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3)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一交一 、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一党一 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一党一 的一党一 魁。

可惜的是这个一党一 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一共 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一交一 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7.11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一党一 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一交一 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一习一 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一裁 ，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一由 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一裁 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一政 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果，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一婬一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7.12“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欣，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谓“同治中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一团一 ，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国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一团一 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