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诺贝尔奖之余，再打倒个校长

在美国周游时，我绝对没想到，也会碰上高觉悟的美国老大娘。

那是在旧金山。当我迷失街头、查看地图时，一位白人老大娘主动前来帮助。她身着素白色的衣服，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帮我在地图上确定方位后，她邀我在路边上公共车站坐下，攀谈起来。

出乎我的意料，这位穿着整洁、谈吐得体的老大娘，居然是一位无家可归者。她身边的一个小推车就是她的全部家当了。

她说自己63岁，她先生69岁，去年他们刚刚因为“负资产”而被银行强行收取和拍卖了唯一的房产，以至于无家可归。除了有限的救济金之外，先生还是出去打工，天暖的时候，两人就在街头住宿，或去麦当劳餐厅捱一晚，天凉的时候，则会去亲戚家避避寒。

令我吃惊的是，她居然猛批起政府的救济政策而不是责备政府救济少了，认为正是政府对某些人群的“无节制的帮助”，拉垮了美国经济。她认为，政府根本 就不应该接收外来的政治难民，因为这些难民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投机者；政府也根本就不应该救济所谓的失业者，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懒虫和笨蛋。

她告诉我，美国的制度曾经提供了均等的机会，只要勤奋、不傻，就不应该失败。

我真是感慨万千，自己都混成这个样了，却依然对美国的制度充满了信心，依然批判本可让她个人得益更多的福利体系。这样的觉悟，完全脱离了本位主义，即便未必赞同她的观点，却不能不佩服她。

在美国周游时，我发现与在澳洲和中国不同的是，我很少听到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情。相反，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人群，大多 并不赞同政府扩大福利的趋向。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在美国的体制下，给个人奋斗提供了很多机会，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少干预；过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和救济体 系，一方面会扩大政府的公权力，另一方面会增加吃大锅饭的懒汉和钻营的投机者。

对于澳洲的高福利体制，这些美国朋友基本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造成澳洲国民不思进取的关键。这种成本高昂的体制，在“大国寡民”的澳洲还能推行，如果运用到人口近4亿的美国，则必然是财政的破产和全社会的灾难。

一位在金融界工作了20多年、奋斗到了合伙人、执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华裔告诉我，在美国除非受歧视、被压制，否则，单纯的所谓“生活艰难”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同情，因为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都是苦出来的。苦，并不值得同情；机会被剥夺，才值得同情。

翻检著名的《独立宣言》中，那脍炙人口的“天赋人权”表述中，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却并没有财产权。

美国人爱强调的是，美国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非“幸福的权利”，它并不保证人人都有财产，但可以保障人人都有追求财产的自由。这或许就是那位美国老大娘的“觉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