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五章

你用尺子量过钱么？

一百元的票子，一万一摞，摆在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单人床上，你知道一层能摆多少么？我告诉你，一张百元票，幅长155mm、宽77mm 、厚度（将近）0.1mm，大致摆满一层是六十万元。我整整摆了七层，七层还多一点，一共是四百二十八万。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有二寸三（还多）厚！

这是我和骆驼南下后，用大约五年的时间，炒股挣来的钱……骆驼是天才，挣得要比我多。可骆驼从来不说具体钱数，骆驼对“百万”以上的术语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

我跟骆驼是分别南下的。

骆驼去了深圳，我去了上海。这也是我们事先约好的：开辟两块根据地，“遥相呼应”。我们约定每晚九点准时通电话，不管身在何处，刮风下雨，这是铁律。至今，许多年过去了，我耳畔仍然响着骆驼象狼一样的吼叫声：“打新（股）！打新（股）!打新（股）！！！…”

开始的时候，是骆驼制约我。有时候骆驼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就象是思想喷泉一样，一个一个的思路不断地往 外涌……连他的烟味都能从电话线的那一端传过来，咳咳咳的，搞得我不胜其烦，不得不一次次地阻止他：……挂了吧？挂了，我得挂了。他说：吊吊灰，我还没说 完呢。喂喂……后来就是我喝斥他了。

后来，他的电话染了“颜色”，就少多了。有时候，连我们共同制定的“铁律”也不遵守了。有一次，九点钟的时候，我一拨电话，他在电话里用标准的普通 话说：今天不谈了吧？卫丽丽在这儿呢。我问：卫丽丽是谁？他说：我在香港呢。回头说。回头再给你说……还有一次，我一拨，他说：小乔在这儿呢。我又问：小 乔是谁？他笑了：兄弟，怎么酸溜溜儿滴？哥哥不就这点事么。过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伐？……居然南腔北调？我脱口骂道：你他妈成“小虫窝蛋儿”了？！就现 在。现在说。这是铁律！

……在电话里，骆驼闷了一会儿，说：谁是“小虫窝蛋儿”？

……我沉默，一声不吭。

骆驼只好说：好吧。听你的，兄弟，就现在说。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一度很不适应。

这个被人誉为“东方明珠”的大都市，是我这个被人蔑称为“洋盘”的外乡人不喜欢的。虽说不喜欢，但上海人的认真劲儿，还是把我给感动了。我先是租住 在淮海路附近一条弄堂的尽头，门牌137号，一家石库门的阁楼上。这是一个杂居着七八户人家的小院落，楼梯很窄，上楼就要弯腰，头都直不起来。那时候，我 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阿婆们一张口就呢呢侬侬、嘎嘎咕咕地，我只装没听见……可是，院里这位代收电费、水费的阿婆，却一次次地爬上阁楼来敲我的门。她的账 头极为精细，假若少收了一分钱，她一定会追着你的屁股要；多收一分钱，她也要不辞苦地爬上阁楼，退给你。说：侬伐，嘎无鲁（硬币的意思）。

客观地说，上海人是优秀的。上海是一个充分契约化了的城市。那怕你在街头小店里买一生煎包子，也是足量足分、决不掺假的。但同时上海人的灵魂用“旗 袍”裹着，那是带颜色地张扬；也是一种促狭地、在“石库门”里憋出来地、叽叽歪歪地自信（大约，女人们过去常常隐地一个个“老虎窗”的后边，撇着嘴“侬呀 侬”地偷着评判路人的缘故吧？）；上海人的小气是女人们在庸常日子里一天一天“盘算”出来的；上海人的大度也是女人们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用削溜溜儿地肩膀 一日一日“扛”出来的。所以，它的气场是阴性的，商业化的，是阴包阳，是以母乳为底、加南洋的风、水气和阳光共同铺就的绚丽。但它又是豁达的、开放的、承 认并接受既成事实的、充满无限活力的现代化都市。

上海的气候也不算好，春、秋天还行。夏天里有许多梅雨季节，特别是六、七月份，忽阴忽睛，整日里下毛毛雨，一天到晚身上粘叽叽、湿辘辘地，象是要生 虫的样子。刚来的那几个月里，我身上出了一片一片的湿疹，一身红点点，苦痒难耐。嘴上也生疱，腿上还长疮，浑身都抓烂了！夜夜难眠……在地理位置上说是东 南，可冬天也冷啊，是又湿又冷，那阴霾的湿气都侵到肺里去了。

最初，我曾经在电话里对骆驼报怨说：骆哥，我要死在这里了！……骆驼只回答我两个字：坚持。我说：我大睁着两眼，苦睡不着觉啊。他回答我三个字：吃 安定。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他一句。骆驼的感应极好，他马上回了我一句：你瓜是富贵人？这一句就“刀”到我骨头里去了！他这话里字背有“字”。是呀，我来 自平原，一身穷气，出身寒微，还有什么苦不能受的。于是，我坚持。我受。古人造字真的是有切身体会的，“受”字头上三把刀，人还要直直地站着……受吧。后 来又搬了两次家，条件略好些，我慢慢也适应了。

其实，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并且，永远是一个流浪者。我记得给你说过，我身后有人。

最早，通过同学七拐八拐的介绍，我到一家设在上海淮海路上的证劵交易所打工，再后又调到了设在延安路上的一家交易所。按骆驼的说法，这叫“潜水”。 骆驼说：一定要潜下去。要从最底层做起。于是，我先做“黄马甲”，一年半后才正始地做了证劵交易员——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红马甲”。做“黄马甲”就是一 个跑腿打杂的。那时候，我骑着一辆从旧车市场上买来的破自行车，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今天跑电话局（为所里的客户装电话）；明天又跑着买灯泡、安装饮水 机……那时候，我时常在上海女人打着的花伞下串来串去。

每每，在上海街头，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上海女人的洋伞下穿行，这是要挨骂的。那时候，在梅雨季节里，洒了香水的上海女人既怕晒又怕淋，出门都是 要带伞的。伞是折叠的，“啪”一下撑出来，一片花嘎嘎！穿着高跟鞋、打着花洋伞的上海女人冷不丁地就会给我一句：侬洋盘伐，生癌了伐？……那会儿，我在上 海的大街上不知招了多少上海女人刻毒地骂。后来我也理解了，那语气虽毒了点，可我骑一辆破自行车，在梅雨季节里奔走，弄不好就溅人身上泥水了。女人们出 门，一个个打扮得光光鲜鲜地，穿着裙子、丝袜，还喷了香水，你骑车过去，慌慌张张的，溅人身上泥点点，怎么会不挨骂呢？如果平心静气地说，那意思大约是： 讨厌！外乡人，你急什么呢？

可骂归骂，我的心情并不算太差。我们钻进钱眼里去了，心无旁鹜。那时候，股票市场才刚刚开放不久，上市的仅有二十几只股票，抄股是挣钱的。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看一看

股市，涨涨跌跌，一天大约能挣五百块钱……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可骆驼不满足。骆驼是干大事的人，骆驼的天分一流。骆驼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洞察力。他几乎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就 在我沉醉于股市的涨涨跌跌，每天都能挣钱的时候，经过分析，骆驼在电话里一再告诫我：打新（股）！只有打新（股）才能翻倍！……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 原始股并不好买，在上海“打新股”是有中签率的。况且，我们手里资金有限，虽然靠骆驼的神通，从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那里也贷了一些款（这是违规的）……但 是，中签率还是很低。有一次，骆驼从深圳那边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一个内部信息，说离上海很近的镇江那边，有一家企业很快就要上市了。他调给我三百万的额 度，命我火速赶去“打新（股）”……我连夜查看了地图，发现通往这座城市的最便捷的路是坐船，每周只有两班。当我正要赶往那里的时候，骆驼的电话又打过来 了，骆驼勃然大怒！他在电话里骂道：你瓜真是个夯客，猪窝窝生的？脑壳让猪圈门挤了？！你打，人家也打呢，还轮得上你呢？等你赶去，热屁都吃不上呢！吊吊 灰，你给我用钱砸！砸死了！你瓜把船给我包了！不就一周两班么，船票全给我买下！……经他这一骂，我灵醒了。于是我抢先赶到了码头，咬咬牙，把两班船的船 票全给买下了（包了整整十天），直到“打新（股）”结束！……于是，中签率大大提高了。

那时候，我这边的大部分钱都是“打新股”挣的。我们俩有约定，按事先的约定分成，我把骆驼的提醒发挥到了极致……后来股市两次大跌，侥幸地说，损失并不太大。

我说过，骆驼是我命里的贵人。是骆驼把我引上这条路的。分开四年后，在一九九四年的七月，在股市最黑暗的一个日子里，骆驼从深圳坐飞机赶到了上海。 这时候，三十七岁骆驼满头白发，已瘦得脱了形了。他那只空荡荡的袖子在风中飘着，虽然仍是两眼放光，但眼神中布满了忧郁。也正是那天下午，我看见一个人从 证劵大楼上跳下来了！地上一滩血，围了很多人看……后来，警察在大楼周围设了警戒线，人很快被抬走了。心寒哪。

骆驼来的那天晚上，我请他在当时上海最豪华的锦江饭店吃了顿饭。锦江饭店是五星级的，我也是第一次去。饭订在了锦江饭店小礼堂，要了靠窗的台子。菜 也是胡乱点的。分开这么多日子，第一次相聚，我就拣常听上海人说的“名吃”上（贵的、有特色的。说实话，以前都是他请我吃饭。我怕他说我小气，也是实心实 意地想款待他）：什么干贝鱼翅汤、法式鸭肝、黑椒小牛排、水晶虾仁、蟹粉小笼包……不料，骆驼看了看这一桌子菜，说：有红烧肉么？有二锅头么？

我请他喝茅台，他问我要二锅头？我知道，这是情分。于是，我赶忙拿过菜谱，重新补要了红烧肉……后来，一直到过了很多年，骆驼还赞不绝口地说：锦江饭店的红烧肉真好吃耶，唏嘛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