交一 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一交一 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主局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一陰一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论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一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一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一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7.10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一交一 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一江一 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没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入或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