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之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出土了一枚黄金印，蛇钮，印文为“滇王之印”。同为诸侯王的玺印，为什么有的称“玺”，如“淮一陽一王玺”、“广陵王玺”，而滇王的玺印却称“印”？有的是玉质的，有的却是黄金的？有的是骆驼钮，滇王印却为蛇钮？有学者认为，“滇王之印”是滇王自刻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汉武帝颁赐的。

1955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枚黄金印，2.4厘米见方，印身高0.7厘米，钮高1.3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蛇钮，蛇头高昂，蛇背刻有鳞纹。印文为“滇王之印”。小小的黄金印，可也是一件珍宝。同为诸侯的玺印，为什么有的称“玺”，如“淮一陽一王玺”、“广陵王玺”，而滇王的玺印却称“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滇王之印”是滇王自刻的，有的学者认为是汉武帝颁赐的。于是产生了“滇王之印”的谜。提起“滇”，人们都知道昆明湖也称滇湖，云南省也因滇湖而简称滇。而滇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个同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有关的故事。汉武帝曾派将军唐蒙出使西南地区，去处理西南夷的各种事务，了解那里的情况，以便把西南地区纳入汉朝的版图。当时把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可是作为武将的唐蒙却一味地采取军事行为，强迫当地的人民交纳粮食和西南地区的物产，强令人们把那些物产运到长安。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使那里的人民怨声载道，有的部落首领提出抗议，唐蒙就把那些首领斩首示众。唐蒙将军的这些行为激化了汉朝同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矛盾。汉武帝十分生气，很想让那里的人民知道，唐蒙的做法并非汉武帝的本意。于是决定挑选一位善于辞令，又熟悉西南地区情况的官员去宣告汉武帝的旨意。当时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堪当此任。

出生于蜀地的司马相如当然熟悉西南的情况，虽然有些口吃，但宣读文告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他善于辞赋文章，思维敏捷，足以调解那里的矛盾。于是司马相如接受了武帝的任命，代表朝廷出使西南地区。相如写了一篇檄文，在巴蜀各地宣读、张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篇檄文不是战书，而是一篇通告文书：首先宣扬了汉朝的王威；接着解释了汉武帝通西南的本意，而唐将军的做法“皆非陛下之意也”；最后劝告西南各族首领要接受汉朝的封土授爵，“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至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这篇檄文成了名作。司马相如在初使西南成功后，又建议武帝暂缓修建通向滇地的道路，以避免在短期内动用过分多的劳力和财力。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成功，不仅为以后西汉朝廷征服西南夷打下了基础，而且也改善了他同岳父母的关系。众所周知，卓王孙因其爱女文君私奔而痛恨相如，断绝了同女儿女婿的来往。现在卓王孙见女婿出息了，女儿有了依靠，为女儿长久的幸福计，卓王孙就分给文君很多财产，同她的兄弟们相等。本来相如同文君的婚姻属于封建社会少有的自由恋爱的结果，可是伤了同长辈的感情。现在怡然冰释，岂不是同西南夷有一定的关系。

在一段时间内，司马相如数次从巴蜀向南出使，又适时建议武帝修建通往滇地的道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攻打西南夷，在征服了几个部落后兵临滇地。识时务的滇王采取不抵抗政策。汉武帝也早已了解到滇王是个善良的人，也就不用武力强攻。年迈多病的滇王不久就去世了，滇地的人民都愿意归顺汉朝。武帝在确立了新的滇王后，“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让滇王继续统治滇地的民众。接着连所有的西南民族都归顺了汉朝。在诸多西南夷之中，滇地最小，民众最少，可是武帝最宠信的却是滇王，因此向他颁发了象征权力的玺印。现在我们回到有关晋宁县出土的“滇王之印”的迷惑上来。晋宁古属滇地。按理说在滇地的汉墓中出土的“滇王之印”，再加上《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王之印”为西汉朝廷所颁赐，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滇王之印”就是汉武帝所赐之印。可是问题就出在它有些不合汉代官印制度的地方。东汉应劭所写专记汉代职官的著作《汉官仪》说：“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刻云‘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刻云‘某侯之印’。”因此也有的学者根据这一明确的记载提出怀疑，认为是滇王自己铸造的，理由是：其一，滇王既然是汉朝所封的诸侯王，其所用玺印若为汉武帝所赐，当为“滇王之玺”，即应该称“玺”而不称“印”，而所出土的“滇王之印”称“王”又称“印”；其二，诸侯王玺应该是橐驼钮，而不应该是蛇钮；其三，汉武帝时期所制官印的质量都很高，印面文字规整，笔画粗细一致，而“滇王之印”的文字书写稚嫩，刻工粗劣。这三个理由也足以说明“滇王之印”并非汉武帝所颁了。

以上三个理由看似充分，不过，读者还可以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例外：

一、虽然《汉官仪》对官印制度有明确的记载，是否可以发生例外，比如滇王的地位在诸侯王与列侯之间，故其名号为王，其官印文字则称“印”；二、如果存在这一例外，也就容易理解其印钮为蛇钮的疑问了，可以因为其地多蛇，其俗信蛇，故其印钮为蛇；三、即使“滇王之印”为武帝所赐，是否存在其印并非朝廷的制印官所制，而由临近滇地的益州郡或黔中郡的制印官代制的可能？故其书法稚嫩，刻工不甚一精一良。可是这三个例外能否得到有关资料的证实呢？