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5)

　　青蛙仪式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八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三百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
　　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很特别的“青蛙仪式”。
　　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
　　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场，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颁奖前的煎熬
　　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谢谢呢？
　　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
　　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
　　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
　　“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
　　“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
诺贝尔也疯狂
　　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
　　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
　　“但是我不喝酒。”
　　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八十八号来宾也不喝酒。”（八十八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
　　“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
　　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
　　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l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
　　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翻译。”
　　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
　　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谈话了。
回归自我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列在名单里头！”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
　　“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面有关？”我问。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ＣＥＲＮ）去演讲。
　　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当了“后备”名人
　　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
　　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
　　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
无心插柳变专家
　　拜亚丝（Nina Bye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大约在七十年代初，她负起安排物理讨论会的责任。
　　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通常都是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讨论的都是很专门的题目。但部分由于当时大环境使然，她觉得物理学家应该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因此想安排这方面的演讲。由于洛杉矶很接近墨西哥，她想安排一场关于墨西哥古老文化的演讲，即讨论玛雅人（Mayan）在数学及天文学上的发展。
　　她在周围寻找适合做这个演讲的教授，但在洛杉矶分校本身，居然找不到够资格的专家。她打电话到其他地方，也还没有找到。
　　于是她想起了布朗大学的奈吉包尔（Otto Neugebauger）教授。他是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专家（当我在康奈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时，有一年，奈吉包尔教授曾经做了一系列谈巴比伦人数学的演讲，统称为“传讯使者讲座”。他讲的精采极了！翌年是奥本海默当讲者。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来做这类演讲有多好！”多年之后，我拒绝了很多演讲邀请，而康奈尔却凑巧要请我当“传讯使者讲座”的主讲人。我当然无法拒绝，因为那是多年的心愿。于是我接受了威尔逊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周末，讨论了许多想法。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物理定律的特性”。）。她打电话给他，问他知不知道在西岸有谁能讲玛雅数学及天文学的题目。
　　“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合适人选，他的本行并非人类学或历史，他是业余的；但他很显然对这个题目知道很多。他叫费曼。”
　　她差点要跳楼了！她要推动的是替物理学家带来一点文化气息，但现在唯一的方法，居然是要请物理学家来演讲！
度蜜月的收获
　　我之所以会懂得一些玛雅数学，完全是因为跟我第二任太太玛丽露到墨西哥度蜜月时，陪她旅行太累而学来的。
　　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就到那里度蜜月，而我就陪着她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她介绍我看很多很有趣的事物，像某些图像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又湿又热的丛林中走了几天（及几夜）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了。
　　在瓜地马拉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里，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他们展示了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片、线和点的文献。这是称为德瑞斯顿古抄本（Dresden Codex）的副本，由一个叫维拉哥它的人所复制的。这本古书是玛雅人写的书，在德瑞斯顿的博物馆里被发现。我知道那些线条和点都是数字。当我还只是个小孩子时，我父亲曾经带我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仿建的玛雅庙宇。
　　父亲告诉我，玛雅人怎么发明了“零”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瓜地马拉的博物馆也有贩卖古抄本的复制本，我也买了一份。在每页的左边是古书的复印，右边是简介以及用西班牙文翻译的部分内容。
　　我很喜欢解谜题及密码，因此当我看到那些线及点，就不禁想，“这可好玩了！”我把西班牙文部分盖起来，开始玩解开玛雅人线及点之谜的游戏。我留在旅馆内研究，而我太太则还是整天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很快我就发现，一条线等于五个点、零的写法等等。
　　但要花更多工夫之后，我才发现线和点最初一次总是逢二十进一位，但在第二次则逢十八就进一位（构成三百六十的循环）。
　　我又研究出各个脸谱的意思：它们一定是代表多少日和周。
　　回到美国以后，我继续研究。解这些东西很有趣，因为开始时你什么也不知道——一点线索都没有；但接下来，你会注意到某些经常出现的数字，它们加起来又等于其他数字，就这样一直研究下去。
　　在古书内某个地方，五百八十四这个数字显得很突出。这个五百八十四被分为二百三十六、九十、二百五十及八等周期。另一个显赫的数字是二千九百二十，或者是五百八十四乘五（或三百六十五乘八）。此外，那里有一个乘法表，都是二千九百二十的倍数，最大的是十三乘二千九百二十，接下来是很多的十三乘二千九百二十的倍数，很滑稽的数字呢！我看来看去觉得那全是笔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想通了它们是些什么。
　　由于有些跟五百八十四这数字有关的图形乃是代表日子，而五百八十四又被分得那么特别，我就想：如果它不是些什么神秘周期的话，就很可能跟天文有关。最后我跑到天文图书馆，发现从地球观测，金星的周期是五百八十三．九二天。接下来二百三十六、九十、二百五十和八就明显起来了。它们是金星的不同盈亏期。作为晨星时，晚上就看不到它（这时它在太阳的另一边）；然后它在晚上出现，最后又不见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
　　之所以会有九十和八的差别，是因为当金星在太阳的另一边，它会比当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移动较慢。而二百三十六和二百五十的差别，则可能代表了玛雅东地平线和西地平线的分别。
　　我又发现附近另一个表上都是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九日的周期，结果这个表是用来预测月蚀的。还有另一个表呢，则是九十一的倍数，从大的数目往下降。我始终没有弄懂这是什么（其他人也没有）。
　　研究进行得差不多之后，我终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文说明，看看我猜中了多少；却发觉他们说的全是废话！
　　说明里会说这个符号代表土星，那个是神——完全没有道理的：于是我再不需要把它盖起来了；我也没法从他们的说明里学到什么。
　　其后，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玛雅人的书，知道在这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叫汤普森（Eric Thompson）的人，现在我也收藏了好几本他写的书。
　　当拜亚丝打电话给我时，我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早已搞丢了——我把它借给罗勃森太太。她先前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那里找到一些玛雅古抄本。她带给我看——我还记得回家时把它放在车子前排座位，边开车边想：“我要小心点开车，这是新的古抄本呢。”——但当我仔细一看，立刻发现它是假的。随便花点工夫，就可认出上面的图片来自德瑞斯顿古抄本的那一部分。于是我把我的古书借给她，后来忘记书在她那里。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千辛万苦的，才找到另一份由维拉哥它复制的德瑞斯顿古抄本来借给我。
　　我重新计算，事实上我这次了解的比上次还要多：我弄明白了那些“滑稽数字”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以为它们是笔误，但我发觉这些原来都是一个更接近正确周期五八三．九二三的整倍数——玛雅人早已觉得五百八十四不够精确（就在研究金星周期的修正表时，我发现了汤普森先生很少犯的夸大推论，他说只要看看表中数字，你可以推论出玛雅人如何计算出金星的正确周期——用四次这个数字及一次那个差，就可得出四○○○年才出现一天误差的周期；那真是令人赞叹！特别是玛雅人观测金星才数百年而已。但事实上，汤普森只不过挑了一些数字组合，以得出他以为是正确的金星周期——五八三．九二。但如果你考虑更正确的数字，像五八三．九二三，就会发现误差加大了。当然，你也可以再从表中找不同的数字组合，以得出五八三．九二三，而且准确度同样的高！）
　　在洛城分校做完演讲后，拜亚丝教授赠送了一些很漂亮、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给我。几个月之后，加州理工学院要我在帕沙迪纳再就同样题材演讲一次。有位房地产商人借了一些很宝贵的玛雅神石雕以及陶瓷像给我。
　　事实上，把这些古物从墨西哥带出来，大概是不合法的，它们十分宝贵，我们也特别聘请安全人员来保护它们。
　　在加州理工学院演讲举行之前数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大肆报导，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古抄本。
　　直到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有三本古抄本（其余两本很难弄懂在写些什么）——成千上万的古抄本早被西班牙传教士以“魔鬼之作品”的罪名烧掉。我有个堂姐妹在美联社工作，她为我弄到一些纽约时报发表时使用的古抄本照片；我把它制成幻灯片，用在演讲中。
　　但这本新古抄本是假的。在演讲中我指出，那些数字有马德里抄本的风格，但数字刚好是二百三十六、九十、二百五十、八——太巧合了！从千万本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小片古抄本，上面写的东西刚巧跟另一小片一模一样！很明显，这又是一些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一点创意也没有。
　　这些只懂得抄袭的人，永远没有勇气弄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一些真正的新事物，它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你可以用火星的运行周期，虚构一些神话，再画些图片，使用恰当的数字——不能太明显，而是用些周期倍数之类；还故意加一些神秘的“错误”进去。数字要花点工夫才能算出，那样大家会说：“哇！这一定是跟火星有关！”此外，更可以包括一些没法看懂的东西，而不是跟以前看过的东西相仿。那才是个好赝品。
　　我的讲题是“解开玛雅象形文字之谜”。从这次演讲中，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于是再一次，我又“不务正业”了。听众排队进入演讲厅之前，经过这些玻璃柜子，顺便欣赏柜内那些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以及由荷枪实弹的守卫看守着、货真价实的玛雅手工艺品；随后，他们再听两小时的演讲，由这个业余的专家告诉他们玛雅人的数字及天文学，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分辨古抄本的真伪；听完离去时，再好好欣赏那些展示品。随后几个礼拜，葛尔曼也不甘示弱，做了六场精采的演讲，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世界各种语言间的关联。
教授鼓手上舞台
　　我曾经教过一系列的物理课程，阿狄生｜韦斯理（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要将它编成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时，我们谈起这本书的封面应该画些什么。我觉得，既然这些课程是真实物理世界和数学的混合体，那么封面可以用一个鼓为背景，上面画些数学图形——一些圆圈、线等，用以代表鼓面振动时的静止点。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尤其是书里头也有讨论到鼓面振动这个问题。
　　书出版时，封面是很简单的一大片红色，但不知怎的，在序言里却有一张我在打鼓的照片。我想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作者希望书里有张打鼓的图片”。
　　总之，每个人都很好奇，为什么那套《费曼物理学》（Feynman Lectures）的序言里。会有张我在打鼓的照片？因为鼓上又没有什么数学图形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不错，我很喜欢打鼓，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罗沙拉摩斯时，工作压力非常大，没有什么消遣，没有电影院或什么的。但我在那里已废弃不用的男童学校内，找到一些他们搜集回来的鼓——罗沙拉摩斯位于新墨西哥州，那里多的是印第安人的村落。于是打鼓就成为我的消遣了——有时自己一个，有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不过随便弄些声音，随便打而已。我并不懂得什么特殊的节奏，不过印第安人打鼓的节奏还蛮简单的。那些鼓很不错，我玩得很开心。
　　有时候我会把鼓带到远处森林里，以免吵着别人，在那里找根棒子击鼓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围绕着一棵树，看着月亮，边走边打鼓，想像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一天，有个家伙跑来问我：“在感恩节的前后，你在森林里打鼓吗？”
　　“是呀，是我在打。”
　　“噢，那么我太太说对了！”接着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个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声，走到住在楼上的朋友那里问，他的朋友也听到了。记住，这些人全都来自美国东部，对印第安人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很有趣：这些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庆典之类，两个人便决定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路走，乐声愈来愈大了，他们开始紧张起来。想到，印第安人可能派人放哨，防止外人干扰他们的庆典活动，于是他们趴下来，沿着小径匍匐前进，直到鼓声就在下个山丘后面。他们爬上山丘，很意外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在进行他的庆典——围着一棵树跳舞，用根棒子打鼓，高声念咒语。两人慢慢后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他：这印第安人看来很像正在施展什么法术。
　　回家后，他们把看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们的妻子，她们说：“噢，那一定是费曼——他很喜欢打鼓。”
　　“别胡说了！”他们说：“连费曼都不会那么疯狂！”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周围打探那印第安人到底是谁。附近的保留区有一些印第安人到罗沙拉摩斯工作，其中一个是技术营区的技工；他们便问他看到的可能是谁。印第安人问了很多人，可是其他的印第安人全都不知道是谁；除了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没有人能跟他讲话。
　　这个印第安人很以本族为荣：他留着两条垂到背后的大辫子，头总是抬得高高的，走到哪里都很有尊严的样子，永远单独一个人，没人能跟他讲话。他太有威严了，根本没人敢跑去问他任何东西。最后大家一致认定一定就是他了。
　　（当我发现他们认为我可能是那么典型、那么了不起的印第安人时，我觉得很高兴，那真是一项荣誉。）而跑来问我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罢了——作丈夫的总是喜欢证明他们妻子是错的；但跟其他许多当丈夫的一样，他发现他太太猜对了。
鼓艺日精
　　我的鼓打得愈来愈好了，有时候在一些聚会里我也会表演一下。其实我也不晓得自己在打些什么，只不过随意弄些有节奏感的声音出来而已，但我因此就有点名气了。
　　罗沙拉摩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战争结束后，我们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罗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说，从此我就没法打鼓了，因为那太吵了。也因为我快要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当个有威严的教授，我便把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才买来的鼓又卖了。
　　接下来的暑假，我必须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报告，在那里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又去买了一个鼓，我想：“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随时可以看看它而已。”
　　我在康奈尔住在一个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儿，完全作观赏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痒了，我跟自己说：“这样吧，我就很轻很小声的——”我坐下来，把鼓放在两腿之间，用手指轻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后又敲了几下，声音更大——毕竟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呢！我又更用力一点，最后电话铃声响起来。
　　“哈啰？”
　　“我是女房东。是你在那里打鼓吗？”
　　“是，很对不——”
　　“很好听呢。我能不能到你那里好好听清楚一点？”
　　从那时起，每次我开始打鼓、女房东就会跑来。我重新获得自由了，从此我就经常打鼓，快乐得不得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比属刚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乐的唱片。在当时来说，这类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图西（wat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乐。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图西鼓手，也经常试着学他们的打法——我没法打得很像，只不过希望听来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发明了很多其他的节奏。
　　有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活动中心里没几个人。
　　我拿起一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敲打。楼下有个人跑上来说：“嘿！你会打鼓！”结果发现他是个打鼓高手，后来他还教我桑巴鼓。
　　音乐系里有个家伙搜集了很多非洲音乐，我经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声录下来，然后在他举行的聚会上，玩他称之为“非洲抑或是绮色佳？”的游戏。他会播放一些鼓乐，其他人就猜猜看音乐是“非洲制造”还是“绮色佳的土产？”由此可知，我那时候摹仿非洲音乐一定学得蛮像的。
　　知识分子味太浓
　　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经常到落日区闲逛。有一次，在一家夜总会里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鼓乐团。领队的是个大块头，名字叫尤哥努。他们只表演打击乐，表演精采极了。他们的副领队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于是我上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
　　我问尤哥努收不收学生，他说收；于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纪大道，就是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跟他学打鼓。我们的课上得很没效率：他经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讲话，又被各种事情打断。但如果进行顺利时，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很令人兴奋。
　　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会，很少有白人参加，但事实上，那时的气氛较今天还比较轻松。有一次他们举办打鼓比赛，获得的名次并不怎么好。他们说我的鼓声“知识分子味太浓”了，而他们的鼓声则比较有韵律感。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语气严肃的电话。
　　“哈罗。”
　　“我叫托鲁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学校的校长。”理工学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对街。托鲁布烈治继续用他那正式的声音说：“这里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说话。”
　　“好吧。”
　　“哈罗，狄克。”是尤哥努！原来理工学校校长只是装的，他并不那么严肃，事实上还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这学校进行访问，弹奏音乐给学生听，而他想请我过去跟他同台表演。于是我们便一起为这些小孩表演打鼓：我玩桑巴鼓（鼓就放在我办公室内），他打他的探巴大鼓。
　　尤哥努经常都到各学校拜访，向学生讲非洲鼓、它们的意义以及介绍非洲音乐。他很有魅力、笑容可掬，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而他的鼓声精采极了，他还灌了唱片呢。
　　当时他在学医科，大战开始时（还是之前？）他回了阿尔及利亚；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尤哥努离开之后，我再没怎么打鼓了，除了偶尔在聚会上表演一两下。有一次在雷顿（Robert Leighton）家吃晚饭，他的小孩瑞夫和另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打鼓。我以为他们是要我表演独奏，便说不要。但他们开始在家里木桌上敲起来，我的手也痒起来了；我也提了张木桌，我们三个人就用这些小木桌玩了很久，弄出许多很有趣的声音来。
　　瑞夫和他的朋友鲁替梭沙都很喜欢打鼓，我们便开始每星期聚会，舒散身心，研究一些节奏和韵律。他们两人可真的是音乐家，瑞夫玩钢琴，鲁替梭沙奏大提琴。我只会敲些有节奏感的东西，完全不懂什么音乐，我只是照音符敲而已。但我们编出了很多很好听的节奏，还到一些中学里表演。我们也在附近一家大学替他们的舞蹈课伴奏。
　　我在布鲁海汶工作时，就曾这样做过。觉得很好玩。我们自称为“三夸克乐团”——单从这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了。
教授登台打鼓
　　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演讲，他们在一个地下室举行聚会，请了一队摇滚乐队来表演。乐队很不错，而刚好有只多出来的颈铃放在那里，他们便鼓励我试试。由于他们的音乐很有节奏感，而颈铃也只不过是个配角，因此我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音乐搞砸的。我后来还真的玩得很起劲呢！
　　聚会结束后，主办人告诉我，乐队队长说：“哇，跑来玩颈铃的那个人是谁呀？他真会用那东西弄出好听的节拍来！噢，对了，这个聚会是替哪个大人物办的呢？他始终没来参加，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
　　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剧团，部分团员是学校的学生；其他的来自校外。碰上有些跑龙套小角色，像前往逮捕犯人的警察之类的，他们会找些教授来演。这只是好玩而已——教授跑来，逮捕一些人，就下台去了。
　　几年前，他们要上演《男生和女生》，其中一幕是男主角带女主角到哈瓦那（Havana）一家夜总会里。导演觉得如果能找我上台扮演夜总会的桑巴鼓手，也很不错。
　　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排练，女导演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会把乐谱拿给你看。”
　　这下把我吓呆了，我从来不懂得看乐谱。我以为我只需要走上台，随便敲敲鼓而已。
　　杰克坐在钢琴那里，他指着乐谱说：“好，你从这里开始，看到了吗，你这样打。然后我弹登、登、登”——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翻到下一页，他说：“接下来你奏这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暂停，让他们对话，在这里”——他再翻了好几页，说：“最后你奏这部分。”
　　他给我看的这些“乐谱”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夹在横的直的线条中间。他不断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但我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些东西。
　　很幸运，第二天我病了，没法去参加第二次的排练，我请瑞夫替我去。由于他是个音乐家，他会很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瑞夫回来说：“那还不太坏。开头的时候你不能出错，因为你是起拍者，乐团的其他人等你的节拍才跟进，但在这之后就可以随兴地打了。有一段我们要停下来让他们讲对白，但我想我们可以靠指挥的手势知道什么时候该停。”
　　在这之前我说服了导演让瑞夫加入，因此我们将会同时上台。他玩探巴，我打桑巴鼓——那会减轻我太多压力了。瑞夫告诉我怎么打，那节拍一共大概只有二三十拍，但不能出错。我从来没有试过打鼓而不准出错的，那对我而言十分困难。瑞夫很有耐性的解释：“左手、右手、两下左手、再来右手——”我很努力练习，最后，慢慢地，我开始把握到那节拍了。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很多天——才弄对。
为芭蕾舞团击鼓
　　几星期后，我们再去排练，发现那里有个新的鼓手——原来的鼓手不干了。我们自我介绍：“嗨，我们就是在哈瓦那那一幕在台上打鼓的。”
　　“噢，嗨，让我把它找出来——”他翻到那一页，拿出鼓棍说：“噢，这场由你们开始，这样——”棍子在鼓边直敲，乒，乓，乒加乒，乒，乒，打的飞快，眼睛都在看着乐谱！我完全被震慑住了。我花了四天才把节拍弄对，而他却随看随手打！
　　总之，在练习又练习之后，我终于完全把握住节奏，在剧中表演。表演非常成功。大家看到有个教授在台上表演桑巴鼓，都觉得很有趣，音乐也不太差；但开头那一段，就是不能错的部分，那真的很难。
　　在哈瓦那夜总会的那一幕，部分学生要跳一段舞，需要找人编舞。于是导演找来加州理工学院某人的太太来编并教那些男孩跳；她是环球制片公司的编舞家，很喜欢我们的鼓技。当剧团表演结束后，她问我们愿不愿意到旧金山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
　　“什么？”
　　是的，她正要搬到旧金山去，在当地的一家小芭蕾舞学校替他们负责编舞。她有个构想，是编一出只用打击乐为背景音乐的芭蕾舞。她希望我们在她搬家之前到她家，把我们会的各种节拍都打给她听，她再从中找灵感编一个跟节拍配合的故事。
　　瑞夫有点不愿意，但我怂恿他一起参加这次新经验。
　　我唯一坚持的是，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个物理教授、诺贝尔奖得奖人之类的废话。我不希望，就像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如果你看到一只狗单用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好，而是它会那样走。我不希望我是以物理教授的身份去表演打鼓，她要跟别人说，我们是她在洛杉矶找到的音乐家，现在跑来替他们打鼓而已。
　　我们到她家，把我们研究出来的各种节奏都表演出来。
　　她记了好些笔记，同一天晚上，她就想好了故事，说：“好了，我要五十二次这一下，四十节那个，这个多少多少——”我们回家，第二天晚上在瑞夫家里做了一卷录音带。
　　我们把所有节拍都打了几分钟，然后瑞夫利用录音机进行剪接，以达到她要求的长度。她拿了一个复制本到旧金山，开始训练那里的舞蹈人员了。
　　同一期间，我们要按照录音带上录下的鼓乐来练习：五十二次这个、四十节这个，之类。那时我们即兴打下的鼓乐（还经过剪接），现在我们却要丝毫不差地学会。我们要摹仿自己的鬼录音带！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数节拍。我以前认为瑞夫知道怎样数，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但我们同时发现一些好笑的事情。
　　我们脑袋中负责打鼓的“表演部门”，同时也是负责数数的“讲话部门”，因此我们无法边打边数！不过，后来到旧金山参加第一次排演练习时，我们发现可以单靠看着舞者的动作，而不必再在心里数节拍。
　　由于我们假装是职业音乐家，因此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幕说到一个女乞丐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里有些早已出场的贵妇人。编舞家用来配合这一幕的音乐，是用瑞夫和他爸爸好几年之前自制的一张鼓打出来的。原本我们没法从这个鼓敲出什么好听的鼓声，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椅上，把这个“怪鼓”夹在我们膝盖之间，一人很快速地用两根指头敲“必打、必打、必打、必打”，另一人两手用力按鼓面上的不同地方，就可改变鼓调。现在它就发出“波打、波打、必打、必打、波打、波打、巴打、巴打”的各种有趣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