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哪里安放

一

1997年，我大学毕业。在我到国家部委工作之后不久，爸爸满心欢喜地从山东老家来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儿子带给他的荣光。

当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馆，那是一家地下旅馆。

这是一个与老人家传统意识、近期想象、来时预期全面冲突的安排。在去旅馆的路上，老爸满脸的失落，看得出他内心一直在激烈地斗争，体会着儿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带给他的惊诧。

在地下室刚刚坐定，爸爸终于还是开口了：“儿子，你就让你爹住地下室啊？家里人都说你在国务院工作，风光得很呢！怎么老爹来北京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的话，显然刺痛了我，我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北京，恰如我也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基层公务员。

二

两年之后，我终于赶上了机关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欢欣之余，让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资格还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办数次无果的情况下，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给分管副部长写了一封有生以来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当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给予我的内心的充实，挤上通往集体宿舍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时，我茫然地看着绚丽的北 京，感受着万家灯火、各居其所的安宁，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当此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在野外走丢了，等待着妈妈牵着我的手 回家。而此时，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远离了家乡亲人、孑然一身来到北京的我，是多么希望您就像小时候牵着我的手的妈妈那样，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牵着 我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个人目的而动用煽情术，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结果恰如荒野里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旧，不到50平方米，但这房子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仿佛看到爸爸带着众乡亲来我家里打地铺的热闹景象。

很久以后，我遭到几个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戏谑，他们认为一向标榜清高的我，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个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快乐得直蹦高。

不久之后，机关停止了福利分房，刚刚进入我们司的一个姓魏的师妹只能购买经济适用房。2003年左右，魏师妹买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万。20万啊，刚刚毕业的人，从哪里一下子拿出20万来？我当时很为她担心，觉得她上了这个城市的当。

三

转眼到2010年，我的外甥从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大学毕业了。他说：“舅舅，我决心进入七环以内你那个叫作京的城。”

我说：“欢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术，教不了你什么。”他说不用，他有一颗强大的心。

毕业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来的惯性及父母、邻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机关，依据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来，在世界上最难的“国考”及艰难的就业环境面前，他几经挫败，不但进不了机关，反而面临返乡的窘境。

随着离校日期的逼近，“强大的心”终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这座城市给他的教育已经足够，于是决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关系，帮他进入了一家国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后，他面临的环境是现实而残酷的。家里提供不了经济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坚持说，没有房子不结婚。

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没有放弃从政的想法，总是觉得在企业工作比较边缘化。

他跟我说：“舅舅，你们那时候多幸福啊，没有开豪车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双耐克鞋。1993年，西三环还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环以西还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卖到每平方米1万元。”

四

看着他无处安放的心灵，我给他讲起了孟学农《心在哪里安放》那首诗和1995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时我上大二，获得了公费去香港参观学习的机会。那时香港还没回归祖国，我却可以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机会难得，大家都在兴奋地购物。当别的学生在买随身听、美食甜点的时候，我只是在女人街上花掉我所带的全部250块钱的大半买了3件T恤。

回 来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穷”怎样变“富”》，以当时学得的社会学上“资源交换理论”来说明一个人可以很穷，但你仍然可以变得“富有”，就是 你身上必须具有其他人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你的志向、坚毅、才气、能力、爱心、专业、趣味等等，而唯有这些才是你在这个社会进行交往的“资 本”，更是你走向幸福的起点。

于是，我告诉我的外甥：

第一，原来是主流才能入流，现在可能是非主流才能入流。当前是个多元化力量崛起的时代，展现人生价值未必要去从政。

第二，这个城市就是你的起点，尽快忘记家乡那些期待的眼神，会让你更加真实而从容。

第三，工作之后的5～8年，你会进入真正的“社会大学”。在哪里工作本质上差异并不大，关键是把个人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上去，否则就会在35岁之后陷入人生全面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