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办民用企业(3)

李鸿章创设的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权侵害商利，压抑了民族资本的生机。掌握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大权的“官”，通过贪污盗窃、挪用资金联锁投资、廉价收购股票等各种方式侵吞私人资本，聚集官僚资本。盛宣怀就是这类“官”的典型。他由一个“空心大老”而攀附权贵，在李鸿章提携下，历任署理天津海关道、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等要职，充当李鸿章的洋务总管，“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一己”，成为“财势两足，心敏手辣”的早期官僚资本家。他这个“官”愈富，“而商人愈困矣”。官督商办企业由于“经理归官”，入股商人所能遇到的不是“利之无几”的局面，就是“股本耗折”的悲剧，致使“人皆怨悔，深以为惩”。正因为“官”愈富、商人“愈困”和“怨悔”，所以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就出现了新的动向：有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开始向民族资本家转化，发展私人企业，但他们发展私人企业的资金往往不是来自官督商办企业的积累；而原先某些附股官督商办企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有意挣脱官督商办羁绊，发展私人企业，但因“股本亏尽”而力不从心。这种趋势并非是民族资本必须经过官督商办的标志，而是官智商办破产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