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片绿叶
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如今姐姐14岁，妹妹12岁，互相不见已经5 年。姐姐跟着母亲，妹妹跟着父亲，相隔几千里远。父母离了婚，法律不承认感情，便把姐妹俩也分开。暑假里，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还想念母亲，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有的是勇气和魄力，也有办法。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声色*不露，神鬼不觉。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暑假将尽。去火车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说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东西，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到了车站，进了站台，上了火车，一切都顺利。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火车要开时心慌了，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于是露了马脚，被拉扯着下了车。姐姐急得在车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妹妹在车下哭。
车开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说得母亲黯然无语。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个母亲。
孩子怨母亲，这太好理解。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闲时，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体；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或环境中），这与“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类似，全在乎上帝的态度；最后一条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的挫折，以免活得发傻。有了这五条，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当然，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一条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学，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这明显是个好兆头。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就是儿艺的前身。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潮）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事先每只“鸽子”都激动得不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单等首长签名留念。世上象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她被严恭、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拍摄《祖国的花朵》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队委员高佳云。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曲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是公认的：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一首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首悠远、辛酸，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不必象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确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宠儿。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无一不是漂亮的。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当然一定要美。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从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100 米蛙泳的市纪录。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看来“福无双至”一语不绝准确，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
1956年，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建校已有100 多年，以前叫贝满女中。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完全能想象得出：红领巾飘飘扬扬（红旗的一角），五指并拢高举头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但心中定是沸腾，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似乎也不好），热泪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彩车开得太快。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柳青说：“一种极高的荣誉感，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全部课程都是五分。 ”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却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以便符合第二条，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
柳青很小，父亲就离开了她们。柳青跟着母亲长大。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条）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的重要，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屡有发生。所以请注意：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与文凭、学位和职称，是分明的两码事。文化素养是什么？此文要求一万多字，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讲一件事，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两家人住隔壁。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柳青说，“一做准是五件，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与“报告文学”
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象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15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1958年5 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 9 岁，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窦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zheng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不知怎么讲），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6 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5 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 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 ”
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地“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1978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1979年5 月——8 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1980年4 月——11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
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总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 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
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象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 ”，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活。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又见到柳青时，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依然是风一般地来，又风一般地去。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发现不必。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作证》和《黄山吟》。
《作证》是她为编写《忠诚的战士》，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这儿是贺龙的故乡，是老革命根据地。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级别约在局级以上。“四人帮”肆虐横行时期，他离开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并悄悄地住下来。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既无喧天的锣鼓，又无动地之炮仗，两人住在茅屋里，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便是织女又降凡间。众人都羡慕，也都感动，又都惊讶，便有了种种猜测。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到底来与她团圆了。众说纷坛，但都相信：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老根据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纯净善良，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这故事打动，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就想去见见他们，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剧本《作证》所根据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
《黄山吟》，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热爱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然而现在，他寻遍，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深谷、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他们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来顺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隶，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萦绕于山头，俯视人间，不忍离去。
柳青说，“人的生活不够美，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在艺术中创造美、实现美。”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中国多流言，因为中国人少流动，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瘫痪”在一处。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又加了夸张与变形，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性*教育又极缺乏，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包括结婚和离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 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畅销，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据说是一见钟情。双方的功课都好，双方的理想都高，双方的思想都进步，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读者想知，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把精采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想必读者已有所料：象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否则成何世道？想得真对极了。1966年夏天，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亲是右派，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其事业的前途法定黯淡。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类似的事发生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就这样，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是与革命、人民、主义等字眼划等号的。柳青没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并不感到意外。当我刚和他作朋友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陽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车开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说得母亲黯然无语。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个母亲。
孩子怨母亲，这太好理解。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闲时，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体；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或环境中），这与“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类似，全在乎上帝的态度；最后一条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的挫折，以免活得发傻。有了这五条，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当然，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一条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学，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这明显是个好兆头。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就是儿艺的前身。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潮）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事先每只“鸽子”都激动得不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单等首长签名留念。世上象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她被严恭、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拍摄《祖国的花朵》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队委员高佳云。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曲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是公认的：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一首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首悠远、辛酸，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不必象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确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宠儿。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无一不是漂亮的。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当然一定要美。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从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100 米蛙泳的市纪录。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看来“福无双至”一语不绝准确，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
1956年，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建校已有100 多年，以前叫贝满女中。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完全能想象得出：红领巾飘飘扬扬（红旗的一角），五指并拢高举头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但心中定是沸腾，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似乎也不好），热泪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彩车开得太快。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柳青说：“一种极高的荣誉感，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全部课程都是五分。 ”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却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以便符合第二条，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
柳青很小，父亲就离开了她们。柳青跟着母亲长大。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条）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的重要，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屡有发生。所以请注意：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与文凭、学位和职称，是分明的两码事。文化素养是什么？此文要求一万多字，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讲一件事，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两家人住隔壁。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柳青说，“一做准是五件，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与“报告文学”
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象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15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1958年5 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 9 岁，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窦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zheng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不知怎么讲），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6 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5 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 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 ”
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地“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1978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1979年5 月——8 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1980年4 月——11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
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总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 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
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象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 ”，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活。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又见到柳青时，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依然是风一般地来，又风一般地去。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发现不必。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作证》和《黄山吟》。
《作证》是她为编写《忠诚的战士》，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这儿是贺龙的故乡，是老革命根据地。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级别约在局级以上。“四人帮”肆虐横行时期，他离开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并悄悄地住下来。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既无喧天的锣鼓，又无动地之炮仗，两人住在茅屋里，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便是织女又降凡间。众人都羡慕，也都感动，又都惊讶，便有了种种猜测。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到底来与她团圆了。众说纷坛，但都相信：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老根据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纯净善良，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这故事打动，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就想去见见他们，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剧本《作证》所根据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
《黄山吟》，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热爱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然而现在，他寻遍，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深谷、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他们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来顺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隶，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萦绕于山头，俯视人间，不忍离去。
柳青说，“人的生活不够美，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在艺术中创造美、实现美。”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中国多流言，因为中国人少流动，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瘫痪”在一处。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又加了夸张与变形，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性*教育又极缺乏，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包括结婚和离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 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畅销，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据说是一见钟情。双方的功课都好，双方的理想都高，双方的思想都进步，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读者想知，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把精采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想必读者已有所料：象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否则成何世道？想得真对极了。1966年夏天，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亲是右派，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其事业的前途法定黯淡。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类似的事发生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就这样，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是与革命、人民、主义等字眼划等号的。柳青没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并不感到意外。当我刚和他作朋友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陽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微信扫码关注
随时手机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