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6)

像极了职业乐师
　　扮演女乞丐的舞者，希望鼓声的起伏能跟她的舞配合（我们的录音带中这一段是随意录的），于是她想跟我们说明她的动作：“首先，我做这个动作四次，然后我弯腰筛沙子，八拍；然后我站起来这样转身。”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法跟得上她在说的，便打断她说，“你尽管跳好了，我会配合着打。”
　　“你不想知道我会怎样跳？瞧，当我跳完第二次筛沙子的部分之后，我会这样跳八拍。”没有用，我什么都记不得，正想再次打断她的话，突然记起这个问题：那样我看起来不会像个真正的音乐家！
　　幸好，瑞夫替我掩饰得很好，他说：“费曼先生碰到这种情形时都自有他的一套。他喜欢很直接的、很直觉地边看你跳舞边创造动感。让我们先那样试试看，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再修改。”
　　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她正要弯腰挖进沙里面，她会先准备好挖沙的动作，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同时也可以预期得到的。因此事实上还蛮容易按照她的动作来弄出“必兹兹、必殊殊、波打或必打”的声音，而她也很觉满意。于是我们很险地度过差点穿帮的一刻。
　　芭蕾舞演出很成功，虽然观众不算多，但所有来看的观众都很喜欢。
　　去旧金山参加排演，到表演之前，我们对整个构想都不是那么有信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那位编舞家发神经病：首先，整出舞只用打击乐；第二，他认为我们够资格替芭蕾舞配乐，还要付我们钱，这真是够疯狂！对我这个从来没有受到什么文化薰陶的人而言，最后却成了芭蕾舞团的职业乐师，实在是我一生中的莫大成就！
　　起先，我们也认为她找不到愿意跳我们鼓乐的舞者（事实上，就有位来自巴西的大明星——她是葡萄牙领事的夫人——认为这个舞不值得她跳了）。可是其他的舞者却好像很喜欢我们的鼓乐，第一次排练中替他们打鼓时，我就感觉十分畅快。当他们实际听到我们的鼓声时（之前他们都只用一个小卡带录音机来播放我们的录音带），喜悦之情是那么的真诚，让我信心大增。而从观众的评语中，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大大的成功。
　　那位编舞家还想在春季时，再用我们的鼓乐来编另一出舞，于是我们又重复每个步骤。我们录下更多的节奏，她又编了个故事，这次以非洲为背景。我跟加州理工学院的蒙加（Munger）教授谈，学了些真正的非洲话，在舞一开始时唱出（加华——巴努马——加华——呜之类的），而我勤加练习，直到一切都很完美。
　　后来，我们到旧金山排演了几次。第一次抵达时，我们发现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晓得怎样弄一些好看的象牙，他们用纸糊的难看死了；部分舞者在这些象牙前面跳舞时一脸尴尬。
　　我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办法，而只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接下来的周末表演时会怎么样。另一方面，我跑去探访艾尔赫（Werner Erhard），我是在他主办的某个会议中跟他认识的。我坐在他那漂亮的房子里，听他解说一些哲学概念，突然，我被催眠了。
　　“发生什么事？”他说。
　　我双眼突出，大声呼叫：“象牙！”就在他背后的地板上，就躺着好些巨大、沉重的漂亮象牙！
　　他把象牙借给我们，它们在舞台上看来棒极了（芭蕾舞者全都松了一口气）——真正的巨大象牙，谢谢艾尔赫。
　　我们的编舞家搬到东岸，在那里上演了这出加勒比海芭蕾舞。后来我们听说她以这出芭蕾舞参加了一项编舞比赛，跟来自全美国的各路人马较劲，结果得了第一或第二名。受到这次成功的激励，她又参加了另一项比赛——这次在巴黎举行，跟来自全球的编舞者一同比赛了。她将我们在旧金山的鼓乐，用高品质录音技术录下来，带到法国去训练当地的一些舞者跳其中的一小段，这是她参赛的经过。
　　她表现很好，一直打进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两个舞团在竞争了：一团来自拉脱维亚，由正统的舞者跳出标准的芭蕾舞，外加十分优美的古典音乐；另一团是来自美国的“奇军”，团里只有两个在法国招募来的杂牌军，配乐又只有我们打的鼓声。
　　观众很喜欢她那一团，可是他们不是在比赛谁最受欢迎，评审最后裁定拉脱维亚人赢了。事后她跑去问评审，到底她编的舞毛病出在哪里。
　　“夫人，配乐不够理想。它深度不够，没有控制好起伏及强弱——”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当我们碰到巴黎真正有文化、懂得鼓乐的人，我们就被当掉了！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每星期三都到休斯（Hughes）飞机公司去授课。有一天我早到了一点，就像往常一样在跟柜台小姐打情骂俏，突然跑进来六、七个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面。一个男的说：“费曼教授是不是要在这里讲课？”
　　“是的。”柜台小姐回答。
　　他问他的人能不能来旁听。
　　“我想你不会很喜欢听的，”我说：“那些课蛮专业的。”
　　只一会儿，那个看来很聪明的女士便想到了：“我敢打赌你就是费曼教授！”
　　结果发现那个男的是李历（John Lilly），曾经做过一些海豚的研究，他和他太太正在研究感官丧失的问题，并且做了一些实验箱。
　　“是不是在那些情况之下会出现幻觉？”我问，觉得很兴奋。
　　“真的会。”
　　我一直都对梦中出现的影像或者是在脑中出现、却来历不明的影像很有兴趣，我很想亲自看看幻觉是怎么样的。
　　我甚至曾经想过要试迷幻药，但我有点怕那样做：我喜欢思考，因此我不想弄坏“我”这部机器。而我觉得，单单躺在感官丧失实验箱里，对身体应该是没有危险的，因此我很想试试。
　　我很快便接受了李历的邀请，去试他的实验箱；他们也跑来听我的课。
感官丧失实验
　　一个星期后，我就到他那里。李历为我说明实验箱的种种——我相信他跟每个人都会那样说明。那里有很多灯泡，好像霓虹灯，灯里面有各种气体。他给我看周期表，编了很多神秘荒诞的说法，什么不同的光会带来不同影响等等。他告诉我如何先把鼻子抵着镜子看自己，然后才进入箱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技巧和废话。我没怎么听那些废话，但我完全按照他的话做，因为我想走进箱里，我想也许这些准备功夫真的能让我较易产生幻觉。唯一困难的是选择什么颜色的灯，因为箱内将会是一片漆黑。
　　感官丧失实验箱看起来很像个大浴缸，但它有个可以掀起来的盖子。里面完全黑暗一片，盖子很厚，应该会寂静无声。箱子接到一个泵那里，把空气打进去；但后来我发现，你根本不用担心空气不够，因为箱子里已有大量空气，而且你也顶多在里面躺两三个小时。此外，当你像平常那样呼吸时，你也不会消耗太多空气。李历说他之所以会装上泵，主要也是要让大家安心而已。我判断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便请他把它关掉，因为它有点吵闹。
　　他们在水中加了泻盐，让它的密度较一般水大，使身体能更容易往上浮。水温是人体的体温，华氏九十四度或什么的，他全都计算过了。在箱子里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你不会有光：声音或温度方面的知觉，完全没有！偶然你会浮到旁边微微碰到箱壁，又或者由于水蒸气凝结后滴下来——但连这种轻微的干扰也绝少发生。
　　我前后去了总有十二次，每次大概在箱里躺上两个半小时。第一次时什么幻觉都没有，但后来李历介绍我认识一个据说是医生的人，他跟我提到一种用来作麻醉剂的药“卡他命”。我从来都对入睡后或昏迷时的相关问题很感兴趣。他们又给我看证明文件，给了我十分之一的正常剂量。
　　随后我便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一直都无法分辨出那是种什么效应。例如那些药对我的视觉影响很大，我觉得我无法看得很清楚。但当我努力看时，我又看得见了。这好像是如果你不想看某些东西时，你就比较随便，全身懒洋洋的；但一旦你用心看，一切又——至少在那一刹那间——没问题了。我拿起一本有机化学的书，翻到一个很复杂的图表，很意外地发现自己可以阅读。
　　我还做了一大堆其他的事，像把两手张开再靠近，看看手指能不能碰在一起。而尽管我觉得方向感全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法做到，但事实上，我还是没发现有哪些事真做不到。
元神出窍
　　就像前面说过的，第一次时我没得到什么幻觉，而第二次试时我也同样没看到幻觉。但李历夫妇都是很有趣的人，跟他们一起很愉快。他们经常请我吃午饭；不久，我们谈论的层次提升，不单单谈灯光了。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实验箱很可怕，但对我而言，那倒是个很有趣的发明。
　　我很清楚它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缸泻盐罢了，因此我不害怕。
　　第三次去他那里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我在李历那儿碰到过很多很有趣的人——名字叫瑞达斯（Baba Ram Das）。
　　他来自哈佛大学，去过印度，写了一本通俗书叫《此时此地》（Be Here Now）。他描述他的印度大师教他如何“元神出窍”（在李历那里的布告栏上，经常看到类似的字眼）：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专注于空气如何从鼻孔吸入及呼出等等。
　　为了要体验幻觉，我什么也愿意尝试，便再度进入箱内。进行到某个阶段，我突然觉得——这很难说得明白——我向旁边移动了一英吋。换句话说，我的呼吸——吸入、呼出、吸入、呼出，并不是在正中央：我的自我偏离了中心一点点了，差不多偏离了一英吋。
　　我想：“那么自我究竟在哪里？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思想的重心在脑袋里，但他们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的呢？从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我早已知道对那些做过很多心理学实验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那么明显的。例如，希腊人就以为思想的重心在肝脏里。”我又想：“可不可能，这是由于我们从小看到大人说﹃让我想想看﹄的时候，经常把手放在头上，因此而得来的观念？这样说来，自我乃是位在眼睛后面的观念，很可能是一代教一代而来的！”我衡量如果可以把自我往旁边移动一英吋，那么我应该可以把它再移开一点的，这就是我的幻觉开始了。
　　试了一会儿，我可以使自我从脖子移动下去，走到胸部。当水滴到肩膀上时，我感觉它滴在“上面”——比“我”高的地方。每次有水滴下来，我都会吓一跳，自我就经过我的脖子跳回去平常的地方：然后我就要重新努力，让自我重新跑回胸部。最初我要很努力才能使它跑下去，但慢慢地就愈来愈容易了。我甚至可以把自我一直弄到腰部、偏到一边去，但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那就差不多是我能抵达的极限了。
　　另一次在水箱里的时候，我判断如果我可以把自我移到腰部，我也应该可以把它完全移到身体之外的。结果我可以“完全坐到一边去”。这很不容易说明——我把手举起，晃着水，虽然我看不到它们，我知道我的双手在哪里。
　　但跟真实生活里不同的是，原本一边一只手的感觉，现在却有如两只手都在同一边！每根手指的感觉都跟平常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我的自我坐在外头，正在“观察”这一切。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次都可以产生幻觉，也能将自我移到离身体更远的地方了。后来当我移动我的手时，我看到的情景，好像是机器在上下移动一般——它们不再是肉体，而是机器——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一切的知觉。我的感觉跟动作完全配合，但我也会感觉到“他是那样那样”。
　　最后，“我”甚至还能走到房间外面，漫游一段距离，走到一些先前曾经看到过有事情发生的地方。
寻找头壳内的记忆
　　我有很多种“元神出窍”的经验。比方，有一次我能够“看”到我的后脑勺，我的手则附在上面。当我移动手指时，我看见它们在动，但在手指之间我看到蓝蓝的天。
　　当然那是不对的，完全是幻觉。但重点在于当我移动手指时，它们的动作跟我在幻想自己看到的动作完全吻合。整个影像会出现，而且跟你的感觉和动作吻合，就好像你在早上醒来时，碰到一些东西（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突然你很清楚那是什么。于是整个影像会突然地出现，只不过它很特别，因为你习惯了想像自我是位于后脑之处、在头壳以内，现在它在你的头壳的后面！
　　有一件始终困扰着我的事情，是当我看见幻觉时，也许事实上我已睡着了，只不过是在作梦而已。但我已有过很多作梦方面的经验了，我想做些新的尝试。这真是有点头脑不清了，因为当你有幻觉时，你不像平常那般敏锐，因此你会做些傻事，像检查你是否在作梦等等。总之，我不断地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没睡着：由于我的手经常都在头后面，我就会把拇指来回搓揉，感觉它们的存在。当然，也许连这些检查都是作梦，但我知道我不是，我知道那是真的。
　　过了最初期的阶段——也就是说，看到幻觉时会因为太兴奋而“跳出去”或停止幻觉——我变得较能放松，看到幻觉的时间也愈来愈长。
　　一两星期之后，我开始想很多脑袋操作与电脑操作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信息如何储存的问题。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记忆是怎样存在脑袋里的呢？你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取得信息，不用像电脑般首先必须找对记忆的档案。
　　例如，如果我要找到“rent”这个英文字，我也许可以利用玩填字游戏的方式，寻找一个有四个字母的英文字，它的开头是“r”，结尾是“t”；我也可以想像各种收入，或者想像一些借贷之类的行为，这又可能把我们带到其他一大堆相关的信息上。我在思索怎样制造一个可以像小孩般学习语言的“摹仿”机器，那样我们就可以跟机器讲话了。但我想不出怎样把信息用一种有系统的方式储存起来，让这部机器按自己的需要取出信息。
　　那个星期当我进入水箱里，产生幻觉以后，我试着去想早期的记忆。我不断地跟自己说：“再回去早一些的记忆，再早一些”——我一直嫌出现的记忆不够早，当我得到一个很早期的记忆，例如有关我出生的家乡小镇，那么立刻会出现一连串的回忆，全都是来自那个小镇的。如果我接着想到另一个城市的事情，例如斯打赫斯特镇，那么一大堆跟斯打赫斯特有关的记忆就会蜂拥而至。因此我的结论是，记忆是按照经验在哪里发生而储存的。
　　我对于这项发现颇为得意，便爬出水箱，淋浴，穿好衣服，开车到休斯飞机公司去授课。因此那大概是我离开水箱之后四十五分钟左右，突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记忆是如何储存在脑袋里的；我只不过是在幻觉中，想像记忆是怎样存在脑海中而已！我“发现”的一切跟记忆实际上如何储存在脑袋中，毫无关联，只是我跟自己在玩的一些游戏罢了！
幻觉招之即来
　　在我跟李历的无数次讨论中，每当谈及幻觉时，我都向他和其他人强调，幻想某些事物为真，并不代表那些事物为真。假如你看到一个金球或什么，然后在幻觉之中告诉自己，它们是另一种智慧体，那也不一定等于说它们真的是智慧体，那只不过代表了你有这个幻觉而已。于是我也很意外，自己居然会以为真的发现记忆储存的方式，要过了四十五分钟才想起来犯了错误，而且这是我一直都在叫别人不要犯的错误！
　　另外一个我经常在想的问题是，幻觉是不是像梦一样，会受到已经在你心里的东西所影响，比方说，被一两天前的经验或者是心目中希望看到的东西所左右？我相信我会有“元神出窍”的经验，完全是因为就在我要进入实验箱之前，大家刚好在讨论这个题目。而我之所以会有关于记忆如何存在脑袋中的幻觉，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礼拜，我都在想那个题目。
　　我在那里跟很多人讨论过经验的真实性，他们反驳说根据实验科学的原则，如果某项经验能够重复，它就应该是真实的了。因此如果很多人都看到会说话的金球，不停地在跟他们说话，那么这些金球就一定是真实的了。我的想法则是，在这种情形之前，一定有那么一点关于金球的讨论，因此当实验者产生幻觉时，他会看到近似于金球的东西——也许是蓝色的球——他以为他在重复那份经验。
　　我觉得我能了解，那些早就打定主意要同意某种观点，以及从实验中取得的认同之间，是有分别的。好笑的是，要指出其中分别并不难，但要定义清楚就很困难了！
　　我也相信，外在环境和产生幻觉的人的内在心理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可是有很多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还是相信幻觉里藏有真实性。这个想法也可用来说明许多释梦成功的例子。例如，有些心理分析师讨论各种符号的意义，以解释梦境；然后，很可能这些符号就在下一个梦中出现了。因此，我想也许解释幻觉和梦本身，是一件自我催生的事情——一般来说，你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如果你预先跟别人讨论这件事。
　　通常我需要十五分钟才能让幻觉出现，但是有几次，当我在事前吸了一点大麻之后，幻觉很快便出现了。不过，十五分钟也已经够快了。
　　经常发生的是随着幻觉的出现，也会有很多“垃圾”不请自来：很多混乱的影像、完全随机出现的废物。我也试着把这些垃圾影像记下来好作分类，但它们都特别难记。
　　我想在那时候，我很接近入睡状态——好像有某种逻辑上的关联，但当你回忆是什么让你想到你在想的东西，你却想不起来。事实上，很快你就忘记你想记起来的是什么了。
　　我能记得起来的只有像在芝加哥的一个白色路牌，上面有个什么点的，然后它就消失不见了，经常都这样。
　　李历有好几个不同的实验箱，我们就做了各种实验。
　　就幻觉而言，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大分别，我慢慢相信，水箱根本是不必要的。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之后，我觉得只需要静坐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那些花俏的装备呢？
　　于是我跑回家，把灯关掉，坐在客厅里一张舒服的椅子里，但我试了又试，都不成功。离开水箱之后，我从来没有获得幻觉。我很想试试能在家里就看到幻觉，也毫不怀疑你可以靠冥想和练习来达到那种境界，但我从来没那样练习过。
草包族科学
　　在中古世纪期间，各种疯狂荒谬的想法可谓层出不穷，例如犀牛角可以增进性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有人发现了过滤想法的方法，试验哪些构想可行、哪些不可行，把不可行者淘汰掉。当然，这个方法逐渐发展成为科学。
　　它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代是那么的科学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难以想像，以前怎么可能出现过巫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想法全都行不通——至多只有少数的想法是行得通的。
　　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人，或迟或早跟我谈到不明飞行物体、占星术，或者是某些神秘主义、扩张意识、各种新型意识。超能力等等。我因此下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个科学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许许多多的神奇事物，我便决定研究看看原因何在。而我喜爱追寻真理的好奇心，则把我带到困境之中，因为我发现了世上居然有这许多的废话和废物！
　　首先，我要研究的是各种神秘主义以及神秘经验。我躺在与外界隔绝的水箱内，体验了许多个小时的幻觉，对它有些了解。然后我跑到依沙伦（Esalen），那是这类想法的温床。事先我没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怪东西，让我大吃一惊。
　　依沙伦有好多巨大的温泉浴池，盖在一处离海平面三十英尺高的峭壁平台上。我在依沙伦最愉快的经验之一，就是坐在这些浴池里，看着海浪打到下面的岩石上，看着无云的蓝天，以及漂亮女孩静静地出现。
　　有一次我又坐在浴池里，浴池内原先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以及一个好像不认识的家伙。我立刻开始想：“我应该怎样跟她搭讪呢？”
　　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那家伙便跟她说：“呃，我在学按摩。你能让我练习吗？”
　　“当然可以。”她说。他们走出浴池，她躺在附近的按摩台上。
　　我想：“那句开场白真绝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问！”他开始按摩她的大脚指头。“我可以感觉到，”他说：“我感觉到凹下去的地方——那是不是脑下垂体呢？”
　　我脱口而出：“老兄，你离脑下垂体还远得很呢！”
　　我也研究过超能力现象，最近的大热门是焦勒（Uri Geller），据说他只要用手指抚摸钥匙，就能使它弯曲。
　　在他的邀请之下，我便跑到他旅馆房间内，看他表现观心术和弯曲钥匙。在观心方面他没一样表演成功，也许没有人能看穿我的心吧？而我的小孩拿着一根钥匙让他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说他的超能力在水中比较能够施展得开；你们可以想像，我们便跟着他跑到浴室里。水龙头开着，他在水中拚命抚摸那把钥匙，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
　　接下来我想，我们还相信些什么？（那时候我想到巫医，想到要研究他们的真伪是多么地容易：你只要注意他们什么也弄不成就行了。）于是我去找些更多人相信的事物，例如“我们已经掌握到教学方法”等。目前虽有很多阅读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提倡及研究，但只要稍为留意，便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路滑落——至少没怎么上升——尽管我们还在请这些人改善教学方法。这就是一种由巫医开出来的不灵药方了，这早就应该接受检讨，这些人怎么知道提出来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对待罪犯，在这方面很显然我们一无进展。那里有一大堆理论，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对于减少罪行完全没有帮助。
　　然而，这些事物全都以科学之名出现，我们研究它们。
　　一般民众单靠“普通常识”，恐怕会被这些假科学吓倒。
　　假如有位老师想到一些如何教她小孩阅读的好方法，教育系统却会迫使她改用别的方法——她甚至会受到教育系统的欺骗，以为自己的方法不是好方法。又例如一些坏孩子的父母在管教过孩子之后，终身无法摆脱罪恶感的阴影，只因为专家说：“这样管小孩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那些行不通的理论，以及检讨那些不是科学的科学。
　　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
　　接下来，按道理我应该告诉你，它们缺乏的是什么，但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说明，是同样的困难。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应该怎样重整家园，自力更生地生产财富？这比“告诉他们改进耳机形状”要困难多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草包族科学”的一个通病，那也是我们期望你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科学之后，已经领悟到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说那是什么，却希望你能从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中省悟到。因此，像现在这样公开的讨论它也是蛮有趣的。这就是“科学的品德”了，这是进行科学思考时必须遵守的诚实原则——有点尽力而为的意思在内。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你应该把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你的数据的理论，某些你想到、但已透过其他实验将之剔除掉的事物等，全部包括在报告中，以使其他人明白，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你必须交代清楚任何你知道、可能会使人怀疑的细微未节。如果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要尽力解释清楚。比方说，你想到了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便一定要同时把对这理论不利的事实也写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你把许多想法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理论，提出它与什么数据相符合时，首先你应该确定，它能说明的不单单是让你想出这套理论的数据，而是除此以外，还能够说明其他的实验数据。
　　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他人得以裁定你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而不是单单提出会引导大家偏向某种看法的资料。
　　要说明这个概念，最容易的方法是跟广告来作个对照。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广告，说“威森食用油”（Wesson Oil）不会渗进食物里头。没有错，这个说法并不能算是不诚实，但我想指出的不单是要老实而已，这是关系到科学的品德，这是更高的层次。那个广告应该加上的说明是：在某个温度之下，任何食用油都不会渗进食物里头；而如果你用别的温度呢，所有食用油，包括威森食用油在内，都会渗进食物里头。因此他们传播的只是暗示部分，而不是事实；而我们就要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根据过往的经验，真相最后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其他同行会重复你的实验，找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大自然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论。而虽然你也许会得到短暂的名声及兴奋，但如果你不肯小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最后你肯定不会被尊为优秀科学家的。这种品德，这种不欺骗自己的刻苦用心，就是大部分草包族科学所缺乏的配料了。
　　它们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研究题材本身，以及根本无法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些题材上。但这不是唯一的困难。这是为什么飞机没有着陆！
　　从过往的经验，我们学到了如何应付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举个例子，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做了个油滴实验，量出了电子的带电量，得到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不大对的答案。他的数据有点偏差，因为他用了个不准确的空气粘滞系数数值。于是，如果你把在密立根之后、进行测量电子带电量所得到的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些数据跟时间画成坐标图，你会发现这个人得到的数值比密立根的数值大一点点，下一个人得到的数据又再大一点点，下一个又再大上一点点，最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数值才稳定下来。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新数值应该较高？——这件事令许多相关的科学家惭愧脸红——因为显然很多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他们获得一个比密立根数值更高的结果时，他们以为一定哪里出了错，他们会拚命寻找，并且找到了实验有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他们获得的结果跟密立根的相仿时，便不会那么用心去检讨。因此，他们排除了所谓相差太大的数据，不予考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那些伎俩了，因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毛病然而，学习如何不欺骗自己，以及如何修得科学品德等等——抱歉——并没有包括在任何课程中。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潜移默化，靠你们自己去省悟。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而他很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他回答：“没错，但如果这么说，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我觉得很意外，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那是他们的决定。
　　这个原则的另一形态是，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如果单发表某些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很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
　　我认为，在提供意见给政府时，也需要同样的态度。
　　假定有位参议员问你，应不应该在他代表的州里进行某项钻井工程，而你的结论是应该在另一州进行这项工程，如果你因此不发表这项结论，对我而言，你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科学意见，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答案刚好符合政府或政客的方向，他们就把它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但是一旦出现另一种情况就不发表出来。
这并非提供科学意见之道！
　　其他许多错误比较接近于低品质科学的特性。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经常跟心理系的人讨论。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计划做的实验：其他人已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比方说是Ｘ，老鼠会做某些事情Ａ。她很好奇的是，如果她把条件转变成Ｙ，它们还会不会做Ａ。于是她计划在Ｙ的情况下，看看它们还会不会做Ａ。我告诉她说，她必须首先在实验室里重复别人做过的实验，看看在Ｘ的条件下会不会也得到结果Ａ，然后再把条件转变成Ｙ，看看Ａ会不会改变。然后她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样。
　　她很喜欢这个新构想，跑去跟教授说；但教授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个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你在浪费时间。”这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其后那好像变成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了：大家都不重复别人的实验，而单纯地改变实验条件看结果。
　　今天，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在著名的物理这一行也不例外。我很震惊地听到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的一个实验的情形。在实验中，这个研究人员用的是氘（一种重氢）。而当他想将这些结果跟使用轻氢的情况作一比较时，他直接采用了别人在不同仪器上得到的轻氢数据。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这是由于他计划里没有剩余时间重复那部分的实验，而且反正也不会有新的结果——。于是，由于他们太急着要取得新数据，以取得更多的资助，让实验能继续下去，他们却很可能毁坏了实验的价值本身；而这才应该是原先的目的。很多时候，那里的实验家没法按照科学品德的要求来进行研究！
　　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心理学的实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曾经有很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结论。但在一九三七年，一位名为杨格（Young）的人进行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弄了个迷宫，里面有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有许多门。老鼠从这边的门走进来，而在另一边的门后是食物。他想看看能不能训练老鼠从第三道门走进去——不管原本他让老鼠从那个门走起。他发现办不到；老鼠立刻会走到原先找到食物的门。
　　那么问题是，由于走廊造得很精美，每个门看来也一样，老鼠到底是怎样认出先前到过的门？很显然这道门有点不同！于是他把门重新漆过，让每道门看来都一样。但那些老鼠还是认得最初走过的门。接着他猜想也许是食物的味道，于是每次老鼠走完一次之后，他便用化学物品把迷宫的气味改变，它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门那里。他再想到，老鼠可能依靠实验室里的灯光或布置来判断方向，像人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但结果还是一样。
　　终于他发现，它们是靠着在路面走过时发出的声音来辨认路径的，而唯一的方法是在走廊内铺上细砂。于是他追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直到把老鼠都难倒，最后全都要学习如何走到第三个门内。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项因素，小老鼠全都知道的。
　　从科学观点来看，那是个第一流的实验。这个实验使得老鼠走迷宫之类的实验有价值，因为它揭开了老鼠真正在利用的条件——不是你猜它在用的条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要改变那些条件，要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及进行老鼠走迷宫的实验。
　　我追踪了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我发现在杨格之后的类似实验，全都没有再提到这个实验。他们从来没有在迷宫里铺上细砂或者是小心执行实验。他们走回头路，让老鼠像从前般走迷宫，全然没有注意杨格所作的伟大发现。
　　他们之所以没提起杨格的论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但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你必须先做的准备，否则你休想能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草包族科学通常就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实验。
　　另一个例子是超能力的实验了。就像很多人提出过的批评一样——甚至他们本身也提出过——他们改进其技巧，使得效应愈来愈少，终于全无效应了。所有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可以重复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而得到同样的效应），甚至只要求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便好了。于是他们试验了一百万只老鼠——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人——做了很多实验，取得某些统计数字，但下一次再试时，他们又没法获得那些现象了。现在甚至有人会说，期望超能力实验可以重复是种细微末节的要求。这就是科学了吗？
　　这个人原本是“超自然心理学院”的院长，而当他作退休演说时，他谈到设立新的机构，他更告诉其他人，下一步是大家应该挑选那些已明显有超能力的学生来训练，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却只偶然有超能力效应出现的学生。我认为这种教育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只教学生如何得到某些结果，而不是如何固守科学品德、进行实验。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
　　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