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2)

　　爱因斯坦也来了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一九四五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我回去告诉惠勒。当初他要我做演讲练习，现在却有这些科学大师要来听我的报告，使我很不自在。
　　“没关系，”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我努力准备报告，到了那天，我跑进会场，却像许多没有做过学术报告的年轻人一般，犯了同样错误——在黑板上写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年轻小伙子都不懂得在什么时候说：“当然，这跟那成反比，而这会如此这般地演变——”因为事实上，在座的听众早已知道这些，他们都“看”明白了；可是只有他自己不晓得。他必须靠实际的推算才得出结论——因此他写下一大堆方程式。
　　会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写满了一大堆，还在写着，爱因斯坦跑进来，和颜悦色地说：“哈罗，我来参加你的研讨会。请问你，茶放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继续写我的方程式。
　　报告时间终于到了。我面前坐了这些科学大师，全在等我开口讲话！我生平第一次学术报告，却碰上这样的听众！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问很多难题，我将会大大地出丑了！
　　我还清楚记得，从牛皮纸袋抽出讲稿时，双手不住地发抖。
　　但奇迹出现了——事实上我很幸运，类似的奇迹在我一生中一再发生——只要我开始思考物理、必须全神贯注于要说明的问题上，我的脑袋中就再没有其他杂念，完全不会紧张。因此当我开始报告以后，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是谁了；我只不过在说明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么简单！
　　报告结束，开始问问题的部分。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的鲍立首先站起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因为这个，这个和这个——”他转头去问爱因斯坦：“你同不同意，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声音拉长，带着浓重德国口音，很悦耳的一声“不”，很有礼貌。“我只觉得，要替引力交互作用构思一套同样的理论，必定十分困难。”他指的是广义相对论，也是他心爱的“小孩”。他继续说：“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因此我并不很确定哪些才是正确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了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理论不一样，他很能容忍别人的想法。
　　我真希望我当时把鲍立说的话记下来，因为几年之后，我发现那套理论用来构筑量子理论上，确是不够。很有可能，伟大的鲍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而且当时已对我说明；但由于我不用回答问题，心情太过放松，以致没有仔细听。
　　我倒是记得，跟鲍立一起走上帕尔玛图书馆的台阶时，鲍立问我：“等惠勒做演讲谈量子理论时，他会说些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部分是他在做。”
　　“哦？”他说，“这家伙自己闷着头在做，而没有告诉助理究竟他在做些什么？”他靠过来，用低沉、神秘的语调说：“惠勒不会举办那个演讲的。”
　　果然，惠勒一直没有提出报告。原先他以为轻易便可解决跟量子理论有关的部分；他还以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到了该他做报告时，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应该怎样着手，所以没什么可报告。我也始终没有解决那“半超前——半延迟势位”的量子理论。而老实说，我还为此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呢！
真正男子汉
　　我经常形容自己是个“没文化素养的”或“反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我想原因可以回溯到中学时期。
　　那时，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太过娘娘腔，像个文弱书生。
　　对我来说，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把心思放在诗呀、歌呀这类事情上的。我甚至从没有想过，到底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也因此我很看不惯那些读法国文学、音乐或诗等“优雅”事物的男生。我比较欣赏钢铁工人、焊工或机器房的技工。我常常觉得，那些在机器房里工作、能够制造出东西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就是我当年的心态。
　　在我看来，作个讲求实用的人是一种美德，但成为“有文化素养的”或“有知识的”就不是。前一句话当然没错，但事实上后一种想法却极为荒谬。
　　总之，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我还抱持着那种心态，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时候我经常在一家叫“爸爸小馆”的精巧小餐馆中吃饭。有一天，我正在那里用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油漆工人从楼上跑下来，坐到我的附近，他是餐厅老板请来粉刷楼上房间的。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交谈起来，他提到在油漆这一行，要学的东西还真多。“例如，”他说，“拿这餐厅来说，如果让你来决定的话，你会用什么颜色来漆这里的墙壁？”
　　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在这样的高度你要刷一截深色宽条，因为坐在餐椅上的客人，总是会用肘部在墙上磨来擦去。所以这个部分不能用白色，否则很容易弄脏。
　　可是再往上则相反，因为那样才能让顾客觉得餐厅很干净。”
　　那家伙好像很在行，而我就坐在那里，呆呆地听他说下去：“你也必须懂得颜色的道理，弄清楚怎样把油漆混在一起得出各种颜色。举个例子吧，黄色是用哪几种颜色调出来的？”
　　我不能确定如何调出黄色的油漆。如果是光，我就知道是要用绿光和红光，但他说的是油漆。因此我说：“如果不用黄漆，我便不知道你怎样调出黄色来了。”
　　“噢，”他说，“如果你把红的和白的混在一起，便可以配出黄色来了。”
　　“你确定不会配成粉红色吗？”
　　“不，”他说，“你得到的是黄色。”我相信了他的话，因为他是个职业油漆工人，而我一直都很景仰这一类型的人，可是我还是不懂他怎么做到这点。
　　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说：“那一定是什么化学变化所引起的。你用的一定是些会引起化学变化、很特别的颜料吧？”
　　“不，”他说，“什么颜料都行。你跑去﹃五分一毛﹄平价商店买些油漆回来，就是一般的红漆和白漆，我调些黄色的油漆出来给你看。”
　　这时我想：“这太奇怪了。油漆我也不是完全不懂，你根本不可能得出黄色来的。但他又很确定可以调出黄色来，这事真有趣，我要看个究竟！”
　　于是我说：“好，我去买油漆。”
　　油漆工回到楼上继续干活，餐馆老板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跟他争？他是油漆工，他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油漆工了。而他说能调成黄色，你还跟他辩干嘛？”
　　我觉得很难为情，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最后我说：“我一辈子都在研究光。我认为红加白不可能变成黄，而只能得到粉红色。”
　　我真的跑到“五分一毛”商店，买了油漆回到餐厅去。
　　油漆工从楼上下来，餐馆老板也跑来凑热闹。我把两罐油漆放在一张旧椅子上，油漆工就动手调漆。他添一点红，又加一点白，但看起来还是粉红的；他继续加了又加、调了又调。最后他咕咕哝哝的，说什么“我以前随身带着一小瓶黄色的，加进去让它鲜艳点，然后就变成黄色的了。”
　　“噢！”我说，“当然了！你加上黄色，当然得出黄色，但是没有黄色的话，你便做不到了。”
　　油漆工自顾自回到楼上工作去了。
　　这时餐馆老板说：“那家伙胆子真大，居然敢和研究了一辈子光的人争辩！”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地信任这些“真正的男子汉”。那油漆工告诉了我许多很合理的事情，使我相信可能有那么一个我不晓得的奇怪现象。虽然我预期看到的是粉红色，可是我却死脑筋地想：“如果他真的调出黄色来，那一定是些很有趣的新方法，我非看个究竟不可。”
　　在研究物理时，我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我有时会觉得某个理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来那么完美，觉得不知什么时候会横生枝节，把它破坏掉。因此我的态度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虽然也许实际上你已经很确定应该发生的是什么。”
跟数学家抬杠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物理系和数学系共用一间休闲室。
　　每天下午四点钟，我们都在那里喝茶。这一方面是模仿英国学校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放松情绪的好方法。大家会坐下来下下棋，或者讨论些什么理论。在那些日子里，拓扑学是很热门的话题。
　　我还记得有个家伙坐在沙发上努力思索，另一个则站在他面前说：“所以，这个这个为真。”
　　“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人问。
　　“这太简单！太简单了！”站着的人说，接着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连串逻辑推论，“首先你假设这个和这个，然后我们用克科夫理论的这个和那个；接下来还有瓦芬斯托华定理，我们再代入这个，组成那个。现在你把向量放在这里，再如此这般——”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勉力挣扎要消化这许多东西，而站着的人则一口气又快又急地讲了十五分钟！等他讲完之后，坐在沙发上的家伙说：“是的，是的！这真的很简单。”
　　我们这些念物理的人全都笑歪了，搞不懂这两个人的逻辑。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简单”等于“已经证实”。
　　因此我们跟这些数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个新定理——数学家只懂得证明那些很简单的定理，因为每个已被证明的定理都是很简单的。”
　　那些数学家不怎么喜欢我们提出的定理，我就再跟他们开个玩笑。我说世上永远不会有令人意外的事件——正因为数学家只去证明很简单的事物。
　　找数学家麻烦
　　对数学家来说，拓扑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其中有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可能性，完全“反直觉”之道而行。于是我又想到一个主意了。我向他们挑战：“我跟你们打赌，随便你提出一个定理——只要你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告诉我，它假设些什么、定理是什么等等——我立刻可以告诉你，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假设你手上有个橘子。那么，如果你把它切成Ｎ片，Ｎ并非无限大的数。现在你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结果它跟太阳一样大。这个说法对还是错？”
　　“一个洞也没有？”
　　“半个洞也没有。”
　　“不可能的！没这种事！”
　　“哈！我们逮到他了！大家过来看呀！这是某某的﹃不可量测量﹄定理！”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难倒我时，我提醒他们：“你们刚才说的是橘子！而你不可能把橘子皮切到比原子还小还碎！”
　　“但我们可以用连续性条件：我们可以一直切下去！”
　　“不，不，你刚才说的是橘子，因此我假定你说的，是个真的橘子。”
　　因此我总是赢。如果我猜对，那最好。如果我猜错了，我却总有办法从他们的叙述中找出漏洞。
　　其实，我也并不是随便乱猜的。我有一套方法，甚至到了今天，当别人对我说明一些什么，而我努力要弄明白时，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不断地举实例。
　　譬如说，那些念数学的提出一个听起来很了不得的定理，大家都非常兴奋。当他们告诉我这个定理的各项条件时，我便一边构思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当他们说到数学上的“集”时，我便想到一个球，两个不相容的集便是两个球。然后视情况而定，球可能具有不同的颜色、长出头发或发生其他千奇百怪的状况。最后，当他们提出那宝贝定理时，我只要想到那跟我长满头发的绿球不吻合时，便宣布：“不对！”
　　如果我说他们的定理是对的话，他们便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只让他们高兴一阵，便提出我的反例来。
　　“噢，我们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是豪斯道夫的第二类同态定理。”
　　于是我说：“那么，这就太简单，太简单了！”到那时候，虽然我压根儿不晓得豪斯道夫同态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也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虽然数学家认为他们的拓扑学定理是反直觉的，但大多数时候我都猜对，原因在于这些定理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懂。慢慢地，你便习惯那些细细分割的古怪性质，猜测也愈来愈准了。
　　不过，虽然我经常给这批数学家找麻烦，他们却一直对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家伙，构思理论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且乐在其中。他们经常讨论那些“简单、琐碎”的理论；而当你提出一个简单问题时，他们也总是尽力向你说明。
　　跟我共用浴室的就是这样的数学家，名字叫做奥伦（PaulOlum）。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一直想教我数学。我学到“同伦群”（homotopy group）的程度时终于放弃了；不过在那程度之下的东西，我都理解得相当好。
　　我始终没有学会的是“围道积分（contour integration）”。
　　高中物理老师贝德先生给过我一本书，我会的所有积分方法，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课之后，他叫我留下。“费曼”，他说，“你上课时话太多了，声音又太大。我知道你觉得这些课太沉闷，现在我给你这本书。以后你坐到后面角落去好好读这本书，等你全弄懂了之后，我才准你讲话。”
　　于是每到上物理课时，不管老师教的是帕斯卡定律或是别的什么，我都一概不理。我坐在教室的角落，念伍兹（woods）着的这本《高等微积分学》。贝德知道我念过一点《实用微积分》，因此他给我这本真正的大部头著作——给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念的教材。书内有傅立叶级数、贝塞尔函数、行列式、椭圆函数——各种我前所未知的奇妙东西。
　　那本书还教你如何对积分符号内的参数求微分。后来我发现，一般大学课程并不怎么教这个技巧，但我掌握了它的用法，往后还一再地用到它。因此，靠着自修那本书，我做积分的方法往往与众不同。
　　结果经常发生的是，我在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的朋友被某些积分难住，原因却是他们从学校学来的标准方法不管用。
　　如果那是围道积分或级数展开，他们都懂得怎么把答案找出；现在他们却碰壁了。这时我便使出“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工具箱。当其他人用光了他们的工具，还没法找到解答时，便把问题交给我了！
看穿你的心
　　父亲对魔术之类的把戏向来很感兴趣，总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很了解“观心术”是如何运作的。他小时候住在长岛中央，一个叫做帕楚格（Patchogue）的小镇。
　　有一次，镇上贴满了海报，说下星期三，一位观心术士即将来访。海报还说，镇上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包括镇长、一位法官及一家银行的总经理，会预先将一张五元钞票藏在镇上某个地方，到时这位观心术士会把它找出来。
　　当观心术士来到小镇之后，大家都跑来看他怎么进行。
　　钞票是银行总经理和法官藏的；观心术士一手牵一个，便往大街的另一头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拐弯，走进另一条街，然后又走上另一条街，走到藏钞票的房子！接着，他牵着这两个人的手，一起走到这幢房子的二楼，走到正确的房间内，再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放开他们的手，打开其中一个抽屉，五元钞票就藏在那里。整个过程真是戏剧化！
　　那些年头要受到好的教育很不容易，因此观心术士就被请来当我父亲的家庭教师。我父亲呢，只不过上了一节课，便问观心术士钞票是怎么找到的。
　　术士说你只要轻轻地牵着他们的手，一边走路时一边略微摇动。当你走到十字路口时，你可以往前、往左或往右走。这时你手稍微往左晃动。如果这方向错误，你会感受到某种阻力，因为他们并不预期你会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走对了方向，由于他们下意识认为你可能成功，因此会较易让路，一点阻力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不断晃来晃去，检验出哪条路最轻松。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提到这大概需要很多练习，他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这方法。
　　后来，当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想拿一个叫伍德霍德的家伙来做个试验。有一天，我宣布我是一名观心术士，能够看透他在想些什么。我告诉他，他可以在实验室内选定某样物件，然后走出来。实验室内有很多排的桌子，上面放满了各种仪器、电路板、工具及其他有用、没用的东西。我说：“现在我能读出你心里在想的事物，把你带到这物件那里。”
　　他走到实验室内，挑选好一件东西，走出来。我牵着他的手，轻轻晃动。我们走到一排桌子，再走到一张实验桌前，正正的走到他挑的物件那里！我们一共试了三次。
　　有一次我一找便找对了——还是藏在一大堆东西之中呢！
　　另一次，我找对了地点，但物件的位置却差了几英吋。第三次不知哪里出了些问题；但这办法的效果比想像中好多了，简直称得上是容易。
　　噢，大师！
　　那以后，大约在我二十六岁时，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大西洋城去，那里有各种露天的游乐表演。父亲在接洽公事时，我跑去看一个观心术士的表演。这位术士坐在台上，背向观众，身上穿着长袍，头裹一条巨大头巾。他的助手是个小个子，不停在观众中穿来插去，口中念念有词地喊：“噢，大师！我这本记事本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大师说。
　　“那么，神明先生，这位女士的名字是什么？”
　　“玛丽！”
　　有人站起来问：“我的名字叫什么？”
　　“亨利。”
　　我站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显然那个亨利是跟他串通好的，但我想不通这个术士怎么做到其他的把戏？像说出记事本的颜色等。难道他在大头巾内藏了耳机？
　　见到父亲时，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说：“他们有一套暗号，但我不清楚实际情形怎么样。让我们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们回到观心术士那里，父亲跟我说：“来，给你五毛钱。你到后面那个算命的摊位算算命，半小时后我们再碰头。”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跟大法师编个故事，如果我不在旁边不停地说：“哦！哦！”事情会顺利得多，因此他把我支开。
　　等他过来找我时，已经把全部的暗号都弄清楚了。“蓝色是﹃噢，大师﹄，绿色是﹃噢，无所不知的学者﹄等等。”父亲说：“我跟术士说，以前我在帕楚格做过差不多的表演，也有一套暗号，但我们没法做多少套把戏，颜色也没他多。我问他，﹃你怎么这样厉害，能够传达这么多信息？﹄”观心术士很高兴，也很为他的暗号而自豪，居然就把整套秘密告诉了我父亲！父亲是个推销员，这种情况他最会应付了，我可没这种本领呢！
草履虫．蜻蜓．蚁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当然，如果说要测量什么或做重要的实验，那就算不上实验室了。其实，我只是待在那里玩而已：我自己做马达，或者利用光电管做些小玩意——比方设计一个小电子玩意儿，有东西在光电管前晃过时，会启动另一组零件等；我也找来一些硅片玩。总之，我在那里天马行空地率性而为。只有在做灯座时，我做过一些计算，看如何利用开关及灯泡来控制电压；但这些都只能算是应用而已，我还没真正做过什么伟大实验。
　　我还有一座显微镜，经常沉迷于镜下的世界；这也需要很大的耐性。我把东西放到显微镜下，看个没完没了。跟其他人一样，我看到许多有趣的事物，像硅藻慢慢地从玻璃片这一头游到另一头——等。
　　一天，我在观察草履虫，无意中看到一些在中学、甚至大学课本里都没有提到的现象。我经常觉得，这些课本都自以为是地把世界简化了。他们说：“草履虫是种极端简单的生物，行为更是如此。当它们碰到其他东西时会退后，转个角度重新出发。”
　　但其实不对。首先，许多人也知道，草履虫有时互相触碰，交换核细胞。我感到有趣的是：到底它们怎样决定在什么时候交换核细胞？（不过这跟我观察到的事情无关。）我确实看到草履虫碰到东西之后反弹回来，转个角度再继续前进；可是它们的动作一点都不机械化——不像课本形容的那样。它们移动的距离不一，反弹回来的距离也不一样，在不同情况下，转的角度也大小不一；它们更不一定都向右转或左转——一切看起来都是不规律的。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碰到什么，更不知道它们嗅到什么化学物品。
　　我想观察的一个现象是，草履虫周围的水干掉以后，它会怎样？据说，草履虫会变干、变硬，像颗种子一样。于是我在玻璃片上滴了一滴水，放到显微镜下。我看见一只草履虫和一些“小草”——对草履虫来说，这些小草已经像一张巨大的麦杆网了。过了十多分钟之后，水滴逐渐蒸发，草履虫的处境愈来愈艰困了。它前后游动，愈来愈快，直到不能再动，最后，它被卡在“草棒”之间，无法动弹。
　　然后，我看到一些从未看过、也从没听说过的事：草履虫的样子变了，居然可以像变形虫一样改变形状！它紧挨着一根草棒，开始分叉，好像螃蟹的两根钳子一般。分到它身体的一半长度左右，突然它大概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好处，于是又回复原状。
　　因此我的印象是，课本对这些小动物的描述太简略了。
　　事实上它们的行为都不是那样机械化或没变化的，这些书真应该正确地描述它们才对。而假如我们连单细胞动物的多姿多采都不大了解，我们就不要奢望能够明白更复杂的动物行为了。
长脚针来了！
　　我也很喜欢观察小昆虫。大约十三岁时，我读过一本谈昆虫的书——它说蜻蜓是无害的，也不会叮人。但从小我们就称蜻蜓为“长脚针”，邻居都认为被它们叮到是很危险的。
　　因此，如果我们在外头打棒球或玩耍时，一有蜻蜓飞近，大家便四散飞奔找地方躲藏，同时挥手尖叫：“长脚针来了！长脚针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滩上玩耍，一只长脚针飞过来，大家都在尖叫乱跑，我却在那里不动如山。“不用怕！”我说，“书上说长脚针不会叮人的！”
　　它飞到我脚上，每个人都拚命喊，现场一团糟，只因为这只长脚针“站”在我的脚上。但我这个神奇的科学小子，却固执地相信它不会叮我。
　　也许很多人以为，最后我被叮了——不！这次书上说对了。但我可真的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玩具显微镜。我把里面的放大镜拿下来，利用它来观察周围的事物。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还经常把这片放大镜放在口袋里。有一次无意中拿出来，观看正在常春藤旁爬来爬去的蚂蚁，一看之下，不禁兴奋得大叫起来。那里有一只蚂蚁和一只蚜虫。蚜虫是一种害虫，可是蚂蚁都会来照顾它们。如果蚜虫寄生的植物开始枯萎，蚂蚁便把蚜虫搬到别的植物上。在这个过程中，蚂蚁也有好处，就是从蚜虫身上取得称为“蜜露水”的蚜虫汁。
　　这些我都知道，因为父亲告诉过我，但我从来没亲眼看过。
　　我看到的情形是，一只蚂蚁走到蚜虫旁边，用脚拍它——在蚜虫全身上下拍、拍、拍，真是有趣极了！接着，蜜汁便从蚜虫背部分泌出来。在放大镜之下，蜜汁看起来像一个很大、很漂亮、闪闪发光的七彩大汽球。之所以成为球状，是因为表面张力作用的关系。至于它会发出各种光芒，却是因为我那玩具显微镜并不很好，放大镜有色差——但总之，那看来真是美极了！
　　小蚂蚁用它的两只前脚，将蜜汁球从蚜虫背上挪下、举起来！在它们这样微小的世界里，连水都可以一颗一颗地举起来！我猜蚂蚁脚上可能有些油腻的物质，因此当它把水球举起来时，也不会把球弄破。然后，它用嘴巴把蜜汁球的表面咬破，表面张力便崩溃，整滴汁就一股脑儿流到它的肚子内。整个过程实在太有趣了！
　　蚂蚁如何认路？
　　我住的宿舍里有一个凸到外面的窗，窗槛是Ｕ字形的。
　　一天，有些蚂蚁爬到窗槛上逛来逛去。我突然好奇起来，很想知道：它们是怎样找到东西的？到底它们怎样知道该往哪里去呢？它们能不能互相通报食物在哪里，就像蜜蜂那样？它们对事物的外表有没有任何知觉？
　　当然，这些都是外行人才会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答案，只有我不知道，因此我要做些实验。首先我把一条绳子拉开绑在窗子的Ｕ字形上，把一张硬纸片折起来，在上面沾满糖，然后挂在绳子的中央。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把糖和蚂蚁分隔开，使蚂蚁不能碰巧地找到糖，我要好好控制这个实验。
　　接下来我折了很多小纸片，这是用来运蚂蚁的。纸片放在两个地方，一些挂在绳上，在糖的旁边；另一些放在蚂蚁出没的地点，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监视，直到有蚂蚁跑到我的纸片上，我便把它搬到糖那儿。
　　搬了几只蚂蚁过去之后，其中一只偶然跑到旁边的纸片上，我又把它搬回来。
　　我想看的是，要过多久其他蚂蚁才知道这个找食物的通道。结果是一开始时很慢，后来却愈来愈快，我运蚂蚁运得应接不暇，简直快发疯了。
　　当这一切正在热烈进行之际，我突然开始把蚂蚁从糖那里送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到底会爬回最初的地方，还是会跑到它刚刚待过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我放纸片等蚂蚁的地方清闲得很，一只蚂蚁也没有（如果爬到这些纸片上，经由我的运送，它们便可以再回到糖那里）；但在第二个地方，却有许多蚂蚁徘徊找它们的糖。因此我结论：它们都跑回刚刚待过的地方。
　　另一次，在通往窗槛的糖的通道上，我放了很多显微镜玻璃片，让蚂蚁走在上面。然后，我改变玻璃片的排列顺序，或者是用新的玻璃片把其中一些旧的替换掉。我证明了蚂蚁对物件的外表，是没有知觉的，因为它们搞不清楚东西在哪儿。如果它们循着一条路而找到糖，但同时有更短的路可以回来，它们也永远找不到这条较短的路。
　　而重新排列玻璃片，也清楚显示了蚂蚁会留下一些痕迹。接下来，我很容易便安排了许多简单的实验，看看这些痕迹多久会干掉、是否容易被抹掉等。我也发现痕迹是没有方向性的。如果我捡起一只蚂蚁，转几个圈，再把它放回去，它往往不知道现在走的方向跟刚刚不一样，直到它碰上另一只蚂蚁，它才晓得走错了方向。后来在巴西时，我碰到一些樵蚁（leaf｜cutting ant，能将叶片咬下来的蚂蚁），于是做了同样的实验，发现它们在短距离内分得出自己是向着食物走抑或走离食物。我猜它们留下的痕迹藏有玄机，可能是一连串的气味系列：气味Ａ、气味Ｂ、空档、气味Ａ——等等。
　　又有一次，我想让蚂蚁走圆圈，但我没足够耐心完成这个实验；我想这应该不难做到。
嗅着同伴气味回家
　　这些实验的困难之一是，我的呼吸会吓到蚂蚁。这一定是从远古时候，为了逃避某些喜欢吃它们或骚扰它们的天敌，而遗留下来的本能反应。我不确定是由于呼吸的温暖、湿度还是气味干扰了它们；总之在运送蚂蚁时，我得暂时停止呼吸，偏过头去，以免把它们搞糊涂或吓坏了。
　　我很想弄明白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蚂蚁的痕迹都那么直、那么好看。它们看来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好像很有几何概念似的；但从我的实验结果看来，它们谈不上有任何几何概念。
　　多年以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住在阿拉米达街上的一幢小房子内。有一天，浴盆周围有一些蚂蚁在爬。我跟自己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在浴盆的另一头放了些糖，坐在旁边看了一下午，终于等到有一只蚂蚁找到了糖。
　　这部分不难，有耐性就行了。
　　一旦蚂蚁发现到糖的所在，我就拿起准备已久的彩色笔跟在它的后头画，这样便可知道它的痕迹是什么形状。根据以前做过的实验，我早已知道，蚂蚁是不会受到铅笔痕迹影响的，它们毫不停顿就走过去；因此我那样做不会影响到实验的可靠度。不过，由于这只蚂蚁在回家途中好像有点迷路，因此画出来的线有点曲曲折折，不像一般的蚂蚁痕迹。
　　当下一只蚂蚁找到糖，开始往回走时，我用另一种颜色来描下它走过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只蚂蚁跟随第一只蚂蚁的回路走，而不是沿着自己来的路回去。我的想法是，当某只蚂蚁找到食物时，它所留下的痕迹要比平常闲逛时，所留下的强烈得多。
　　这第二只蚂蚁走得很急，大致沿着原来的痕迹走。不过由于痕迹歪歪曲曲，而它又走得太快了，因此经常“滑”出痕迹之外。但当它到周围乱闯时，常常又找到正确的痕迹。
　　总之，第二只蚂蚁走回家的路线，比第一只蚂蚁走的路线直得多。随着一只只匆忙又大意的蚂蚁走过这条通道之后，痕迹得到了“改进”，愈来愈直了。
　　用铅笔跟踪了八到十只蚂蚁之后，痕迹已变成直直的一条线了。这跟画画有点像：首先你随便画一条线；然后沿着它再画几次，一会儿就画出一条直线了。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蚂蚁是多么奇妙、多么合群的生物。我也常常仔细观察三四只蚂蚁，如何合力把一小块巧克力搬回巢里。有趣的是，第一眼看来它们确实是效率奇高、合作得很好的小家伙。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它们的动作来看，巧克力好像是被什么神奇力量举起来似的，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方向乱拉，而在搬运途中，其中一只蚂蚁可能还会爬到巧克力上。巧克力不断摇摇晃晃、左右移动，没有共同方向——巧克力并不是平顺快速地运抵蚁巢的。
　　巴西的樵蚁在某些方面很“优秀”，但它们也有些很有趣的笨习性。事实上，我很惊讶在进化过程里，这些习性还被保留下来。樵蚁要费很大力气，才在叶片上切割出一条圆弧，拿下一小片树叶，可是当它辛苦切割完毕之后，却有五十％的可能性会拉错地方，使得叶片掉到地上，而不得不重新开始割另一片叶、有趣的是，它们从来不会去捡那些已经被咬下来的叶片。因此很明显，樵蚁在这方面并不怎么精明。
　　保卫食物柜
　　在普林斯顿时，蚂蚁还发现了我的食物柜，找到我的果酱、面包及其他食品。食品柜离开窗户有一段距离，于是经常有这么一长串的蚂蚁雄兵，在房间地板上横行，向我的食物进攻。这正好发生在我进行各种蚂蚁实验的期间，因此我想：有没有什么方法阻止它们侵袭我的食品柜？当然，我不是指用毒药之类的方法，因为我们对蚂蚁也必须要人道点！
　　最后，我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我在离它们进入室内入口处八英吋左右的地方，放了一些糖，但它们并不晓得这些糖的存在。然后，再度使用我的搬运技术——每当有带着食物的蚂蚁跑到我的运送器上时，我就把它带到糖那里去。向食物柜前进的蚂蚁，如果爬到运送器上，我也把它捡起来送到有糖的地方。
　　慢慢地，蚂蚁找到了一条从放糖地方走回蚁穴的路，路上的痕迹愈来愈强；而原先通到食物柜的通路，就愈来愈少蚂蚁在用了。我很清楚，再过半小时左右，旧路上的痕迹就会全部干掉；再过一个小时，它们便不会再碰我的食物了。
　　好玩的是，我连地板都不必擦。事实上，我只不过把蚂蚁运来运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