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穷和大方

我和路遥是好朋友，有长达30年的交情。可以说“从小一块耍大的”。我们相识于1963年，那年他13岁，我10岁。我们都喜欢文学，因此，交往比一般同学和儿时的伙伴更多。从认识那天起，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到他不幸早逝。

路遥很穷，可又很大方，但不是“穷大方”。我说他穷，不是指他未参加工作之前，而是指他参加工作之后，在全国声名大振之后；不是和我比，不是和我认识的其他名家比，而是和一般的双职工家庭比。他穷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挣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

路遥的工资不高，具体多少我记不清，只记得我在青海那年，他的工资比我的还低。1991 年底，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有一点津贴，但也很有限，国家的津贴好像是每月100 元，省上的他没说过，估计不会更多。那么路遥的稿费多吗？据我所知，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笑。别的不说，光说他在全国获奖作品的稿费：《惊心动魄的一幕》500 元，《人生》1300 元，而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最多也不过是三万元（每千字30 元）。这些都是路遥告诉我的，时间长了也许记得不太准确。但有一宗稿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报酬。

1989 年的一天，我去找他，他说：“今天不能坐在家里‘拉话’，得去一回第四军医大学招待所，你若不忙，和我一块去，咱们边走边‘拉’。”

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和中央电视台《平凡的世界》剧组见面。见了后，对方没说多少话，只是给了路遥一个信封，说：“这是你的著作权报酬”。路遥自己没接，示意我收起来。离开那里后，我们到一个饭店里吃饭，拿出来一数，总共680 元。我说：“就这一点？”他只是苦笑。

路遥虽穷，但却出奇地大方，大方得让人意外。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且不肯“量入为出”，抽的都是好烟。他喜欢喝咖啡，至少从1982年开始就喝那种“三合一”的袋装咖啡。

1982 年开春，我参加省上的一个会议。具体是什么会议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止园饭店召开，路遥也在会议上。会议上的伙食很不错，但路遥却不满意，放着现成早餐不吃，硬拉了我到一家咖啡店吃西式早点。那时候这种咖啡店很少，属于高消费，两个人吃一顿早点得花近10 元钱。我那时每月工资只有44.92 元，虽然不用我出钱，但看着也着急，吃一顿罗嗦一场，劝他：“不要耍这个‘洋把戏’了。”

他不但不听，还笑我“球貌鬼态”，说：“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种格外的张扬来抵消格外的自卑。”
  路遥虽然缺钱，但骨子里却看不起钱，羞于说钱。我和他朋友几十年，他只有两次提到钱。一次在1988 年前后，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有要紧事商量。我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总以为他又发现什么好书了，放下课本飞奔过去。

去了才知道他不是给介绍好书，而是想和我一块做生意。他有一朋友是飞行员，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记一店铺，和他合伙做这生意。

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好生意，对我来说是最保险的生意；但当时的我却断然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反而认为他小看我，反问他说：“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吗？”他无奈地看着我，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 年，有一天，他对我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我正给西影短片部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政府，这个县的副县长吕阳平和我关系很好，我就把这事告诉了他。

吕阳平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县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如果路遥能写写这个人，对他们县的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

我把这个情况给路遥一说，他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和他一块去。当时我正忙得要死，很难抽出时间来；但他这样说，我只好同意，于是就准备出发。

谁料我和西乡方面联系好，把车票买好，准备出发时，他又不愿意去了，“觉得别扭”。我一下子着急了，连劝带逼才把他领到西乡。

西乡县的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县长刘维隆天天陪我们吃饭，副县长吕阳平几乎全程和我们一块采访。采访很顺利地完成了，只差稿子了。谁知路遥又后悔了，不写了，要我写。当时我正在陕北拍一个电视专题片，哪里有工夫？再说，人家是冲着路遥的名气来的，我写了未必能交差，我向吕阳平说了实情，这事才算不了了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路遥当时非常需要钱，但“更非常”爱面子，真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