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

禁中，指皇宫深院，宫廷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语，是指皇帝最近尚未公开的讲话，我们今天称之为小道消息。漏泄禁中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讲的便是为君之道。他强调王者要“虚静以待”，“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要做到虚静，王者必须去想去意，即没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愿。所以韩非子强调“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王的意欲表露于外，为臣者便能因而谋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为臣者的真实情况及其本意，故不能让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如此的话，主动权在君王之手。漏泄禁中语者，无非是通过观察君王无意中的言行，向相关人员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恶和意愿，为臣者可以借此以达到某种目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条云，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一四 年）十一月，六科给事中王徽等的谏言，便讲到宦官“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其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反之，从另一个侧面讲，君王有所好，为臣者也能将它引向另一极端。《韩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妬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王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姿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实际上为君者不见其好，不见其情，匿其端的本质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动的位置，那么周围人的本来面目才能现其真相，为自己赢得主动权。

以上讲的虽然都是古人古事，若回顾当代我们亲历的这六十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恶果，也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身边。故为君者，让人捉摸不透不是坏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才能出奇制胜。在政治斗争中、军事斗争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为，而是在谨慎、耐心、多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等待适当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东方思维的特点，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不懂这一点则难以立足。从为君的角度讲是如此，从为臣的角度讲也是如此。

《明史·刘基传》记录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一段对话：

初太祖以事责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一胡一 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先分析这一段话，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提出这个议题，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所以在考虑丞相的继承人选时要找刘基商量。谈话的时间是在洪武二、三年间，那时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已公开化了，故朱元璋会讲李善长欲害刘。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长在淮西集一团一 的人脉关系仍在，朱元璋想让刘基为相，刘是浙一江一 人，故自知力不胜任，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后讨论了三个人选，杨宪、汪广洋、一胡一 惟庸，这三个人都被刘基一一否定了。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长的长处是“调和诸将”，杨宪虽有能力但没有这样的器度。讲到汪广洋，刘基则认为汪广洋更比杨宪狭隘。杨宪与汪广洋二人是李善长为相时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长退休后，由杨宪掌事。汪广洋被杨宪排斥在外，杨宪被诛后，汪广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广洋自知人际关系上不如一胡一 惟庸，仅受人摆布而已。结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责汪广洋朋欺，贬其广南，舟次太平，因其在一江一 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罪而赐敕诛之。在那样的条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而对一胡一 惟庸，刘基的评语是“惧其偾辕”，那就是冲决朱元璋的控制。这句话传到一胡一 惟庸处，那二人之间还能不成为死结吗？后来，此事不幸为刘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发一胡一 惟庸案，也是势所必然。当时朱元璋在选择丞相候选人时，确实是两难。一胡一 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李善长的侄儿李佑是一胡一 惟庸的女婿，故一胡一 惟庸在相府的人脉关系深远。用一胡一 惟庸，实际上是又一个李善长，比李善长更让朱元璋放心不下。一胡一 惟庸是在汪广洋之后，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间为左丞相，以汪广洋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与一胡一 惟庸便闹翻了。一胡一 惟庸拜相时，刘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明史·刘基传》）实际上刘基伤心的是当年与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时，说过对一胡一 惟庸不利的话。洪武七年刘基便忧愤疾作，害怕一胡一 惟庸害他。史传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这是一个悬案，无法验证。但这也证明朱元璋与刘基的对话是外传了，尽管一胡一 惟庸否认刘基被毒死这件事，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有历史的宿怨在。从这一点上讲，君臣之间的对话，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话，其间利害关系相当之大，议论他人是非确会招致飞来横祸。他们对君王无可奈何，对进言的臣下却可以趁机下毒手。从刘基与朱元璋的对话及相关谈话人员后来的结局看，可谓高处不胜寒。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间都难于沟通，一次普通的闲聊谈心，其引起的后果往往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两篇涉及到禁中言的问题，如《随笔》卷二有《漏泄禁中语》条，讲到这么两件事。一是汉元帝时，京房向张博泄漏禁中言，张博因此而弃市；二是王章与汉成帝在宫廷议论王凤之罪，王音闻之，告王凤，元后为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于狱中。为什么如此呢？《韩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之所以神，则在于他常常出人意表，唯其神而灵，才能服众。泄漏禁中语，如果涉及权力结构上的根本性利益冲突，那就关系到相关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宫廷密谋，历来都是先下手为强，故这直接关系到帝王自身的安危。为了防微杜渐，一旦发现泄漏禁中语，轻者会被帝王所疏远，重者将遭灭顶之祸。

《五笔》卷七的《张蕴古〈大宝箴〉》中，张蕴古应该是直谏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李世民，倒不是因为《大宝箴》的直言极谏，而是因为李好德一案。好德之言涉妖妄，所谓妖妄，用今天的话讲是对最高领导层有一些不当的攻击性言论。蕴古言其风疾，风疾，是谓其神经有些不正常，不能作数。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对好德密报其旨，并与好德在狱中博戏，为御史所劾奏。可见张蕴古身为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语给当事的案犯，并与相关案犯一起博戏，从而导致唐太宗发怒。洪迈为张蕴古抱不平，称其“无罪受戮”。唐太宗在杀了张蕴古之后，心中不胜懊恼，追悔莫及，下决心对死囚的决审，从一日覆奏改为二日五覆奏，表示对死刑要慎而又慎。

上述两条对洪迈而言，亦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件。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洪迈与其兄洪适都受到孝宗的一宠一 信和重用。当时龙大渊、曾觌由于早年曾在孝宗潜邸也深受重用，二人与洪迈相善，他们私下告知洪迈将迁西掖。洪迈见参知政事陈俊卿，讲了这一小道消息，陈俊卿为此与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孝宗说：“朕何尝谋及此辈，必窃一听 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于是黜龙大渊与曾觌二人。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称其曾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罢斥之。故洪迈与其兄洪适在乾道五年（西元一一六九年）便退归乡里。可见洪迈在随笔中所作札记《漏泄禁中语》与《张蕴古〈大宝箴〉》这二条亦系有感而发，既是为自己，亦是为京房、王章、张蕴古三人抱不平的。

同样是泄漏禁中语，若西汉夏侯胜出道汉宣帝语，宣帝是当面责之，夏侯胜说：“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处分了。故这类事还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牵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异。从根本上讲，一方面王者无私言，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政事还是公开透明的好，属于陰谋诡计的宫廷密谋毕竟是专制主义帝王制度的伴生物，让政事见陽光，可以避免和减少许多悲剧，也能让政治步上正常轨道，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另一方面，王者是人，他也有私生活，也有随口聊天说笑话的时候，可不能句句当真，如果句句当真，人就难以开口说话了。

有一句老话，叫作“王者无戏言”，《吕氏春秋`重言》讲了一个故事：“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如果真要严格实施王者无戏言，那王者就无法开口说话了。毛泽东讨厌有人偷着搞录音设备，不问场合录他的每一句话。人总有说笑话、聊天的时候，如果都当作圣旨办，那就无法说话了，实际上也是封他的嘴了。懂得一点历史知识，可以不犯那样愚蠢的错误。总之，在如何说话的问题上，为君难，为臣亦难。在传话的问题上，同样也难。所以越到高层，越难说话，越难谈话一交一 心，越难在相互之间沟通。一九七二年以后，毛泽东很少见一江一 青，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怕她随便传话，添麻烦，另一个是更怕她假传“圣旨”，对毛、对一江一 都不利。一九七五年时， 毛泽东与芦荻谈《水浒传》，一下子传到了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整理了一个文件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很难办了，传下去就会成为一件大事，而毛泽东讲《水浒传》本来是随感式的，这就说明谈话之难。所以毛泽东到晚年只能与孟夫子那样的女孩子闲聊，说东道西了。这些闲谈现在读来，也别有一番趣味，谁也不会从中去猜测什么政治内涵了。

对于禁中的种种传言，广义地讲，也就是各种小道消息，从闻者的角度讲，无论是什么传言，必须抱分析的态度，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因势而异，谨慎对待，这样才能全身避祸，并有利于公共事业的发展。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拿鸡毛当令箭，不问是非地借此随便整人，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对于有的人故意制造内幕新闻，借以为个人谋利，那就同样另当别论了。总之，为人还是直道而行的好，想靠小道消息、内幕新闻办事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还是难免一败涂地的。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面说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拿到现在来说，如果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制度化规范化了，那么小道消息的市场也就会大大缩小了。领一导一人 生活中的闲聊与领一导一人 之间的互相沟通毕竟与正规的政府信息发布有区别，大家言论自一由 的空间扩大了，政治生活也能走上轨道。打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证券市场在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人都靠追逐小道消息来谋利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市场很不正常的时候，如果信息发布规范化了，那么投机客兴风作浪的空间便大大压缩了。对股民来说，不能靠小道消息来判断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是要根据市场宏观面、公司基本面来判断公司，根据技术趋势来决定进出，这样做也可以免受小道消息的干扰而上当受骗，这样市场才会健康和繁荣。否则大起大落，大多数人受损，少数投机客获利，这就不是一个正规和健康的证券市场了。对于小道消息的传布者，也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看他的出发点，要看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对其处置应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不能一刀切，不能借此伤害无辜者。这个有关小道消息的道理，切换到其他方面，道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