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清廷的京师同文馆买单？

在花都巴黎，19岁的张德彝有幸目睹了这样一种神奇的物件，“将是物冠于龙陽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作为一名勤于思考的青年学子，小张在质疑其“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将其命名为“肾衣”。这样雅致的称谓，较之后世通俗的学名——避一孕一套 ，文化底蕴不可同日而语。

有理由相信张德彝只是纸上谈兵，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尝试这一新鲜洋玩意儿，在斌椿一团一 长的严格调一教 和指导下，他除了认识到肾衣可以“却病”，还可避孕。年轻的学子再次开动脑筋，运用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斩嗣者，断子绝孙也！正是因为自觉维护纲常，凡事认真钻研，张德彝以后仕途坦荡，不仅被清政府先后派驻英、比、意任公使，还一度成为“帝师”——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对一个来自“大城市”铁岭的贫寒旗人子弟来说，这样的修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应该感恩的，当是一个人和一所学校。没有这个人，他不会走上外一交一 之路；没有这所学校，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个人，便是斌椿使一团一 的推手赫德先生；这所学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课堂一瞥

赫德与同文馆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几乎可以说是一辈子。

一个洋人，肩负着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重担，却与一所学校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在咸丰十年签订北京条约时，由于缺乏合格的翻译，只得依靠外国人来充当，以致奕訢被洋翻译忽悠，在中法条约中搀入了不少关于传教士特权的内容，“这使大清帝国处于屈辱的处境”。

吃了这样的大亏，恭亲王及其僚属便在1861年1月提议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里，建议“设立外文学馆，培养熟谙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罗斯文馆的先例，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入馆学习 ”。清廷很快就予以批准，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传教士包尔腾担任教一习一 。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张，15岁的张德彝，成为同文馆首届10名英文生中的一员。次年，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时开学，又各派十名八旗子弟入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北京东堂子一胡一 同原蒙古族大臣赛尚阿的府第内，正院为衙门大堂，东院即为同文馆。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馆从老师到学生都备受荣一宠一 ，按规定：洋人教一习一 领取高额俸银，学生根据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彼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现今人民币300元左右。这大笔白花花的银两，都由总理衙门从船钞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换句话说，统统是海关买单。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时，就从恭亲王那里听说了这所新诞生的学校，并马上被它潜在的能力所打动。不过那时的赫德只是代理总税务司，而学校尚未开学，且海关事务十分繁忙，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转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时听说同文馆开学了，他的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须别人提醒，便意识到，如果引导有方，这所学校不仅可以在促进中国和外界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可以在同样重要的方面——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海关事务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亲王奕訢召赫德进京并在京定居，“从那时候起，赫德才能够，也的确热情地投身于支持和发展这所新生学校的工作之中。”">

尽管已经开办了三年，但在赫德的眼中，同文馆就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她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着，就不得不施行一种人工呼吸法。正确地估计了它的潜能之后，他（赫德）就把它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且替它的发展订下了远大计划。它在他的照管下是幸运的，因为由于他，它就从一只萤火虫变成一座灯塔。”">

开办同文馆的本意是将西学的新芽嫁接到中学的砧木上。但事实上，中学与西学依旧分为两途，“中学唯我独尊，西学被排斥于华夷之辨的文化壁垒之外”。因此，大多数人还是希望遵循旧例，沿着科举体制的阶梯向上攀援。为此，同文馆章程不得不作出妥协规定：“遇乡会试年份，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这样，有些同文馆学生便不愿专心攻读西学，特别是那些官宦子弟，拿着学校每月发的薪水，不是遛鸟斗蛐蛐，就是逛八大一胡一 同。而张德彝是出身一般的汉军旗子弟，平时求学刻苦，很快就在学生中脱颖而出。

春去秋来，在收获的日子里，三馆学生迎来了毕业季。大臣们眼见中国近代第一批翻译人才成长起来，由衷喜悦。“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馆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试……因洋文非臣等所一习一 ，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一习一 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语言亦多吻合”。对其中约六人授予八九品官衔，其余记优、记过再留馆学习 ，劣者退回本旗。

张德彝便是经此1865年大考后，被奏保为八品官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能和这次大考的阅卷老师赫德一起，同船前往欧洲游历，自此开启了他梦幻般的外一交一 生涯。

张德彝所著《欧美环游记》

原来，这年的冬天，赫德拟请假半年，回英国省亲并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他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启程前，他向总理衙门建议，“为了见识见识中国以外的世界，应该指派一名税务司带领一些同文馆的学生和他一道旅行。还有，应该授权让他招聘外国教授到同文馆来教授西方科学。”这两个提议都得到恭亲王的支持。1866年3月，赫德带着张德彝等三位同文馆学生离开中国，为防止他们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由斌椿带领前往，这样就“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为壮观瞻，朝廷赏给斌椿三品衔，同文馆生赏六七品顶戴。如此，寸功未立的张德彝又进步了。

9月，赫德闪婚后携夫人返回中国，同行的有为同文馆聘请的5个欧洲教一习一 。这些洋教一习一 受到奕訢的重视，他奏请开设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课程，信心满满地想把同文馆办成一所近代综合性大学。

事实上，由于缺乏合格的领一导一人 ，以及顽固派的抵触，同文馆随时可能触礁。而赫德也根本不可能抽出必要的时间，为学校提一供足够的管理措施。于是，任命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总教一习一 来管理和协调，便显得尤为重要。“赫德相信，丁韪良博士正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

美国人丁韪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学校的需要和能力。他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校务，先后设置了八门课程，包括一种西文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后又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在他的悉心关注下，同文馆稳步发展，学生高达百人。但这个谦虚的总教一习一 却将功劳归给赏识他的赫德。据丁韪良回忆，1869年9月赫德要丁出来主持馆务，“他决计每年从海关方面拨给我一笔整款，以供学院之用。当时我就答道：‘擦擦灯台，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他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间，践行约言，未尝或渝。”">

正是这个践行了二十五年的诺言，令丁博士无限感慨：“就同文馆说来，赫德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保姆）而已”。

1902年，同文馆终于具备了升为大学的条件，归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在这一年，张德彝达到了他外一交一 生涯的顶峰——出任驻英公使。一直关注着小张成长的“父亲”赫德，在前一年的10月18日便得到了消息，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驻英公使）罗丰禄的继任人可能是德彝——现在人称张大人——他在1866年曾随我赴欧洲。他在此并非‘权臣’，但他为人和善，这对同文馆来说，将具有奖赏之意，我为之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