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别闹了，费曼先生！”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一切都惬意极了。我觉得那是个很棒的学校，因此很自然地想留在那里继续念研究所。
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史莱特（Slater）教授时，他说：“不，我们不会让你留在这儿。”
我大叫起来：“什么？”
史莱特说：“你为什么觉得应该留在这里念研究所？”
“因为麻省理工是全美国最适合念科学的学校呀！”
“你真的这样想？”
“当然。”
“这正是为什么你应该去别的学校。你应该看看其他地方长什么样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事实上，普林斯顿是所很优雅的学府，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很有英国的传统。我在麻省理工兄弟会的哥儿们（他们都很清楚我不修边幅、随便的性格），却开始调侃我：“等他们弄清楚来普林斯顿的是谁时，可有得瞧了！那时候他们才明白犯了多大的错误！”当下我便决定，到了普大之后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父亲开车送我到普大，看着我搬进宿舍后便离开。我在那里待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人来找我，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说：“我是这里的舍监。今天下午院长举办茶会，他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来参加。也请你通知你的室友——薛瑞特先生。”
就这样我被引进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了。这里的特色是，所有研究生都住在一起，整体说来有点像牛津或剑桥的翻版——各种外国口音一应俱全，例如，舍监是法国文学的教授。宿舍楼下有仆人，房间很舒适，每天，所有人都要穿上学生袍子、在镶满彩色玻璃的大礼堂内一起进餐。
总之，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便跑去参加院长的茶会，不过当时我连“茶会”是什么都没弄清楚，更不用说聚会的用意何在了。我是个社交白痴，在这类事情上毫无经验。
抵达聚会地点时，艾森赫（Eisenhart）院长站在大门口，跟新生打招呼：“噢，你就是费曼先生了，很高兴你来普林斯顿。”那令我觉得好多了，因为他一眼就认得我，不管他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
穿过大门，看见一些女士和年轻女孩。那是个很正式的场合，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脑袋中光想应该往哪儿坐，要不要坐在这个或那个女孩身旁。突然背后有个声音响起：“费曼先生，你的茶要加牛奶还是柠檬？”原来是艾森赫夫人在跟我说话，她正在替我们倒茶。“哦，两样都加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四面张望，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然听到她说：“嘻嘻嘻——别闹了，费曼先生！”
别闹了？我刚刚说了些什么来着？然后我立即醒悟，自己又做了什么好事！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茶会经验了。
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日子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出这“嘻嘻嘻嘻嘻”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那次茶会上，当我要离开时，我就明白那代表“你犯了社交错误”。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再听到艾森赫夫人的“嘻嘻嘻嘻嘻”，是有个人在向她告辞时，吻了她的手。
又有一次，也许在一年以后，我在茶会中碰到维尔特（Wildt）教授。他专攻天文学，曾经提出关于金星大气云层的理论。根据他的说法，金星云都是甲醛——他全弄清楚了，像甲醛如何凝结等等，这很有趣。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个子瘦小的女士跑来对我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等一会儿——”我继续和维尔特谈话。
过一会儿，瘦小妇人再度走过来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啦！好啦！”我走到艾森赫夫人身边，她正在替客人倒茶。
“你要不要喝点咖啡或茶呢，费曼先生？”
“那位夫人说你要见我。”
“嘻嘻嘻嘻嘻。你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点茶呢，费曼先生？”
“茶，”我说，“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艾森赫夫人的女儿和她的同学走过来，艾森赫夫人介绍我们认识。这时我才搞清楚她“嘻嘻嘻”的真正意思：艾森赫夫人并不是想和我谈话，她只不过是要在她女儿和朋友过来时，我刚巧站在那里等着喝茶，好让她们有个谈话对象。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回事。到这时候，我早已受到制约，每当听到“嘻嘻嘻”时便知所进退。我不会再问：“什么意思嘛？﹃嘻嘻嘻﹄？”我明白“嘻嘻嘻”代表了“失礼”，最好赶快乖乖自我纠正。
很合我的胃口
每天傍晚，我们都得穿上学生袍子进餐。头一个晚上我真的吓坏了，因为我最讨厌形式。但过不多久，我发觉那些长袍好处甚多。刚刚还在外面打网球的小子可以赶回房间，抓起长袍往身上一罩，直奔餐厅，大家不必花时间换衣服或洗澡。因此在长袍之下，光着手臂、圆领衫，什么都有。而且，学校还规定长袍不准洗；因此单用眼看，便可以看出谁是新生，谁是二年级生，谁已在研究院待了三年，也可以看出谁是脏猪！新生的学袍都很新；到了第三年，它会看来像披在肩上的硬纸，上面挂着几条破布。
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参加了茶会，晚上穿上长袍在研究院内吃晚餐。到了星期一，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回旋加速器。
还在麻省理工念大学部时，他们刚巧建了一座新的回旋加速器，那真是美极了！加速器的主体在一个房间内，所有控制面板则在另一房间，接线由控制室经过地下管道通往加速器，整个工程设计精巧无比，我称之为“镀金加速器”。
这时我早已读过很多利用类似加速器做出来的研究论文。不过，可能是由于麻省理工尚在起步阶段，大部分的论文都来自其他学校，例如康奈尔、柏克莱，特别是普林斯顿；因此我真正渴望想看的，是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在我想像中，那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我跑到物理馆去问：“加速器在哪里？哪幢建筑？”
“在楼下地下室里，走廊尽头的地方。”
在地下室？这幢房子很老旧了呢！地下室哪会有地方放得下一座回旋加速器？我走到走廊尽头，开门走进去。
不到十秒钟，我就知道为什么普林斯顿很合我的胃口了：房间里四周爬满电线！许多开关悬在电线上，冷却水从水阀不住地滴出来，杂七杂八的东西周围乱放，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这是前所未见的一团糟。不错！整部回旋加速器都在房间内，但它是混沌一片！
它使我想起家里的实验室。在麻省理工，任何事物都不会令我想起家里的实验室。刹那之间，我醒悟到为什么普林斯顿能够取得那么多的研究成果——他们是确确实实地在使用这部仪器。这些人亲手把仪器安装起来，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以及每一部分的功能，而不是把一切都丢给工程师。普林斯顿的加速器比麻省理工那部小得多了，更谈不上“镀金”——刚好相反哩！当他们要处理真空防漏等问题时，就往上加甘?树脂，因此地上也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但这真是棒极了！这才叫使用仪器，而不单是坐在隔壁房间里按钮！
不过，由于房间里杂乱无章、电线太多，那里曾经发生过火灾，连加速器也烧毁了。但我最好不要提这件事！
后来到了康奈尔大学之后，我也跑去看他们的回旋加速器。那部仪器直径不到一米，跑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更小的了，因此它占不到一个房间；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极为优异。那里的人知道各种特殊的技巧和诀窍：如果他们需要改变Ｄ形盒——粒子绕着它转动的Ｄ形磁铁——里面的组件时，就拿起螺丝起子，把Ｄ形盒拆下，修改好再装回去。同样的修改在普林斯顿就比较麻烦；在麻省理工呢，你必须让天花板上的吊臂开动到加速器上方，放下吊钩——实在是劳师动众至极！
向后转？向前转？
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也各有千秋。麻省理工是个很好的学校，我绝对无意贬低它，事实上我还深爱着它。它有它独特的精神，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那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他们完全忘记了美国还有其他地方。然而，虽然在麻省理工的人，不大有里外大小的观念，你却会有一种和它共生的奇妙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麻省理工无疑是好学校，但史莱特把我赶到另一所学校也是对的。现在我也经常给学生同样的建议：看看世界其他地方长的怎么样。学习不同的事物，是很值得的。
我在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实验室，做过一个实验，结果十分惊人。在流体力学课本中，有一道所有物理系学生都碰到过的题目：考虑一只Ｓ形草坪喷水器——一根Ｓ形水管安装在旋转轴上。水喷出来时跟旋转轴成直角，使得喷水器以一定的方向旋转。谁都知道它会怎样转动，它的转动方向与喷出来的水柱方向相反。问题是：如果你把喷水器浸在大量的水里——例如一个湖或游泳池里，不要喷，而是把水吸进来，它会怎样旋转？会像它在空气中喷水那样旋转呢？还是朝另一个方向旋转？
猛一想，答案是很明显的。麻烦在于，某些人觉得它会这样转，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它会朝相反方向转，因此大家议论纷纷。记得在某次研讨会或茶会上，有人跑去问惠勒（John Wheeler）教授：“你认为喷水器会怎么个转法？”
惠勒说：“昨天费曼刚说服我，说它会朝后转；今天他却说服我，相信喷水器会朝前转。我不知道明天他会说服我相信些什么新的说法？”
让我告诉你一种说法，让你相信它会朝一个方向转动；然后再提出另一种说法，说服你相信它会朝另一方向转，好不好？
头一种解释是，把水吸进来时，水从喷嘴进入，这有点像让喷嘴追着水跑，把水吞进去，因此它会向前转；换句话说，跟在空气中喷水的情形相反。
但又有人走过来说：“如果我们把喷水器抓紧，不让它动，再考虑我们加诸于它的力矩（torque）。当水往外喷出时，我们都知道必须在喷水器弯管的外缘处抓着它，因为水流的离心力沿着弯管作用。而当水柱换方向向里流时，作用于弯管上的离心力还是一样；因此两个情况是一样的，喷水器转的方向相同！”
我想了很久，决定了自己的答案该是什么之后，做了个实验证明我的想法。
在普大回旋加速器实验室里有一大瓶水，很适合进行这个实验。我找到一截铜管，把它弯成Ｓ字形，在铜管中央打了个洞，把一条橡皮管嵌进洞里，让橡皮管穿过水瓶顶上软木塞中的孔道。我在软木塞上打了另一个孔道，让另一根橡皮管穿进去浸在水里，管子另一端接到实验室里的空气压缩机。把空气打进瓶里，我便能把水压进铜管中，就如同把露在空气中的橡皮管衔在嘴里用力把水吸进去一般。不过，在我的实验里，Ｓ形铜管并不会像喷水器那样旋转，而会扭动（因为橡皮管是软的）。只消观测水流喷出多远，便可计算出水流的速度。
一切都准备好，我开动空气压缩机，“噗”的一声，瓶口的软木塞被吹得跳起来了，我把它重新装好绑紧，确定木塞不会再被吹走，之后实验便进行得很顺利了，水继续流出来，橡皮管正常扭动；我又加了点气压，让水流加速，以提高数据的准确度。我仔细测量角度、距离，然后再提高气压。忽然之间，砰然一声巨响，大水瓶炸得粉碎，水和玻璃朝四面八方飞射，溅遍了整个实验室。有个跑来看我做实验的家伙，衣服全湿了，不得不回去更衣；还好他奇迹般地没被玻璃刺伤。一大堆用回旋加速器耐心拍下来的云雾室底片，全弄湿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站得够远——或许也跟位置有关——我身上并没怎么弄湿。但我永远记得，主管回旋加速器实验室那位伟大的岱尔沙苏（Del Sasso）教授跑过来，一板一眼、很严峻地跟我说：“大学一年级的实验，应该在大一的实验室里做！”
我啦！我啦！
每个星期三，总有各式各样的人应邀到普大研究院来演讲。通常主讲人都很有趣，而在演讲之后的讨论，更是最好玩的部分。例如有一次，来演讲的是位宗教界人士，而研究院的反天主教激烈分子，却事先把一些刁钻问题分给大家，结果弄得那位主讲人十分狼狈。
另外一次，有人来普林斯顿谈“诗”。他谈到诗的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感觉，把一切都分门归类。在随后的讨论中，他突然说：“艾森赫博士，那不是跟数学很相像吗？”
除了身为研究院院长之外，艾森赫博士也是个极出色的数学家，而且他很聪明。他转头看看我，说：“我想听听费曼从理论物理学的角度，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经常在这种情况下趁机捉弄我。
我站起来说：“是的，它们之间可说关系密切。理论物理的方程式就相当于诗的文学，而诗的结构就相当于理论物理内的什么什么和什么之间的关系——”我借题发挥，举出一大堆十分完美的对比，主讲人听得眉飞色舞，笑逐颜开。
然后我又说：“事实上，无论你说的是诗的哪一方面，我总有办法从任何事物的角度说出一大堆对比关系，就像刚刚的理论物理一样。不过，我并不觉得这些对比推论，有任何意义！”
自告奋勇
我们每天穿着日渐褪色的学袍，在那镶着彩色玻璃窗的大餐厅内吃晚饭。进餐之前，艾森赫院长都会用拉丁文祷告；而在饭后，他也经常会站起来宣布某些事情。有一个晚上，他说：“再过两周，一位心理学教授将会来这里演讲催眠术。这位教授觉得实际的催眠示范比单靠讨论的效果要好得多，因此他要找些自告奋勇、愿意接受催眠的人——”我感到十分兴奋：我绝对要深入了解催眠是怎么的一回事。这个机会棒极了！
艾森赫院长接着说，最好有三四个志愿者，让催眠师先试试看谁可以接受催眠；因此，他很鼓励我们报名参加（天哪！他唠唠叨叨的真会浪费时间）！
艾森赫院长的座位在大厅的尽头处，而我则坐在远远的另一头；餐厅里一共坐了好几百人。我很焦虑，因为大家都一定很想报名参加，我最害怕的是我坐得这么偏远，院长看不到我。但我非得参加这次催眠的示范表演不可！
最后艾森赫说：“那么，我想知道有没有志愿参加的同学——”我立刻举手，从座位上跳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尖叫：“我啦！我啦！”
他当然听见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叫！那一声“我”回荡在偌大的餐厅内，山鸣谷应，使我感到难为情极了。
艾森赫院长的立即反应是：“是的，费曼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志愿参加。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有兴趣？”
被催眠的滋味
最后，另外跑出来好几名志愿军。示范表演的前一周，那位心理系教授跑来找我们作试验，看看谁是适当的催眠对象。我知道催眠这个现象，但我并不知道被催眠到底滋味如何。他开始拿我做催眠对象，过不多久，我进入了某种状态，他对我说：“你再不能睁开眼睛了。”
我对自己说：“我敢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但我不要破坏现状，先看看进一步会怎么样。”当时的情形很有趣：我只不过有一点迷迷糊糊；虽然如此，我还是很确定眼睛可以睁得开。但由于我没有睁开眼睛，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眼睛的确睁不开。
他又玩了很多把戏，最后决定我很符合他的要求。
到了正式示范时，他要我们走到台上，当着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面前催眠我们。这次的效应比上次强，我猜我已“学会”了如何被催眠。催眠师作出各种示范表演，让我做了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最后还说，当我脱离催眠状态之后，不会像平常习惯般直接走回座位，而先会绕场一周，再从礼堂的最后方回到座位上。
在整个过程中，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一直都依着催眠师的指示来动作。但这时我决定：“该死的！我受够了！我偏要直接走回座位上。”
时候到了，我站起身来，走下台阶，向我的座位走过去。可是突然一阵烦躁不安的感觉笼罩全身，我觉得很不自在，无法继续原先的动作，结果乖乖地绕场走了一圈。
后来，我又接受过一名女子的催眠。当我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她说：“现在我要点一根火柴，把它吹熄，紧接着让它去碰你的手背，而你不会有任何烧痛的感觉。”
我心里想：“骗人！不可能的！”她拿了根火柴，点着它，吹熄，立刻把它抵在我手背上，而我只感到一点温温的。由于在整个过程中，我的眼睛都是闭上的，因此我想：“这太容易了！她点着这根火柴棒，却用另一根火柴棒来碰我的手。这没什么啦，都是骗人的！”
可是当我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后，看看手背，我真的讶异极了——手背上居然烧伤了一块！后来，伤口还长了水泡，但一直到水泡破掉，始终都没有感到任何痛楚。
我发现，被催眠的经验确实非常有趣。在整个过程中，你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做这、做那，我只是不想那样做而已！”——那却等于说：你做不到。
有没有猫体构造图？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餐厅里吃饭、聊天时，大家总喜欢物以类聚地坐在一块。开始时我也跟物理学家坐在一起，但不久我就想：看看世界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一定也很好玩。因此，我轮流和其他小组的人一起用餐，每一二星期转移阵地一次。
当我转到哲学家的小组时，听到他们很严肃地在讨论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著《过程与实相》（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他们的用语很奇怪，我不大听得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唠唠叨叨地要他们为我说明。其实有几次当我真的问问题，而他们也试着解释，我还是摸不着头绪。最后他们干脆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他们的研讨会很像在上课，每周固定一次，讨论《过程与实相》的其中一章，方式是由某些人报告读后心得，之后再进行讨论。在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前，我拚命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去旁听，千万别开口乱说话；因为我对他们的题目一无所知。
研讨会上所发生的事，却是很典型的——难以置信的典型，但千真万确地发生了。首先，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这也是很难置信的事，但也是真的发生了。接着一位同学就讨论的一个章节发表报告。在这一章内，怀海德不停使用“本质物体”这个名词，用法很专门，也许他曾在书中对这个词下过定义，但我完全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略为讨论过“本质物体”的意义之后，主持研讨会的指导教授讲了一些话，意图澄清观念，又在黑板上画了些像是闪电的东西。“费曼先生，”他说，“电子是不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于是，我又惹上麻烦了。我解释说，由于我没有读过那本书，因此我压根儿不晓得怀海德所指为何，而且我只是来旁听的。“不过，”我说，“如果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让我多了解﹃本质物体﹄这个概念，我就可试试回答教授的问题了。请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我想弄明白的，是他们会不会将理论上的构想归为本质物体。其实电子只不过是我们使用的一种理论，但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宇宙运作十分有用，有用到我们简直认为电子是真实无讹的。而我当时是想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理论”这个概念。在砖块的例子中，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砖块的内部又如何呢？”然后我会指出，从来没有人看过砖的内部！每当你劈开一块砖，你看到的只是另一个表面，“砖块有内部”只不过是个可以协助我们了解事物的简单理论。电子理论也有类似之处。因此我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答案倾巢而出。有人站起来说：“一块砖就是单独的、特别的砖。这就是怀海德所说的本质物体的意思。”
可是又有人说：“不，本质物体的意思并不是指个别的砖块，而是指所有砖块共有的普遍特性，换句话说，﹃砖性﹄才是﹃本质物体。﹄”另一个家伙站起来说：“不对，重点不在砖的本身。
﹃本质物体﹄指的是，当你想到砖块时，内心形成的概念。”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我发现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砖的天才说法。后来，就像所有典型的哲学家一般，场面一片混乱。好笑的是，在先前那么多次的讨论中，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究竟像砖块这类简单物体是不是“本质物体”？更不要说电子了！
外行人问内行话
之后，在吃晚餐时，我转移到生物学家那一组去。我一向对生物学深感兴趣，而他们的话题也十分有趣。其中一些人还邀我去旁听即将开讲的“细胞生理学”。虽然我学过一点生物学，这却是研究院程度的课呢！
他们替我问主讲教授哈维（E．Newton Harvey），他曾经做过很多关于“发光细菌”的研究。哈维答应了，条件是我必须跟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完成所有的作业及论文报告。
上第一堂课之前，邀我听讲的几位同学要我看一些植物细胞。透过显微镜，我看到许多不停在移动的绿色斑点，那是在光照之下制造出糖的叶绿素。我抬起头问：“它们如何运行？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们？”
没有人晓得答案。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当时还是个未解之谜。就这样，我学到一点关于生物学的特性：你可以很轻易便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在物理学，你必须先稍微深入学习，才有能力问一些大家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上第一课时，哈维教授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细胞图，并且标示出它的内部结构，然后逐一讲解。
他说的我大部分都听得懂。
下课之后，邀我旁听的同学问：“怎么样？你喜欢这堂课吗？”
“还不错，”我说，“唯一没听懂是有关卵磷脂（lecithin）的部分，什么是卵磷脂？”
那家伙就用他那单调无味的声音说：“所有生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是由小小砖块一样的东西，叫做﹃细胞﹄所组成的——”“听着，”我不耐烦地说，“你说的那些我统统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听课。卵磷脂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跟其他人一样读论文、做报告。第一篇指定给我读的是压力对细胞的影响，哈维教授特别挑了这篇论文给我，因为其中牵涉到一点物理。我完全理解这份论文的内容，可是当我在班上宣读我的读后心得时，却把所有的专有名词都念错了；当我心中想的是“分裂球”（blastomere），口中却念出“胚球”（blastosphere）时，班上同学简直是笑得人仰马翻，直不起腰来。
第二篇指定给我的是艾吉瑞恩（Edgar Adrian）和布朗克（Detlev Bronk）的论文。他们证实了神经冲动是尖锐的单脉冲波现象。以猫为实验对象，他们测量了神经间的电压。
我开始研读这篇论文。它不停地提到伸肌屈肌或腓肠肌等等。这个肌那个肌我都念得出口，可是我完全不晓得它们位于猫的什么部位，或者跟其他神经线的相关位置。因此，我跑到图书馆放生物图书的部分，随便抓着一个馆员，请她替我找一幅猫体构造图。
“猫体构造图？”馆员花容失色地说，“你指的是生物分类表吧？”从那时候开始，话就传开了，说有一个生物系的笨蛋研究生，跑到图书馆去找“猫体构造图”。
轮到我做报告时，我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猫，并开始将各部分肌肉标示出来。很多同学打断我的动作：“那些我们都知道了。”
“哦，”我说，“你们都知道？难怪你们念了四年的生物，我却还是一下子便追上你们的程度了。”他们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死背名词上了，而这些东西只要花个十五分钟便全部可以查出来。
到加州理工洗碟子
二次大战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开车到美国各地旅行。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之后，有一年我跟自己说：“这个暑假我不要换另一个地方玩了，不如试试换另一门的学问来玩玩。”
那时候刚好是华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去氧核糖核酸（ＤＮＡ）之后不久，而由于戴尔布鲁克（Max Delbruck，著名的物理兼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许多极为优秀的生物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华森也应邀到加州理工演讲，讨论ＤＮＡ的密码系统；他的演讲我都去听了，也参加了生物系的许多研讨会，对生物充满浓厚兴趣。对生物学而言，那是个很令人兴奋的年代，而加州理工则是做生物研究的极佳所在。
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应付真正的生物研究，因此，当我计划将那个暑假花在生物学上时，我只不过打算在生物实验室内走动走动，帮他们“洗洗碟子”，在一旁看看他们做些什么，可是，等我跑到生物实验室向他们说明意愿时，一位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也是实验室的主管艾德加（Robert Edgar），说他不会让我那样游手好闲。
他说：“你应该跟其他研究生一样，做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我们也会给你一个题目去研究。”这样的建议，我当然乐于接受！
我选了一门讨论噬菌（phage）的课。噬茵是一种含有ＤＮＡ的滤过性病原体，它会攻击细菌。而在这门课中，我们学习如何做有关噬菌体（bacteriophage）的研究。
很快我就发现，由于懂得物理和数学，学习生物时轻松多了。例如，我知道液体中的原子如何运动，因此离心机的工作原理对我而言，不算高深莫测。又由于具备了统计学上的知识，我很清楚在盘点培养皿上的斑点时，所牵涉的统计误差。换句话说，正当其他生物系的同学努力了解这些“新”观念时，我却可以专心学习真正跟生物有关的学问。
在实验室里，我学会了一项很有用的技巧，到今天还经常用到。他们教我们如何单手拿着试管，而同时用中指和食指把管盖打开，让另一手自由活动，做其他事情——像拿着吸量管，小心翼翼地把氰化物溶液吸进管中——等。
现在，我能够一手拿着牙刷，用另一手拿着牙膏，并把盖打开、挤牙膏，再把它旋紧。
实验毫无所获
当时，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噬菌可能发生突变，以致影响到它们攻击细菌的能力；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突变。不过，部分噬菌会发生二次突变，重新恢复攻击细菌的能力，其中一些经历两次突变的噬菌跟突变前一模一样，好像什么突变都没发生过一样。另外一些却有不同的变化：它们攻击细菌的速度比正常时较快或较慢，因此细菌的繁殖也较正常速度稍快或略慢。换句话说，“负负得正”的“反突变”（back mutation）会发生，但噬菌恢复正常的情形不一定很完美，有时候它们只能恢复一部分的能力。
艾德加建议我做个实验，看看反突变是不是在ＤＮＡ螺旋结构中的同一位置上发生。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很多繁复实验之后，找到了三个反突变的例子，发生的位置都很接近——事实上，比大家曾经观测过的例子都更为接近——噬菌原有功能也回复部分。这是一项冗长的研究工作，整件事情也要靠点运气，因为你必须耐心等待二次突变的出现——而那是十分罕见的。
我不断思考如何使噬菌更常发生突变，以及怎样能够更迅速地观测到它们，但还没有想到方法，暑假已经过完了，我也逐渐对这个研究题材失掉兴趣。
这时，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国的大学教授每授课若干年——一般是六年——便可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间，他们可随意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我决定把这一年花在同一个生物实验室上，但选择不同的研究题材。我跟梅索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来自英国、人很随和的史密斯（J．D.Smith）合作。我们的研究题目跟核糖体（ribosome）有关，那是一种在细胞内的双球体，含有大约五十个蛋白质，能够从“信使核糖核酸”（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制成蛋白质。
利用放射性追踪剂，我们证实了RNA可以从核糖体分离出来，也可以被放回去。
我很小心地进行每个步骤、测量数据，尽力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是过了八个月之后，我才想到其中一个步骤做得太不周密了。在那个年代，从细菌取得核糖体的方法，是将培养好的细菌跟铝氧土（alumina，又称矾土）放在研钵内研磨。其余的步骤都是跟化学作用有关的，全都在控制之下；但重点是我们研磨细菌时，推动研杵的动作是无法重复的，因此我的实验什么成果也没有。
业余的半吊子
我也必须提一提那次跟兰夫罗姆（Hildegarde Lamfrom）一起尝试的实验。我们想研究的是，豌豆和细菌所使用的核糖体是否相同？换句话说，细菌的核糖体是否能制造出人体或其他生物内的蛋白质？
那时兰夫罗姆已经设计出一套方法，能够从豌豆分离出核糖体，加入信使核糖核酸，让核糖体利用信使核糖核酸制造出豌豆蛋白质。我们意识到，“把豌豆的信使核糖核酸加到细菌核糖体中时，究竟制造出来的会是豌豆蛋白质还是细菌蛋白质？”这将是个众所瞩目、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我们的实验也同样会是众所瞩目，将对遗传生物学的基础带来巨大影响。
兰夫罗姆说：“我需要大量的细菌核糖体。”
梅索森和我为了其他实验，曾经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提取了大量的核糖体。我说：“算了，我就把我们的核糖体拿给你吧，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多的是。”
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生物学家，那将会是一项十分惊人和重要的发现；可惜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我们的想法很好，实验构想很好，设备也很齐全，却全让我搞砸了；因为我给她的是受到感染的核糖体，那是在这种实验中所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了。我们的核糖体放在冰箱里将近一个月，早已被其他生物所污染了。如果我重新准备一些核糖体，很认真和小心翼翼地拿去给兰夫罗姆，严格地控制一切，那么实验将会很成功；而我们也将成为首先证实生命的普遍性质的人。我们将证实了在任何生物中，制造蛋白质的机制——核糖体——都是一个模样的。当时我们在恰当的时机做着正确的事情，可是我的做事方式和态度完全像个业余的半吊子，愚蠢而草率。
你可知道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想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书中包法利夫人的丈夫，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医生。他想出一套如何医治畸形足的方法，可是结果却只令人活受罪罢了。我就像那位没经验的医生！
我始终没有动笔把噬菌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尽管艾德加不停催促，我却一直抽不出空来。这也是从事跨行工作的毛病了：我不会认真地看待它。后来，我总算写了个非正式的报告给艾德加，他一边读一边笑了起来，因为我没有依照生物学家惯用的标准格式——先写实验程序，再写——等等，而写了一大堆生物学家早已知道的东西。艾德加把我写的改成较为简洁的版本，我却全看不懂。我想他们始终没有拿去发表，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直接发表那些实验结果。
最爱的还是物理
另一方面，华森认为我的噬菌实验颇有价值，因此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一趟。我在哈佛生物系做了一次演讲，讨论位置十分接近的突变及反突变。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是：第一次突变使蛋白质发生变化，例如改变了某个氨基酸的酸碱度；而第二次突变则改变了同一蛋白质内的另一个氨基酸，但酸碱度的改变跟第一次突变时刚好相反，因而抵消了第一次突变的部分效应——没有完全抵消，但足以让噬菌恢复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种说法，我觉得那是在同一蛋白质内出现的两次变化，它们的化学效应却刚好有互补作用。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几年之后，有人发现——很显然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发和观测突变的技巧——真正发生的是，在第一次突变中，整个ＤＮＡ盐基不见了，如此一来ＤＮＡ内的密码顺序与前不同，而无法“解读”了。第二次突变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一个盐基被嵌回去，否则就是另外两个盐基又被拿走了，总之结果是密码又可以解读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变发生的位置愈是接近，ＤＮＡ内被破坏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复得更完整。
连带的，每个氨基酸的密码有三个“字母”（即三个盐基）的事实，也获得证实了。
在哈佛大学的那个星期里，华森提出了些构想，我们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个实验没有做完，但我已从这位生物界的顶尖高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实验新技巧。那也是我很得意的时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学的生物系里发表演讲呢！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生物学这领域里，我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宝贵经验。我甚至连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词也会念了，更不用说写论文或做演讲时应该避免的错误，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项实验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我总是会回到物理的世界里去！
当科学大师碰上菜鸟
在普林斯顿念研究院时，我曾经当过惠勒教授的研究助理。他给我一个题目，没想到太难了、做不下去。因此我回过头来，研究早在麻省理工念大学时便有的一个构想，那就是：电子不会作用于自己身上，而只会和别的电子相互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当电子晃动时、它会辐射出电磁波，这等于散发出能量，而损失能量即意谓有某个力作用在电子上。
更进一步考虑，晃动一个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与晃动不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一定不一样。因为假使在两种情形中所施的力完全一样，但已知在一种情况下粒子损失能量，另一种情况下则不会损失能量——这好像是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标准理论，是电子对自己作用而产生力，称为“辐射反应力”（radiation reaction）。当我在麻省理工开始推敲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电子只会对其他电子施加作用。等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才听说有这些标准理论，也才明白，原来的构想碰到大麻烦了。
这时我的想法是：首先让这个电子晃动，然后根据我的想法，它对附近的电子作用，使它（们）晃动起来。这些被扰动的电子所产生的效应，才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于是我做了些计算，带着结果去见惠勒教授。
惠勒教授想也不想，马上说：“噢，这里不对，因为你等于说它和其他电子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它不应跟这些变量有关。而且，它应该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也跟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
使我难过的是，他怎么已经做过这些计算。后来我才明白，像惠勒那样的大师，你给他一个问题，他可以立刻“看”出其中的重点。
他接着说：“而且这会受到延迟，因为辐射波返回较晚。
因此你描述的只不过是反射光。”
“哦！当然。”我颓丧地说。
“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这反射光是一种超前波，换句话说，这是逆着时间的反应；那么它会在正常时间返回。我们已知道这个效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有很多电子充满整个空间，而且电子数目随距离平方成反比，也许所有的效应便可刚好互相抵消。”
我们发现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再次计算的结果非常完美，各方面都对应无误。在古典物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跟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或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量造成的困扰；它十分巧妙，且包含了作用量、延迟效应、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等物理现象。我们称这套理论为“半超前——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觉得，下一步是把目标转向量子电动理论，因为我认为那里也出现了电子自我作用的困难。我们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古典物理中的困难，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量子理论，等于同时矫正了量子理论的缺失。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的日程表中。
“别闹了，费曼先生！”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一切都惬意极了。我觉得那是个很棒的学校，因此很自然地想留在那里继续念研究所。
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史莱特（Slater）教授时，他说：“不，我们不会让你留在这儿。”
我大叫起来：“什么？”
史莱特说：“你为什么觉得应该留在这里念研究所？”
“因为麻省理工是全美国最适合念科学的学校呀！”
“你真的这样想？”
“当然。”
“这正是为什么你应该去别的学校。你应该看看其他地方长什么样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事实上，普林斯顿是所很优雅的学府，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很有英国的传统。我在麻省理工兄弟会的哥儿们（他们都很清楚我不修边幅、随便的性格），却开始调侃我：“等他们弄清楚来普林斯顿的是谁时，可有得瞧了！那时候他们才明白犯了多大的错误！”当下我便决定，到了普大之后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父亲开车送我到普大，看着我搬进宿舍后便离开。我在那里待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人来找我，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说：“我是这里的舍监。今天下午院长举办茶会，他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来参加。也请你通知你的室友——薛瑞特先生。”
就这样我被引进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了。这里的特色是，所有研究生都住在一起，整体说来有点像牛津或剑桥的翻版——各种外国口音一应俱全，例如，舍监是法国文学的教授。宿舍楼下有仆人，房间很舒适，每天，所有人都要穿上学生袍子、在镶满彩色玻璃的大礼堂内一起进餐。
总之，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便跑去参加院长的茶会，不过当时我连“茶会”是什么都没弄清楚，更不用说聚会的用意何在了。我是个社交白痴，在这类事情上毫无经验。
抵达聚会地点时，艾森赫（Eisenhart）院长站在大门口，跟新生打招呼：“噢，你就是费曼先生了，很高兴你来普林斯顿。”那令我觉得好多了，因为他一眼就认得我，不管他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
穿过大门，看见一些女士和年轻女孩。那是个很正式的场合，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脑袋中光想应该往哪儿坐，要不要坐在这个或那个女孩身旁。突然背后有个声音响起：“费曼先生，你的茶要加牛奶还是柠檬？”原来是艾森赫夫人在跟我说话，她正在替我们倒茶。“哦，两样都加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四面张望，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然听到她说：“嘻嘻嘻——别闹了，费曼先生！”
别闹了？我刚刚说了些什么来着？然后我立即醒悟，自己又做了什么好事！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茶会经验了。
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日子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出这“嘻嘻嘻嘻嘻”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那次茶会上，当我要离开时，我就明白那代表“你犯了社交错误”。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再听到艾森赫夫人的“嘻嘻嘻嘻嘻”，是有个人在向她告辞时，吻了她的手。
又有一次，也许在一年以后，我在茶会中碰到维尔特（Wildt）教授。他专攻天文学，曾经提出关于金星大气云层的理论。根据他的说法，金星云都是甲醛——他全弄清楚了，像甲醛如何凝结等等，这很有趣。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个子瘦小的女士跑来对我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等一会儿——”我继续和维尔特谈话。
过一会儿，瘦小妇人再度走过来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啦！好啦！”我走到艾森赫夫人身边，她正在替客人倒茶。
“你要不要喝点咖啡或茶呢，费曼先生？”
“那位夫人说你要见我。”
“嘻嘻嘻嘻嘻。你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点茶呢，费曼先生？”
“茶，”我说，“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艾森赫夫人的女儿和她的同学走过来，艾森赫夫人介绍我们认识。这时我才搞清楚她“嘻嘻嘻”的真正意思：艾森赫夫人并不是想和我谈话，她只不过是要在她女儿和朋友过来时，我刚巧站在那里等着喝茶，好让她们有个谈话对象。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回事。到这时候，我早已受到制约，每当听到“嘻嘻嘻”时便知所进退。我不会再问：“什么意思嘛？﹃嘻嘻嘻﹄？”我明白“嘻嘻嘻”代表了“失礼”，最好赶快乖乖自我纠正。
很合我的胃口
每天傍晚，我们都得穿上学生袍子进餐。头一个晚上我真的吓坏了，因为我最讨厌形式。但过不多久，我发觉那些长袍好处甚多。刚刚还在外面打网球的小子可以赶回房间，抓起长袍往身上一罩，直奔餐厅，大家不必花时间换衣服或洗澡。因此在长袍之下，光着手臂、圆领衫，什么都有。而且，学校还规定长袍不准洗；因此单用眼看，便可以看出谁是新生，谁是二年级生，谁已在研究院待了三年，也可以看出谁是脏猪！新生的学袍都很新；到了第三年，它会看来像披在肩上的硬纸，上面挂着几条破布。
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参加了茶会，晚上穿上长袍在研究院内吃晚餐。到了星期一，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回旋加速器。
还在麻省理工念大学部时，他们刚巧建了一座新的回旋加速器，那真是美极了！加速器的主体在一个房间内，所有控制面板则在另一房间，接线由控制室经过地下管道通往加速器，整个工程设计精巧无比，我称之为“镀金加速器”。
这时我早已读过很多利用类似加速器做出来的研究论文。不过，可能是由于麻省理工尚在起步阶段，大部分的论文都来自其他学校，例如康奈尔、柏克莱，特别是普林斯顿；因此我真正渴望想看的，是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在我想像中，那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我跑到物理馆去问：“加速器在哪里？哪幢建筑？”
“在楼下地下室里，走廊尽头的地方。”
在地下室？这幢房子很老旧了呢！地下室哪会有地方放得下一座回旋加速器？我走到走廊尽头，开门走进去。
不到十秒钟，我就知道为什么普林斯顿很合我的胃口了：房间里四周爬满电线！许多开关悬在电线上，冷却水从水阀不住地滴出来，杂七杂八的东西周围乱放，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这是前所未见的一团糟。不错！整部回旋加速器都在房间内，但它是混沌一片！
它使我想起家里的实验室。在麻省理工，任何事物都不会令我想起家里的实验室。刹那之间，我醒悟到为什么普林斯顿能够取得那么多的研究成果——他们是确确实实地在使用这部仪器。这些人亲手把仪器安装起来，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以及每一部分的功能，而不是把一切都丢给工程师。普林斯顿的加速器比麻省理工那部小得多了，更谈不上“镀金”——刚好相反哩！当他们要处理真空防漏等问题时，就往上加甘?树脂，因此地上也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但这真是棒极了！这才叫使用仪器，而不单是坐在隔壁房间里按钮！
不过，由于房间里杂乱无章、电线太多，那里曾经发生过火灾，连加速器也烧毁了。但我最好不要提这件事！
后来到了康奈尔大学之后，我也跑去看他们的回旋加速器。那部仪器直径不到一米，跑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更小的了，因此它占不到一个房间；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极为优异。那里的人知道各种特殊的技巧和诀窍：如果他们需要改变Ｄ形盒——粒子绕着它转动的Ｄ形磁铁——里面的组件时，就拿起螺丝起子，把Ｄ形盒拆下，修改好再装回去。同样的修改在普林斯顿就比较麻烦；在麻省理工呢，你必须让天花板上的吊臂开动到加速器上方，放下吊钩——实在是劳师动众至极！
向后转？向前转？
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也各有千秋。麻省理工是个很好的学校，我绝对无意贬低它，事实上我还深爱着它。它有它独特的精神，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那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他们完全忘记了美国还有其他地方。然而，虽然在麻省理工的人，不大有里外大小的观念，你却会有一种和它共生的奇妙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麻省理工无疑是好学校，但史莱特把我赶到另一所学校也是对的。现在我也经常给学生同样的建议：看看世界其他地方长的怎么样。学习不同的事物，是很值得的。
我在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实验室，做过一个实验，结果十分惊人。在流体力学课本中，有一道所有物理系学生都碰到过的题目：考虑一只Ｓ形草坪喷水器——一根Ｓ形水管安装在旋转轴上。水喷出来时跟旋转轴成直角，使得喷水器以一定的方向旋转。谁都知道它会怎样转动，它的转动方向与喷出来的水柱方向相反。问题是：如果你把喷水器浸在大量的水里——例如一个湖或游泳池里，不要喷，而是把水吸进来，它会怎样旋转？会像它在空气中喷水那样旋转呢？还是朝另一个方向旋转？
猛一想，答案是很明显的。麻烦在于，某些人觉得它会这样转，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它会朝相反方向转，因此大家议论纷纷。记得在某次研讨会或茶会上，有人跑去问惠勒（John Wheeler）教授：“你认为喷水器会怎么个转法？”
惠勒说：“昨天费曼刚说服我，说它会朝后转；今天他却说服我，相信喷水器会朝前转。我不知道明天他会说服我相信些什么新的说法？”
让我告诉你一种说法，让你相信它会朝一个方向转动；然后再提出另一种说法，说服你相信它会朝另一方向转，好不好？
头一种解释是，把水吸进来时，水从喷嘴进入，这有点像让喷嘴追着水跑，把水吞进去，因此它会向前转；换句话说，跟在空气中喷水的情形相反。
但又有人走过来说：“如果我们把喷水器抓紧，不让它动，再考虑我们加诸于它的力矩（torque）。当水往外喷出时，我们都知道必须在喷水器弯管的外缘处抓着它，因为水流的离心力沿着弯管作用。而当水柱换方向向里流时，作用于弯管上的离心力还是一样；因此两个情况是一样的，喷水器转的方向相同！”
我想了很久，决定了自己的答案该是什么之后，做了个实验证明我的想法。
在普大回旋加速器实验室里有一大瓶水，很适合进行这个实验。我找到一截铜管，把它弯成Ｓ字形，在铜管中央打了个洞，把一条橡皮管嵌进洞里，让橡皮管穿过水瓶顶上软木塞中的孔道。我在软木塞上打了另一个孔道，让另一根橡皮管穿进去浸在水里，管子另一端接到实验室里的空气压缩机。把空气打进瓶里，我便能把水压进铜管中，就如同把露在空气中的橡皮管衔在嘴里用力把水吸进去一般。不过，在我的实验里，Ｓ形铜管并不会像喷水器那样旋转，而会扭动（因为橡皮管是软的）。只消观测水流喷出多远，便可计算出水流的速度。
一切都准备好，我开动空气压缩机，“噗”的一声，瓶口的软木塞被吹得跳起来了，我把它重新装好绑紧，确定木塞不会再被吹走，之后实验便进行得很顺利了，水继续流出来，橡皮管正常扭动；我又加了点气压，让水流加速，以提高数据的准确度。我仔细测量角度、距离，然后再提高气压。忽然之间，砰然一声巨响，大水瓶炸得粉碎，水和玻璃朝四面八方飞射，溅遍了整个实验室。有个跑来看我做实验的家伙，衣服全湿了，不得不回去更衣；还好他奇迹般地没被玻璃刺伤。一大堆用回旋加速器耐心拍下来的云雾室底片，全弄湿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站得够远——或许也跟位置有关——我身上并没怎么弄湿。但我永远记得，主管回旋加速器实验室那位伟大的岱尔沙苏（Del Sasso）教授跑过来，一板一眼、很严峻地跟我说：“大学一年级的实验，应该在大一的实验室里做！”
我啦！我啦！
每个星期三，总有各式各样的人应邀到普大研究院来演讲。通常主讲人都很有趣，而在演讲之后的讨论，更是最好玩的部分。例如有一次，来演讲的是位宗教界人士，而研究院的反天主教激烈分子，却事先把一些刁钻问题分给大家，结果弄得那位主讲人十分狼狈。
另外一次，有人来普林斯顿谈“诗”。他谈到诗的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感觉，把一切都分门归类。在随后的讨论中，他突然说：“艾森赫博士，那不是跟数学很相像吗？”
除了身为研究院院长之外，艾森赫博士也是个极出色的数学家，而且他很聪明。他转头看看我，说：“我想听听费曼从理论物理学的角度，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经常在这种情况下趁机捉弄我。
我站起来说：“是的，它们之间可说关系密切。理论物理的方程式就相当于诗的文学，而诗的结构就相当于理论物理内的什么什么和什么之间的关系——”我借题发挥，举出一大堆十分完美的对比，主讲人听得眉飞色舞，笑逐颜开。
然后我又说：“事实上，无论你说的是诗的哪一方面，我总有办法从任何事物的角度说出一大堆对比关系，就像刚刚的理论物理一样。不过，我并不觉得这些对比推论，有任何意义！”
自告奋勇
我们每天穿着日渐褪色的学袍，在那镶着彩色玻璃窗的大餐厅内吃晚饭。进餐之前，艾森赫院长都会用拉丁文祷告；而在饭后，他也经常会站起来宣布某些事情。有一个晚上，他说：“再过两周，一位心理学教授将会来这里演讲催眠术。这位教授觉得实际的催眠示范比单靠讨论的效果要好得多，因此他要找些自告奋勇、愿意接受催眠的人——”我感到十分兴奋：我绝对要深入了解催眠是怎么的一回事。这个机会棒极了！
艾森赫院长接着说，最好有三四个志愿者，让催眠师先试试看谁可以接受催眠；因此，他很鼓励我们报名参加（天哪！他唠唠叨叨的真会浪费时间）！
艾森赫院长的座位在大厅的尽头处，而我则坐在远远的另一头；餐厅里一共坐了好几百人。我很焦虑，因为大家都一定很想报名参加，我最害怕的是我坐得这么偏远，院长看不到我。但我非得参加这次催眠的示范表演不可！
最后艾森赫说：“那么，我想知道有没有志愿参加的同学——”我立刻举手，从座位上跳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尖叫：“我啦！我啦！”
他当然听见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叫！那一声“我”回荡在偌大的餐厅内，山鸣谷应，使我感到难为情极了。
艾森赫院长的立即反应是：“是的，费曼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志愿参加。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有兴趣？”
被催眠的滋味
最后，另外跑出来好几名志愿军。示范表演的前一周，那位心理系教授跑来找我们作试验，看看谁是适当的催眠对象。我知道催眠这个现象，但我并不知道被催眠到底滋味如何。他开始拿我做催眠对象，过不多久，我进入了某种状态，他对我说：“你再不能睁开眼睛了。”
我对自己说：“我敢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但我不要破坏现状，先看看进一步会怎么样。”当时的情形很有趣：我只不过有一点迷迷糊糊；虽然如此，我还是很确定眼睛可以睁得开。但由于我没有睁开眼睛，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眼睛的确睁不开。
他又玩了很多把戏，最后决定我很符合他的要求。
到了正式示范时，他要我们走到台上，当着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面前催眠我们。这次的效应比上次强，我猜我已“学会”了如何被催眠。催眠师作出各种示范表演，让我做了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最后还说，当我脱离催眠状态之后，不会像平常习惯般直接走回座位，而先会绕场一周，再从礼堂的最后方回到座位上。
在整个过程中，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一直都依着催眠师的指示来动作。但这时我决定：“该死的！我受够了！我偏要直接走回座位上。”
时候到了，我站起身来，走下台阶，向我的座位走过去。可是突然一阵烦躁不安的感觉笼罩全身，我觉得很不自在，无法继续原先的动作，结果乖乖地绕场走了一圈。
后来，我又接受过一名女子的催眠。当我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她说：“现在我要点一根火柴，把它吹熄，紧接着让它去碰你的手背，而你不会有任何烧痛的感觉。”
我心里想：“骗人！不可能的！”她拿了根火柴，点着它，吹熄，立刻把它抵在我手背上，而我只感到一点温温的。由于在整个过程中，我的眼睛都是闭上的，因此我想：“这太容易了！她点着这根火柴棒，却用另一根火柴棒来碰我的手。这没什么啦，都是骗人的！”
可是当我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后，看看手背，我真的讶异极了——手背上居然烧伤了一块！后来，伤口还长了水泡，但一直到水泡破掉，始终都没有感到任何痛楚。
我发现，被催眠的经验确实非常有趣。在整个过程中，你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做这、做那，我只是不想那样做而已！”——那却等于说：你做不到。
有没有猫体构造图？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餐厅里吃饭、聊天时，大家总喜欢物以类聚地坐在一块。开始时我也跟物理学家坐在一起，但不久我就想：看看世界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一定也很好玩。因此，我轮流和其他小组的人一起用餐，每一二星期转移阵地一次。
当我转到哲学家的小组时，听到他们很严肃地在讨论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著《过程与实相》（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他们的用语很奇怪，我不大听得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唠唠叨叨地要他们为我说明。其实有几次当我真的问问题，而他们也试着解释，我还是摸不着头绪。最后他们干脆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他们的研讨会很像在上课，每周固定一次，讨论《过程与实相》的其中一章，方式是由某些人报告读后心得，之后再进行讨论。在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前，我拚命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去旁听，千万别开口乱说话；因为我对他们的题目一无所知。
研讨会上所发生的事，却是很典型的——难以置信的典型，但千真万确地发生了。首先，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这也是很难置信的事，但也是真的发生了。接着一位同学就讨论的一个章节发表报告。在这一章内，怀海德不停使用“本质物体”这个名词，用法很专门，也许他曾在书中对这个词下过定义，但我完全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略为讨论过“本质物体”的意义之后，主持研讨会的指导教授讲了一些话，意图澄清观念，又在黑板上画了些像是闪电的东西。“费曼先生，”他说，“电子是不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于是，我又惹上麻烦了。我解释说，由于我没有读过那本书，因此我压根儿不晓得怀海德所指为何，而且我只是来旁听的。“不过，”我说，“如果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让我多了解﹃本质物体﹄这个概念，我就可试试回答教授的问题了。请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我想弄明白的，是他们会不会将理论上的构想归为本质物体。其实电子只不过是我们使用的一种理论，但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宇宙运作十分有用，有用到我们简直认为电子是真实无讹的。而我当时是想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理论”这个概念。在砖块的例子中，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砖块的内部又如何呢？”然后我会指出，从来没有人看过砖的内部！每当你劈开一块砖，你看到的只是另一个表面，“砖块有内部”只不过是个可以协助我们了解事物的简单理论。电子理论也有类似之处。因此我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答案倾巢而出。有人站起来说：“一块砖就是单独的、特别的砖。这就是怀海德所说的本质物体的意思。”
可是又有人说：“不，本质物体的意思并不是指个别的砖块，而是指所有砖块共有的普遍特性，换句话说，﹃砖性﹄才是﹃本质物体。﹄”另一个家伙站起来说：“不对，重点不在砖的本身。
﹃本质物体﹄指的是，当你想到砖块时，内心形成的概念。”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我发现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砖的天才说法。后来，就像所有典型的哲学家一般，场面一片混乱。好笑的是，在先前那么多次的讨论中，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究竟像砖块这类简单物体是不是“本质物体”？更不要说电子了！
外行人问内行话
之后，在吃晚餐时，我转移到生物学家那一组去。我一向对生物学深感兴趣，而他们的话题也十分有趣。其中一些人还邀我去旁听即将开讲的“细胞生理学”。虽然我学过一点生物学，这却是研究院程度的课呢！
他们替我问主讲教授哈维（E．Newton Harvey），他曾经做过很多关于“发光细菌”的研究。哈维答应了，条件是我必须跟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完成所有的作业及论文报告。
上第一堂课之前，邀我听讲的几位同学要我看一些植物细胞。透过显微镜，我看到许多不停在移动的绿色斑点，那是在光照之下制造出糖的叶绿素。我抬起头问：“它们如何运行？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们？”
没有人晓得答案。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当时还是个未解之谜。就这样，我学到一点关于生物学的特性：你可以很轻易便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在物理学，你必须先稍微深入学习，才有能力问一些大家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上第一课时，哈维教授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细胞图，并且标示出它的内部结构，然后逐一讲解。
他说的我大部分都听得懂。
下课之后，邀我旁听的同学问：“怎么样？你喜欢这堂课吗？”
“还不错，”我说，“唯一没听懂是有关卵磷脂（lecithin）的部分，什么是卵磷脂？”
那家伙就用他那单调无味的声音说：“所有生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是由小小砖块一样的东西，叫做﹃细胞﹄所组成的——”“听着，”我不耐烦地说，“你说的那些我统统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听课。卵磷脂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跟其他人一样读论文、做报告。第一篇指定给我读的是压力对细胞的影响，哈维教授特别挑了这篇论文给我，因为其中牵涉到一点物理。我完全理解这份论文的内容，可是当我在班上宣读我的读后心得时，却把所有的专有名词都念错了；当我心中想的是“分裂球”（blastomere），口中却念出“胚球”（blastosphere）时，班上同学简直是笑得人仰马翻，直不起腰来。
第二篇指定给我的是艾吉瑞恩（Edgar Adrian）和布朗克（Detlev Bronk）的论文。他们证实了神经冲动是尖锐的单脉冲波现象。以猫为实验对象，他们测量了神经间的电压。
我开始研读这篇论文。它不停地提到伸肌屈肌或腓肠肌等等。这个肌那个肌我都念得出口，可是我完全不晓得它们位于猫的什么部位，或者跟其他神经线的相关位置。因此，我跑到图书馆放生物图书的部分，随便抓着一个馆员，请她替我找一幅猫体构造图。
“猫体构造图？”馆员花容失色地说，“你指的是生物分类表吧？”从那时候开始，话就传开了，说有一个生物系的笨蛋研究生，跑到图书馆去找“猫体构造图”。
轮到我做报告时，我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猫，并开始将各部分肌肉标示出来。很多同学打断我的动作：“那些我们都知道了。”
“哦，”我说，“你们都知道？难怪你们念了四年的生物，我却还是一下子便追上你们的程度了。”他们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死背名词上了，而这些东西只要花个十五分钟便全部可以查出来。
到加州理工洗碟子
二次大战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开车到美国各地旅行。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之后，有一年我跟自己说：“这个暑假我不要换另一个地方玩了，不如试试换另一门的学问来玩玩。”
那时候刚好是华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去氧核糖核酸（ＤＮＡ）之后不久，而由于戴尔布鲁克（Max Delbruck，著名的物理兼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许多极为优秀的生物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华森也应邀到加州理工演讲，讨论ＤＮＡ的密码系统；他的演讲我都去听了，也参加了生物系的许多研讨会，对生物充满浓厚兴趣。对生物学而言，那是个很令人兴奋的年代，而加州理工则是做生物研究的极佳所在。
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应付真正的生物研究，因此，当我计划将那个暑假花在生物学上时，我只不过打算在生物实验室内走动走动，帮他们“洗洗碟子”，在一旁看看他们做些什么，可是，等我跑到生物实验室向他们说明意愿时，一位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也是实验室的主管艾德加（Robert Edgar），说他不会让我那样游手好闲。
他说：“你应该跟其他研究生一样，做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我们也会给你一个题目去研究。”这样的建议，我当然乐于接受！
我选了一门讨论噬菌（phage）的课。噬茵是一种含有ＤＮＡ的滤过性病原体，它会攻击细菌。而在这门课中，我们学习如何做有关噬菌体（bacteriophage）的研究。
很快我就发现，由于懂得物理和数学，学习生物时轻松多了。例如，我知道液体中的原子如何运动，因此离心机的工作原理对我而言，不算高深莫测。又由于具备了统计学上的知识，我很清楚在盘点培养皿上的斑点时，所牵涉的统计误差。换句话说，正当其他生物系的同学努力了解这些“新”观念时，我却可以专心学习真正跟生物有关的学问。
在实验室里，我学会了一项很有用的技巧，到今天还经常用到。他们教我们如何单手拿着试管，而同时用中指和食指把管盖打开，让另一手自由活动，做其他事情——像拿着吸量管，小心翼翼地把氰化物溶液吸进管中——等。
现在，我能够一手拿着牙刷，用另一手拿着牙膏，并把盖打开、挤牙膏，再把它旋紧。
实验毫无所获
当时，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噬菌可能发生突变，以致影响到它们攻击细菌的能力；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突变。不过，部分噬菌会发生二次突变，重新恢复攻击细菌的能力，其中一些经历两次突变的噬菌跟突变前一模一样，好像什么突变都没发生过一样。另外一些却有不同的变化：它们攻击细菌的速度比正常时较快或较慢，因此细菌的繁殖也较正常速度稍快或略慢。换句话说，“负负得正”的“反突变”（back mutation）会发生，但噬菌恢复正常的情形不一定很完美，有时候它们只能恢复一部分的能力。
艾德加建议我做个实验，看看反突变是不是在ＤＮＡ螺旋结构中的同一位置上发生。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很多繁复实验之后，找到了三个反突变的例子，发生的位置都很接近——事实上，比大家曾经观测过的例子都更为接近——噬菌原有功能也回复部分。这是一项冗长的研究工作，整件事情也要靠点运气，因为你必须耐心等待二次突变的出现——而那是十分罕见的。
我不断思考如何使噬菌更常发生突变，以及怎样能够更迅速地观测到它们，但还没有想到方法，暑假已经过完了，我也逐渐对这个研究题材失掉兴趣。
这时，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国的大学教授每授课若干年——一般是六年——便可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间，他们可随意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我决定把这一年花在同一个生物实验室上，但选择不同的研究题材。我跟梅索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来自英国、人很随和的史密斯（J．D.Smith）合作。我们的研究题目跟核糖体（ribosome）有关，那是一种在细胞内的双球体，含有大约五十个蛋白质，能够从“信使核糖核酸”（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制成蛋白质。
利用放射性追踪剂，我们证实了RNA可以从核糖体分离出来，也可以被放回去。
我很小心地进行每个步骤、测量数据，尽力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是过了八个月之后，我才想到其中一个步骤做得太不周密了。在那个年代，从细菌取得核糖体的方法，是将培养好的细菌跟铝氧土（alumina，又称矾土）放在研钵内研磨。其余的步骤都是跟化学作用有关的，全都在控制之下；但重点是我们研磨细菌时，推动研杵的动作是无法重复的，因此我的实验什么成果也没有。
业余的半吊子
我也必须提一提那次跟兰夫罗姆（Hildegarde Lamfrom）一起尝试的实验。我们想研究的是，豌豆和细菌所使用的核糖体是否相同？换句话说，细菌的核糖体是否能制造出人体或其他生物内的蛋白质？
那时兰夫罗姆已经设计出一套方法，能够从豌豆分离出核糖体，加入信使核糖核酸，让核糖体利用信使核糖核酸制造出豌豆蛋白质。我们意识到，“把豌豆的信使核糖核酸加到细菌核糖体中时，究竟制造出来的会是豌豆蛋白质还是细菌蛋白质？”这将是个众所瞩目、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我们的实验也同样会是众所瞩目，将对遗传生物学的基础带来巨大影响。
兰夫罗姆说：“我需要大量的细菌核糖体。”
梅索森和我为了其他实验，曾经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提取了大量的核糖体。我说：“算了，我就把我们的核糖体拿给你吧，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多的是。”
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生物学家，那将会是一项十分惊人和重要的发现；可惜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我们的想法很好，实验构想很好，设备也很齐全，却全让我搞砸了；因为我给她的是受到感染的核糖体，那是在这种实验中所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了。我们的核糖体放在冰箱里将近一个月，早已被其他生物所污染了。如果我重新准备一些核糖体，很认真和小心翼翼地拿去给兰夫罗姆，严格地控制一切，那么实验将会很成功；而我们也将成为首先证实生命的普遍性质的人。我们将证实了在任何生物中，制造蛋白质的机制——核糖体——都是一个模样的。当时我们在恰当的时机做着正确的事情，可是我的做事方式和态度完全像个业余的半吊子，愚蠢而草率。
你可知道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想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书中包法利夫人的丈夫，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医生。他想出一套如何医治畸形足的方法，可是结果却只令人活受罪罢了。我就像那位没经验的医生！
我始终没有动笔把噬菌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尽管艾德加不停催促，我却一直抽不出空来。这也是从事跨行工作的毛病了：我不会认真地看待它。后来，我总算写了个非正式的报告给艾德加，他一边读一边笑了起来，因为我没有依照生物学家惯用的标准格式——先写实验程序，再写——等等，而写了一大堆生物学家早已知道的东西。艾德加把我写的改成较为简洁的版本，我却全看不懂。我想他们始终没有拿去发表，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直接发表那些实验结果。
最爱的还是物理
另一方面，华森认为我的噬菌实验颇有价值，因此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一趟。我在哈佛生物系做了一次演讲，讨论位置十分接近的突变及反突变。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是：第一次突变使蛋白质发生变化，例如改变了某个氨基酸的酸碱度；而第二次突变则改变了同一蛋白质内的另一个氨基酸，但酸碱度的改变跟第一次突变时刚好相反，因而抵消了第一次突变的部分效应——没有完全抵消，但足以让噬菌恢复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种说法，我觉得那是在同一蛋白质内出现的两次变化，它们的化学效应却刚好有互补作用。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几年之后，有人发现——很显然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发和观测突变的技巧——真正发生的是，在第一次突变中，整个ＤＮＡ盐基不见了，如此一来ＤＮＡ内的密码顺序与前不同，而无法“解读”了。第二次突变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一个盐基被嵌回去，否则就是另外两个盐基又被拿走了，总之结果是密码又可以解读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变发生的位置愈是接近，ＤＮＡ内被破坏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复得更完整。
连带的，每个氨基酸的密码有三个“字母”（即三个盐基）的事实，也获得证实了。
在哈佛大学的那个星期里，华森提出了些构想，我们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个实验没有做完，但我已从这位生物界的顶尖高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实验新技巧。那也是我很得意的时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学的生物系里发表演讲呢！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生物学这领域里，我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宝贵经验。我甚至连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词也会念了，更不用说写论文或做演讲时应该避免的错误，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项实验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我总是会回到物理的世界里去！
当科学大师碰上菜鸟
在普林斯顿念研究院时，我曾经当过惠勒教授的研究助理。他给我一个题目，没想到太难了、做不下去。因此我回过头来，研究早在麻省理工念大学时便有的一个构想，那就是：电子不会作用于自己身上，而只会和别的电子相互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当电子晃动时、它会辐射出电磁波，这等于散发出能量，而损失能量即意谓有某个力作用在电子上。
更进一步考虑，晃动一个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与晃动不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一定不一样。因为假使在两种情形中所施的力完全一样，但已知在一种情况下粒子损失能量，另一种情况下则不会损失能量——这好像是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标准理论，是电子对自己作用而产生力，称为“辐射反应力”（radiation reaction）。当我在麻省理工开始推敲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电子只会对其他电子施加作用。等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才听说有这些标准理论，也才明白，原来的构想碰到大麻烦了。
这时我的想法是：首先让这个电子晃动，然后根据我的想法，它对附近的电子作用，使它（们）晃动起来。这些被扰动的电子所产生的效应，才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于是我做了些计算，带着结果去见惠勒教授。
惠勒教授想也不想，马上说：“噢，这里不对，因为你等于说它和其他电子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它不应跟这些变量有关。而且，它应该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也跟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
使我难过的是，他怎么已经做过这些计算。后来我才明白，像惠勒那样的大师，你给他一个问题，他可以立刻“看”出其中的重点。
他接着说：“而且这会受到延迟，因为辐射波返回较晚。
因此你描述的只不过是反射光。”
“哦！当然。”我颓丧地说。
“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这反射光是一种超前波，换句话说，这是逆着时间的反应；那么它会在正常时间返回。我们已知道这个效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有很多电子充满整个空间，而且电子数目随距离平方成反比，也许所有的效应便可刚好互相抵消。”
我们发现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再次计算的结果非常完美，各方面都对应无误。在古典物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跟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或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量造成的困扰；它十分巧妙，且包含了作用量、延迟效应、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等物理现象。我们称这套理论为“半超前——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觉得，下一步是把目标转向量子电动理论，因为我认为那里也出现了电子自我作用的困难。我们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古典物理中的困难，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量子理论，等于同时矫正了量子理论的缺失。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的日程表中。
微信扫码关注
随时手机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