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失足”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 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 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呆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划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 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 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消。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 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４８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zheng府是围着休根 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从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２月１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 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 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４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 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 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 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 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 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 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zheng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 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 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 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 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 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 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 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 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 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zheng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 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 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６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zheng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２月中旬，戈林对普 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 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 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７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zheng府屈服。与此同时，共| 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２月２１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 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 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２月２４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 的起义计划。２月２６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 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３宗企图向zheng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２４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４ 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 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zheng府大楼 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３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２月２７日——带上４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 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 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９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２楼阳台。
晚９时３０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 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１０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 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 ——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 ——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 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 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 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２０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 “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 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 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 产|党控制了欧洲，６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 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 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 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 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 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ｎｅｒ（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 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 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 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１１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 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 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２０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 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１００磅引火材料改成１０００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 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１０个甚至２０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 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 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Ｇ．（”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 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 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 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 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 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 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zheng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 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 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 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 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 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 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 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 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３０００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 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 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３月２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 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 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 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 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 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 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 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 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３月３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 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 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 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 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２５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 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１０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 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１００万马克（约值２５万美 元），Ｉ·Ｇ·法本的代表认捐了４０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３００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 广场上架起喇叭。新zheng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 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zheng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４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 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 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 犹太人喷火，讲演４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 而且还支持他的新zheng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４３．９％，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 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３月９日中午，在身穿冲 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１９１９ 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 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１９２３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 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 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１９２４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 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 坦卫戍区敬堂作为３月２１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３月２１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 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 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zheng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 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 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