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困顿中的艰难求索(2)
1925年的国大党年会于12月26日在康坡举行。会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为下年度的主席，获得当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荣任主席，是光荣，也是权利。
由于长年奔波劳苦，甘地的身体状况很差。康坡大会后，甘地决定遵医嘱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这期间，他除给《青年印度》撰稿外，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写成《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又开始旅行演讲。这次旅行历时一年，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 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又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着重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
这次旅行，甘地总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欢迎会，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给甘地，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亲，甘地笑着点头。第二天，甘地出 席又一次演讲会时，听众中便有人问他，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我的母亲，对她或者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错 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 护士、厨子，为我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个谅解，就是我 享荣誉，她服劳役。”
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从欧洲回国的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 等。甘地出席了国大党公开会议，但他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自从自治派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采用的一贯立场。甘地虽然认为尼赫鲁的方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 幻想，但他暂时未作公开批评和反对，尼赫鲁的议案一个个都获通过。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不久，出席了在此开幕的国际基督教团契会。在这次各国代表云集的大会上，甘地发表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有宗教都有缺点；对所有宗教应一视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学院为其第3子拉摩达斯举行婚礼。婚礼移风易俗，堪称典范。婚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共同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同心同 德。婚礼上没有音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贺礼是新娘母亲送的一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新娘身着白色*土布服，面对一堆篝火，携手共诵圣诗， 聆听长辈教侮。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甘地在为这对新人祝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是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民族运动已走出低潮而日趋活跃。无论是在产业工人、农民、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抑或一般知识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斗争性*，罢工斗争已成为经常现象。
农民运动也起来了，佃农集会抗议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在古吉拉特，zheng府与农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原因是zheng府企图提高税收。萨达尔、瓦拉拜、帕迭尔领导的巴多里坚持真理运动，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变成了印度农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青年运动的发展，到处都成立了青年团，青年会议开始讨论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它们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这一切变化预示着新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
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西门调查团由英国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组成，其使命是前来印度调查研究英国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议。调查团准备从孟买到德里经加尔各答赴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尔。
调有团没有吸收任何一个印度社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明显有背民族自决原则的代表团的前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
2月3日，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时，人民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见这阵势，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 里，在这里等着他们的也是一片抗议之声。这帮人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宛如惊弓之鸟，只能经常呆在旅馆里。
警察为挽回面子，拼命挥舞屠刀。国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开枪镇压时临危不惧，竟被殴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 也使各党各派重归于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影响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发展，有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苏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对群众用苏俄式的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他在《青年印度》上称：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 财产制。这是将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 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 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1928年5月，一个与西门调查团针锋相对的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老尼赫鲁牵头，印度社会各党各派（如国大党、自由主义联盟、穆斯林联 盟等）代表组成，旨在回击那些认为印度领袖自己提不出一套宪制方针，需由英国代劳的论调。它力图制定出一个能满足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7 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很快提出一个草案，主张采取全民普选制，成立印联zheng府，在大英帝国之内获得自治。这个报告的温和性*质很合甘地心意，他说：“我敢建议此 一报告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处处站得稳。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大家对这份报告，再增加一点耐心，一点互重，一点互信，一点迁就。”报告经8月所举行的国大党 工作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又送交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全委会讨论。这次全委会上，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种不同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相左。尼赫鲁极力反 对委员会所起草的方案，老尼赫鲁则坚持。甘地采取折衷步骤，他提出，“如果本报告所拟宪法，不能在1930年12月31日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则国大党将 不受该草案约束，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劝大家完全接受这一报告。他说，“我并非对你们的目标浇冷水，独立之火在我心中烧燃，烧热的程度并不低于国内 任何一个人，但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也许我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那时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话，而将我抛弃，但现在我还要为国家贡献余力。”
甘地的提议也遭到以尼赫鲁、鲍斯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反对的关键在自治领地位问题。他们认为如不脱离与英国的关系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面对国大党领导层陷入重大分歧，甘地只得进一步让步，他答应将英国接受宪法的限期由2年改为1年，同时准许独立派以国大党的名义宣布独立。尼赫鲁等人 仍不满足，主张现在就该宣布独立，甘地非常生气而予以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可以嘴里高唱独立，……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是一味空喊毫无意义。如果你们 不履行诺言，哪里会有独立。独立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而不是舞文弄墨可以办到的。”最后，大会通过了甘地的提案。
国大党全代会后，赞成自治领地位的国大党积极支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而对温和派立场不满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城市里组成“独立大同盟”。在许多省份，独立大同盟还与当地的工农党进行了合作。
1928年12月，国大党全代会闭幕后，甘地加紧发动倡导抵制洋货与推行土布运动。1929年1月1日，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的开幕 式。他规定凡购买土布满2卢比的顾客，均可参加观礼，每一发|票上均由甘地亲自签字。这一着很见效，当时就卖掉了价值5000卢比的土布。甘地还规定，以后 全国各地出售的土布，都必须盖上全印土布协会的图章，并且标明价格。
正在这时，真理学院发生了几件“丑闻”，使甘地急忙从加尔各答返回学院。所谓丑闻实际上是几起违反院规的事。一个是甘地的侄儿挪用公款和违反院规，私 自储蓄了1万卢比；二是甘地夫人接收了各地朋友送给她的约200卢比的礼物和4卢比的私人捐款；三是修道院内一寡妇与一位孤儿院里长大而来校内定居的男子 发生暧昧关系。甘地责令院方严肃惩处，而且他本人亦为学院中发生的“罪恶”引咎自责。他还在《斯瓦拉吉》杂志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对外宣布 了全部事件始末，以此警醒世人。
1929年6月，甘地从报上得知他已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的候选人，他立即拒绝此项提名，而推荐尼赫鲁。他的理由是自己的思想已赶不上所发生的形势，他与年轻一代存在距离，在工作中应主动让贤退居后位。
虽然甘地已拒绝提名，但在各地选举中，仍有10个省提名甘地，另有3个省分别提名帕迭尔与尼赫鲁。9月，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临时会议，甘地一定要 尼赫鲁出任主席，大会接受。甘地对这位久经铁窗考验的年轻人推崇备至，态度极为诚恳。他说，“有人担心，权力由老一辈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里，这不是好现 象，我不担心。应该担忧的倒是，像我这种麻痹状态的人还要握权，那才是可怕的现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曾私下问过他是否挑得起这付重担。他的答复是 ‘既然是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畏缩’。就勇气来说，他是足够的，难道我们担心他不爱国吗？有人指他太激动，可是在现在的时候，这种个性*是需要的。如果他富 有战士般的冲动，他也不缺乏政治家的谨慎。由于爱护纪律，他虽在最尴尬的时候，仍能表现出他的自制。无疑，他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影响的最具远见的人。可是他 在关键之处，仍能谦虚、实际，并不冒进。他纯洁如水晶，真实而不容置疑，他是仁侠的骑士，在他手里，国家是安全的。”
西门调查团遭致印度举国一致的抵抗，说明英国的计划如不顾及印度民意，一意孤行，必遭破产。因而调查团回国后便建议工党首相麦克唐纳邀请英属印度和印 度各土邦代表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再作打算。这个建议为英国zheng府接受。欧文总督根据这一动向和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形势，于1929年10月31日赶在国 大党年会之前匆忙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他准备举行圆桌会议，以便能就印度宪制问题形成具体建议，提供国会讨论。同时声称“zheng府认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 的印度宪治地位乃是自治领”。
总督的声明发布后，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了“领袖会议”。会议通过一项联合宣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条件是拟议中的圆桌会议的所有讨论应以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为基础。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方面，国大党应占优势。
欧文总督在印度所发表的声明，引起英国国内轩然大波。麦克唐纳首相随即发布声明予以澄清。他说这并不是表示英国zheng府政策改变，也不是加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
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德里的会谈照常进行，但是此时欧文总督的口气也改变了，会谈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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